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侨汇与抗日战争——再论东兴汇路的起源与发展

东南亚侨汇与抗日战争——再论东兴汇路的起源与发展

秦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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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云周撰写的《东南亚侨汇与抗日战争——再论东兴汇路的起源与发展》，于2024年发表在《东南亚研究》期刊上。文章主要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战略金融通道东兴汇路的历史起源与发展机制。作者秦云周通过查阅一手档案，提出该汇路并非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始于1942年并主要归功于私营侨批业，而是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存在，并由官方行局（如邮政机构和广东省银行）构建和主导。文章分析了官方力量在保障批路安全、提供头寸和侨款解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肯定了东兴汇路在支持华南抗战和集中侨汇方面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战时环境和国家与地方金融机构在利益上的矛盾所带来的局限性。

 

 

本文深入剖析了抗日战争时期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战略金融生命线——东兴汇路。核心论点在于修正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即该汇路并非如传统认知中由潮帮私营侨批局于1942年春开辟，而是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由国家官方行局（主要是国家邮政机构和广东省银行）初步构建并主导。

 

东兴汇路之所以能在战火中持续运作并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官方力量解决了私营侨批业无法独立应对的四大难题：批路安保（由华南驻军和地方政府提供武装保护）、头寸接济（由官方银行提供兑付所需的巨额法币）、侨批寄递（依托国家邮政系统的安全网络）以及侨款解付（利用官方银行广泛的分支机构）。私营侨批业在战时大规模利用并扩展了此汇路，但其角色是建立在官方已铺设的基础设施之上。

 

该汇路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为闽粤数百万侨眷提供了生计来源，稳定了华南后方经济与社会秩序；其次，它成功地将巨额侨汇导入国统区，有效挫败了日伪当局掠夺华侨外汇的图谋，在对日金融战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最后，它还成为中共中央获取海外抗战资源（如药品、资金）并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秘密渠道。

 

尽管贡献卓著，东兴汇路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主要包括战时环境下持续的头寸短缺问题，以及国家行局与广东省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之间因利益争夺而产生的矛盾。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集中侨汇的整体效能。

 

一、 东兴汇路的历史起源：对主流观点的修正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东兴汇路起源于1942年春，并将其归功于以陈植芳为代表的潮帮私营侨批局的探索。然而，基于新近发掘的一手档案资料，这一观点并不完全准确。事实表明，一个由官方主导的东兴汇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存在并发挥作用。

 

• 官方机构的早期布局：
• 邮政网络：早在1907年，清政府即在东兴设立邮政分支机构，并与法属越南的芒街邮政局常年互换国际邮件。这一通道为后来的侨批寄递奠定了基础。
• 银行设立：为拓展业务和便利金库收解，广东省银行于1939年10月在东兴正式设立办事处，比私营侨批业大规模进入早了两年多。
• 太平洋战争前的早期运作：
• 随着1939年汕头沦陷和欧洲战事紧张，香港作为传统中转站的风险日益增加。
• 档案显示，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经营越南侨批的福建侨批业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绕开香港，通过东兴的官方行局（广东省银行和东兴邮政局）进行汇款和寄递侨批。
• 例如，记录显示在1941年10月8日至11月6日的29天内，福建侨批局就有19笔业务通过东兴邮政局办理。
• 结论：
• 陈植芳于1942年春的试汇成功，关键在于他依托了当时已在东兴存在的官方邮局和银行网络。正如其回忆所述：“经她指点，我在东兴邮局、银行先汇一笔款回潮汕家乡试探。回海防后，知汇款都顺利到达，证明东兴汇路是可通的。”
• 因此，东兴汇路的起源应追溯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其主导力量是国家邮政机构和广东省银行等官方行局。私营侨批业的加入是该汇路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动力，但并非其创始者。

 

二、 官方行局：东兴汇路成功运作的核心支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私营侨批业的跨国网络遭受重创。东兴汇路之所以能成为大规模、远距离输送侨汇的生命线，完全依赖于华南驻军、广东地方当局和官方行局所构建的强大支撑体系。私营侨批业主要负责“两头”的揽收和分发，而中间最艰难的环节则由官方力量保障。

 

核心难题	官方解决方案与关键作用
批路安全保障	问题：战时土匪横行，社会治安恶化，侨款运输风险极高。私营侨批局自身力量无法保障安全。<br>措施：1. 军方保护：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曾致电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请求“饬潮梅驻军派兵保护批局分发各县侨款”。2. 地方政府协调：广东省政府下令各县、区、乡长，要求对邮差及运款人员“认真保护”。3. 银行武装押运：广东省银行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如特务营），不仅为合作的侨批局提供武装押运服务，甚至允许侨批局员工穿着军装、荷枪实弹解款。
头寸供给与调拨	问题：侨汇汇入的是外币或军票，但在国内解付需要巨额法币现钞（头寸），这是私营侨批业面临的最大瓶颈。<br>措施：1. 官方资金注入：抗战爆发后，财政部即责成中央、中国、广东等银行组织金融网，为侨批业提供头寸。2. 广东省银行的主力作用：汕头沦陷后，侨批业因资金调拨困难一度停业，直到广东省银行在揭阳、潮阳等地增设网点后，才得以复业。该行报告称：“批款几全部假省行接济”。3. 关键时刻支持：太平洋战争后，揭阳成为侨汇中转枢纽，当地银行均无足够资金兑现，正是广东省银行提供的巨额头寸，才使魏启峰等大批局渡过难关。
侨款解付	问题：侨汇需要精准、安全地送达分散在各地的侨眷手中，需要一个兼具信用和覆盖面的解付网络。<br>措施：1. 官民合作：广东省银行与潮汕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魏启峰批局建立紧密协作关系。银行利用该批局在地方的解付网络和信誉，该批局则依靠银行的官方背景、汇兑网络和资金支持。2. 网络协同：自东兴汇入的侨款，先由广东省银行汇至国统区前线的揭阳，再由魏启峰批局等地方网络分发至沦陷区和偏远乡村。据统计，“1942年春以后，由魏启峰批局接转的批款，几乎占东兴汇路汇入揭阳批款总额的70％”。
侨批寄递	问题：作为“银信合一”的凭证，侨批信件的传递与资金同样重要，需要安全、快捷的邮路。<br>措施：1. 国家邮政网络：东兴邮政局作为官方机构，持续与越南芒街互换国际邮件总包，即使在国民政府与维希法国断交后，该业务也仅短暂中断后迅速恢复。2. 效率提升：到1940年11月，东兴与芒街互换邮件的平均耗时已从1小时缩短至0.5小时。3. 灵活调整：当邮路因战事或疫情受阻时，广东邮政管理局能迅速调整路线，确保邮件“以免延阻”。

 

三、 东兴汇路对抗战的贡献

 

东兴汇路的存在不仅是一条金融通道，更是一条支撑中国抗战的战略动脉，其贡献体现在多个层面。

 

• 支撑战时财政与民生
• 稳定侨眷生计：巨额侨汇的持续涌入，拯救了闽粤地区数百万侨眷的生计，维系了华南战略后方的社会稳定。
• 充实地方财政：据官方报告，该汇路开辟后，每月输入的侨汇高达“五、六千万元，或至八、九千万元之巨”。这些资金极大地支持了战时广东省的财政。
• 促进金融发展：侨汇业务为官方行局带来丰厚利润。1942年，仅广东省银行东兴办事处吸收的侨汇就高达法币3900余万元；1943年，广东省银行全年利润高达2000多万法币。
• 赢得对日金融战
• 挫败日伪图谋：日军占领汕头后，企图通过伪银行和伪侨批公会控制侨汇。东兴汇路的畅通将侨汇资源引向国统区，使日伪的计划落空。
• 日方记录佐证：日方调查资料显示，1940年经汕头的侨汇月均高达1000万元国币，但到1941年7月，其处理的华侨汇款“几近绝迹”。日方将其归因于“重庆政府彻底地实行了引诱吸纳华侨资金的工作”。
• 成为中共获取海外资源的重要渠道
• 秘密资金与物资运输：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爱国商人庄世平以商行为掩护，在泰国等地经营侨汇贸易，将利润兑换成黄金，通过东兴汇路秘密运往柳州，再转送后方。
• 战略物资中转站：当北仑河口被日军封锁后，东兴京岛成为秘密中转站，东江游击队由此接收海外物资，经柳州等地运往广东和延安。

 

四、 历史局限性与内部矛盾

 

尽管东兴汇路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战时特殊环境下，其运作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并暴露出国民政府金融管理体系内部的矛盾。

• 持续的头寸短缺问题
• 制约业务规模：解付侨汇所需的法币现钞始终是最大难题。中央银行虽负责统一发行，但调拨不畅。
• 业务一度中断：1944年初，因头寸严重匮乏，广东省银行驻东兴及南路的分支机构一度拒收侨汇，导致大批侨汇滞留途中。
• 战局恶化加剧：1944年秋湘桂战局逆转后，交通断绝，自泰国、越南等地汇往潮梅地区的侨汇滞留于重庆、贵阳、南宁等地的款项高达两亿元之巨。
• 机构间的利益争夺
• 争夺汇路主导权：东兴汇路的丰厚收益引来了多家机构的激烈竞争。邮政储金汇业局、民营的光裕银行和集美公司等纷纷在东兴设立机构，与先入为主的广东省银行争夺侨汇业务。
• 价格战与策略差异：为争取业务，邮政储金汇业局等机构采取“薄利多汇”的策略，大幅降低汇费，其目的不仅在于汇费收益，更在于“直接间接吸收其大宗储金存款及储券”，这导致广东省银行的侨汇业务受到冲击。
• 央地矛盾的体现：这些争夺实质上反映了国家邮政系统等中央机构与广东省银行所代表的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国民党中央政府有限的控制力无法有效调和这些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集中侨汇的整体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