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风蕉雨话南洋》
陶恒生
目录
椰风蕉雨话南洋之二
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
陶恒生
民国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二月，笔者从台湾到马来亚吉隆坡，服务于马来亚工矿公司峇都急水泥厂，一九六三年五月转职怡保大石水泥公司。在马来亚一共工作了十八年，直到一九七七年四月，才离开这个我全家视为第二故乡的美丽的南洋之国。在这十八年期间，笔者以一个外侨的身份，亲眼见到马来亚、新加坡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政党政治的演进，包括新、马的重要选举、紧急状态的结束（一九六零）、大马成立（一九六三）、新加坡加入大马（一九六三）与退出（一九六五）、印尼苏卡诺政府恫言「粉碎马来西亚」（一九六三～六四）、「五一三事件」（一九六九年的严重华巫流血冲突）、马来西亚东姑首相下台（一九七零）、华文教育风波（一九七二）…等一连串的大事。
大石水泥公司的大部份资金来自新加坡，董事长是新加坡富商、华侨领袖陈六使先生。陈董事长每隔半年从新加坡飞来怡保主持董事会议，会后视察工厂总是由笔者（时任厂长）陪同，他说厦门闽南话，我则以不甚流利的台湾话跟他交谈。有一次他问我：「苦力工唔够用呒？」吓了我一大跳。其实他是在问我薪水够不够用，这好比大陆管薪水叫「工资」、香港叫「粮银」一样，并无轻侮之意。事实上早期漂洋过海来到南洋的「打工仔」，一上岸就做码头苦力或建筑工人的，所在多有。马来亚工矿公司的老板拿督斯里林添良，在发迹成为大建筑家之前，做过建筑工人。陈六使也从不讳言他十几岁来南洋在橡胶园当割胶工人的往事。他们早年都是靠赚「苦力工」养家活口的。
我听到陈六使的大名，非自大石水泥公司开始。早在我到吉隆坡之初，陈六使与林语堂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建校而产生的恩恩怨怨，还在余波荡漾，因此听到不少关于他为造福华侨子弟而创办华文大学的事迹。等到我进大石，刚好碰上陈六使的新加坡公民权被政府取消，护照被注销，顿时丧失了国籍。从新加坡到怡保短短的距离，飞机航程一个多小时，陈六使却需花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申请一张无国籍的的马来亚入境签证。那时我对于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的印象，是从报纸上看到他带着穿开领白衬衫的阁员们出席就任典礼，然后每个星期天带着阁员们上街作拔草、清垃圾等劳动工作。
林语堂认为陈六使不懂教育而拂袖而去，李光耀认为他是华人「沙文主义者」而剥夺其公民权，陈六使到底是何许人也？
胶园工人出身的陈六使
陈六使，福建人，一八九七（清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五月八日生于同安县集美村，幼年就读于村中集美小学。一九一六年随胞兄文确南渡马来亚谋生，据说他本名陈文使，因登岸填写表格笔划不清而误为「六使」。六使先在乡长陈嘉庚（注[i]）的谦益橡胶公司当胶园工人，后以工作勤奋，又读过书，半年后调至新加坡工厂任文员学习买卖。一九二四年陈六使二十七岁，已经熟谙胶园种植技术和橡胶买卖等作业，乃离开陈嘉庚自立门户，与兄陈文确合创益和橡胶公司。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开始不景气幸能渡过。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是年当选新加坡橡胶公会主席。一九三九年欧战爆发，橡胶顿时成为全世界需要的重要战略物资，益和公司的业务随着蒸蒸日上，分支机构遍及马来亚、泰国、印尼、越南等地。抗战初期，陈六使拥护祖国抵御日本侵略，积极参与陈嘉庚领导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所发动的抗日捐款及救国活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马来亚及新加坡。次年二月十五日新加坡英军投降，树胶业务全部停顿。一九四五年大战结束，新、马重新回到英国怀抱，益和公司亦恢复营业。随着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复苏，陈六使的益和公司和李光前（注[ii]）的南益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新、马最大的两家橡胶企业集团。一九四八年韩战爆发，橡胶输出业务达到最高峰。除橡胶外，陈六使尚投资于保险、银行、造纸、水泥等事业，成为东南亚著名的华人企业家与华侨商界领袖。
陈六使不但善于经营工商企业，也十分投入社会公益及热爱中华文化，积极参与新加坡华人社团的活动。他于战后历任福建会馆主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多年。由于身受少年失学之苦，早年在商界浮沉磨炼，倍觉艰辛。迨至壮年事业有成，在侨界崭露头角之后，对于教育的提倡与资助不遗余力；尤其出钱出力，兴建与扩充华文源流的中小学校，从不后人。他于一九四九年继陈嘉庚出任福建会馆第十届主席，至一九七二年第二十届卸任，曾兼任会馆属下的道南、爱同、崇侨、光华、南侨五间华校的董事长，达二十二年之久（注[iii]），捐助华侨社会各种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巨额款项不计其数。他还担任陈嘉庚创办于一九二四年，历史悠久的南洋商报董事长多年。
陈六使于一九五零年当选中华总商会会长后，曾联合新加坡华人领袖及社团会馆，向英国殖民政府争取新加坡华人及其他族群居民应有的合法公民权利。他曾率领华人社团在飞机场（按：五零年代的「加冷机场」）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英人非但在战争期间未尽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责任，战后且回来继续大施剥削，新、马人民应该站起来为争取公民权益而奋斗。一九五三年，陈六使与叶平玉、高德根等华人领袖，代表中华总商会与殖民政府制宪委员会主席林德爵士（Sir George Rendell）商谈华人公民权利问题，为日后新加坡非土生居民之取得公民权，铺开道路。他说明他的态度：「就华人与南洋群岛的关系而言，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从事开发地方，特别是百多年来，地方上的建设与繁荣多有华人的血汗，华人无论在何处都是爱好和平，爱护地方并能与各族相安共处的。这是华人传统的天性，除享受平等地位之外，并无其他要求。」
英人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于一八一九年登陆新加坡，建立东印度公司贸易基地。一八二四年英国人把新加坡、槟城（Penang）、马六甲（Malacca）三地合组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由白人总督统治。殖民政府的文官及教育系统，百余年来完全延用英国制度，因此政府公务员、学校校长教员、洋行职员等，除了高级官员及主管是英国人外，其他中低层职位几乎都由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即所谓「英校生」），以及一些来自印度或锡兰的英藉子民担任。一八六零年，福建移民成立新加坡福建会馆，一九零六年开始兴办第一间华文学校供华人子弟就读。一九五零年，新加坡、马来亚唯一的大学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成立，陈六使慨捐建校基金叻币三十万元，但是华校中学毕业生却没有资格报考。读中文学校的华人子弟（所谓「华校生」），在新、马没有地位，进不了政府机构和洋行，找不到好的工作。他们被读英文说英语、具有强烈优越感的英校生所歧视。
发动创办华文大学
陈六使有鉴于华校子弟升学无门，华校生全然被摒弃于主流社会门外，乃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在福建会馆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提议创办华文大学。他率先捐献叻币五百万元（按当时的汇率约美金一百七十万元），号召华人社会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创办一所自己的高等学府。他并以福建会馆主席的身份，承诺捐出座落于裕廊律（路），面积五百二十英亩的一大片会馆土地，作为建校之用。福建会馆常委李光前也慨允认捐实收捐款总额百分之三十。陈、李二氏登高一呼，得到全侨社会热烈响应，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马华商联会带头公开支持建校的各种社团达二百七十九家。二月，建校筹备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定名大学为「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并邀请学者及文化界人士共同筹划建校事宜。新加坡、马来亚各界呼吁捐款建校的运动随即展开，华侨居民们无不慷慨解囊，大小捐款源源而来。打工的老百姓捐出一日所得，街市小贩们更发动各种「义卖」活动：三轮车「义踏」、的士（出租车）「义驶」、理发师「义剪」、大排挡「义炒」…等等，收下的义款虽然是些零星小钞，却是积少成多，众志成城，而这些义举更刺激带动了大商号、富裕人家更多的捐献。四月，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发表宣言，揭示创立大学的宗旨：（一）为华校中学毕业生广开深造之门；（二）为华文中学培植师资；（三）为新加坡造就专门人才；（四）为适应人口增加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并郑重指陈：南洋大学以历史背景与特殊环境，一切设施，除具国际著名大学一般宗旨外，尚有两大特质：（一）沟通东西文化；（二）发展马来亚文化（注[iv]）。新马为多元民族（包括华、巫、印、英、欧亚各族）共处的社会，为了不刺激其他族群，视华族在制造单一族群的势力，后面两项特质的宣示，是非常周到而必要的。五月五日，南洋大学以「南洋大学有限公司」的形态正式获得英国海峡殖民政府准许注册，取得法人地位，建校工作随即展开，并成立「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推举陈六使任主席。六月，南大执委会正式接受福建会馆捐赠的裕廊「云南园」建校土地。七月二十六日，南洋大学正式在裕廊校址举行奠基典礼，开始兴建校舍。图书馆大楼采用中国宫殿式的设计，红柱白墙，充分显现海外华侨对于中华文化的尊崇与向往。陈六使在典礼上慷慨发言道：「我们是在这块荒地上播下文化的种子，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将与日月同光，天地共存。…华人曾有自己的文化，绝对不能被淘汰。否则身为华人而无华人的文化，虽仍然为华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这种人我们实不知何以名之！」他后来也常说：「余一久居海外之商人耳，于新马而言财富，充其量试忝列丙与丁间，乃窃不自揆，仍然倡办大学，是何异一篑之士妄求为九仞之山？余之胆所以如此其大者，盖借我三百余万华人之胆耳，余之志所以如此其坚者，盖持我三百多万华人之志以为志耳。」壮哉斯言！
敦聘林语堂博士出任南大校长
为了把南大办成东南亚第一流的华文大学，南大执委会决定向国外敦请第一流的教育家出任校长。执委会的第一人选是前北大校长胡适。胡适于一九四九年大陆沦共前赴美，一九五三年刚自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卸任，赴台湾短期讲学，婉谢邀请。再请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因他正在美国以清华基金协助在美学人作研究，没有成功。最后请到了在美国办《天风》杂志的世界级大文学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博士。林博士与南洋福建华侨颇有渊源，原来他也是闽南人，早年曾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当过教授和文科主任。林博士受聘后立即在美国招兵买马，网罗了一批优秀的教授和管理人员共十一人（包括黎东方博士、熊式一博士、胡博渊博士、严文郁博士等人），于一九五四年十月欣然就道，前来新加坡上任。林语堂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又有「幽默大师」的美誉，其学识与眼界自然不同凡向，对于兴建南洋大学具有崇高的宏观与抱负。然而他久居美国，对于椰风蕉雨的南洋社会环境，以及华人成长与奋斗的历史背景似乎所知不多。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由英国总督统治。林语堂到任的这一年，正值华文中学师生为反对强制服国民兵役而与政府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五月间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与警方发生冲突，学生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法庭控以扰乱秩序及蔑视政府之罪。林语堂一行人到新加坡的时候，案子还未了结。这次反政府事件，显现左派份子操纵华校鼓动学潮的实力，影响所及，民族主义抬头，华人社团介入，政府投鼠忌器，不敢大力压制。这股力量逐渐从学校发展到工会、会馆、同业公会…，逐渐延伸至华人社会各个阶层。是时韩战结束不久，「抗美援朝」的旗帜漂洋过海而来，左倾份子们「反对殖民统治」、「清除所有帝国主义的特权」、「摆脱一切外国的控制」…等等口号喊得震天价向。来自美国的，反共的林语堂，自然不在左派支持之列。
林语堂一行人于十月二日抵达新加坡。第二天，由陈六使、连瀛洲、高德根等华侨领袖们陪同，在中华总商会举行会议，宣布创办南洋大学的宗旨和方针。创学宗旨是：一、学生必须学贯中西，所学能有所用；二、设立文学、商学及理工三个学院，使人人有一技之长。办学方针是：提倡电化教育、办理成人教育、设立奖学金、实行导师制、创设大学出版部、提倡学术研究、与欧美大学交换教授、兼收男女学生。校长视事之后，对执委会提出他的办学理念：一、行政方面，实行分层负责制度，大学行政由校长全权负责；二、教务方面，教授享有绝对的思想自由，与政治彻底绝缘；财务方面，力求预算完整，财源充裕，开支公正平均。（注[v]）
站在纯教育立场，林校长所揭橥的精神和计划，的确是创办一流大学所必备的条件，无懈可击。然而在现实环境里，带着几分「智识份子的骄傲」的林校长，他的期望与南洋华侨们的单纯想法存在着先天上的差距，以至与身负监督创校责任的南大执委会之间，时现格格不入之处。首先，在落实理想项目的顺序上，便发生歧见。举一个例，林语堂主张购买大量图书及器材以建立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而执委会诸人却主张尽早开学授课，以早日达到作育华裔子弟的目的，至于图书馆和实验室，似可一面开课一面充实，尤其建校经费有限，开学后可以学费收入补充后两者所需的费用。林语堂认为不可因陋就简，草草开课，使南大成为一所基础薄弱、设备贫乏的学校。其次，林语堂到任时校舍已经开始兴建，他发现校园布置和校舍功能的设计，与理想相去甚远，事前既无人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也竟无置喙的余地。他认为正在施工中的图书馆中式建筑大而不当，浪费空间，主张更改部份设计以增加藏书空间及改善采光设备。尤其对于校舍未经他规划即径行发包，而包商又是执委会中人，十分不满。
理念分歧，校长愤而离去
南洋华侨对于林语堂博士以及随他而来的教授们崇敬有加，视之犹如神仙下凡，为南大所托得人而庆幸，人人都翘首期望心目中的第一流华文大学能够早日开学授课。他们很难了解为何办一间大学，还有比老师教课学生上堂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做。更没想到用那一点一滴捐来的钱所建的校舍，竟得不到这批国外学者专家之一顾。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林语堂开办大学的出发点是纯学术的，他性情耿介，追求完美，读书人脾气，不通人情世故，颇不屑于商人出身的执委们的一些行事作风；虽然他自己在人事安排上也非全无落人口实之处（注[vi]）。另一方面，华侨们办大学的目的是现实的，他们急于打开高中学生升学之门，以商人的立场自然也考虑到大学办成后的外围附加价值，例如带动附近市面繁荣，土地增值等。
这种理念的分歧，在林语堂向执委会提出一份完整，第一年需款叻币一千万元的建校预算后，达到高峰。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执委会开会讨论大学预算列表，结论是金额超过预期一倍，执委会无力再行筹措增加的资金，要求删减。林语堂则坚持不按预算执行，绝对不可能把南大建成第一流高等学府。这些大小争执，逐渐从会议室延伸到媒体上互相攻击（陈六使首先对报纸批评预算），更进而形成林、陈之间的对立。两人的公开交恶，难免没有小人从中挑拨的成分，而亲共的左派媒体也从中推波助澜，滥事批评，造成难以排解的心结。据说林语堂曾为外界批评一事质问陈六使，把他从客厅逼出后院，吓得他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注[vii]）执委会与校长双方互不相让，不到半年弄至水火不容，终于撕破了脸。林语堂宣布辞职，正式写信给执委会，要求结算他及他带来的教职员聘约三年的全部薪津。陈六使见事已至此，二话不说，拿出支票簿，签下叻币三十五万多元，一次付清。陈六使并未动用华侨捐献的南大建校基金，他自己支付了这笔巨款。媒体报导此事后，坊间一时议论纷纷，对于林校长要求赔款之事半信半疑，认为他乃国际闻名的学者，如今跟陈六使闹翻，无非是争个「理」字或「气」字，当「理」或「气」得到公道后，一定会把这笔钱捐回给南大。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林大师一行人搭机回美那天，华侨们还在期望他们在机场召开记者会，当着前来送行的陈六使的面，漂亮地把钱捐出。但是天真的华侨们失望了。
这个事件产生了后遗症，华侨们发现清高的教授们还是爱谈钱的，从此南大把教授当作雇员看待，教授聘书变成「雇用合约」，工作及离职条款比照政府法律，其他权利义务则都向雇主──大学当局一面倒。林语堂离开后，执委会聘张天泽为行政委员会主席，继续推行校务。
在此顺便一提笔者认识的两位与南洋大学有关的人物。第一位是马大客座教授胡博渊博士（注[viii]），笔者于一九六二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工学院陈鸿基教授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他。胡博士留美（麻省理工学院及匹兹堡大学）专攻矿冶及石油工程，抗战期间曾任贵州交通大学分校校长，一九五五年转任马大以前，曾短暂担任过南大理工学院院长。笔者与胡博士此后相交十余年，受教良多，一九七零年代他长居新加坡潜心礼佛后，才无缘再见。另外一位是笔者从小就认识的连士升先生（注[ix]），他是先父民国二十年代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抗战期间在香港大学及岭南大学教书。战后移居新加坡，任南洋商报（董事长陈六使）总主笔，南大创校时期兼任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连先生夫妇于一九七一年特自新加坡来怡保看望笔者一家，笑谈北平、香港及重庆往事甚是欢喜。
南大开课、华校生升学有门
一九五四年底，南大校舍陆续完工启用，一九五五年六月，大学先修班开始上课。次年三月十五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入学新生五百八十四名，分别就读于文学、理学、商学三院，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陈六使在开学典礼上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宣告：「今天是海外华人最光荣的日子，因为数百年前华侨南渡，经历无数的折磨与苦难，终于凭本身的力量与奋斗，今日建立起一间大学。」一九五七年陈六使六十岁诞辰那天，南大学生会在祝寿信中写道：
正当华文教育遭受极大迫害之际，先生奋力号召南洋各界人士起来创建南洋唯一华文大学──事实上也是海外华人有史以来自己创办的第一间规模完备的大学，以维护及发扬中华文化，在这伟大的工作中，先生始终以任劳任怨的精神，积极领导各界人士，克服重重困难，共同为创造南洋大学而努力，南洋大学有今日，先生之功绩是不可估计的，先生之令名将与南洋大学同垂久远。
一九五八年初第一期新校舍全部落成，三月三十日举行开幕典礼，陈六使与当时的新加坡总督顾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一同为南洋大学落成纪念碑主持揭幕。一九五九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学生毕业；这一年，新加坡政府和南大执委会共同聘请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洪煨莲、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胡思威（A.E. Hulsewe）等五人评议委员会来校考察，拟订报告，对南大组织、行政、课程、教职员、考试、学生生活等分别提出批评及建议，作为改进校务的借镜。一九六二年，第一届南大理事会成立。根据「南洋大学法」，理事包括：新加坡、马来亚十二州各推举一人，新加坡政府代表三人，大学教务会议及毕业生同学会各推举两人，共十九人，全体理事公推陈六使为理事会主席。一九六三年，入学新生增至二千三百二十四名；同年，陈六使以「建校已成，年事已高」为由请辞理事会主席（是年九月失去新加坡公民权），职务由槟城代表刘玉水暂代。次年，第二届理事会同意陈六使辞职，推举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继任。
在陈六使担任南大理事会主席的十二年间，对于校舍建筑、师资聘请、图书仪器之添购、教学质量之提升、学生学位之争取、校园福利之增进等方面，无不为学校的发展与前景竭尽心力。然而他的去职，多少还是与政府当局对华文教育的态度有关。
一九六六年，南大依据马来亚大学王赓武教授的调查报告，改用新学制及增设荣誉学位，同时改善教职员待遇，以提高教学水平。新加坡政府随即正式宣布给予南洋大学跟新加坡大学同等的待遇。一九六八年，教育部长王邦文在第九届毕业典礼上宣布政府承认南大学位。次年，聘请黄丽松博士为校长。不久，南大第四届理事会推举大华银行集团主席、福建会馆主席黄德耀为理事会主席。一九七三年，黄丽松辞职转任香港大学校长，由公共行政学者薛寿生继任南大校长。一九七四年，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兼任校长，将南大行政、人事、学制、课程等进行彻底改革，并遵从政府双语并重的政策，全部改用英语教学，南大逐渐去除以华文为主的大学特质。从这年起，南大停止在马来西亚招生；这个决定引起马来西亚华侨团体的不满，因为当年南大建校，来自马来亚华社的捐款为数不少。一九七六年李昭铭离职，前台湾东海大学校长吴德耀继任。一九七八年，在理事会主席黄祖耀的努力下，南大恢复招收马来西亚学生。不久，吴德耀校长辞职；因校长一职变动频繁影响校务之推行，理事会决定不再聘请校长。
南大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生，与新大毕业生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吗？答案是不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一九七零年代以前毕业的旧制南大生，其学位仍旧不被承认。第二、南大入学生大多是华校高中毕业生，大学课程又率多以中文讲授，其毕业生的英文程度，比不上新大毕业生。第三、说英语的新加坡人普遍认为「说华语或方言」的华人是左倾份子，他们效忠中国，因此不被信任。当然这不可一概而论，笔者在大石水泥公司手下有南大商科及理科早期毕业生多人，他们中英文俱佳，素质均极优秀。
马来亚共产党的崛起
笔者无意在此讨论新加坡的历史，可是由于早期的新加坡「华校生」被视为思想左倾，有其历史渊源，乃不得不就马来亚共产党通过华族社会介入新加坡政党政治的经过，略加叙述。
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七年，总部在新加坡，身份合法。马共领袖份子包含不满英国统治的华校教师、学生、工会头头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供给马共武器，利用他们打游击战，称他们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大战结束后，英军命令这支部队缴回武器自行解散，他们阳奉阴违，缴还了一部份枪枝，却带着其他武器转入地下。一九四五至四八年间，马共采取宣传与渗透手段，利用战后物资缺乏、百姓生活艰难的环境，向华人（主要对象是学生及工人）灌输不满现实及反对英国统治的思想。一九四七年一年间，马共策动了三百多次工潮，借机扰乱社会秩序，以致该年被称为「罢工年」。一九四八年，马共升高抗争手段，实行武装叛乱，四处破坏马来亚的橡胶园、锡矿，杀死白人园主、矿主，袭击警局、火车、运输卡车等公共设施，目的是要造成工人失业加入马共。英国于这年宣布马共为非法，马来亚及新加坡同时进入长达十二年的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即戒严），由英军主导展开剿共行动，双方伤亡甚大，连总督邓普勒爵士（Sir Templer）都在公路上中伏被殂身亡。至一九六零年代，马共终于在英军强大压力及坚壁清野的扫荡下，退至马来亚北部边境。马共在马来亚无法立足后，又回头转入新加坡地下从事颠覆工作。他们煽动华校教师及在学学生、进不了新加坡大学或找不到好工作的华校毕业生、不满待遇的工人们，一齐起来推翻殖民政府，脱离英国统治，寻求新加坡独立。
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民主
早期的新加坡政府由一小撮英国白人管理：总督（英王代表）、辅政司（行政）、律政司（司法）；以下的官员依次是白人、英藉印度人、英藉土生华人、和受英文教育说英语的华人。政府下面有一个议会，议员九人中有六人是白人、三人是华人，全部是官派的。这种形态的政府如何有能力去抵挡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英国人为平抚反英风潮，乃略开门缝，容许有限度的民主。一九四八年，举行第一次六位非官守立法议员的选举。新成立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出来竞选赢得三席，其余三席为独立参选人取得。进步党的党魁是陈清才，党员大多是律师、医生等受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态度温和，愿意在有限度的自主下同英国人合作。当时只有在新加坡出生的人才有资格投票，一般百姓对选举一无所知，所以投票率极低。这次选举办得好像是英国统治者和生活过得不错的英语智识份子（所谓高等华人）之间的一场游戏。
反殖民激进人士和华裔智识份子自然不能满足于这种假民主。一九五四年底（约在林语堂抵达新加坡之时），马绍尔（David Marshall）的新加坡劳工阵咏（Singapore Labour
Front简称SLF），和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简称PAP）先后成立。这两位代表不同族群的律师民运人物，异口同声地呼吁改善非白人公务员的待遇、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及增加工资、以及要求立即成立自治政府。英国政府不得不再移开脚步，根据林德爵士的宪制建议，改组新加坡政府为有限度的自治政府（Limited Self-government）：设立由本地人担任的首席部长、六名本地人部长及三名英国人部长（仍旧控制财政、外交及国防）；议会改为立法议院，九人部长会议对立法议院负责；增加官派及民选议员的人数。然而，在新的政府架构下，总督仍旧握有最高权力，他有权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新宪制定于下届选举（一九五五年）后实施。
一九五五年四月大选（林语堂离开数星期之后），十二万新加坡人出席投票（约二十万外来移民无权投票），政府属意的进步党失败，劳工阵咏当选十席，人民行动党得三席，马绍尔出任第一届首席部长，与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简称UMNO）和马华公会（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简称MCA）联合执政。李光耀成为议院中的反对党领袖。由于掌握有限度自治政府的英国人对马绍尔诸多肘制，马绍尔失望之余，带了各政党代表跑到伦敦去要求英国政府给予完全自治。他失败了，回到新加坡后即宣布辞职，由劳工阵咏副党魁林有福继任首席部长。林出身于政府文员及职工会，当时身兼劳工部长，颇得英语源流民众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与马共的纠葛
人民行动党标榜为「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政党」。「非共」的意思，说明白一点就是「虽不同意但不反对共产党」，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区别却在实行上存在着灰色地带。人民行动党为适应社会潮流建立这样的党纲后，急于得到一般大众，尤其是华人的认同。基本上它的领袖们大都是受英文教育的白领阶级，他们接触民众的范围颇为有限。李光耀认为英校生和马来人缺乏坚定信仰，组织力也无法与华校生匹敌，不设法跟「说华语」和「说方言」的华族建立关系将注定赢不了选举。为了一九五五年的大选，李光耀拉拢了几位暗中受共党指挥的职工会领袖加入他的党参加选举。至此，人民行动党自我塑造为「多元种族、多重语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价，竟是甘心被利用为掩护共党份子参与政治的工具。这虽是选举策略，却非常危险，稍一不慎，极可能遭到没顶的命运。说华语和方言的参选人果然顺利当选进入立法议院，共产份子从此得以在殿堂之中放言高论，与场外民众里应外合，制造反对殖民地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英国资本家、反对帮助英国剥削人民的本地商人的煽动言论。曾几何时，以说英语为主的人民行动党，其基层党员和支持他们的人，逐渐变成清一色说华语和方言的群众。党内亲共份子四出鼓动工潮学潮，在一九五五年四至七月的三个月期间，竟然发生工潮二百余次。人民行动党被政敌批评，为了夺权，竟然坐视党内亲共份子制造流血暴乱。
一九五六年九月，也就是南洋大学开学半年之后，林有福政府开始采取行动肃清共党。他下令解散了几个亲共的社团，拘捕共产统一战咏的领袖，包括几名华校的教务及训育主任。不久后吊销了左派最有势力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几天后又关闭了新加坡最有名的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这些行动触怒了全新加坡的学生与工人，终于引发十月二十六日造成十三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上千人被捕的大暴动。人民行动党党员被捕的包括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等人（他们被关至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李光耀就任总理前夕，公开宣布非共，才被释放）。
一九五七年三月，林有福率领各政党领袖再度前赴伦敦，成功地说服英国政府给予新加坡完全自治。在完全自治政府（Full Self-government）架构设计下，英国人只控制警察、军队、和外交。首席部长改为总理。所有部长均为新加坡人，立法会议员全部民选，新加坡成为新加坡邦（State of Singapore），拥有自己的国旗国歌，总督由非英藉的元首（Yang
di-Pertuan Negara）担任。
这年八月三十一日，马来亚脱离英国统治宣布独立。同年，新加坡通过公民权法案，合法选民人数增加到三十万人以上。一九五九年五月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囊括了五十一个议员席位的四十三席。党魁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第一任总理，六个月之后，马来裔的尤索夫伊萨（Yusoff Ishak）接替总督顾德爵士，出任新加坡元首。
一九六一年初，马来亚首相东姑鸭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提议组织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巴、沙劳越、文莱的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经过两年多的折冲谈判，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文莱没有参加），人民行动党开始清除党内亲共份子。一九六四年四月，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亚大选，挑战马华公会的华人支持度。开票结果马华公会赢得二十七席，人民行动党仅得一席。七月及九月，由于巫统激烈份子的挑拨以及马来亚联邦政府军警的偏袒（此时新加坡已无军警控制权），新加坡发生两次巫裔、华裔种族流血冲突。一九六五年五月，李光耀呼吁联邦政府公平处理种族问题，倡言「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并要求取代马华公会加入联邦政府以代表华人。马来西亚执政党非常不满这种言论，惧怕势力延伸至马来亚半岛的人民行动党将会影响大马人民，尤其是华人的效忠心。巫统秘书长赛查花阿峇（Syed Jaafar Albar）公开指责李光耀是「共产党的代理人，是马来亚人民的敌人，存心要摧毁马来西亚。」李光耀控告赛查花及巫统喉舌《马来亚前锋报》诽谤。七月，联邦首相东姑决定新加坡必须退出大马以维持马来亚半岛的种族和谐。八月九日，李光耀通过电台广播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另一个独立国家。九月，联合国大会接纳新加坡为会员。
陈六使「蔑视政府」终被惩罚
陈六使之不见谅于李光耀总理，远因始自一九五五年人民行动党的亲共立法议员林清祥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得到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支持。中华总商会下面有许多传统的宗亲会馆，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林清祥因而得到维护华族语言文化的所谓「华文沙文主义者」的拥护，一时声名大噪。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也大声疾呼，反对修改华文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在李光耀的眼中，一九五零年代的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同他们打交道。」（注[x]）
到了一九五九年，第一批南洋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跟高中「华校生」一样不为政府机构接纳，而大学生较高的智识水平，无形中升高了政治与教育问题的敏感性。政府将南大毕业生的困境归咎于南大学术水平太低，认为理事会干涉校务太多才是南大不能进步的主因。南大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则指责政府歧视华文教育无异于英国统治传统。李光耀认为陈六使委任亲共的庄竹林为南大校长及增加招生人数是蓄意蔑视政府。四十年后李光耀回忆说：「我们知道，陈六使这么做会更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 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新加坡政府也让马来亚首相东姑鸭都拉曼相信，占南大学生半数的马来亚学生中，有不少左翼领袖及闹事份子。
至于李光耀极端不满陈六使的近因，则与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前，新加坡举行的全民投票有关。一九六一年，以林清祥为首的亲共份子以反对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为由，集体退出人民行动党，加入李绍祖的社会主义阵咏（Socialist Front或称社阵）。一九六二年九月新加坡举行全民投票，决定应否与马来亚合并。人民行动党主张保留自主权的合并，新加坡公民成为马来亚「国民」，国防、外交与内部安全由马来亚负责。社阵反对如此沦为二等公民的合并，主张要合并的话，新加坡公民就必须与马来亚公民完全平等，否则就应宣告自治独立。由于选票的设计不具反对合并的选择，社阵认为执政党有明显预设立场，乃鼓动人民投空白票表示抗议。陈六使和南大学生团体响应社阵的主张。政府随即提出警告，如多数人投空白票，将被视为赞同与马来亚无条件合并，如此则三十多万非新加坡出生的人民将可能失去公民权。这样一来，许多原来支持社阵的华人社团如中华总商会等纷纷转向。开票结果，约百分之七十四赞成人民行动党的合并方式，李光耀记下了社阵及其支持者的这笔帐。次年（一九六三）二月，政府大举逮捕各政党的亲共份子，社阵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兀哈尔等九十七人被抓。同年九月大选，社阵参选人中有三名南大学生。开票结果人民行动党大胜，选上三十七席（社阵十三席，人民党一席），李光耀续任总理。选举结束第二天，新加坡政府便采取法律行动，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多年后，李光耀回忆说：「他的公民权是申请得来的。我的公署发表声明说：『政府认定，任何一个人不论他财势多大、地位多高、身份有多重要，如果他充当共产党人的帮手，以致危害新加坡的和平与繁荣以及马来西亚各民族之间的和睦与团结，就一定要受惩罚……他既公开又露骨地介入这次选举，以所谓维护华族语言，文化和教育为借口，在共产党人起草的声明上签名，谴责政府。这些共产党人是以社会主义阵咏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的。』」几天后，二十名南大学生被捕，其中包括三名落选的社阵候选人。
陈六使走入历史，华教继续努力
陈六使于一九六四年辞去南大理事会主席后，南大校园中反对政府的声浪未稍停歇。一九六六年政府宣布，如果南洋大学改变学制提高教学素质，政府将给予与新加坡大学同等的经费和待遇。部份南大学生并不领情，认为政府给予同等待遇不应提出附带条件干涉校政。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凌晨，陈六使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加东寓所，享寿七十六岁。笔者于当日上午即率领大石水泥公司数名高级职员代表全体员工，从怡保飞往新加坡致祭。抵达时，陈府已在前院搭起凉棚供奉鲜花遗照，我们上香鞠躬后，即由大石常务董事，六使次子永顺引导落座。此时只见机关、团体、个人，以及国外公私友人前来上香祭拜者，络绎不绝，尤以华族社会之商会、同乡会馆为最。南大学生及事业有成的校友前来行礼的不计其数，他们人人面容哀戚，祭拜后在旁静坐。我们这些直属机构的员工们每晨上香，每晚守灵至午夜始返旅店休息。喜欢议论的华侨同乡们又在座中猜测，值此亡者入土为安的最后一刻，李光耀总理是否会派代表前来致意，或者会捐弃前嫌，把九年前褫夺的新加坡公民权象征性地物归原主。他们自然是失望了。陈六使当年向殖民政府要求人民拥有公民权的行动，使英国当局不敢视华侨居民为刍狗，如今自己在斯土居住六十年后，竟以无国籍抱恨而终，宁非是新加坡民主与法治的一大讽刺？
出殡前夕的九月十四日深夜，凉棚下贴满国内外发来唁电的墙壁上，忽然飞来一只黄色大蝴蝶。牠在电报纸面上忽栖忽起，擦擦撞撞，上下飞舞，好似在逐字点读电报。一位福建老先生轻轻地说：「六使回来了。」我们不禁合十默祷。良久，黄蝴蝶向黑夜冉冉飞去，缓缓地离开了众人的视线。九月十五日出殡，参加执绋者达七千余人。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南洋大学在校园举行安置陈六使纪念铜像典礼，陈氏家属即席捐献南大五十万元，充作陈六使奖学基金。同侨敬献赞词曰：
含辛茹苦创南大，一掷万金无吝色；
白手成家办教育，千锤百炼育英才。
南大学生会第五届理事会在哀思信中写道：「回溯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时的苦心，任劳任怨，奔走筹款，即使牺牲一切也在所不惜；这是一段光荣灿烂的奋斗史，令人难以忘怀。南洋大学之有今日成就，陈先生贡献孔巨。」
廿五年沧桑波折，南大终于划下句点
一九八零年三月七日，李光耀总理给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一封公开信，提出南大前途问题，关心两件事：南大请不到资历高深的教授，和一般学生宁愿进新大而不愿进南大的现象。李总理因此建议南大与新大合并，提出三项选择供南大理事会参考：一、两大合并为国立大学，一个校园；二、两大合并，保持两个校园；三、两大合并于一个校园三年后，南大重新开办。
李总理在信中表示合并为国立大学后，某些重要院系可设在南大校园里。他写道：
…这个行动可能导致受华文教育的老一辈领袖对政府的态度发生误会。这些领袖曾为创立南洋大学作为一所华文大学而艰苦奋斗过。为了避免伤到老一辈的感情起见，我告诉南大理事会我愿意实施我原来的计划，让南大在联合校园过渡时期在三年期满后重新开始。…你（指黄祖耀）对中华总商会号召民众支持和筹款创办南大的那一辈人负有责任，我却负有责任确保我国的学生获得最好的教育，而又不致伤到受华文教育中年纪较大的一部份人的感情。
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天，黄祖耀公开表示偏向支持南大的存在，他的理由是：
第一、本人相信新加坡需要并且拥有资源来维持两所互相竞争，同时又相辅的大学；第二、南大是新加坡以及本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对于南大的创立有贡献的人士，包括了三轮车夫以至百万富翁。我们对南大创办人负有责任，以及不遗余力确保南大的高等教育与国家发展中，继续扮演着具有贡献的重要角色。
一个星期后，黄祖耀提出两项建议：（一）南大采取美国的大学制度，设法与一所著名美国大学建立联系；（二）与其拥有两所互相竞争的大学，不如考虑让新加坡拥有两所相辅相成的大学。他指出，南大是在特殊情况下建立的，它在许多老一辈的新加坡人心目中占有特别的地位，这种热爱南大的精神是不能抛弃的。黄祖耀再次提出采用美国大学制度的建议，为新加坡人提供多一个大学学制的选择。然而他也知道任何得不到政府的支持的建议，是绝对无法实现的，他在给李总理的信中最后总结说：
如果阁下不能接受这些建议，则南大就不得不和新大合并。本人深信为了南大及新加坡人的利益，各种补救的措施应尽早付诸实施，在目前的情况下，迁延不决只有使南大自生自灭。如果合并是唯一的途径，那么为了保存南大的名誉，并确保其能继续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扮演有贡献的角色，本人准备接受阁下的建议，把南大和新大合并起来，并且把各主要学系或学院安置在南大校园。
马来西亚华工商联合会等六个工商文教团体也公开支持南大继续存在。四月十一日，李总理覆函，建议一、物色一个美国学者团以评估改用美国学制的计划；二、联合校园三年期满后重开南大；三、新大南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南大校园设立南洋理工学院，将来升级为南洋理工大学。他最后写道：
你进退两难的地方是，满足了老一辈（他们的感情是偏向一所独立的南大），你将会让南大自生自灭，并在这过程中，对不起目前在联合校园的南大学生。我进退两难的地方是，满足了年轻一代的愿望，我可能得罪老一辈的人。
李总理的意志和决定是无可违背的，他礼貌性的警告表达得非常清楚：南大若不合并，惟有自生自灭一途。南大理事会终于放弃己见，同意遵从李总理的第三项建议，于这年夏季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Singapore University）。屹立于东南亚二十五年，为南洋华侨造就无数子弟的华文最高学府，就此走进历史。当年国际共产主义欲藉所谓「华文沙文主义」控制新加坡而掀起夺权浪潮，南洋大学卷入其中，最后遭到悲剧的命运，也为热爱中华文化的教育工作者带来残酷的打击，笔者此时虽已远离新、马地区，当通过媒体报导得悉南大下场时，仍然不禁为之唏嘘不已。
毕业后在国外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南大校友，遍布于东南亚及英、美、加、澳、港、台等地的学术、教育、文化、政府、企业机构，表现优异。如今，新加坡福建会馆在互联网上尚有一页简短的南洋大学介绍：
二次大战以后，星马中小学教育蓬勃发展，学生人数年有激增。于是华文中学师资来源与中学毕业生之升学均成问题。
本会已故前主席陈六使时对华人高等教育时萦于怀。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六日，陈氏在福建会馆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到筹办南洋大学的建议。这明智的建议马上一呼百应，获得激烈支持。会议授权出席马华商联会第六届代表大会之新加坡代表，提出推动创办大学的议案。
到了正式筹备南洋大学时，他立刻认捐叻币五百万元为倡导，福建会馆也捐出所拥有的云南园土地五百亩作为建校之需。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一届新生开始注册入学。一九五八年春，第一期建筑工程全部完成，乃于是年校庆日，举行南大落成典礼，盛况轰动星马，到场各界领袖、各国贵宾及群众十数万人，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
一九七四年，当时的教育部长李昭铭担任校长，对南洋大学进行彻底的改制，最大的转变为将各院系的教学媒介语从华语改换为英语。
一九七六年李昭铭离职而由吴德耀接任，不久吴氏辞校长职，从一九七七年开始南大校长一职悬空。一九八零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正式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
在南大存在的二十五年中，几经沧桑、历尽波折，是华文教育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页。虽然南大已不存在了，但南大所肩负发展民族教育的精神，将永垂不朽，永远铭刻在后人心中。
一九八一年，南洋理工学院（Nanyang
Technological Institute）在南大原校址成立；一九九一年，升格为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仍然简称南大。
各界呼吁恢复南大校名
一九八二年，新加坡福建会馆为前任主席陈嘉庚、陈六使、及常务委员李光前（曾任两届中华总商会会长）三人建立铜像，永久纪念他们一生造福海外华裔同侨的功绩。
一九九三年六月，黄祖耀呼吁恢复南洋大学的原名，他说：
现在谈论南大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敏感课题，过去南大毕业生确是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不过南大栽培出来的学生毕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南大生，对国家和社会作出重大的贡献，南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日前发表有关「设法保留南大精神」的谈话是令人感到欣慰和兴奋的。
黄祖耀承认复办南大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建议当局考虑省略南洋理工大学的「理工」两字，恢复南洋大学的原名藉以保持及发扬「南大精神」。他强调完整保留「南洋」的重要性，在南大受命合并的当年，他和其他理事会成员都寄望于南洋理工大学，有一天会让南洋大学能像神话中的火凤凰一样浴火重生。
一九九四年，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从政府手上接收前南大行政楼，改建为「华裔馆」（Chinese Heritage Building），成为世界第一所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以纪念先贤在此为哺育华裔子孙，牺牲奉献、奋斗不懈的精神。这座漂亮的中国式大楼，当年由槟城侨领林连登捐款五十万叻币兴建，早期是南大图书馆，后来改为行政楼，是华人托付给南大的最骄傲，最值得纪念的遗产之一。新加坡政府特别捐助五百万星元建设「华裔馆」，民间捐款一百万星元的计有黄祖耀（新加坡）、李嘉诚（香港）、林绍良（印尼）、新加坡福建会馆、义安公司；五十万星元的计有陈有汉（泰国）、李文正（印尼）、辜濂松（台湾）、李氏基金、丰隆基金等个人及团体，以及其他大小捐款，总共一千五百万星元以上。
一九九五年六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纪念南大创校四十周年（按：南大先修班于一九五五年六月开课）晚宴上，代表政府感谢南大生对国家的贡献。他指出，南大生永远是新加坡主流生活的一部份，同时也是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社会的主要支柱。看到来自各地出席晚宴的南大校友及眷属达六千人之多，吴总理说：
由于南大的历史背景，从诞生到成长的不断斗争，南大毕业生对母校具有强烈的情感，因此产生了「南大精神」。今天，南大精神意味着「自强不息」。
从这天起，政府决定把南大毕业生名册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迁移到南洋理工大学，由南洋理工大学继承南大的历史和传统。吴总理表示，他了解南洋理工大学并非南洋大学「所生」，但南大毕业生可以「领养」它，把它当成是继承南大的学府。当晚，黄祖耀和李成义（已故李光前长子）即席以前南大理事会主席和李氏基金主席的名义，各捐出二十万星币，充作南洋理工大学的教育基金。
一九九七年底，南大毕业生协会在新、马、港等地为纪念陈六使百岁冥诞，决定设立「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以尊崇先贤在逆境中开创大学的精神及感念母校培育造就之恩。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南大第四十届校庆日（按：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南大举行校舍落成典礼，订是日为校庆日），基金会正式成立，南大毕业生协会会长谢万森将募得的星币一百八十八万元（其中包括陈氏家族以七十多年前成立的益和公司名义捐献的七十五万元，以及中华总商会、李氏基金、福建会馆、三江会馆、同安会馆等民间团体的捐款），托交南洋理工大学管理，由新加坡总统王鼎昌以南大基金首席名誉赞助人的身份接受，副总理陈庆炎为见证人。这笔捐款连同政府较早时承诺以三元对一元的拨款，共得基金总额七百四十万元。「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的收入所得将供南洋理工大学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校研究、教学和交流，藉以推动中华语言文化的教学与发展。陈六使共有十一位儿子和三位女儿。捐献典礼那天，三位公子永汉（时年六十六）、永新（六十五）、永森（五十四）代表陈家出席。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致词赞扬陈六使是位杰出的企业家、社会领袖和慈善家，肯定他热心教育，在逆境中出钱出力创办南洋大学的精神，他说：「南洋理工大学受惠于陈先生的地方有目共睹。正因为他当年的努力与成就，我们今天才能够骄傲地在云南园校址继续发展办学事业。」
新加坡政府高层自从一九九四年以来所表现的种种善意动作，说明政府对南大及南大造就的一万多名毕业生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这是东南亚全体华人所乐见而且足堪告慰的现象。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南洋理工大学颁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给前南洋大学执委暨大学秘书，闻名国际的新加坡书法家、艺术家兼诗人潘受。八七高龄的潘先生于受奖时谈起南洋大学的沧桑史，不禁感慨万分，他语重心长地说：
政府和大学当局对于历史的真实，应该很珍惜。…现在简称为『南大』的南洋理工大学，如果能够尽快恢复南洋大学的原名，各方面的心都会平息。…想不到世界教育史纪录，有超过十万人在场参加落成典礼的南洋大学，在短短二十四年间就宣告夭折。期间许多风风雨雨，许多环境和人为的历史因素，一言难尽，我们也都不去追究了。
国宝潘受，夙愿未酬
走笔至此，忽接新加坡友人来电告知，潘受博士已于本（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享寿八十九岁。
潘受先生原名潘国渠，福建南安人，生于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一九三零年十九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一九三四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及任道南学校校长六年（一九三五～一九四零）。他自己并没有受过正统大学教育。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战军兴，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主任秘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回到中国内地从事金融与工商业，胜利后再返新加坡。一九五三年参加筹办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南大校长林语堂离校，受委出任大学秘书长，渡过一段没有校长主持校务，最艰苦的四年，直至一九五九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学生毕业，才辞去职务。
潘受精研书法，早年师法颜真卿、虞世南，后转习魏碑，于楷书、行书有很深的造诣，最后自成一家。一九八二年出版书法集三册，新加坡国立博物馆于一九八四及一九九一年（庆祝八十岁大寿）两次为他举行书法展览。他的书法广受各界喜爱与尊崇，除东南亚各地外，在山东曲阜孔庙、西安碑林、武汉黄鹤楼等地都可看到的墨宝。潘受也爱好写作及诗歌创作，他曾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参加中国「全国拒毒论文比赛」荣获第一名（北大蔡校长元培为主任评选），早年喜写白话诗，青年时期才致力于古典诗词的创作，已出版《海外庐诗》（1970）、《云南园诗集》（1984）、及厚八百页的《潘受诗选》（1997），其中共有诗词一千三百余首。
潘受的书法与文学造诣，受到国内外文化界重视。一九八五年获巴黎「法国艺术沙龙」（Salon Artists Francais）金质奖；一九八六年获新加坡政府文化奖章；一九九一年又获法国国家艺术与文学（Officer des Art et des Letters）勋章；一九九四年获新加坡卓越功绩勋章（P.J.G.）；一九九七年获亚细安文化奖（ASEAN Cultural Medal）；一九九八年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荣誉奖章，同年南洋理工大学颁授名誉文学博士荣衔。
潘受献身他热爱的中华文化，数十年如一日。他在中国书法和诗词上的优异成就，为东南亚华人的精神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产；他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高深修养，更成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九九五年，新加坡政府为肯定潘受的对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卓越贡献，正式宣布他为国宝。去年，潘受于得知南洋理工大学将授以名誉文学博士之时，特地请见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表示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应该接受这项荣誉，因为他的贡献是在「南洋大学」，而非「南洋理工大学」。杨部长认为南大精神仍然活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里，鼓励他接受。在颁授典礼中，潘受主张恢复南洋大学校名，可见他对南大感情的深厚。他的呼吁，获得东南亚华人社会热烈的反响。〔取材自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学名誉文学博士荣衔时，呼吁当局恢复南洋大学校名一节。顷接新加坡消息，潘老先生已于本（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享寿八十九岁。
潘受先生原名潘国渠，福建南安人，生于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一九三零年十九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一九三四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及任道南学校校长六年（一九三五～一九四零）。他自己并没有受过正统大学教育。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抗战军兴，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主任秘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回到中国内地从事金融与工商业，胜利后再返新加坡。一九五三年参加筹办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五年南大校长林语堂离校，受委出任大学秘书长，渡过一段没有校长主持校务的艰难时期，直至一九五九年第一批四百三十七名学生毕业，才辞去职务。
潘受先生精研书法，早年师法颜真卿、虞世南，后转习魏碑，于楷书、行书有很深的造诣，最后自成一家。一九八二年出版书法集三册，新加坡国立博物馆于一九八四及一九九一年（庆祝八十岁生日）两次为他举行书法展览。他的书法广受各界喜爱与尊崇，除东南亚各地外，在山东曲阜孔庙、西安碑林、武汉黄鹤楼等地都可看到的墨宝。潘受也爱好写作及诗歌创作，他曾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参加中国「全国拒毒论文比赛」荣获第一名（蔡元培为主任评选），早年喜写白话诗，青年时期才致力于古典诗词的创作，已出版《海外庐诗》（1970）、《云南园诗集》（1984）、及厚八百页的《潘受诗选》（1997），其中共有诗词一千三百余首。
潘受的书法与文学造诣，受到国内外文化界重视。一九八五年获巴黎「法国艺术沙龙」（Salon Artists Francais）金质奖；一九八六年获新加坡政府文化奖章；一九九一年又获法国国家艺术与文学（Officer des Art et des Letters）勋章；一九九四年获新加坡卓越功绩勋章（P.J.G.）；一九九七年获亚细安文化奖（ASEAN Cultural Medal）；一九九八年获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荣誉奖章，同年南洋理工大学颁授名誉文学博士荣衔。
潘受先生献身他热爱的中华文化，数十年如一日。他在中国书法和诗词上的优异成就，为东南亚华人精神文明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深厚修养，更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九九五年，新加坡政府为肯定潘受的对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卓越贡献，正式宣布他为国宝。去年，潘受于得知南洋理工大学将授以名誉文学博士之时，特地请见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表示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应该接受这项荣誉，因为他的贡献是在「南洋大学」，而非「南洋理工大学」。杨部长认为南大精神仍然活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里，鼓励他接受。在颁授典礼中，潘受主张恢复南洋大学校名，可见他对南大感情的深厚。他的呼吁，获得东南亚华人社会热烈的反响。（注[xi]）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四二号（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年八月修订〕
【注释】
注[i] 陈嘉庚，福建同安县集美村人，一八七四年生。十六岁赴南洋谋生，三年后奉命回乡成婚，一八九四年二十岁，在家乡出资兴办学校。一八九三年重回新加坡从事菠萝罐头、米、及橡胶业之经营，热心公益、急公好义，渐成侨界领袖。一九零六年加入同盟会，参与福建会馆创办道南学堂。一九零九年结识孙中山，支持革命。一九一二年回国，积极兴办新式学校，次年成立集美小学，不久又回南洋，参与兴办崇福女校（一九一五）、华侨中学（一九一八），谦益树胶厂也于一九一七年成立。不久又回乡发展集美小学至中学、师范、商科、农业、水产等校。一九二零年筹办厦门大学，先借集美校舍开课，一九二二年校舍完成学生迁入上课。厦大校长先二年为邓萃英（邓昌明、昌国、昌黎昆仲尊翁），后十六年为林文庆。一九二四年创办新加坡南洋商报，一九二九年任福建会馆主席。是年世界经济开始不景气，陈嘉庚的事业由盛而衰，于债务压迫下将工厂一部份出租给女婿李光前及同乡陈六使，一部份由自己承租，以所得利润部份供作两校经费。一九三六年厦大经费不足难以维持，国民政府接办改为国立，聘陈嘉庚为终生委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筹募巨款一亿四千余万元汇回中国支持抗战。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主和，陈嘉庚通电力斥其谬，十月电报参政会提案议决「敌人未出国土前，言和即为汉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匿居爪哇。战后回新加坡，一九四七年办南侨女中，次年办南侨日报，极力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及从事民俗改革运动。一九四九年辞去第九届福建会馆主席职，十月回大陆访问，受委人民政协华侨首席代表。一九五零年初回新加坡处理公私事务，五月返回大陆定居，继续投入教育事业。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岁。遗体归葬集美。参阅「福建会馆会史」及一九九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张剑魂整理「陈嘉庚：毁家兴学第一人」。
注[ii] 李光前，福建南安人，一八九三年生。十岁南渡星洲，初入英校读书，十五岁回中国升学，毕业后返回新加坡。一九一六年任职于陈嘉庚之谦益树胶公司，旋升经理并为陈嘉庚选为快婿。一九二八年成立南益树胶公司。一九三零年代已成南洋工商巨子之一，经商之外热心公益、提倡教育不遗余力。抗战期间领导南洋华人社团，出钱出力支持南侨筹赈总会拥护抗战。一九五三年设立「李氏基金」，将所得供教育慈善公益之用。国父孙中山先生于一九零六年在新加坡居住，及成立南洋同盟会的「晚晴园」，后来辗转落入他人之手。一九三七年，李光前响应陈楚楠、陈占梅之倡议，与陈楚楠、李俊承等多位华侨合资从印度商人手中买回，呈献国府。一九六四年又出资重修晚晴园，辟为图书馆，以保永存。一九六三年六月，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分立为马来亚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受任为新加坡大学首任校长。一九六七年病逝新加坡，享年七十五岁。参阅林正言「民国人物小传：李光前」，《传记文学》四十八卷四期；阮毅成书简「晚晴园被拆除系传闻失实」，《传记文学》四十四卷六期。
注[iii] 这几间华文学校，以及所有其他民间兴办历史悠久的华校，于一九八零年代在新加坡政府的转型化政策下遵行双语教学制度，改以英语为教学媒介，母语退为辅助语言。政府于一九七九年开始推行的「讲华语」运动非常成功，今天的新加坡人不论「英校生」或「华校生」，个个都能说流利的华语，但是华校生的华文读写程度似乎已大不如前。最近读到一篇「新加坡双语教育半桶水」的文章，有道：「…近来新加坡对大陆的贸易日趋频繁，大陆市场对新加坡经济的重要性愈趋明显，华语人才需求孔急，但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即使是在大学里攻读中文系的学生，中文都常有错别字，表达也不甚精确；为此，新加坡政府针对未来广大的华人市场，再次检讨所谓的「双语政策」，针对如何加强中文能力成立教育改革委员会，预计三年内，新加坡的语言教育政策将再有重大改革。」（见中文网页转载《今周刊》第五十九期）。
注[iv] 历史学家吴相湘教授应南大之聘自一九六六起担任历史学系教授及系主任三年之久，建树良多。他到校不久后即受执委会之托编辑南大创校十周年纪念特刊，在「南洋大学校史略」中叙述南大建校宗旨及经过。见吴着「南洋旅游与任教」（《传记文学》三十六卷六期）。
注[v] 林太乙着《林语堂传》第二十章「南洋大学校长」（页二六五～二七七）中有详细叙述。
注[vi] 文学家徐吁教授于一九六零年在南大教书一年，他记道：「…当时语堂以其婿黎明为大学秘书，以其女太乙为校长秘书，这也是当地人仕无法谅解的事，黎明、太乙都是才学兼备的人才，当然不是能力问题。但聘为教授，不会有人说话，插在人事圈子，自极不合中国传统之情，亦有违于现实环境之理。」见徐着「追思林语堂先生」（《传记文学》三十二卷一期）。
注[vii] 笔者当时听到这个传说不敢置信，二十多年后证之于黎东方博士的回忆：「我认识他（语堂）整整三十年，只见他发怒一次。那便是当我们同在新加坡之时，有小人以卑鄙的手段逼他放弃创办南洋大学的工作。南大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董事长）陈六使胸无主见，受谗信谤，对语堂误会日深，我与林庆平奔走了几天，安排他们二人于某一天晚上在国泰大楼陆家会面，希望他们把事情削开来谈，言归于好。不料，在六使似乎尚能谈谈正经之时，语堂却用闽南语给他一连串的「我问你」，把六使吓得由客厅退至厨房，由厨房经后门溜出了陆家。」见黎着《我论语堂先生》（《传记文学》三十一卷六期）。林太乙着《林语堂传》中亦有类似叙述。
注[viii] 胡博渊，字铁先，江苏人，一八八九年生。清华大学毕业后留美，入麻省理工学院习矿冶及匹兹堡大学专研石油工业。一九二零年回国后任北京龙烟铁矿工程师、大冶铁矿工程师、实业部司长等职。一九三四年任中央大学教授。抗战时期先后任经济部技监、西康钢铁厂筹备主任，贵州交通大学分校校长。战后任台湾钢厂及工矿公司顾问。一九五五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后转任马来亚大学客座教授。一九六三年退休后，礼佛居新加坡龙山寺，一九七五年逝世，享寿八十七岁。着有「晚清斋散记」等书。参阅胡光麃着「早期的矿冶人物」（《传记文学》二十九卷一期）。
注[ix] 连士升，福建福安人，一九零七年生。燕京大学（一九三一）及燕大研究院（一九三三）毕业，先父陶希圣曾在燕京兼课，故连跟随陶甚久，为《食货》撰稿。一九三八年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及岭南大学讲师。一九四零年任《国际通讯社》编辑及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一九四一年底港九沦陷，次年初脱险往越南，任侨校校长。抗战胜利后赴重庆（一九四六年曾住我家一段日子），不久随政府复员南京。一九四七年赴新加坡，任《南洋商报》总主笔（一九四七）及总编辑、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一九五三）、政府公务员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九）、南洋学会会长、新加坡大学董事等职。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泰戈尔传」、「海滨寄简」八集、及「回首四十年」等，享有「南洋鲁迅」之美誉。一九七三年七月九日在新加坡逝世，享年六十七岁。参阅郑仁佳「民国人物小传：连士升」（《传记文学》六十九卷三期）。
注[x] 一九九八年九月，新加坡前总理，现任资政李光耀先生手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由新加坡联合早报印行出版，立时洛阳纸贵销售一空。李资政在书中详述从政早期同马来亚共产党打交道，藉说华语及方言的华族民众之支持，在新加坡政坛逐渐崭露头角，以及后来赢得大选后清除党内共产份子的经过。书中最重要的部份为一九六三年加入马来亚首相东姑鸭都拉曼所创立的马来西亚，两年后被迫退出的前因后果。由于书中对于大马执政党领袖如东姑（马来西亚尊为国父）、陈修信（马华公会第四任会长暨前财政部长）等人的施政能力和治国作风诸多批评，引起马来西亚人民之愤怒以致该书遭马国政府查禁。李资政历陈从政以来的是非得失，用笔犀利，爱憎分明。笔者细读本书，认为是一部记录与剖析新加坡成长历史及李光耀个人奋斗过程的真实而诚实的著作。
注[xi] 取材自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主要参考资料】
一 黎东方：「我论语堂先生」，《传记文学》三十一卷六期，民国六十六年十二月。
二 徐吁：「追思林语堂先生」，《传记文学》三十二卷一期，民国六十七年一月。
三 编者：「林语堂小传」，《传记文学》三十二卷一期，民国六十七年一月。
四 吴相湘：「南洋旅游与任教」，《传记文学》三十六卷四期，民国六十九年四月。
五 林正言：「民国人物小传：陈六使」，《传记文学》四十八卷一期，民国七十五年一月。
六 林太乙：「林语堂传」，台北《联经》出版，民国七十八年。
七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陈六使与南洋大学」，一九九零年一月十六日。
八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一九九三年。
九 郑明杉：「黄祖耀传」，香港《名流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七年。
十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一九九八年。
十一 新加坡《联合早报》李彗玲：「获南洋理工大学颁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潘受吁恢复南洋大学原名」，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十二 新加坡福建会馆中文网页：「福建会馆简史」、「南洋大学」及南大行政楼图片。
十三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网页：「南洋理工大学」。
十四 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中文网页「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新闻剪辑」。
十五 南洋理工大学中华文化语言中心中文网页：「云南园景物」图片。
十六 南洋大学英文网页：’The History of Nanyang
University’。
十七 新加坡Hyperion英文网页：‘The Return of the British’，‘The Road to Self
Government’，及‘Indepen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