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
主要探讨晚清时期（1861-1884）的南北派系之争及其对政治格局的影响，尤其以军机处的汉族大臣为核心。作者林文仁通过分析辛酉政变如何开启了这一派系对峙，并详细阐述了恭亲王奕訢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互动，以及李鸿藻和沈桂芬等南北领袖的崛起。文章还审视了中法战争等重大事件中的派系角力，以及清流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强调了私人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些资料也包含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评述，特别是关于“清流”的研究，并反思了地域因素和权力斗争对国家决策的深远影响。
增订版自序 作者林文仁教授首先回顾了本书初版刊行19年来的历程，并对促成增订再版的谭徐锋先生表示感谢。他指出，本书与姊妹作《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1885—1898)》共同构成了其观察1861—1898年晚清政治史的“派系政治”路径。作者强调，派系并非后人归纳的分析框架，而是当时人描述时局的重要元素。他认为，过往研究主要依靠官方档案，虽然材料丰富，但难以揭示平面现象下的“底流”，即事件发展“过程”的线索。因此，作者主张妥善利用私人文集、日记、书信、年谱及私家笔记等“私家史料”，将其与官方档案对照，以发现历史事件中最精微、最能“说故事”的关键，从而使历史理解更“立体”。他以中医药的“君、臣、佐、使”原则比喻历史研究中官方档案与私家史料的角色定位，认为单一史料不足以完整呈现历史全貌。作者自1990年代初便以晚清派系政治为研究重心，并反驳了部分读者对私家史料依赖过高的“嗤诋”，强调派系政治只是晚清政治史拼图的一块，旨在使整体图像更完整、理解更具 M机。他引用史家王笛和爱德华·卡尔的观点，指出历史并非“过去发生的事”，而是史家对那个时代形成的“论述”，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历史”，这正是他大量运用私家史料的认知与期许。作者也坦承其早期研究（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受限于当时史料条件和自身才学，并提及姜鸣先生对此的评价。增订版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有内容，对学界先进的指正则在脚注中说明，以示尊重。最后，作者提到小说考据名家许晏骈（高阳）先生对其晚清政治史研究，尤其是聚焦派系政治的深远影响，称其为“学院外的伟大史学家”，并希望通过本书再次向其致敬。
绪论 绪论部分阐述了本书的研究动机、基本架构以及与相关研究成果和主要参考资料的联系。
一 研究动机 作者指出，“党同伐异”是政治活动中必然存在的现象，派系互动是处理政治事务的有效途径。他强调“地域”因素是历代政争的主要观照点，尤其在宋代以后，地域主线从“东西对抗”转变为“南北竞争”，并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派系成分更加复杂。在清代，“南北之争”的地域因素更为明显。作者提及清初北派士大夫协助八旗政权稳定局面，并重击南士（如“江南奏销案”、“哭庙案”、“丁酉科场案”）。康雍乾时期，党争受到抑制，但在咸丰以后，随着君主对政局掌控力的减弱，官僚集团势力上升，政争不可避免，南北地域成见再次作祟。他举例咸丰初年，祁寯藻对曾国藩的屡次诽谤，反映了汉士派系之争再起的趋势。咸丰后期，军机汉员多为北士，并在咸丰十一年辛酉政变后被指定为“赞襄政务大臣”，这种格局与当时肃顺和恭亲王奕訢的权力斗争相结合，为同光两朝汉士大夫集团在中央决策体系内的“南北之争”创造了时机。太平军之役后，满汉势力消长，使得汉士大夫集团内派系斗争对内外决策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本书将以1861年至1884年间，南北两派在军机处的讨论、争执及政治角力为核心，呈现“南党”“北党”的真实面貌及其在晚清政局中的地位，并证明其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政治现象，而非抽象概念。
二 基本架构 本节概述了本书的章节内容和主要论点。
- 第一章
《辛酉政变与南北派系的浮现》：辛酉政变是南北派系对峙格局再起的起点。恭亲王奕訢阵营因南士运作之功甚大而得势，被瓦解的肃党顾命阵容则尽为北士，这使得恭王与两派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差异。本章将介绍政变渊源，并勾勒其对南北派系浮现的影响，特别关注恭亲王奕訢和慈禧太后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南北派系格局如何因此形成。
- 军机处初期人事安排：政变后，恭亲王重组军机，最初有恭王、桂良、文祥、宝鋆四位满臣，以及江阴曹毓瑛和钱塘沈兆霖两位汉臣。曹毓瑛因在政变中的联络筹划功劳最著，沈兆霖则因与肃党不和并助成大功而入枢，这体现了恭王对南士的酬庸。然而，一年后沈兆霖被河南河内的李棠阶取代，确立了“南北同治”的军机格局，此后直至光绪甲申（1884年），军机汉员南北各一的格局基本未变。
- 第二章
《李、沈入枢与南北派系的发展(1865—1867)》：李棠阶是过渡人物，他去世后，直隶高阳李鸿藻入军机，标志着北派立户之始，也因其帝师身份成为北派宗首。李鸿藻与恭王因同治四年恭王被夺“议政王”衔政潮和李鸿藻拒夺情而产生摩擦，加之同治六年恭王奏请成立同文馆“天文”“算学”馆遭到倭仁等保守派反对，而李鸿藻被认为可能参与其议，深化了恭王对李鸿藻及北派的不满。同期，南派领袖江苏吴江沈桂芬入军机，因其谙官箴、得慈禧宠信、善理洋务而受恭王倚重，局面较李鸿藻更开。本章主要论述南北核心领袖的确立及其间的政治纠纷，着重恭王与李鸿藻关系疏远的原因，以及沈桂芬个人特质对权力天平的影响。
- 第三章
《南北之争的白热化(1870—1878)》：沈、李二人久居决策核心后，南北派系由隐而显，完成凝聚，并进入以具体政策差异展开权力对抗的阶段。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开始，沈、李政见对立明显，李鸿藻在军机中感受到孤立，北派逐渐形成以清议论政的“清流党”。光绪四年（1878）二月，王文韶（浙江仁和人，沈桂芬门生）入枢取代丁忧的李鸿藻，使北派被排出权力核心，成为“在野派”，激化了南北对抗。本章还讨论了光绪四年十月“沈桂芬简黔抚案”及荣禄与沈桂芬的政治暗斗，反映了派系角力已由政见争夺进入打击对手地位的阶段，甚至超越国家利益。
- 第四章
《派系对立的再升高(1879—1882)》：以光绪五年“崇厚使俄案”和光绪八年“云南报销案”为观察点。这两起大案中，南派几处于被动，北派则以在野之利持续攻讦。崇厚使俄辱国，沈桂芬力保，成为北派攻击南派的口实。李鸿藻复出军机，北派重回决策核心并联合景廉，势力大增。沈桂芬病逝后，王文韶被推到对抗北派的最前线，资望、政治经验均不及李鸿藻。翁同龢取代王文韶入枢，但资望亦未成熟，导致南派无力作为，北派气焰达至顶点，言路力量空前。
- 第五章
《南北派系格局的瓦解(1882—1884)》：以中法战争的和战决策为主线，揭示国内政治因素如何牵制和扭曲对外决策。光绪十年四月越事再起，“清流”主战声势达顶点，中枢有李鸿藻为恃，锐气更增。恭王主和，益招不满，为朝局翻覆埋下伏笔。慈禧有心运用“清流”坐大，以扩大自身权力，去恭王。慈安太后暴崩后（光绪七年），慈禧失去缓冲顾虑，更鼓舞其扩权之心。她选择了与自己有姻亲关系且易于驾驭的醇亲王奕譞作为替代人选。利用南北派系之争，打击与南派亲近的恭王，放纵“清流”以搏击现任决策核心，最终在光绪十年爆发“甲申易枢”大变动。恭王为首的军机全班尽罢，醇王人马为主的新军机上台，礼亲王世铎为首揆，醇王俨然指挥者。 “清流”此时才发现被利用，李鸿藻也被逐出，北派遭受重创，南派虽有翁同龢支撑，但整体汉士在决策中枢的承续格局被破坏，中兴之象亦休于此。作者认为，南北派系的水火不容，最终被上位者利用，是导致这一转折的重要关键。
三 相关研究成果与主要参考资料 作者指出，学界尚无专就同光时期南北派系之争立论的著作，多仅探讨部分史实，其中尤以对“清流”研究为可观。他认为早期研究以官方档案为主，对私家史料运用有限，限制了问题广度。他梳理了重要研究成果，包括郝延平的《同光新政中所谓“清议”》和《清流党研究：无私的学者官僚集团(1875—1884)》，郝氏对清议成因及“清流”本质有深入分析，并触及“清流”与慈禧排挤恭王之间的关联性。他还提及易劳逸的《君权与朝议：中国在中法冲突中的决策过程(1880—1885)》和《19世纪中国的清议与政策的形成》，认为易氏将“清流”视为儒家理念与党派利益结合的产物，但未能深入处理其与官僚派系斗争的表里关系。台湾学界赖盟骐的《翁同龢与晚清政局》和苏启昌的《张佩纶与晚清清流集团》也在此范畴，苏文反驳了将“清流”视为现代化负面因素的观点，并更明确地看到了“清流”与南北派系的关系。作者批评大陆早期研究（如苗长青《晚清官僚派别派系研究》）常做批判与揄扬的二分法，使派系政治僵硬。他特别推重孔祥吉以档案资料为主体并致力于访查私家史料的研究典范。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枯棋》系列著作在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此外，非学界出身的高阳（许晏骈）在《翁同龢传》和《同光大老》中已能理出同光时期南北派系的线索，其家学渊源（浙江仁和许家，其叔祖许庚身为辛酉政变军机章京之一）和对日记、笔记的浸淫使其作品具有参考价值。
主要参考资料包括《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实录》《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光绪朝东华录》《道咸同光四朝奏议》《清史稿》等官文书，以及《翁同龢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等私人日记，还有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全编》、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等笔记书。
第一章 辛酉政变与南北派系的浮现 本章探讨了辛酉政变如何影响晚清历史走向，并形成政局巨变，尤其关注其作为同光时期南北派系格局奠定新局的起点。
第一节 造成政变的基本因素 本节分析了导致辛酉政变发生的几个基本因素。
- 曲折的传位过程：咸丰帝（奕詝）与恭亲王奕訢在宣宗选择继承人时的竞争是政变的远因。奕詝在杜受田的指点下，以“仁孝”形象获得继承权，而奕訢虽才华出众且受宣宗宠爱，但最终未能即位。宣宗临终时，同时册封奕詝为皇太子、奕訢为亲王（恭），体现了其内心的挣扎与矛盾，也预示了兄弟间“由友而怨”的心结。
- 由友爱而见恶的兄弟关系：奕詝与奕訢原本情谊深厚，但因嗣君之争产生心结。咸丰帝即位后，虽曾重用奕訢，命其在军机行走，但好景不长。咸丰五年（1855），两人因康慈太妃（奕訢生母）的封号问题爆发冲突，恭亲王被逐出军机。咸丰帝对康慈太妃的不满（源于太妃在传位时的干预）以及恭王在尊封问题上的冒失，加剧了咸丰对奕訢的猜忌。恭王此后长期失势，在大政决断上基本没有发言权。
- 肃顺的崛起与其行事：奕訢被逐后，咸丰帝倚重肃顺。肃顺才干出众，敢于任事，深得咸丰信任。他重用汉人（如曾国藩、胡林翼），但也以严酷手段求治（如“戊午科场案”中力促斩杀柏葰）。肃顺的狂妄无礼及其轻视满人的态度，使其树敌甚多。随着肃顺权势上升，他将恭亲王奕訢视为其专权的最大阻力，并不断离间咸丰帝与恭王的关系。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在肃顺等人簇拥下逃往热河，将和局任务留给奕訢，同时散布谣言诬陷恭王，使咸丰对恭王的反感加深。咸丰临终前，在肃顺影响下，将奕訢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是肃顺的一大胜利，但也埋下了其毁灭的根源。
- 慈禧皇太后的作用：慈禧（懿贵妃那拉氏）生下咸丰唯一的儿子载淳后，曾受宠但后遭冷落。她曾试图通过批答奏章等方式干预政事，并因此与肃顺结怨。肃顺甚至曾建议咸丰仿汉武帝“钩弋故事”赐死慈禧以防女主专权，但咸丰未决，为肃顺埋下杀机。慈禧深知个人力量不足以抗衡肃顺，遂利用其才识在咸丰“西狩”时提出异议。咸丰在撒手前，赐“御赏”“同道堂”两印给慈安、慈禧，对顾命八大臣形成掣肘。肃顺在辅政之初试图限制两宫权力，并贬抑慈禧，使其与慈安产生同仇敌忾之心。最终，两宫决定与恭王合作，密旨联络恭王，达成以赞同垂帘听政换取辅政大权的谋划。此次合作将两位希冀权力者推到了一起，开启了晚清政局的大变动。
第二节 南北地域因素与辛酉政变的关系 本节探讨了南北地域因素在辛酉政变中的历史性作用。
- 辛酉之前南士与北士的地位：中国官僚集团中的南北地域流派由来已久，宋代以后南北竞争格局成熟。明代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也被指出有地域背景，其领袖多为南人。清初，北派士大夫借八旗之助重击南派（如清初三大案），利用原有门户争斗以固其统治基础。康雍乾时期党争受抑制，但咸丰以后，地域成见再现。祁寯藻对曾国藩的打压，反映了北士传统上抑压南士的优势心态。咸丰后期，肃顺控制下的军机处汉大臣多为北人，这表明当国者对权力和经纬的把握，仍维持北胜于南的传统优势。
- 南北门户在辛酉政变中的作用：辛酉政变成功，除了恭王和慈禧的核心作用，一批暗助恭王的军机章京也功不可没。其中，江阴曹毓瑛、仪征方鼎锐、仁和朱学勤、许庚身等四位领袖章京均为南士。军机章京身处朝命之地，对中枢动态了如指掌，一旦涉入派系斗争，便能洞烛机先。咸丰年间，南士因太平天国渐握地方实权，备受鼓舞，伺机待动。肃顺控制下枢垣的现实，使得南派士大夫易与恭王合作。曹毓瑛作为领班章京（达拉密），虽曾被咸丰属意入直军机，但他“固辞”转而秘密联络恭王。费行简指出曹毓瑛“狡黠，知顺未可终恃，则颇与奕訢通”，其选择是基于对未来政治前途的考量。曹毓瑛向恭王建议“以王摄政”，因此与肃顺产生冲突，并驰告奕訢。上海涵芬楼搜集的一批“热河密札”证实了京师与行在之间秘密传递信息的管道，朱学勤可能是多数密札的达者。密札也记录了肃党对章京私函的稽查。董元醇上疏“请明降垂帘旨，或另简亲王一二辅政”掀起了两宫与赞襄政务王大臣之间的冲突，最终促使政变不可回头，曹毓瑛在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辛酉政变中南北地域之别虽非最积极因素，但在政变后新政府对南士助成之功的考虑，为形成南北同直的军机格局创造了正面条件。
第二章 李、沈入枢与南北派系的发展(1865—1867) 本章主要探讨了辛酉政变后军机处人事如何演变，以及李鸿藻和沈桂芬入枢后南北派系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初期的人事升沉 辛酉政变后，新军机处随即重组。恭亲王奕訢被授“议政王”，与其他三位满臣（文祥、桂良、宝鋆）共同执政。同时，沈兆霖和曹毓瑛两位汉大臣入直。曹毓瑛因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而顺利入枢，沈兆霖则因其与恭王的私谊、对肃党的不和以及在洋务问题上的成熟态度而获得任命。沈兆霖籍隶浙江钱塘，是南士，其入枢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体现了恭王对南士助成大功的共荣之意，也反映了南北势力在权力结构中平衡的考量。然而，沈兆霖很快被调往陕西查办回民起事，后殉职。恭王岳丈桂良也去世，军机出现两席空缺。恭王借此机会，从稳定政局和效率建设的长期因素出发，不再补入满员，而是补入一席汉员。同治元年（1862）闰八月，河南河内人李棠阶（北士）入枢，确立了军机处“两满两汉”、汉大臣“一南一北”的平衡格局，以期泯没满汉畛域，同时控制地域成见，为后来的派系斗争埋下伏笔。
第二节 恭王见黜与李鸿藻的入枢 本节分析了恭亲王奕訢在同治四年（1865）被慈禧太后罢黜的事件，以及李鸿藻入枢对南北派系格局的影响。
- 恭王见黜：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将恭王此番被黜视为辛酉政变的延续，是慈禧与恭王之间权力分享与争夺的体现。慈禧通过赐予恭王空前优礼，使其集权于一身，但也使其处于危地，最终等到时机动摇其权力。恭王性格高傲，言行不检，恃功自矜，私生活方面也存有弊端，为慈禧提供了机会。同治四年三月，御史蔡寿祺上疏弹劾恭王揽权、纳贿、徇私、骄盈，慈禧遂削去恭王一切差使，虽后恢复其枢垣职务，但“议政王”名目被罢，恭王从此益谨。此次政潮还涉及对曾国藩等地方实力派汉官僚的疑虑，反映了汉人势力崛起后清廷统治者的压力。倭仁在此次政潮中坚定站在慈禧一方，其对恭王及洋务的成见，为慈禧提供了政治资本。
- 李鸿藻入枢：李棠阶于同治四年十一月病故，军机处北士一席空缺。慈禧太后主导任命，指定时为内阁学士、帝师的直隶高阳人李鸿藻入军机学习行走。李鸿藻仕途顺畅，且与倭仁同直弘德殿，其帝师身份和与保守派的亲近，使其在本年顺利入枢，并因年富力强而成为北派领袖。恭王被黜事件促成了李鸿藻的入枢，也使得李鸿藻与恭王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便产生了隔阂。
第三节 恭王对北派成见的加深 本节进一步阐述了恭亲王对北派，特别是对李鸿藻成见加深的原因。
- 李鸿藻拒夺情之争议：同治五年（1866），李鸿藻因嗣母病逝请求丁忧守制。两宫太后（慈禧）降旨要求李鸿藻“夺情”（即守孝百日后即返岗），但李鸿藻坚决恳求终制。倭仁、翁同龢、徐桐等弘德殿师傅支持李鸿藻的立场。恭王和宝鋆（恭王亲信）对此表示不满，宝鋆甚至轻蔑地认为这些道学先生只是在搞派系斗争，并非真谈性命，这反映了恭王对以倭仁为首的道学先生们的成见，并将李鸿藻归为同类。最终李鸿藻以称病求假的方式实现了终制，但这一事件加深了恭王与李鸿藻之间的心结。
- 同文馆扩大取才之争议：同治六年（1867），恭王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分馆，并扩大招生范围至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京官、外官等。此举遭到以保守派大佬倭仁为首的官僚反对，御史张盛藻认为此举“习为机巧之事”，重名利轻气节，有损士习人心。倭仁更是亲自上折，认为国家不应“师事夷人”，此举将使“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恭王对此强烈反击，并迫使倭仁在总署行走。李鸿藻虽在丁忧期间，但被认为在幕后参与了倭仁等保守派的议论，这进一步深化了恭王对李鸿藻及其后北派的不满和疏离。
- 南北派系确立：同年十月，南派的沈桂芬入军机。一年后，李鸿藻假满返朝，南北同直格局再成。沈、李二人皆年富力强、才干出众，结束了同治初年军机结构的动荡，南北派系最终以沈、李二人为核心，进入实际政情及人事分合的权力倾轧阶段。
第三章 南北之争的白热化(1870—1878) 本章主要探讨了沈桂芬和李鸿藻入枢后，南北派系如何由隐而显，完成凝聚，并进入以具体政策差异和权力抗衡为特征的“白热化”阶段。
第一节 政策面的对立：天津教案 本节以同治九年（1870）的天津教案为例，说明南北派系在政策层面上的对立。
- 天津教案的爆发与初期处理：天津教案因人口失踪谣言引发民众仇洋情绪，导致数千百姓聚集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与地方官员冲突，最终引发大规模骚乱，教堂被焚烧，多名外国人被杀。消息传京后，恭亲王病假，文祥丁忧，由宝鋆主政，董恂主持总理衙门。朝廷指示曾国藩前往天津办理，并决定严惩滋事者和处理不善的官员，派遣崇厚赴法国“议事”道歉。
- 沈桂芬的崛起与李鸿藻的孤立：沈桂芬（江苏吴江人，外号“吴江相国”）因其识见通达，善理洋务，得到慈禧宠信和恭王倚重，成为南派魁首。在天津教案的决策过程中，李鸿藻（北派领袖）在军机中处于孤立状态。在召见军机时，李鸿藻与宝鋆、沈桂芬在事件定性及责任归属上发生激烈争执，李鸿藻认为应重视民情，不应一味偏重安抚外人，而宝鋆、沈桂芬则持实际处理和避免事态扩大的立场。这使得李鸿藻感受到军机中对其的压制。
- 醇亲王的介入与派系斗争的复杂化：御前会议上，醇亲王奕譞力主顺应民心，批评总理衙门失体，并对恭王的洋务政策表示不满，试图借机示威和削弱恭王。醇王甚至手缮密折直接攻击恭王，认为其“朋比蒙蔽”“一味媚夷”。醇王的积极介入，加剧了朝局的紧张，使得所有“党同伐异”都更加盘根错节，并以“高论”或“清议”的形式包装派系利益。李鸿藻则从中获得鼓舞。最终，天津教案在有限妥协下结束，南派在第一回合政策交锋中占据优势，而李鸿藻与恭系人马之间的不谐也变得无可迂回，预示着派系斗争将转向人事争夺。
第二节 南北平衡格局的危机：王文韶入枢 本节分析了南北平衡格局如何因王文韶的入枢而面临危机，以及沈桂芬在此中的作用。
- 沈桂芬的优势与李鸿藻的应对：沈桂芬以其圆滑的政治手腕和对慈禧的善侍（如吴观礼诗作《小姑篇》所描述），在枢垣中经营出优势，巩固了南派地位。李鸿藻虽有帝师背景和慈禧眷顾，但在枢廷的孤立使其必须寻求外部支持。他通过深化与荣禄（慈禧宠臣，醇王亲信）的私谊，并与“清议”派（即后来的“清流党”）结合，以对抗沈桂芬领导的南派。景廉（李鸿藻同科进士、结盟兄弟）入枢，进一步缓解了李鸿藻的孤立。
- “清流党”的坐大：光绪初年，“清流”势力兴起，以李鸿藻为魁首。他们以清议为武器，弹劾权贵，影响力日增，成为北派对抗南派的主流力量。
- 王文韶入枢打破平衡：光绪三年（1877）九月，李鸿藻丁母忧免直。次年二月，沈桂芬凭借慈禧和恭王支持，援引其门生、浙江仁和人王文韶入直军机。王文韶资历浅，未经翰林，快速升迁且兼任总理衙门职务，被时人视为沈桂芬厚植南派势力的举动。此举打破了南北两派在决策核心各占一席的惯例，使得北派从“在朝者”转变为“在野派”，引发了北派的强烈不满，导致派系斗争全面升级，恭王力持南北平衡的诚意也荡然无存。作者认为，王文韶的入枢，因其资历与权位不符，使得这一决定更显得是“党同伐异”的产物。
第三节 派系斗争的恶质化：沈桂芬简黔抚案 本节以光绪四年（1878）底发生的“沈桂芬简黔抚案”为线索，揭示南北派系斗争的牵涉面更广、性质日益恶化。
- 简黔抚案的疑云：该案表面上是懿旨简放沈桂芬为贵州巡抚（二品官），但沈当时已是一品军机大臣，此举形同降黜，引发“中外震骇”。实际上，这是荣禄（受李鸿藻指示）在内廷策动的计谋，意图借沈兆霖调任陕甘总督的先例，将沈桂芬先简放黔抚，再补实云贵总督，以解决西南边患，并借机打击沈桂芬。
- 荣禄的背景与动机：荣禄出身满洲八大贵族瓜尔佳氏，因祖父和父亲殉国而易于腾达。他通过神机营与醇亲王奕譞建立密切关系，官运亨通，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成为内外廷要员。荣禄与李鸿藻关系亲近，与沈桂芬则有夙怨，源于穆宗驾崩后嗣君确立时荣禄的介入。沈桂芬气量狭隘，对荣禄在固宠上的“占先”感到妒恨，荣禄因此先下手为强，策动简黔抚案。
- 翁同龢的角色与沈桂芬的反击：翁同龢被指在沈桂芬与荣禄的交锋中扮演了“倒脱靴”的角色，向沈桂芬泄露荣禄的计谋。沈桂芬在荣禄失宠于醇王和慈禧的背景下，迅速展开反击。他利用御史宝廷奏言满大臣兼差过多的机会，授意宝鋆上奏弹劾宝鋆和荣禄兼差过多，提请开去荣禄的工部尚书职务。最终，荣禄因早前“京师大旱”期间调兵不当，得罪醇王，并因奏请慈禧自选宫监不符祖制而失去内务府大臣一职。沈桂芬乘胜追击，又唆使言官弹劾荣禄承办庙工装金草率等罪名，将其降级为副将，使其“三载闭门”。
- 派系斗争的恶化：沈、荣之争标志着南北派系斗争已由政策层面的权力角逐，进展到以人事倾轧为核心的阶段，理念与手段的界限模糊，党派意气甚至超越了国家利益。
第四章 派系对立的再升高(1879—1882) 本章探讨了光绪五年至八年间，南北两派对立情势的扩大，尤其关注“清流党”势力的坐大、崇厚使俄案以及云南报销案对南北势力消长的影响。
第一节 清流党势力的坐大
- “清流党”的兴起与特性： “清流党”是一群以翰林、科道京官为主体的群体，他们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奏疏为工具，议论国是，搏击权要。其凝聚力远超抽象的“清议”，在派系运作中旨在占缺卡位、扩大权力版图。其力量的坐大与光绪三年李鸿藻丁忧免直，南派积极运作王文韶入枢，导致北派沦为“在野派”的背景密切相关。
- 张佩纶与北派的联系：
张佩纶（直隶丰润人）是“清流”代表人物，以弹劾京省官吏著称。他所劾官员多为南人，反映了“清流”与李鸿藻为首的北派互为表里，共同对抗南派的政治资本。时人有“高阳提挈清流”之说，指出李鸿藻是“清流”的魁首。
- 对翁同龢和贺寿慈的弹劾：
光绪四年十二月，张佩纶上疏弹劾宝鋆之弟和翁同龢之侄翁曾桂的破格保荐。此举旨在打击与南派关系渐近的翁同龢，反映了李鸿藻和北派对翁政治立场转变的不满。此案最终“毋庸议”，但拉高了弹劾层次。光绪五年二月，张佩纶和黄体芳又弹劾工部尚书贺寿慈（湖北蒲圻人，南人）的贪腐行为（李钟铭案）。贺寿慈最终被降级调用，这标志着“清流”将搏击层次拉高到在京大员后取得的重大成果，冲击了南派在部院主官中的优势。
- 贺寿慈复用引发的再较劲：
枢廷试图复用贺寿慈为左副都御史，引发宝廷的弹劾。宝廷直指枢臣党护贺寿慈，并借机表达对枢廷的不满。最终贺寿慈再次去职，进一步鼓舞了“清流”势力。
第二节 崇厚使俄案：南北势力消长的转折点 本节以光绪五年（1879）的崇厚使俄案为例，探讨南北势力消长的转折点。
- 崇厚出使俄国与《里瓦几亚条约》：
新疆收复后，俄国需归还伊犁。沈桂芬力主派崇厚（久任洋务，南派官员）出使俄国谈判。崇厚才具平庸，却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之名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条约内容对中国极其不利，丧失大量领土和权益。崇厚未候谕旨即订约返国，更是错上加错。
- “清流”的猛烈攻击：
“清流”之前已批评崇厚海路出使不见边情，并反对授予其全权便宜行事。条约内容曝光后，“清流”沸然，张之洞、盛昱、王仁堪等上折言战，主张力诛崇厚，并攻击枢廷的决策。朝廷两宫受“清流”言论影响，态度强硬。翁同龢此时已倾向南派，主张务实考虑军费，反对空言主战。张之洞与李鸿藻的密函显示了北派协调行动，攻击沈桂芬和翁同龢。
- 南派的应对与李鸿藻的病退：
沈桂芬为减少压力，拉近与李鸿藻的认知距离，并主动促成张之洞参与决策，以期分化“清流”。光绪六年初，崇厚被判“斩监候”，但清廷也派出曾纪泽赴俄改约。备战气氛再浓，李鸿藻复出军机与总署，北派再振。然而，慈禧因病卧床，慈安太后独掌听政，她依赖枢廷之议，加之李鸿藻也因病少入直，导致局势再次倾向和议。
- 结果与影响：
崇厚最终被免罪释放，曾纪泽成功改约，南派虽保住决策主导权，但已是捉襟见肘。此次事件标志着南北势力消长的转折点，南派渐显暮气，北派阵容愈整且处处主动。
第三节 云南报销案：南派势力的重挫 本节以光绪八年（1882）的“云南报销案”为核心，阐述南派势力的重挫。
- 沈桂芬的逝世与王文韶的困境：
光绪六年（1881）除夕，兵部尚书沈桂芬病逝。沈桂芬的逝世使得南派顿失领袖，王文韶（沈桂芬门生）被推到南派领袖的最前线。王文韶资望、政治经验均不及沈桂芬和李鸿藻，且因个人操守和行事风格备受“清流”诟病，如其家资巨万、子弟不检、出行排场煊赫。
- “云南报销案”的爆发： 光绪八年七月，御史陈启泰参劾太常寺卿周瑞清包揽云南报销舞弊。案情很快被证实重大，涉及云南粮道崔尊彝、知府潘英章等人。随后，御史洪良品将矛头直指枢臣景廉和王文韶，称其受贿巨万，未能秉公稽核。慈禧派惇亲王奕誴和翁同龢调查，意在使案情向上发展，给“清流”攻击王文韶的机会。
- “清流”的猛攻与王文韶的去职： 邓承修（“清流”大将）首先发难，直挑王文韶，指责其“赋性贪邪”“才不足以济奸，而贪可以误国”，要求罢斥。张佩纶紧随其后，连上三折，指责王文韶“贪位恋权”“众望不孚”“才力难当”，并援引乾隆朝梁诗正故事，吁准其归养。王文韶多次乞请开缺，最终在慈禧“尚称熟悉”的含糊慰留下（暗示其可替换），于十一月初五日获准辞职。
- 新的人事布局与派系力量对比：
王文韶去职后，翁同龢和潘祖荫（皆南士）被同时任命入军机。李鸿藻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高明的角色，鼓励慈禧同时任命两人，既安抚了南派，又因两人职务繁重无法全身心投入军机事务，使得军机权柄更加稳固地掌握在李鸿藻手中，北派取得了权力掌握上的优势。
- 余波与翁同龢的突出：
惇亲王在覆审云南报销案时，表现出异常的热心，执意追查未明去向的三万两银子，翁同龢则力求迅速结案。翁同龢与惇亲王、李鸿藻在御前发生激烈争执，翁坚守律例与原则，不惜激言，显示其作为南派精神领袖的责任感。此案最终王文韶被降级处分，“清流”势力大振，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宝廷等北派要员均获大用。然而，与此同时，礼亲王世铎被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预示着朝局更大的变动。
第五章 南北派系格局的瓦解(1882—1884) 本章探讨了光绪后期，南北派系格局如何逐渐瓦解，以及慈禧太后“倒恭用醇”路线的形成和最终的甲申朝局大变动，导致清流党解体和南北之争的中辍。
第一节 “倒恭用醇”路线的形成
- 慈禧与恭王权力斗争的延续：
慈禧与恭亲王奕訢的权力斗争贯穿晚清，辛酉政变后，这种斗争由明转潜。同治四年恭王被褫“议政王”衔，是慈禧巩固权威的胜利。安德海事件（同治八年）是恭王对慈禧的反击。穆宗驾崩后（同治十三年），慈禧选择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光绪帝）嗣统，而非恭王之子，是为了确保自身垂帘听政，这加深了慈禧与恭王的对立。恭王对此的压抑与自制在“庚辰午门案”（光绪六年）中爆发，他与慈禧发生正面冲突，使慈禧决心拔除恭王。
- “倒恭用醇”路线的成熟： 光绪八年，慈禧病愈而恭王病重，加之慈安太后暴崩（光绪七年），消除了慈禧最大的顾虑。此时，“清流”势力日益壮大，为慈禧提供了利用工具。醇亲王奕譞因其保守、有抱负且与慈禧有姻亲关系，成为取代恭王的理想人选。光绪八年十一月，礼亲王世铎被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是为“倒恭用醇”策略的布局之一。醇王虽然最初对慈禧的“惨刻凉薄”感到恐惧，但在不能一展己才的背景下，其对政事的兴趣日益高涨，逐步成为慈禧实现扩权目标的工具。光绪九年五月，醇亲王奕譞被命“会筹法越事宜”，正式浮上台面，标志着“倒恭用醇”路线的正式启动。
第二节 甲申的朝局大变动
- 中法越事成为导火索：
朝鲜“壬午兵变”迅速平定，但越南（法国侵略）局势日益紧张。曾纪泽报告法国谋占越南，建议及早联络巡弋。朝廷命李鸿章、左宗棠等疆臣妥办，但李鸿章倾向主和。李鸿章丁母忧，朝廷夺情不允。强硬派主战，朝廷调整疆臣：张树声署两广总督，曾国荃复出，岑毓英接任云贵总督，唐炯任云南布政使。李鸿章仍被命回天津督办通商事务。
- “清流”主战派的鼓噪： 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大将上《存越固边宜筹远略折》，提出“正策”和“奇策”，主张对法强硬。他们的建议虽有条有理，但缺乏实务经验，带有“纸上兵”的宿性。张之洞也上折推荐人才。恭王病倒后，李鸿藻在枢廷影响力渐增，与宝鋆共同主政，进一步推动“清流”议论。郭嵩焘等少数人主张和平谈判，但声音微弱。
- 甲申易枢的爆发：
法国撤销和谈草约，刘永福黑旗军的胜利进一步激化战事。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被命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张佩纶则提出调整策略，让李鸿章回北洋坐镇，体现北派稳固权力规模的考虑。光绪九年十月底，御史吴峋上疏弹劾以恭王为首的枢廷“疾老瘦累”，荒怠国事，请派醇王赴军机处稽核，并另简大臣。此疏作为“起身炮”，预示着大变动。孙毓汶（前为恭王所恶，后亲近醇王）在此变局中扮演了关键的出谋划策角色。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宗室盛昱在张华奎的鼓动下，上疏弹劾军机大臣，尤其针对李鸿藻和张佩纶，指责他们轻信滥保、蒙蔽诿卸，促使越事败坏。盛昱的弹劾成为引爆点。慈禧与醇王密商后，于三月初九日（慈安太后三周年祭期间，恭王代祭不在京），决定采取行动。三月十二日，孙毓汶迅速返京，与醇王商定对军机的处置。三月十三日，慈禧在御前召见重臣，颁布谕旨，罢黜恭亲王奕訢、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全部军机大臣。恭王被罢去一切差使，宝鋆休致，李鸿藻、景廉降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新军机由礼亲王世铎（庸懦无能，醇王占枢的工具）领衔，包括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实操权柄）、许庚身。醇亲王奕譞会同商办紧要事件。
第三节 清流党解体与南北之争的中辍 本节分析了甲申朝局大变动后，清流党如何解体以及南北之争如何中辍。
- “清流”的自毁与张佩纶的动摇： 光绪八年，宝廷自劾因纳妓买妾被革职，其“好色原天性，只爱娥眉不爱官”的洒脱言论，后来被不少人慨叹为先见之明。张佩纶作为“清流”要角，在实际参与决策后，其主战立场开始动摇，认识到和战需依敌情兵力而定。唐炯、徐延旭在越战败，被革职拿问，加之李鸿藻被罢，使得张佩纶等“清流”感到茫然，意识到自己被慈禧和醇王利用为“倒恭”的工具。
- “清流”的彻底瓦解： 面对新局，张佩纶上折力陈枢廷、译署大臣兼任之弊，试图维护旧制，并间接为李鸿藻说话，但已无济于事。慈禧对“清流”并无好感，利用中法战争让他们“自食其果”。光绪十年四月，吴大澂、陈宝琛、张佩纶被命会办北洋、南洋和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在马江战败后被革职、充军，陈宝琛也受重创。黄体芳、邓承修也相继受挫，宝廷被革，整个“清流”至此崩解。
- 南北派系格局的终结： “清流”解体使得北派汉士的传承被败坏，李鸿藻即使后来再起，也因年迈和班底尽失而无力回天。甲申之后，南北派系虽然仍有发展，但已失去作为决策核心主流的地位，转变为残酷的权力拼搏，为甲午战争后的国权沦丧和戊戌变法埋下伏笔。作者感慨，士大夫的党同伐异最终被上位者利用，导致了自身的悲剧和清朝的衰亡。
- 甲申后的京师官场与翁同龢的再起：
甲申之后，军机处虽仍有汉士，但多为象征或伴食，实操权柄者如孙毓汶则甘为上位者驱驰，借机贪敛。樊增祥致张之洞的信中生动描绘了甲申后京师官场的腐败风气，揭示了士风之恶化。翁同龢在甲申之变中虽退出军机，但因其帝师身份仍受慈禧、醇王器重，反使南派有所更易，并因翁的努力有再起之势。翁同龢在甲申后担任户部尚书长达十四年，门生众多，成为南派核心。他与李鸿藻（此时已无派下可呼集，转而结盟荣禄和李鸿章的淮系北洋）的对立，与德宗、慈禧的权斗合流，最终导致了戊戌变法的悲剧。至此，汉士大夫为政气数真尽，清朝走向亲贵用事的老路，最终导致庚子之乱和清朝的灭亡。作者认为，甲申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盛昱的弹劾成为点燃薪房的一炬，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