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风蕉雨话南洋》
陶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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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风蕉雨话南洋之十一
缘份既尽不如归去
陶恒生
人性管理竟遭猜忌
一恍四年至一九八二年，困扰了我几年的胆结石宿疾益形严重，经医师诊断必须早日开刀，以免变成急性。三月中旬，腹部又连续发生剧痛，我乃请假回台北住进中心诊所，由名外科俞瑞章大夫亲自动手术为我摘除胆囊。手术头一天，在病房中忽接雅加达传来消息，我离印尼之前与日本厂商谈妥的长程矿山输送皮带合约突被公司否决，闻后颇觉不寻常，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但我开刀在即，已无暇作进一步查证。手术后再去电公司查问，此案木已成舟，多争无用。一天，林文镜突来医院探访，慰问一番后表示，现在工厂一切都很平顺，将来我回印尼后，不必那么忙，可把小事交给年轻后辈（指儿子宏修及女婿吴玉平）处理，自己回总公司上班，可以多打打球，多出门旅行。老板的亲切爱护，我夫妇至为感激。
休养三星期，伤口复原后我立即赶回印尼工厂。第二天上班，同事们纷纷来办公室看我，我见其中几人表情怪异，不知何故。几天后，秘书小姐施美云终于忍耐不住，偷偷告诉我她听到的一些莫名其妙的闲话，诸如「陶恒生搞群众」、「陶恒生想取林文镜而代之」…等等。讶异之余，找来马来西亚老同事李文清、林国石问个究竟，他们说﹕「自从你回台湾开刀后，这些谣言就在厂中传了开来，而且几位新近从台湾来的同事，频频向我们查问有无其事，说是在公司听到的云云。」又说﹕「有两个人几乎天天坐车跑去雅加达总公司，一去就是大半天，回来后就神神秘秘的关起宿舍门，三五个人好像在开什么秘密会议似的。」我很困扰难过，但也无法对这些捕风捉影的传言太过认真。
当扩建工程一个接一个地成立工程处的时候，厂内人材严重不足，我乃回台湾招兵买马，对于想去印尼的人，几乎来者不拒，照单全收。一些因故暂时无业的水泥同行，我也毫不考虑地加以延聘。姜品洁曾经是我的老上司，后来又经我介绍至马来西亚大石水泥同事半年；叶宗虞由老前辈、嘉兴水泥齐熨博士引介，他们千里迢迢南来同舟共济，我自然引为知己。我保举姜品洁为副总工程师，任叶宗虞为机械课长，他们经验丰富、学有专精，可惜都有玩串联、搞小组织的习惯。
我请假住院期间，运转生产及扩建工程分别由姜品洁及吴玉平代理。在这段时间内，三、四号窑运转不顺，产量低落。总经理郭德恩建议比照白水泥技术支持的条件，请日本人来厂提供运转服务，公司乃急召日本水泥总公司派人前来谈判。因日方开出的单价只有台泥原价的一半，增派人员不超过八人，条件相当吸引人，这个案子居然谈成了。此案孕育时期我未与闻，故未表反对，而且既已有人说我有野心，更不便反对；再者，日本的条件实在太好，我实无立场抵挡。何况只有八位日本人前来指导，工厂组织不变，管理权仍在自己人手上。
印泥把新窑接下，又拱手让人，台泥自然颇不谅解，最难过的莫过于台湾士敏公司副董事长王量先生和总经理耿镛先生，因为台泥代工运转的合约，已改由台泥子公司台湾士敏工程公司承担。某日，我接到士敏协理汤锡绂兄的电话，劈头把我臭骂一顿，说我标新立异、喜新厌旧、吃里扒外等等，这个黑锅我是背定了。自此，「由自己人管理自己的工厂」这个目标，终于在兜了一个大圈之后，又回到原点。我自知无力回天，离开公司将是迟早之事，为未雨绸缪计，开始写信申请美国大学研究所入学许可，参加托福考试，预作深造的打算。
有一天我去总公司公干，向林文镜报告工作，他忽然问我：「老陶，日本人说你设计一流，现场不行，你说呢？」我茫然无语，自忖三十年来，我监造大小水泥旋窑不下十四套之多，何谓现场不行？尤其此时此刻说出此等闲话，听起来特别刺耳。然而我了解他对我已渐生猜忌之心，所谓「搞群众」、「取而代之」的谣言，犯了老板的大忌。他曾说过：「苏哈托总统说的，部下弄几个钱没关系，只要忠心就好。」，看来印尼企业家仍然跳不出「家天下」的思维框架，我既未能洞悉华人企业家浓厚的人治思想，亦不试求了解公司中业已相沿成习的老板文化，宁非做人的彻底失败？
从基隆台昌工业公司启蒙开始，历经杨梅启信实业公司、马来西亚工矿公司、大石水泥公司，个人所处的环境，都极单纯。尤其在追随李良荣将军的八年之中，学习到正直求己、诚信待人的道理，以及相互支持、一秉为公的团队精神。坦白说，直到进入印尼水泥公司这个大酱缸之前，我从未领教过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斗争诬害的一面。我非好斗善斗之人，也没有精神与时间去做无谓的争辩，徒然贻笑大方。然而，我秉承公司之命，率领全厂员工四千余人辛勤工作，原是上下一心、奋发图强的具体表现，却未料竟会遭受「搞群众」的误解，连最信任我的顶头上司林文镜也下意识地觉得权威受到威胁，宁愿牺牲好好一个战力充沛的团队，任它走向瓦解之途。俗语说得好：「共患难易，共安乐难。」事情做多了，誉之所至，谤亦随之，我终于在公司技术、管理、财务…各方面渐入坦途之际，决定离开我曾经为它付出全部心血的印尼，回到美国，寻求继续深造的机会。
缘分既尽不如归去
十月底，我给林文镜写了一封长信，附上辞呈，请求年底以前离职。董事长林绍良听说我要辞职，派亲信安迪来询问缘由，我坦白地说，我在公司遭人中伤，领导威信受损，已极度灰心，既然缘分已尽，不如就此归去。安迪回去后，安东尼找我谈话，表示愿为我安排至集团其他公司工作；林绍良也亲自劝我，提议给我半年假期，盼我休息一阵再回来工作，我都婉拒了。
几年来我日以继夜地工作，星期天只休息下午半天，匆匆陪德顺进城看场电影吃顿饭，长久下来，头发全白。德国友人见我负荷如此沉重，很为我耽心；日本工作人员也纷纷劝我保重身体。我申请美国大学，除了请恩师钟皎光及蒋君宏两位教授给我写介绍信之外，又亲自拜托台湾士敏工程公司副董事长王量先生为我证明就业经历，王公知我即将离开印尼，不禁感慨地说：「我在台泥三十五年，没能培养出像你这样的人才，林文镜竟轻易放你走，太可惜了。」
人生道路操之在我，方向是对是错，全凭自己的判断，尔后的发展是祸是福，全由自己承担。当然，客观环境如人、时、地等因素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判断，但主观的取舍还得看自己。先父的北大学生、我的老师兄、北师大教授何兹全先生说得好：「一个人的一生命运，常由三者决定：机遇、偶然、个人条件。个人条件，有被动、有主动。机遇来了，别人不合适，只有你合适。合适是你的条件，是被挑选的，这是被动。目前摆着几条路，由你选择，这是主动。」我之去印尼虽说是出于被挑选，却是主动选择前往，后果自当完全由我自己负责。然而曾几何时，短短的五年，宾主关系竟从「肝胆相照」滑落至横加猜忌的地步，其间环境变迁与心理转折之快之深，真是始料不及。
十一月十九日泰来大哥来信，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你们水泥公司大展宏图，正是工程人员发挥才能的机会，这是非常好的现象。我们中国人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富贵，一旦计划完成，顺利开车，往往就是工程人员遭殃的时候到临。…
大哥真有先见之明，他尚不知我已辞职。巧的是此信到时，我正好收到董事主席苏兑卡莫诺十一月二十五日签发的服务证明书，正式确定我辞职生效。
十二月十日，安迪又来问我期望林绍良为我做些甚么。我说：「我只想恳请Uncle亲自来参加工厂为我举行的惜别宴会。」我提这个要求，是因为工厂同仁们正在筹备惜别宴会，而且为我准备了礼物；可是，有几个人在厂中串联，企图阻止同事参加，说是上面交代的云云，造成不小困扰。十二月十五日宴会前一天，雅加达传来消息，大老板林绍良决定亲自参加宴会，还要讲话。串联活动戛然中止，接着就上演一出争取坐首席的闹剧。
林绍良的讲话言简意深，他向来不大在公共场合讲话，这次实在给我极大的面子。林文镜也讲了一席很感性的话，他回忆我们初次在新加坡见面的往事，以及几年来共同携手为公司发展的种种努力。我非常感动，相信他说这些话的诚意，只是太晚了，为何不早几个月说？
如今那荒谬的「赠车事件」早已时过境迁，本不应再费笔墨，然而回顾当年情境，仍似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自一九八二年为父亲换第三辆车后，我于父亲九十大寿那年，再换一车，这也是最后的一次，综计自父亲七十岁起，共购换新车四次。这原是儿子孝敬老父的家庭内私事，实不足为外人道，不意父亲八五寿辰的那一次，竟在印尼引发无谓的风波，真是始料不及，也是我的不孝。其实谣言发生之初，林文镜大可出面制止，或叫我去问个清楚，不幸他被有心人利用，为「取而代之」的说法所惑，乃采取坐视不管，任其发展的态度，以致他自己花了五年功夫建立的王朝，竟因自己一念之差而毁于一旦，更伤了拚命为他打天下的部属的心。
自从加入印尼水泥以来，为了推行公司交付的任务，我无可避免地得罪了三批既得利益者：排外的代工驻厂人员、抱全守缺的总公司旧人马、包商的部分既得利益者。由于对我的痛恨，我的一举一动，都为这些人用显微镜严密检视，平常但出些小差错，决不放过冷嘲热讽的机会，如果抓到把柄，自然会连手给我致命一击，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等了四年多，终于抓到我的一通电话而大作文章，乘机散布谣言，以图损害我的领导威信。他们是成功了，但是晚了几年，因为我的改革工作业已次第完成，公司无论在组织、运转、营利、国际声誉上都处于空前辉煌的状态，各国贷款源源而来，新窑一个一个的建，印尼水泥已经昂然步入世界级大水泥公司之林。我在林文镜全力支持下展开工作，也在他全力不支持之下毅然求去，但他交付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此时「解甲归田」，虽有遗憾，却无牵挂，了然无愧于心。
最近观看大陆连续剧「雍正王朝」，颇有所感。雍正继承康熙遗愿，倚赖几位重臣改革吏治、兴利除弊，他的二十几个兄弟除了十三弟之外，几乎个个隔岸观火，唯恐天下不乱；皇帝偶出差错，兄弟们乘机落井下石，决不手软，雍正独木难支，在位仅十三年即暴卒于御案之旁。可见虽贵为天子，欲求改革尚且阻力重重，皇帝左右汉人大臣所遭受来自满人的压力，可想而知。再看历代皇帝其意志不坚或猜疑心重者，下面奉命推行新政的臣子，其失败者固被杀头或流放，成功者亦鲜有不遭朝廷贬抑乃至抄家者，我乃小民，能自印尼首富王国之中全身而退，亦云幸矣。前几天，德顺忽然有新发现，她说：「那时的你，不正是今天宋楚渝的写照吗？」闻言不禁哑然失笑。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我和德顺带了么女若昭及爱犬山美、露西，乘搭西北航空公司班机，飞东京转机回美，临行前大批员工前来机场送行，依依惜别之情犹胜当年怡保送别的场景。林绍良的亲信安迪、安东尼的秘书顾纳万夫人、台泥张震威厂长等都来了，林文镜没来，他「收集」的陶恒生如今被他气走，面子上也不大好看，不能怪他生气。抵达芝加哥时，大儿德兴全家驾七人座小巴士来机场相接，结束了五年多彩多姿的印尼之旅。
香港的顾问工作
次年（一九八三）三月，我应香港联合船坞公司之请，前往提供咨询，解决他们与美国西泽工程公司之间，有关建造位于屯门的中国水泥公司追加工款的纠纷。六月回美，七月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暑期班，提前攻读管理学院的企业管理课程。
说起那次香港之行，也算是一场奇遇。香港中国水泥公司建于屯门，由美国西泽工程公司设计监造，香港联合船坞工程公司（简称联坞）代表业主负责工程管理。工厂设计完全翻版自德州圣安东尼水泥厂，年产量一百二十万吨。在兴建工厂的三年半期间，西泽工程公司的工地经理曾向业主的代表联坞发出大量备忘录，就由于非西泽责任所造成的修改、重做、延误工期所产生的额外费用，提出求偿。每一张备忘录的最后一段，西泽都不忘写上一段：「贵公司收到本备忘录十四天内若不答复，当以接受本备忘录内所提之要求论。」联坞可能不了解美国公司的做法，因而漠视了备忘录的法律效用，一概不予答复。工程完毕之后，西泽凭以求偿达两百万美元之多。联坞自然不承认这笔额外支出，西泽乃告将官里去。香港法官开了几次预备庭，发现西泽备忘录中所形容的索款内容，大都涉及技术层次，而双方律师乃至法官自己，都难以说得清楚，乃建议双方去找一位立场中立，资格为英国承认的水泥专家先将备忘录阅读过滤后，再由法官定夺。
联坞在不知如何知道了我，这个专家竟落到我的头上。那时我刚刚离开印尼回到美国，辗转收到信后，便去了香港一趟。联坞和西泽都同意我作中间人，但由联坞负责我的费用。我前后去了香港四次，总共工作了四个月，德顺也顺便去香港玩了两个礼拜。我在联坞巧遇亚特兰大老同事，合约管理师罗丝，原来她应联坞之请，一个月前来港研究合约权利义务，攀谈之下，才知道是她向联坞推荐我来帮忙的。
我花了很多时间，把联坞办公室十几个卷宗柜中约一万张（是的，三年半平均每天收到九张）备忘录加以分类过滤，最后就可能成立的五百多张加以计价，写成报告，建议中国水泥支付西泽不到八十万美元。报告提出之后，我即离开香港未再过问法庭的判决。后来听说双方依照我的报告庭外和解了。
重做老学生
我在离开印尼之前，就已开始准备再进大学研究院深造的事。从事水泥厂设计、建造与运转工作这么多年，一直与会计作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工程预算、采购、贷款、付款、合约、生产成本、设备折旧…等等项目，莫不与会计息息相关。然而，虽然看过许多各式各样的会计报表，对它们的内容却是一知半解，既不能深入，何能用之为分析绩效的工具？
曾经在新加坡工程师学会某年的会刊上读过一篇文章，讨论为何财务人员在公司里爬升得比工程人员快，薪津也比较高？原因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宏观问题。财务人员大都有了解及分析公司收支状况和盈亏的能力，而工程人员大都只知追求好质量、高效率，而忽略了质量和效率与成本的平衡点，以及超过此点对成本的冲击。换句话说，财务人员知道合理省钱，而工程人员却只会花钱。准此，老板自然会觉得身边的财务人员比较能够体恤公司的困难与需求，而以为远在工厂里面的工程师们有种不顾老板口袋里的钞票，喜欢乱花钱的任性。对于这个言论我深有同感。过去在大石也好，印泥也好，我经常听到老板批评我们乱花钱，因而把材料请购单打折批准或退回重拟的例子。工厂主管们虽然万分无奈，却不知如何用简单的、非技术的语言向公司申诉。这就是缺乏财务常识、不懂会计语言，以致无法以有效的表达方式去打动老板的缺点。我之决心攻读企业管理，就是想要补强这方面的缺陷。当然，企管不仅是财务，还包括其他项目，如会计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数学、市场策略、失误管理、电算机使用…等等。
我从台湾买来一些托福考试题库、录音带之类的材料，晚间及周末，在家中关起房门温习模拟。我在雅加达考托福，考试前一天，先与德顺住进雅加达希尔顿饭店，作最后的冲刺与休息。托福考得很好，得了六百六十分。这在台湾算是「状元」，补习班会贴红榜放鞭炮的。申请读管理硕士班还得考「管理研究所入学测验」（GMAT），这次考试在新加坡举行，我和德顺两人头一天搭机去新加坡，住入丽晶饭店后，先赴位于一个山坡上的学校考场，找教室看座位，真像参加联考一样紧张。第二天应考，题目很多，足足考了四小时。考完出来遇到倾盆大雨，等了许久不停，商得一位同考搭他便车下山，这位同考仁兄赶着回家，车子开到饭店那条路的路口就要我下车。此时滂沱大雨未停，雨中又叫不到出租车，只好冒雨狂奔，到达饭店时已成落汤鸡，一双新买的皮鞋被泡得差点脱不下来，真正是泡汤了。我考这科成绩平平，只得了五百六十分。
我申请了五间学校。录取我的大学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分校及南加大。华盛顿大学我大学毕业那年（一九五三）曾经申请到入学许可但未去，这次真想到那儿读书；普度大学与我家特别有缘，三个儿女和大媳妇、小女婿一共五人都从此校毕业，我几乎决定报到，不巧小女婿黄俊宣也准备就读这一班，我想想翁婿同班，彼此压力都将很大，还是回避较好。儿子说：「爸爸，你们在热带住惯了，东部或中部印第安纳州的冬天，冷到零下几十度，你们可受不了，还是到加州去吧！」女儿们也附和，就此决定进入洛杉矶加大（UCLA）。办完岳父丧事之后，我于七月间进暑期班开始念学分。
加大校区位于洛杉矶好莱坞附近的西木（Westwood），校园广阔，师生七万多人。我和德顺在与大学同一条路上，离大学医院不远处的一个公寓，租了一个单位，开始过简单的学生生活。西木有三多：电影院多、书店多、餐馆多，是个典型的大学城。这里有电影院五十多间，简直是个电影城。我这个影迷住在这儿，最痛苦的事莫过于要抵挡电影的诱惑，常为了贪看一场电影而不得不熬夜赶功课。
加大的学制是「学季制」，一年四个学季，每季十周，课程密集，赶得要命。如果不嫌累，接连念完四个学季即可拿到学位。我早上背着书包走路上学，中午躺在草地上吃德顺为我做的夹肉松馒头，有个小松鼠偶而会来与我分食少许。没课时不是上图书馆就是去电脑室找电脑写报告。我说「找电脑」有个缘故。学季开始时有两件事要尽早排队，一是抢停车位、一是电脑排期。前者我不耽心，因我住不太远；后者却非常重要，尤其人人都想排在下午下课后的理想时段，很不容易。我运气不佳，时间统统排在晚上十一时以后。但也有好处，夜晚停车空位多，电脑一小时时间到很少有人在等，可以继续使用下去。所谓找电脑，是白天去电脑室看看有无人缺席不到，此时便可坐下来用他或她的时间。但用者一来，就得立刻收拾走人。我后来从台北中华路买来一台仿造的「苹果二号」小电脑，把我的旧电动打字机装上一条序列电线当打印机使用，以后除非需要使用特别软件，我就不大去电脑室了。
班上共有学生五十余人，我们的读书小组共五人，包括一位来自香港的年轻女生、一位墨西哥裔的中年女生、两位美国男生、和我这个全班第二老的男生（第一老的是位六十岁的女同学）。我们分工看书、讨论课题、写作小组报告。我的小电脑，和德顺的炒饭炒面，使得我们的公寓成为小组读书重镇之一。
周末两天，德顺和我一定得先看两场电影，然后开车到三十哩外的中国城蒙德利公园（Monterey Park）买中国食品和吃饭。大女儿若蕙和女婿方和同大学刚毕业，暑假期间暂住我们家顺便找工作。不久他们都找到不错的工作，若蕙进了洛杉矶威士定（Westin）大饭店当实习生，和同受雇于一家专业材料研发公司。
班上有位西点军校毕业生，德育兼备、品学均优。一天晚上，电视播报美军突袭格兰那大岛（Granada Island），第二天第一堂课「错误的管理」，教授问哪一位愿就此事件提出评论，这位西点高材生不慌不忙走上讲台，把格兰那大岛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美国的关系、最近事态发展、美国出兵的背景、突袭经过、将来可能的发展等，作了一个简单扼要的报告，俨然一副军事首长的态势，令我等大为折服。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先姐琴熏的大儿子，我的外甥沈宁从北京飞抵洛杉矶，当年姐姐带他去香港又回大陆时，沈宁还不到两岁。文革时全家被抄砸多次，一九六九年插队陕北，在剧团当小提琴手，因「成份」不好，备受歧视。一九七七年考北大成绩优异，但因其父政治审查问题，北大不敢录取，改考西北大学。在学时申请到爱阿华州立大学的奖学金，毕业后又格于政府规定无法成行，乃进陕西电视台工作。直到一九八三年夏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跑了衙门几十趟，才办成出国护照拿到签证。远在亚利桑那杜桑市的沈燕，特地来机场迎接。我为他们在附近旅馆租了一间房间晚上休息，白天两兄妹来我们的公寓相聚，宁宁含泪讲述妈妈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悲惨遭遇，我和德顺听了万分心酸。第二天，我带沈宁逛百货公司，买些美国学生喜欢穿的衣物鞋袜，从头到尾彻底「换装」，三十多岁的外甥，一下子变成帅哥。第三天，两兄妹自行去迪斯尼乐园玩，回来时搭错巴士迷了路，差点找不到家门。第四天，我驾车带二人游览环球摄影场，及好莱坞明星住宅区的漂亮房屋。第五天，兄妹两人飞杜桑晋生四弟家中盘桓数日，沈宁即径往爱大报到入学读东亚系，两年后得硕士学位。
林云大师说「梦」
在印尼居住时，印尼政府禁止华文书报进口，对于无日不离书报的我们来说，毋宁是一大精神折磨。幸好常有员工和包商来去台湾，不时偷带些报纸杂志进来，大家如获至宝，争相传阅。我们从中国时报周刊上看到两篇报导密宗黑教再传人林云大师的文章，其中一篇是李振清教授写的「活佛拜活佛」，读之不胜向往，但不知何年何月何地，能够有缘见到这位异人。
不想机会竟然来到校园，一张海报跃然眼前：林云大师将来加大作公开演讲，题目是「痴人说梦」。演讲那天是个晴朗的星期六，我们下午提前来到大教室，在前排找到位置坐下，静静地等。听众们陆续到来，不旋踵间挤满一堂，会场里顿时热闹起来。两点整，只见一位身裁微胖，穿着黑色西装的中年男士，在众人簇拥下从容地带着笑容走进课堂。一面走一面跟座中熟人打招呼，甚至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这就是林云大师。
德顺与我一生不大做梦，即使做了梦，醒后即忘，等于白做，从来没想到「梦」还是一门学问，可以作为公开演讲的题目，而且，「痴人说梦」这个题目很幽默，提高了我们的兴趣，展开笔记本，准备记录。
林大师这位「痴人」走上讲台，开始说「梦」。他先从「灵子学」，「气之百态」，讲到人的身体睡在床上后，气的活动情形。他把梦分成三类：初睡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熟睡梦：前世来的因缘；醒前梦：提示和预警。林大师把每一种梦的形成、性质、代表与化解之法，讲解得非常透彻生动，听众发问很多，都一一给予详尽解答。因为内容实在太丰富，请容德顺另文介绍，兹不赘述。
演讲到五时结束，许多听众上台包围大师。我们两人第一次听讲，不敢造次，乃离开会场漫步回家。心想人生在世本是黄梁一梦，但梦中还有梦，梦里乾坤，实在玄妙。我们初接触到这套深奥的出世知识，只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多追随大师学习。
哈拉班水泥的规划工作
我匆匆读了三个学季，满以为再念一季就可毕业了，谁知老天另有安排。一天晚上忽接庄谦浩先生自雅加达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印尼富商陈子兴正在筹办一间大型水泥厂，想找一位专家为他做规划工作，他想到了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如有，陈子兴目前正在旧金山别墅度假，可就近前往一谈。当时正好学校放春假，我想反正无事，去谈谈了解情况无妨，乃直接跟陈子兴电话约好见面时间。我如约到位于旧金山富豪住宅区休士普罗，陈子兴的巨宅见面。那知道不见还可，一见之下我的心就动了。陈子兴兴致冲冲地描绘他的构想，提出优厚的条件，希望我尽早前往新加坡开始工作。
陈子兴是新加坡旅馆业巨子，自一九八一年起，开始在新加坡兴建六家豪华饭店。他所控制哈拉班集团（Harapan Group）在印尼拥有三家主要银行，各地分行二百五十多间。另外还与另一印尼富商（传说是林绍良）合伙经营摩托车装配厂。
我回家跟德顺商量，心情很是复杂矛盾。一方面，要在此时放弃即将读完的学业，太可惜了；另一方面，那么好的水泥计划，等着我重入江湖再显身手，放弃机会也太不甘心。我思索了三天，权衡得失，最后自己拗不过自己对水泥的狂热，决定接受陈子兴的邀请。我的想法是，这个规划工作为时不会太长，大约是六个月到一年。我可以先休学，工作结束后再回来继续把学分念完。如果规划完毕陈子兴还要我留下继续督导施工，则到时再看情形考虑。
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到新加坡，开始为新成立的哈拉班水泥公司（Harapan Cement）工作。为了好办事，公司给我一个副总裁兼工程总监的头衔。我根据工地、矿山、交通…等条件，撰写规格书，同时审核日本、法国、德国厂商早已送来的报价书。我们选定日本三菱水泥公司为工程顾问、法国波利修士公司为设备供应厂商，分别谈成合约。陈子兴的财务专家，前泰国盘谷银行副总裁乌伊拉差（Virachai）则与我平行进行贷款的规划及谈判，他也到处奔波，以法国里昂银行为贷款对象，原则上购买法国机器。
四月二十二日赴东京与三菱水泥公司谈判至二十八日，正好碰上庆祝日本天皇八十三岁生日及行宪纪念日的五天「黄金假期」，德顺于二十七日从旧金山飞来与我相会，同游东京名胜及品尝日本美食，我们特别去浅草雷门寺拈香礼佛。五月五日，我续程飞德国，德顺回美后写了一篇〈东京七日游〉，刊登于美洲世界日报副刊。
五月九日从德国飞西班牙马德里，访问德尔马水泥公司（Cementos Del Mar）。原来他们有一套年产一百万吨，但从未安装的机器贱价出售，陈子兴要我去看看。机器存放在坎纳利岛（Canary Island）上工地。十一日，我在公司老板陪同之下飞抵琶尔马（La
Palma），径赴工地视察及核对规范。这批机器于一九七五年交货，因遭环保分子反对，至今无法安装，只好放弃。机器表面油漆和内部润滑做得很好，仪电设备都存放室内，图说文件也都齐全。我觉得虽然机器年代已久，但设计尚不落伍，如售价特别低廉，从节省投资的角度看，似可值得考虑，但须计算改装及补充所增加的费用，以及保固已过期的风险。
坎纳利乃位于南大西洋、北非洲阿尔及利亚西岸、影片「北非谍影」卡萨布兰卡以南数百哩的一个蕞尔小岛，为西班牙领土。因地处亚热带，是个阳光温暖，风景优美的海滩渡假胜地，一年四季游客如织，已故作家三毛早期写的小说〈哭泣的骆驼〉，就是以此地为背景。我们在海边旅馆住了两晚，白天我一人在房间写报告，晚上公司老板请吃饭，头一晚去一阿根廷餐馆吃每客一磅重的炭烤牛排，第二晚吃幼鲑鱼（Baby Salmon），鱼还幼小就把牠们吃掉，这种暴殄天物之举，在盛产鲑鱼的国度如加拿大等国，是绝对不许可的，想到这层，顿时食之无味。第三天回到马德里，晚上看了一场弗兰明柯餐厅秀，甚为精彩。西班牙跟意大利一样，从中午十二时到下午四时是午睡时间（Siesta），由于下班晚（下午四时上班至七时），晚饭吃得晚，睡觉晚，早上又起得晚，因此一天里实在做不了许多事情。我跟主人说，你们西班牙人真会享受呀，他答道：「我们还不如意大利，他们政府正在考虑星期一不上班哩！」
新加坡的工作是轻松写意的。我喜欢这儿的热带生活，享受南洋的辛辣美食。我每周去雅加达一次，住在公司招待所，周末回新与三两老友共餐聊天，倒也颇不寂寞。
当我的规划工作即将完成之际，忽然听到贷款谈判触礁的消息。据说是陈氏集团的财务信用出了问题，原因是新加坡旅馆客房严重过剩，新建饭店前景不佳，还有陈子兴本人在印尼的税务麻烦，使得法国贷款机构裹足不前。贷款无着，技术工作势将随之停顿。果然，陈子兴找我谈话，要我暂停水泥工作，问我有没有兴趣转入集团其他事业，我告诉他规划工作即将完成，我可把全部资料文件编撰成册保存，将来情况改善还可以用。三星期后，我交给他六大册文件，向他告辞。陈子兴颇觉惋惜，给了我一封信，除表示谢意外，答应继续按月汇我一年的薪津。我随即飞返旧金山。我们早已把西木的公寓退租，搬来旧金山居住。这是一九八四年底的事。
由于这些变化，我已提不起继续念书的意愿。次年一月，我加入友人开设的国际技术顾问公司（TechConsult International, Inc.）。公司不大，设在旧金山湾区圣雷蒙（San Ramon），业务以水泥技术咨询为主，配合几家大的工程顾问公司提供专业服务，另外也做工程软件设计。期间我旅行仍多，直到一九八八年因父亲病重回台湾为止。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五六号（二○○○年五月）；二○○○年八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