《椰风蕉雨话南洋》
陶恒生
目录
椰风蕉雨话南洋之七
美国来去匆匆
陶恒生
新大陆新工作
我们带了若蕙、若昭两女，搭乘比利时航空公司班机从吉隆坡飞布鲁赛尔，再转机西渡大西洋，十六日下午降落纽约拉瓜地机场，顺利通关进入美国。我们住进纽约希尔顿饭店，安顿好后即在附近找到一家广东饭馆吃晚饭，然后回房休息。第二天上午参加一个观光团作市区半日游，走马看花参观几处纽约重点，如自由神像、百老汇、第五大道、中国城等。第三天下午飞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飞机飞临亚城上空时，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光，只见地面远处大片大片的住宅区，房屋排列整齐，灯火闪耀若星；近处则马路街道棋布，汽车头灯低照，徐徐顺序而行，好不安宁幽静。心想我们即将在这个当年作为「乱世佳人」故事背景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不禁兴奋向往不已。俄顷，飞机降落，旅客鱼贯下机，波利修士公司的事务员泰迪在机门迎接，照料行李。泰迪驱车载我们全家至公司临时公寓住下。第二天一早，我去公司报到。
美国波利修士公司共有员工一百多人，负责美洲市场的水泥厂规划、设计、销售与售后服务。西德总公司则提供必要的技术咨询与专业支持。公司设总经理一人，副总经理二人，总工程师一人，下设工程、设计、业务及采购四个部门。如前所述，我就任工程部总监。我的工作包括﹕检讨规划设计、参与业主谈判、编撰操作手册、运转中工厂之效率检查和技术服务…等等。我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左隔壁是合约管理师罗丝（Rose Sanders）女士，右边是设计部大绘图室。由于责任范围甚广，又经常出差，工作异常忙碌。我常下班带工作回家，几本操作手册的初稿差不多都是在家中完成的，总经理康瑞生有一次在会议上笑称我为Professional Writer（职业作家）。
我上班第三天就出差加拿大温哥华，由计划经理约翰曼（John Mann）陪同。约翰是澳洲移民，水泥经验不多，但工作极为认真。他负责温哥华「内陆水泥公司」（Inland Cement）三千吨级新厂的监造。温哥华七月间昼长夜短，风和日丽，正是工程赶工的好时光。无奈加拿大人喜欢享受，工人们下午四时半准时下班，玩儿去也。约翰告诉我，加拿大年轻人的第一梦想是汽车，第二是游艇，第三是房子，娶妻生子排名甚后。老板要求工人加班，多给加班费，工人认为划不来，因为收入多了要多缴税，净得不多，不如趁天气好多玩玩，加拿大西部一年只有四个月好天气，用来做工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久后又出差到宾夕尼亚州阿仑镇（Allen
Town）的老厂「大力士水泥厂」（Hercules Cement）及新厂「柯普雷水泥厂」（Coplay Cement）。前者有一套波利修士的旧式克虏伯悬浮式旋窑，正由波利修士改装更新中；后者是由法国「法兰西水泥公司」（Ciments Francais）投资兴建的三千二百吨级新厂，其设计完全是该公司法国柯福（Couvrot）本厂的翻版，因此用了许多法国设备，监工工程师清一色是法国派来的。他们不太通英语，又对自己的设计非常自负，轻视美制设备，安装时不听厂商指导，甚至放弃原厂商负有义务的性能测试，一切都自己来，真是很难沟通。这个厂后来开工试车时出了许多状况，由于业主与厂商之间权利义务归属纠缠不清，拖了很久才勉强解决。
我在阿仑镇有意外收获，原来世界有名的水泥机械制造厂富勒公司（Fuller Company）的总部在这里。我联络上前台湾水泥公司的资深工程师江定一、曹守敬、陈继良三兄，他们都在富勒公司担任资深计划工程师，负责设计建造大型水泥厂。他乡遇故知，他们的热情招待和照顾，至今难忘。定一兄曾任台泥最大水泥厂高雄厂的厂长，后调任总公司业务部经理，因表现优异，为董事长辜振甫亲点为机要秘书，我每次回台拜见辜公都由他安排会面；守敬兄是台泥制程及品管专才，马来西亚大石水泥公司创办之初，总经理李良荣将军向台泥求才，辜董事长特别借调他来大石任总工程师，参与建厂筹划工作，直到开工之后才回台泥，因此我和他忝有同事之谊；继良兄在台泥时负责几个扩建工程，表现杰出，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一九六九年我想离马回台，公司要我推荐一位视界宽阔、经验丰富的继任人选，我就曾推荐继良兄，且亲往香港冒昧催驾（他那时是香港水泥公司经理），后来因为台泥总公司不肯放人而作罢。水泥界有人说：江、陈、曹三人加入富勒，陈炳森久任亚力士强北（Allis Chalmers）日本分公司总经理，陶恒生加入波利修士，也算是一种「技术输出」。
第三个出差地点是佛罗里达州清水镇（Clear
Water）的「佛罗里达工矿材料公司」（Florida Mining and Materials
Corporation），此厂有两套日产一千五百吨的波利修士悬浮式旋窑。当时有十几位印尼泗水格里西克水泥厂（Simen
Gresik）的工程师正在厂中实习，我们一见如故。我白天为他们讲习及实习操作，下班后带他们到处吃馆子，他们都是回教徒，因此吃西餐比较多。我去此厂多次，指导改进冷却机操作以提高二次空气的温度。这原是很普通的理论，相信国内同行都熟悉，无奈美国旋窑烧手们有些似是而非的奇怪理论，妨碍了他们的进步。
其他出差地点包括德州、加州、纽约州几间工厂。出差的模式，千篇一律。订机票、定旅馆，租车，到达目的地机场在租车柜台拿张地图，取得汽车后，便开始按图索骥，边开车边找路，直奔工厂。若是天色已晚，则先到旅馆住下，明日再去。白天工作时间过得快，傍晚回到旅馆就非常寂寞无聊。旅馆有好有坏，穷乡僻壤的小汽车旅馆设备简陋，过客都是推销员、卡车司机、或与我一样身分的厂商代表（很可能属于竞争的一方），鲜有谈话的对象。有一晚我躺在床上看电视，起身把电视机转动稍许调整角度，电话铃声即刻响起，「要帮忙吗？」原来电视机上装有传感器，防止房客偷窃。有的旅馆干脆用铁链把电视机锁住，看你搬不搬得走。汽车旅馆房门对外，汽车停在门口。一个寒冬夜晚，我住入阿仑镇的假日饭店（这是比较高级的），翌日清晨打开房门走向汽车，没注意地上的薄冰，一个踉跄滑了一跤，伤了伸出去的右手腕，害得我几天不能写字（一年后我在印尼又跌一跤，跌倒的那一瞬间竟想到换一只手，于是左手腕应声而断，这是后话）。
我在美国各处出差有个感觉：很少有人请我吃饭。有些工厂远在郊外，附近没有合适的餐馆，中午得驾车一、二十哩找快餐店吃汉堡饱果腹。我第一次去清水镇水泥厂，跟厂长谈事情到中午，他忽然从抽屉里拿出装三明治的纸盒，说午餐时间到了，下午再谈罢。我完全没有准备，只好到员工更衣室，从贩卖机上买一块硬糖饼和一罐可乐充饥。宾州的那家老厂比较有人情味，我第一次访问时，厂长请我到餐馆吃过一顿午饭，我猜想东部的美国人还留存了一些欧洲遗风。想当年我在马来西亚怡保近郊的大石水泥公司当厂长，远道而来的访客，不论是供货商代表，或是素昧平生的推销员，如果谈工作到了午饭时间，我一定会为他们安排午餐，或在工厂餐厅吃快餐、或外出上小馆，绝对不会丢下他们不管的。我一九六三年去德国实习四个月，访问过十多间工厂，没有一间不招待我吃饭的。此话似乎离题太远，就此打住。
我们在离公司约五哩路的住宅区找到一所房屋，四房两厅加地下室，后面草坪斜坡尽头有一条小溪，环境甚为幽雅，左右邻居都是上班族，相当友善。草坪三面装上细铁丝围墙，两只远渡重洋的土狗，也过得十分惬意。此屋的前任主人是加拿大藉的职业冰球手，因上季球赛受伤被球队解雇，不得不削价卖屋回国，我们接下他的银行贷款，利率较市面略低，算是占了一些小便宜。但是这些便宜到底值不值得，那时完全没有概念，直到十年后接触到密宗黑教再传人林云大师的风水论，才恍然明白当时犯了第一条大忌：「前手不好」。想想看，住进一栋刚刚搬走的既受伤又被解雇的人的房子，我们接下来的「气」是好是坏，不待印证风水就知道好不到哪里去了。
公司里唯一的华藉同事曾鸿民，台湾来美就读乔治亚理工学院，毕业后进公司已有三年，他在设计部担任设计工程师，是公司数一数二的化工计算人才。曾兄给我们很大的帮忙，除了为我指点办公室文化及同事们的个性外，我们初到时，几乎每个周末两夫妇都来带我们出去购物或熟悉环境。我们的家具家电，大都是在他们带领之下选购的。他劝我们家具不必买得太好，因为它们的折旧率甚高，结果我们没听劝告，一年后离美时损失了六成之多。乔治亚理工学院机械系教授吴镇远博士，是我台大老同学及南开校友，他在亚特兰大教书多年，地头熟悉、朋友众多，两夫妇经常周末来舍看望我们，给予许多协助。
我的表弟妹们
德顺的表弟张忠正，我们叫他「毛弟」，也毕业于乔治亚理工学院，他学土木工程，在一家大工程顾问公司工作，参与亚特兰大新机场的兴建工程。他说，新机场竣工后，将比目前全美最大的芝加哥机场更大更先进。毛弟的父亲是新闻界资深报人张明炜先生（一九零三～一九八一），他是我岳母的二哥，德顺的二舅。二舅和我的岳父刘光炎先生早年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岳父因而认识他的妹妹张梅君小姐，由恋爱结为夫妇。明炜二舅早年在北平创办〈英文北京导报〉，抗战军兴后担任中央日报长沙分社主任，其后历任重庆中央日报总经理、成都中央日报社长。抗战胜利赴北平，任北平华北日报社长，兼中央宣传部平津区特派员。三十七年十月底，父亲奉蒋总统召前往北平助理文书工作，曾由明炜先生代订北京饭店房间作会客之用，并给予协助。三十八年冬，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局部和平，明炜先生于北平陷共前夕，从围城中脱险到上海，后奉宣传部命前往香港筹办香港时报，事成后来台湾。由于戒严时期政府限制报纸数量，明炜先生乃转入广播界发展，创办农民广播电台（后并入正声广播电台）及台中民天广播电台，五十六年参与筹办中国电视公司，成立后膺选为董事、监察人。其后又参与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校长老报人成舍我先生）的筹建与教学。七十年因心脏病逝世。
我和张家表弟妹的关系是多重的。二舅的长子忠棣是重庆南开中学四八级同学，课外社团「星社」的社员，抗战胜利后考取北京大学，曾鼓励德顺也去北京，因北方时局不好，德顺决定留在南京读金陵女大。星社成员（只有二十五人）后来都受到严厉的政治审查，文革中遭到批斗、挨打，被诬为「特嫌」，其实参加星社的同学们都是当年对国民党失望，对共产党不了解，而高呼救国的热血青年。忠棣自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以后即音讯杳然，一九八零年侯伯宇同学（西北大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物理学「侯氏变换理论」创始人）赴美讲学时在纽约遇见忠棣的妹妹忠娟，她托他打听忠棣的下落，至今已二十年，同学们都还在到处找他。
忠琳表妹的先生王纪五（一九二七～一九九一），是重庆南开中学四四级学长，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台大政治系，后赴美国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学成归国后先在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任教，不久受聘为国家科学委员会专员，在国科会工作达二十年，历任副秘书长、国际合作组组长、处长、至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陈履安，常务副主委刘兆玄）。另外，他还曾兼任亚东关系协会理事，及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长。纪五的先尊是王世杰（雪艇）先生。
表弟张忠栋（一九三三～一九九九），三舅张明熙的长子，幼年在重庆常至刘家玩耍，晚上睡客厅，表兄姊们谑称他为「厅长」；长大后因为口才便给、辩论起来嘴巴既硬且翘，又得了个「鸭子」的外号。忠栋于台大历史系毕业后赴美专攻美国史，得博士学位后返国任台大历史系教授。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发生时，因为勇于为文批评时政，与自由派学者胡佛、杨国枢、李鸿禧三人同被保守派封为「四大毒草」。忠栋经历了台湾民主化最动荡的一段岁月，他以外省籍（原籍湖北）身分，为了政治改革，毅然退出国民党，加入民进党；后来又对民进党失望而再度退出，但退党之后仍然经常抱病为民进党友人助选，充分展现知识分子坚守原则、忠于朋友的执着性格。忠栋一生行事只问理想不计毁誉，自从加入民进党后，他的时论文章遭到媒体全面封杀，在台大校园中受到保守势力的排挤，他的太太林真真女士（财政部金融信息服务中心改制后的财金信息公司总经理）在忠栋去世后，竟有人责问她为何媒体刊出那么多正面的报导。忠栋有先见之明，临终前交代死后不发讣闻、不公祭、骨灰洒入台湾海峡。「鸭子」的读书人风骨，得到亲人与大众的钦敬。
大哥率团来访
九月中旬，泰来大哥率领罗东纸厂工程师五人来美考察，从洛杉矶赴东部途中，特趁周末来亚特兰大看望我们。我和德顺各驾一辆汽车直驶机场迎接，这是德顺第一次单独驾车上高速公路，一路不免紧张，幸好来回均平安无事。抵达当晚，我们请大家来舍晚饭，饭后聊天甚欢。第二天陪大伙儿逛街购物，离家约十哩有一个很大的购物中心，美国人叫Mall，里面有商店、餐馆、电影院、儿童游乐场等数百家，四角则是四家大型百货公司，外面的露天停车场可停汽车万辆以上，这里是我们周末消磨的好去处。大哥和他的部下每人买了一个电动开罐头器，及卡特总统大牙开瓶器。美国总统卡特的门牙特别大，美国人民爱故意夸张取笑他，商人灵机一动，做个约十公分高的总统头部模型，张口四颗大牙咬住瓶盖，一扳即开，销路极好。
九月底，我飞往德国杜赛朵夫参加每四年举行一次的「西德水泥制程技术大会」，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只是角色与心情大不相同。这次我是厂商代表之一，白天参加会议，晚上还得留守公司在大会旅馆租下的「招待室」（Hospitality Room），接待来访的水泥厂客人，为他们讲解公司产品性能及陪他们喝酒。韦伯博士是波利修士公司每次参会的领队，以前我属「甲方」，在会场见到我非常热情客气，如今我是他分公司的属下，差了几个层次，见面时虽然还是客气，却少了那么一点点亲切感，话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公司有一位德国总公司派来的总工程师冯西巴博士，四十出头，听说祖先是德国贵族。他理论欠通、经验有限，而且言语刻薄、态度骄傲，具有强烈的日耳曼民族优越感，常令周遭人们难以忍受。由于我也是「德国任命的」高级职员，又比他了解现场实际操作，偶尔说些他从未听过的经验之谈，他又气又嫉，乃对我「另眼相看」，常常趁我极忙的时候给我一些无聊的差事，扰乱我的工作计划，真是不胜其烦。美国同事之间都是称呼彼此小名的，唯有他要大家叫他博士，称姓而不可道名。同事们颇看不惯他的自大作风，我更是非常厌恶公司里这种德国式的阶级风气。
「跟着感觉走」
我因出差太多（譬如大年除夕我在宾州老厂研究窑内结圈问题），家庭生活全无计划（周末或节日前买好戏票临时赶不回来），清理案头工作周末要去公司加班，冯西巴又经常把我当成假想敌，常以言语令我难堪。我每遇挫折，「不如归去」之心油然而生。林文镜每隔几个礼拜一定会在星期六上午给我电话，问问我的工作，谈谈他的计划；久而久之，我开始向往起印尼的工作来了。几十年来我都在「甲方」工作，所有设计规划、机器选购、人员安排…，无不自己作主，鲜有受制于人的。当年我的顶头上司李良荣将军、杨建兴、陈永顺等人，都非常尊重我的意见，我的建议绝少被打回票。如今我身在「乙方」，却处处要听顾客的，他们不懂还得顺着，不管我有多远，见面时间由他们定，一个电话我就得坐飞机赶过去，害得我必须在汽车行李箱中放个小箱子，以备随时出差之用；再加上那位冯博士的嘴脸，我对美国公司的信心开始动摇。每次林文镜来电话，我的心情就要良久起伏不定。
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公司居然派我出差印尼泗水格里西克水泥厂。这家水泥厂用的是美国波利修士公司制造的两套年产五十万吨的旋窑。因为热效率不理想，业主要求派人去改进，我在那儿化了两天时间做了一次全套热测量，以便带回公司做热平衡计算。泗水工作完毕后，我去雅加达拜访林文镜。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旧话重提，问我是不是可以来印尼了。我乃实话实说，表示「是时候了。」他大喜过望，连忙拿起电话告诉「Uncle」林绍良。林文镜说﹕「你这时来正好，三号窑即将完工，四号窑马上就要开始规划，我要你来主持，决定设备规格，好买机器。」我回旅馆马上打电话告诉内子德顺我的决定，她也非常高兴，说﹕「这下子你是如鱼得水了。」可不是？我高兴得在房间里直挥拳打转。
我跟林文镜的谈话，是十分「哥儿们」的。我一不问职位，二不问薪水，三不问福利，一切「跟着感觉走」，因为我信任他，知道他准备给我的条件，绝对会超过我所期望的。我的判断完全没有错！
自从踏入社会以来，至今有三次很费事的辞职经过。第一次是马来亚工矿公司，我要向照顾我和我家庭无微不至的董事长拿督林添良解释，为何要离开他，去加入薪水一样、福利不如的大石水泥公司。第二次是大石水泥公司，我必须面对公司及同仁们强大的挽留压力，含泪忍痛离去。第三次是这次离开美国波利修士公司，工作刚满一年就要离开，内心备感歉疚。每次辞职，都要费尽唇舌，道说苦衷，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
我先向总经理康瑞生表达辞意，直说我不习惯扮演乙方的角色，想回东南亚去当甲方。他很意外，事后对同事说：「我想他大概是喝错了一杯茶」，意思好像是我入错了行，当然是在讽刺我。康瑞生用电话通知了德国总公司，那边自然也不能谅解，我只好亲自飞去德国向韦伯博士及夏芬伯董事长请罪。回美后还得挨家逐户去拜访那些好不容易建立起关系的客户，向他们解说为何我不愿留在物质与工作条件丰厚的美国，而要去一个落后国家的印尼，似乎没有一个客户听得懂我的想法。家里呢？又是一场「灾难」。我们的新家还没有完全布置好，连同精心选购的家具，都得卖掉；刚刚开箱拿出来的衣物、用品、摆设，又要请搬家公司打包装回去。还要跟远在加州的五弟范生商量，把一部分无法带走的一百多个大小纸箱纸盒，寄放在他家地下室中。林文镜打电话来，要我勿为搬家损失烦恼，「一切损失及买卖差额，我全部负责。」五弟的家在加州中部莫洛湾（Moro Bay）靠海的山坡上，搬家大卡车开到山坡下他家门口，由于我跟搬家公司签约时忽略了这段距离，工人把一百多个纸盒卸在门口就走了。害得范生、瑞华两人费了好大力气，纔把那批纸盒搬进地下室。
雅加达的挑战
在美国待了一年，我、德顺、若昭三人，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中旬，带着爱犬山美及露西，从亚特兰大直飞台北。两犬送入台北市卫生处动物检疫所，作四星期的隔离检疫，德顺和若昭留在台北办印尼签证及等待两犬出来。四月二十六日，我只身先飞印尼。林文镜安排我跟他同用一间大办公室，两个大办公桌并列，他坐左边靠近落地玻璃窗的位子，我的桌子在他的右边靠墙。两桌中间约有四公尺空间，对面摆着一套两长两短的沙发及茶几。从十二楼落地窗向外望，看到苏狄曼将军大道（Jalan Gen. Sudirman）两旁的高楼大厦，以及雅加达历史最久的五星旅馆印尼饭店。远眺是一片民房住宅及大片绿油油的农田，再远可以看到机场飞机起降。两位华裔小姐，美云和丽绮前来报到，她们已被指派为我的秘书。林文镜随即召开高层会议，宣布我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散会后总经理郭德恩、副总营志高、及另一位来自泰国盘谷银行的副总卞差博士（Dr. Pianchai），热烈地跟我握手表示欢迎与祝贺。
回到办公室，林文镜交待秘书小姐切了一盘水果端进来，关起门跟我长谈。他说，三年前为了筹建水泥厂，专程跑去台北寻找合作对象，经友人介绍会见国民党党营事业建台水泥公司董事长李崇年先生，李董事长很热心，交待总经理蔡继善跟他研究细节促成其事；经过多次往返磋商，终于建立了投资与技术合作的双重关系，建台随即派遣厂长林立权前往印尼协助寻觅厂地与办理筹备事宜。林文镜本人则跟日本商社洽谈贷款及购买机器，取得丸红商社安排的贷款，由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提供机器设备，成功地在雅加达市郊的契比隆兴建一座每天一千五百吨的水泥厂。当时建厂和操作人员，以建台派来的技术人员为主，林立权出任第一任厂长，不久后股东建台又指派郭德恩、营志高两人前来分别担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职位。新厂顺利投产后，接着就增建第二号窑，产量仍旧是一千五百吨，采用预煅烧成技术。这时厂区扩大、产量加倍，管理和生产技术人员顿形不足，而建台自己也正在扩建，已无人可派，厂长林立权又因另有任用调回台北，林文镜乃再飞台北寻求技术合作对象。此时人员充足、正图向外发展的台湾水泥公司大感兴趣，积极与林文镜签订代工运转合约，不久之后便派遣大量人员，由厂长吕泰伯领军前来印尼接管工厂。
林文镜认为，虽然台泥人员管理两套生产线生产稳定，质量良好，而且目前还在负责第三号窑的扩建工程，可是长久依靠外人总不是办法，希望有一天，整个工厂能够由自己人来操作管理。同时，公司还有长远的发展计划，需要第一流的财务与技术人员来推展和执行。他几年来一直不停地在寻找人才，听到关于我在马来西亚建厂的成绩，又读到我在英美水泥杂志和〈台泥技术〉年刊上发表的专文，认为我正是他所需要的人。他期盼我能够协助他早日达成愿望﹕第一、积极训练工厂现有员工，提高技术水准；第二、设法逐步缩减台泥驻厂人员的人数；第三、从下一套窑起，建厂工程由自己人办理；第四、向台湾及邻近国家增聘人手，老经验和新人都要，以加强整体实力，最终达到工厂全部自行管理的目的。他强调﹕「老陶，你放手去干，我支持你，这个工厂就是我和你两个人的。」这句话说得很重，好像公司组织完全不存在似的，何况我又不是公司股东，脑中不免疑虑。但是我初来乍到，见他兴高采烈，决定一切以随缘为上。
第二天，林文镜带我去契比农工厂，召集课长以上干部举行会议，介绍我给大家，并交待全体员工今后工厂一律由陶副总经理统一指挥。会后，除台泥厂长及其干部之外，个个喜形于色，前来与我握手。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五三、五四号（二○○○年二、三月）；二○○○年八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