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风蕉雨话南洋》
陶恒生
目录
椰风蕉雨话南洋之八
千岛之国的印尼
陶恒生
一个屋檐下两个水泥公司
我每天待在工厂接触同事、熟悉环境，发现厂里有两套人事系统﹕台泥系统和印泥（本公司）系统；印泥系统又分印尼籍和外籍（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两组人马。印尼籍人员又有「林绍良的人」和「林文镜的人」两派。另外，会计系统还有一股属于泰国盘谷银行的人马。
台湾水泥公司以合约承包印尼水泥公司第一、二号旋窑的运转和生产管理，合约每期三年，期满双方如无异议即自动延期。服务费依据每月熟料生产量，以公吨为单位计算美金支付。人事组织以台泥派驻工厂的厂长为最高主管，率领来自台泥的技术及管理人员督导运转及生产，并负训练业主印尼水泥公司自聘员工之责任。台泥派来的第一任厂长吕泰伯在我到任之前调回台北，改派林才华接任。才华兄略长我三、四岁，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是当时台泥数一数二的干练高级干部，他调任之前是台泥最大厂高雄厂的厂长。林厂长由三位副厂长辅佐，其中一位专门负责三号窑的扩建工程。我初识才华兄时，他在台泥苏澳厂任制造课长，当时的厂长是王正衎先生。
工厂同仁对于我之加入印泥公司有种种猜测，其中之一是我将接管台泥所管辖的第一、二号窑，因此台泥人员对我抱着很大的成见与戒心。这也难怪，偌大一个金饭碗有人存心取回，的确是件令人讨厌的事。再者，台泥原是公营事业，具有严密的组织和人事制度，讲究辈分和资历。我非台泥出身，又因出道较早、在民营机构中窜升较快的缘故，职位排名似较他人略高，可是以台泥的年资标准而言，我是属于资浅的人物，某台泥干部即曾直指我「乳臭未干」。因此在这种环境之下，台泥整个工地系统对我的轻视（厂长级）、冷漠（课长级）、及仇视（基层干部及工友），乃是无可避免的。有一些很明显的现象，令我颇觉难堪。譬如我走在路上，恰好台泥人员对面走过来，他们不是立即转弯绕道，就是昂步直视而过，不会有人跟我打招呼的。曾经有一次我在楼梯间遇到三位台泥领班下楼，竟故意并排不让路，逼得我不得不靠边站，让他们大步擦身而过。
最令我意外的一次，是某日台泥正在开会，不巧公司业务部带来几位顾客索取水泥质量报告表，这原是印好的表格随时发送顾客参考用的，可是化验室主任也在开会，不知表格存放何处。不得已，祗好轻轻打开会议室的门，细声恳求担任主席的副厂长请化验室主任出来说话。不料副厂长还未答话，下面一位我本熟识的田姓课长，竟然起身大声对我吼叫﹕「我们正在开会，请你出去！」我一时愣住，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印尼籍的总务组长哈林及时出面，把印尼籍的化验室助理叫了出去，拿几份质量报告表给客户，否则我真不知如何下台。事后哈林对我说﹕「这种事以后叫我做就好了，犯不着亲自找他们。」但我当厂长十八年，从来不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如此恶言相向的必要。那位田姓仁兄，原在台泥总公司研究室工作。研究室主任王仲洁先生对我非常提携爱护，是我每次回台第一位趋前拜候的前辈。也是他为我引见台泥总经理辜振甫先生，和执行副总王量先生的。王主任曾经在他主编的《台泥技术》年刊上，从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九年间，连续刊登我的技术报告七篇之多。我实在没想到此时此地，他的部下竟要在众人面前跟我「划清界线」，可见台泥人员对我成见之深。
林才华厂长于一年后调回台北出任台湾士敏公司总经理，高雄厂厂长吴雅铨接任。吴兄是一位自奉极简、刻苦得近乎苦行僧的人。他性格刚烈、忌恶如仇，据说曾经有摔辜董事长振甫电话的纪录，所以我跟他通电话时忽然声音不见了的事，时常发生。吴厂长的门户之见更深，绝对不准部下跟非台泥人员有任何接触来往，因此印尼水泥公司与台湾水泥公司人员的关系，经常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再说本公司人员。当时全厂有印尼籍（包括印尼人及华裔印尼人）工程人员一百多人，大部分是印尼的大学毕业生，也有少数从澳洲或英美留学回来的，一般程度都不错。由于年轻、没经验，他们大都被派至基层工作，由值班员做起。我发现其中有几位相当有潜力的大学生，但公司似乎并无任何培训计划。后来才发觉，原来公司不但无意认真培养本地人材，反而刻意压抑他们，尤其对这几位有领袖资质的大学生为然。这种心态，其实正代表大部分华裔印尼商人的心态，也是社会环境使然。印尼华人仅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弱，他们的成功，不但要靠自己在华人圈子中努力出人头地，还要严防竞争者的破坏、或被比自己人数多三十倍的印尼人所夺取。由于这种缘故，华人雇用印尼人的原则是一不给高职、二不给高酬。前者防他们夺位、后者防他们累积资本自立门户。
我的想法则不同，我认为如果印尼水泥公司有一天想站起来自己管自己，「有将无兵」是行不通的。除非永远依赖外国技术人员代为操作，否则必须训练自己的基层人员，教他们逐步熟悉机器功能，庶几有朝一日有独立操作的能力。然则，要达到培养基层人员的目的，不能不给他们适当的薪津福利，以及升迁的希望，否则留不住好的人，训练难有成果，因而造成恶性循环，永远无法自立。
我搜集和编撰了一些教材，交给本厂外籍主管给印尼人员按程度分组讲授。我自己亲自主讲「领导术及人际关系」（Leadership and Human Relations），每星期两小时，学员们反应相当热烈。这些课程也开放给外籍人员听，因为他们的程度也参差不齐，有必要给予适当的技术指导和管理训练。我在印尼服务期间，不论工作有多忙，训练从不中断，印尼技术人员的程度和能力逐年有明显进步，职位随之升高，信心自然随之加强。对于这种现象，林绍良、林文镜两位大老板都没说什么，倒是总经理郭德恩及副总营志高学长非常不悦，曾经连袂来到工厂责备我「搞群众」。是的，若是从他们两人的观点来看事情，我的作为不符印尼华人的经营原则，但是，这是大型工业，不是杂货店，高层管理人员须具永续经营的宏观。今天如果不这么做，则印尼水泥公司将永远无法壮大，永远得依靠别人，我想那不应该是林绍良、林文镜办工业的目的，否则，我来印尼将毫无意义。
最后说说外籍人员。外籍人员的组成是﹕印尼水泥公司股东之一、党营事业建台水泥公司派来的人员，包括郭德恩、营志高（原建台厂长）、潘晋苍（电气）、黄藤田（机械）、颜世基（制造）等人；原台湾环球水泥公司陈仁和（机械）、苏允执（制造）；原电气包商健勤公司工程师郭铀扬；以及来自新加坡、菲律宾的发电厂技师；来自台湾的烧窑师傅、修理工、电工…等等，一共四、五十人。如前所述，他们的知识、经验、能力参差不齐。而且背景不同、思想各异，因此团结力不够，真像一盘散沙。台泥对这批人马是尽量不用，或者把他们放在不重要、不适合的位子上，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批人不是不想做事，而是没人领导，无法做事，因此我的到厂，被认为是救星来了，大家欢喜得不得了。他们向我诉苦﹕「公司把我们请来，又不管我们死活，我们好像是『散仙』。」（「散仙」是台语「无所事事」的意思）。我觉得他们大部分都是可造之材，决心把他们整合起来，成为一支大军。
就在这个时候，我桌上放着一封辞职信，署名郭铀扬。查看资料，他是成功大学电机系毕业，原来是电气包商健勤公司的监工工程师，曾经在石门水库工作过，已有五年经验，第二号窑完工后转职印尼水泥。我约他来谈话以了解他辞职的原因。他的答复也是想工作而无工作可做，而且他每晚当大夜班快两年了，上面从不给他换班，身体吃不消，再做下去一定会垮。我对他说﹕「事情如有不合理之处，我定当设法解决。我们可不可以给彼此三个月时间，如果情况改善你认为满意，你就留下；如果还是不满意，那你再离开，我也没话说，如何？」他考虑了两天，决定留下。我即把他调离台泥系统，编入扩建工程处。郭铀扬是一把绝对难得的电机及仪控好手，他尔后参与了每一件扩建案，表现杰出，后来回台湾跟我合作至一九九五年，做了几件极有意义的公共工程。我又从马来西亚大石水泥请来三把好手﹕李文清（设计）、林国石（机械）、沈万紫（烧窑）、童仁式（磨机）、姚永才（制图），又调来原有干部苏允执（制造）、潘晋苍（电气）、颜世基（包装）。四号窑扩建工程处的组织，就此大致成形。
样品屋中摔断手腕
我初到雅加达时，先住在公司斜对面的萨喜嘉亚（Sahid
Jaya）饭店。听说这家四星饭店的后台老板是苏哈托总统夫人，猜想她的股份大概是干股。商人要名要方便，搬出总统夫人自然是无往不利的。有人给总统夫人取了个外号叫Mrs. Ten Percent「百分之十夫人」，似非空穴来风。
不久，公司为我们租了一栋花园洋房，座落在城西外籍人员住宅区庞都英达（Pondo Indah），这栋洋房原是房屋发展商作推广之用的「样品屋」，因此家具设备一应俱全，不需添购任何对象即可住入。这时德顺和小女儿若昭都还在台北等签证，我乃一人先搬进去居住。八月十三日，搬入新家的第一个星期天上午，女佣正在客厅用肥皂水洗磨石子地面，我外出散步回来，进入客厅没注意地上湿滑，一个没站稳，双脚竟然同时向前滑出，立时身体向后仰倒，我伸出双手想要抓住附近任何固定对象以稳住身体，结果是甚么都抓不到。当背部即将接近地面时，瞬刻之间我怕伤到脊椎，伸出左手往地上一撑，整个体重乃集中在腕部，手腕接近手掌约半吋之处的骨骼，应声折断，顿时疼痛难当。我痛楚得无法站立，爬到电话机旁，拨电向营志高兄求救，他马上飞车过来，扶我上车直驶石油公司医院。医生在急诊室中先为我止痛、透视、固定骨骼、包扎，然后推我去照爱克斯光，完毕后送我进病房。
下午医生来病房给我看爱克斯光片说，我左手腕部两根骨骼都已折断，需要将手腕割开，以钢钉固定之后再缝好、上石膏。我想到我的手腕将永远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热带穿短袖将很不雅观，心中不免难过。年轻的印尼医师见状安慰我说：「你别难过，我再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下午林文镜亲自来医院看我，问我要不要打电话通知台北家人，我说这不是甚么大事，不要通知比较好，免得她们耽心又一时来不了。晚九时许，医师又来，一面做手势一面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早动手术接骨不必割开肌肉，我们将用微调机器把你的左手拉长至骨刺对准后再缩回固定，手腕将拉得很长，因此必须全身麻醉，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连忙称谢。
第二天星期一清早，我被推进手术室，护士为我插上点滴管子，然后跟我说话，我便迷迷糊糊进入睡眠状态。感觉上似乎只有一剎那功夫，我徐徐苏醒，发现已经躺在病房中，公司副总卞差博士正好坐在床边。他见我醒来，说：「你好吗？我代表财务部门的同事来看你。你的手术动了三小时，医生说很成功。」我整个左手臂都包在石膏里，麻醉药慢慢减退后开始隐隐作痛，张眼四望，只见门口处摆着好几盆花篮，都是公司工厂同仁们送的。医生来看我，再次向我确认没有开刀，要我留院静养一星期，我纔放心入睡。蒙眬中知道营学长来过，两位秘书小姐也来过，还有苏允执、郭铀扬等人，但我眼皮重压，一时再也醒不过来。晚上，林文镜的公子林宏修（Teddy Djuhar），带来一罐他妈妈亲自炖的鸡汤，给我进补。以后几天并未见台泥朋友有何表示。
女儿若昭持用马来西亚护照（她一九六一在马来西亚出生，按当时法律自动成为公民），签证比妈妈先下来，决定带两只爱犬先来雅加达。她到的那天正是我住院的第二天，傍晚，营学长亲往机场迎接，并由总务职员办理两狗通关手续。志高兄见到若昭说：「你爸爸的手受伤，现在医院，我带你去看他。」若昭吓了一跳，来到病房见我左手整个手膀包上厚厚的石膏，吊带挂在颈上，状甚狼狈，不禁悲从中来，问我要不要告诉妈妈，我说千万不要，免她耽心。当晚若昭即一人住在新家中。
八月十八日，我出院上班，同事们来祝我康复，纷纷在我的石膏筒上签名。两周后德顺拿到签证飞来雅加达，见到我的洋相颇感意外。天热出汗，包在石膏里面的手腕奇痒，我拿一支筷子从空隙中伸进去搔痒。起先空隙很密，筷子不大容易伸进去，几天后空隙加大，就没问题了。我每周去医院检查及换石膏，出院后石膏空隙又紧了，过几天又松了。如此周而复始，最后才发现，不是空隙松了，而是手腕肌肉退化，瘦了。西德卡哈迪代理公司的老板，香港华侨庄谦浩先生知我受伤，送我一瓶口服云南白药，说是可以帮助骨骼生长复原，要我试试看。我试服果然有效，庄先生又托香港公司寄来好几瓶给我服用。
第四星期，医生告诉我骨骼接合正常，爱克斯光显示折断处长得比以前还要粗，我猜想可能是云南白药的疗效。第六个星期，医院拆去石膏，只见我的手腕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难看得教我差点哭了出来。我的手臂失去石膏保护又无吊带挂住，摇摇晃晃很不听话，好像它已不属于我。每次开房门，得先用右手把左手腕带到身体前面拉住才敢关门，以免被门卡住。
在我出院回新家，德顺尚未到来之前，差不多每晚午夜过后，若昭都抱着被褥枕头来我房间睡觉。我问她是否自己房间不好睡？她起先不肯说，后来我问的多了，才告诉我她常常午夜以后听见妈妈在窗子外面叫她的名字，猛然想起妈妈还在台北，才吓得跑来我的房间。说也奇怪，德顺来后不久，一天下午用新买来的电熨斗烫衣，突然触电倒地昏迷，过了好一阵子才醒来，只见熨斗跌在地上，右手烧紫了一大块。第二天我把熨斗拿去给总务送原店检查，结果并无任何漏电情事。我告诉林宏修此事，宏修想起我不久前才在家中断手，现在又出事，一定有问题，乃找总务来细问那栋租来房屋的来历，才知道原来这栋样品屋曾经空了三年，从来没人住过，宏修恍然大悟，交代总务赶快去请回教教士前去我家诵经除邪。
当晚来了六名回教教士，带着神器米饭，在客厅里铺上地毡，砌好饭山（俗称「通平饭」），开始诵经作法。俄顷，一条小蛇出现，沿着客厅墙跟游走，教士们乃对着小蛇膜拜，不久牠便不见了。教士们收拾离去之后，我们三人想到那小蛇必定还在室内，一夜不敢睡觉。此后虽然牠未再出现，我们全家却长期笼罩在恐怖之中，我乃决定迁居工厂宿舍。花园洋房是一租三年，我们走后，林文镜在面粉厂当董事的弟弟搬入，半年之后，不知何故他也匆匆搬走了。
招兵买马自办工程
我初到厂时，第三号窑的扩建工程已接近尾声。这条生产线的全部机器设备由西德卡哈迪（KHD Humboldt-Deutz）规划设计、西班牙制造，保证产量每天三千二百吨，采用四级悬浮预热机窑尾预煅烧成法（旋窑直径四点六公尺，长七十公尺），安装工程由台泥副厂长杨慧生负责。我上班不久，卡哈迪公司的销售工程师何富林（Hoefflin）抵达雅加达，会同代理商庄谦浩，来公司研谈第四号窑的扩建工程。林文镜指派我主持，在总公司会议厅开会，参加会议的技术人员包括本公司营志高、潘晋苍、苏允执、台泥林才华、杨慧生等人。这支旋窑的尺寸跟三号窑完全一样，保证产量也相同，但是在制程机器的选择和配置上，作了相当大的修改。一、生料磨改用纵排式系统（Tandem System），即在球磨前加设热风干燥粉碎机，产能每小时三百五十吨；二、熟料输送改用钢斗式输送机以抗热耐磨；三、熟料库改用钢筋混凝土圆库，共二座，每库容量三万吨；四、水泥磨收尘改用静电式收尘机；五、空气排尘量降低至每标准立方公尺八十毫克以下（原来为一五零毫克）；六、包装机改用旋转式快速包装机，卡车装载皮带改用高架式滑行皮带；七、运转控制改用中央控制盘；八、所有圆库均采用后张力钢筋混凝土圆库（Post-tensioned RC Silo），以滑模工法（Slip-forming
Method）建造。
扩建技术谈判完毕之后，议价、财务、合约等谈判登场。林文镜和营志高是杀价高手，双方同意价格后，随即签约。营志高杀价很有一套，不管卖方如何调整，或解释金额增减的来龙去脉，他老是一句话﹕「太贵了。」继续杀他个片甲不留。因此，厂商给他取了个外号Professional Squeezer （职业压榨家）。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四日合约签定。
林文镜非常关心第四号窑扩建的工程计划，因为这将是公司首次自行办理的工程，问我计划经理一职，应由何人担任。我遍查人事资料，最资深的干部应属原环球水泥副厂长陈仁和，可惜他已经在我到任前离职回台湾加入幸福水泥公司了。我问林文镜，陈仁和离职的原因，他说﹕「陈仁和很肯做事，他是因为来了几年无事可做才辞职回去的。我曾经跟他说过，如果将来想回来，随时可以回来。」我说那好极了，我们请他再回来，立刻给他写信，约定时间在台北见面详谈。我到台北后，陈仁和如约前来见面，他非常客气，表示衷心愿意与我共事，不过，坚持祗愿担任副计划经理之职。我回雅加达报告林文镜，他说﹕「那你兼计划经理，让他当你的副经理好了。」我想想这个计划经理的责任非同小可，绝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祗好打鸭子上架自己来兼任。陈仁和不久即回印尼报到。
「卡特开罐器」滚进垃圾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宣布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自从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与周恩来签署「上海公报」以来，美国政府即积极与中共进行「关系正常化」。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福特继任，国务卿季辛吉留任，在他穿针引线之下，福特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访问北京。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四月发生「天安门事件」，九月毛泽东逝世，华国锋上台，接着逮捕整肃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此时大陆情势不稳，「关系正常化」的活动缓慢下来。
一九七七年一月，卡特竞选胜利，就任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范锡出任国务卿。卡特在竞选时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的同时，绝不放弃对台湾人民独立自由的维护，当上总统之后，他抛弃了自己的诺言，开始派范锡和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奔走于华府北京之间，进行秘密谈判。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宣布美国与中共签定的联合公报，决定于一九七九一月一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卡特背信寡义，牺牲了美国二次大战的盟国和忠实友邦，令所有自由中国的人民觉得被出卖而极端愤怒。
中美断交的消息传到印尼，厂内来自台湾的同胞们个个义愤填膺，我们在亚特兰大买的卡特大牙开罐器，
也在这天从我家客厅玻璃柜滚进了厨房垃圾桶。一月五日，我在给泰来大哥的信上写道：
卡特的突然背弃台湾，卖友求荣，我们在海外的侨胞都愤怒无已。从报章上看到国内同胞的激烈反应，以及如火如荼的爱国捐献运动，我们都非常感动兴奋，也许这次的冲击，能更促成全民的觉醒与团结。总之，政治是现实而无情的，除了自强自保外，别无他途。
四号窑开始兴建
一九七九年五月，第四号窑扩建土木工程开始。前面说过，以钢筋混凝土建造圆库，采用后张力及滑模工法，当时已经是世界潮流，而且业已有十余年的历史，但台泥专家们却不赞成，认为这种工法实绩不多，可靠性尚待考验。我解说无效，乃建议林文镜派他的女婿吴玉平（Norman Wuyanto）亲自去马来西亚怡保大石水泥公司考察，大石水泥自一九六六年起采用滑模钢筋混凝土圆库，一九七四年起采用后张力工法，都是我一手引进的。玉平亲眼见到实物，听取大石土木主管的简报，回来报告林文镜才得同意采用此法施工。
熟料圆库的设计工作由吉隆坡注册专业土木工程师陆德刚负责，他曾经为大石水泥吉隆坡研磨厂设计同类圆库，富有经验。施工建造工作则公开招标比价。拥有滑模施工经验的营造商，在新加坡有两家、马来西亚一家、台湾一家、澳洲一家。澳洲公司约翰荷兰（John Holland）在印尼甚为活跃。这几家公司都来投标，经评估以约翰荷兰的报价最为完整合理，乃把两座生料圆库、两座熟料圆库、三座水泥圆库发包给他们。事实上，台湾屏东鼎台营造公司的价格最低，可惜由于投标文件不够完整、图表有欠美观，印尼人又对台湾的营造能力有偏见之故，未能入选。比价期间，鼎台董事长吴开南、总经理骆水顺曾经带了亚洲水泥公司总厂长张才雄兄的介绍信来雅加达见我，鼎台在台湾的业绩和施工实力甚为杰出，这次失败错在文件包装不够精美。我鼓励吴、骆两兄再接再厉，下次有机会再来。我给他们一份过去在美国写的投标文件做样本，希望下次报价能够内容更充实、外观更具国际水平。
滑模建造圆库又快又漂亮，当一对生料圆库滑模升至三分之二高的时候，林文镜正好来工地视察，他问我还要多久可以滑到顶，我说最迟明天清晨。文镜连忙打电话给林绍良说﹕「Uncle，快来工地看滑模，今天不来明天看不到了。」一个钟头不到，大老板来工地看了很高兴，传令发放加菜金。
印尼水泥自第一套旋窑开始，除了土木工程发交本地包商施工之外，所有机械、电气、仪表、耐火材等安装工程，都由台湾包商承包。台湾来的最大的包商是高雄永隆机械公司，其次是健勤（电机）、雄力（保温及耐火器材）、新加坡联合工程（输送设备）。永隆设备齐全，经验丰富，曾经在沙特阿拉伯做过几桩水泥厂安装工程。他们的工地采用军事化管理，除了工地经理管理行政之外，尚设有生活指导员督导工地人员的生活与情绪。他们的起重技巧和安装效率也颇有水平，唯一的缺点，是机械组合精度不够高，电焊质量不够确实，因此永隆安装的工厂，远看很整齐，近看则流于粗糙。
这种现象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业主技术人才不足，监工不够彻底；二、包商请款的核准手续未能做到分层负责，往往工地没通过的款项，公司为了赶进度而照单支付；三、日本或德国派来的监工人员在永隆工地餐厅免费搭伙食，难免受人情之碍，未能彻底监督；四、林文镜素有「孟尝君」之风，对于台湾来的包商甚为礼遇照顾，遇有庆典宴席，或某歌厅新到台湾歌星献唱，包商老板及其干部经常都是他的座上客，自己工厂的基层技术人员反而不在被邀之列。久而久之，包商便不把工地监工人员看在眼里了。永隆甚至放话：「公司根本不需要花钱请这些工程师来监工，我们自己可以包办一切」云云。我既知其弊端所在，若不加以革除，则我这个计划经理将绝对无法控制全局。于是回总公司向林文镜报告我的想法，恳切地与他达成「约法三章」。
我的建议是：一、如期完工不代表可以顺利生产，机电安装的质量与可靠性才最重要。因此，必须以控制请款来控制工程质量。公司派驻工地的监工人员是第一线品管人员，如果某一项工程不合要求，监工人员应有权报请停付该项工款，我即不在请款单上签字，公司亦不得径行付款，直至改进为止。二、应减少业主与包商之间的酬酢饮宴，以避免引起双方基层人员的错觉，造成管理上的困扰。三、如遇因公司或设备供货商的错误而需包商加工或重做情事，公司应负责额外工料费用，并于月底结算以讲信用；至于应由供应厂商负责的费用，则由业主向该厂商以「回帐」（Back Charge）处理。最后一项看似无甚重要，却关系到工程进度的推进，因为一般业主往往会把额外工款拖到完工以后打折支付，甚至一笔勾销，造成包商怀疑将来收不到钱而不愿配合的现象。林文镜非常爽快，一口同意我的全部要求，而且自始至终恪守承诺，全力支持我的做法，工程不但顺利完工，质量大有进步，而且是提前一个月完工，给予工地充足的时间准备开工事宜。
一九七九年八月，公司任命我兼任总厂长。从此我一人身兼三职（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厂长），又要督导生产，又要负责新厂扩建工程，还要不时出国，忙得不可开交。
九月，机器设备陆续运到，开始安装，次年九月底安装完成开始测试，十月中生产生料。由于公司跟工业部长及政府高官约定的开窑典礼是十一月，无法提前，我们乃趁这段空档为新厂做最后的整理和修饰工作，譬如清扫、铺路、油漆、加强安全楼梯步道、中央控制室内部装修…等，把新厂布置得美仑美奂。十一月十七日，新厂在众多高官、贵宾、同业、媒体观看之下顺利点火开窑。行礼如仪之后，林文镜用护目镜看火之际偷偷问我：「这次开窑可以运转多久？」我答道﹕「小停修理调整不算，应该可以烧四个月。」我的确是夸下海口，林文镜也半信半疑。在他的印象里，似乎每次正式点火仪式结束客人离去之后，工程人员就要把火熄掉，继续做还没做完的工作，两、三个星期之后才再真正点火烧窑。托天之福，我们这一窑，实际连续运转了五个多月。
第四号旋窑开工之后，印尼水泥协会每三年一次的全印水泥厂联合技术研讨会，轮到我们公司主办，我带领一群本地藉的大学毕业生，组织了一次极具规模的研讨会，公司对于这次大会的成功，期望甚高，故给予全力支持。大会从十二月九日起在茂物（Bogor）附近的渡假胜地奇沙如瓦（Cisarua）一连举行了四天，应邀前来发表论文的水泥专家，来自西德、丹麦、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大会正式发帖邀请台泥同仁莅会，结果是「贴了冷屁股」，吴厂长下令，台泥员工绝对不准与会。据说有几位比较用功的台泥工程师，私下向印尼籍同事借论文抽印本偷阅。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五四号（二○○○年三月）；二○○○年八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