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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着一盏灯的人 ——陈福霖与乌暹中华小学的漫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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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着一盏灯的人 —— 陈福霖与乌暹中华小学的漫长岁月 清晨的乌暹,阳光落在锌板屋顶上,校园还没完全热闹起来。操场一角,几棵树静静地站着,见证了这所乡区华小几十年来的起落。 对陈福霖来说,这样的早晨,他已经走过无数次。 他不是校长,也不是老师,却几乎把一生最稳定的时间,留给了这所 乌暹中华小学 。 一所乡区学校,一段被守住的历史 乌暹中华小学创校于 1947 年,是典型的乡区华校:由社区筹建、由先贤合力维系,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慢慢扎根。 从木板校舍到今日较为完善的校园设施,这所学校的每一次修补、每一次扩建,背后都离不开地方人士的坚持。 而陈福霖,正是其中最长期、也最沉默的一位。 多年来,他担任董事部要职,参与校园发展规划、硬体改善、经费筹措,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学校 “ 扛事 ” 。 他说得很简单: “ 学校在,就要有人看着。 ” 少子化冲击下的坚持 近十多年来,乡区学校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再只是经费,而是 学生人数的持续下滑 。 人口外流、家庭结构改变,让不少乡区华小站在 “ 是否还能继续办下去 ” 的门槛上。 乌暹中华小学同样无法幸免。 学生人数减少,意味着拨款缩紧、课程选择受限,也让 “ 办学是否还有前景 ” 的质疑声不时出现。 但在陈福霖看来, 数字不是唯一的标准 。 “ 只要还有孩子需要学习,只要社区还愿意支持,这盏灯就不能熄。 ” 这份想法,并非口号,而是具体行动 —— 推动校园提升、改善学习环境、争取更多资源,让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回来。 守的不是职位,是责任 在董事部多年,陈福霖见证过人事更迭,也看过热心与冷淡的交替。他清楚,乡区华校最怕的不是穷,而是 没人愿意接棒 。 因此,他一边守,一边也在 “ 让位 ”—— 鼓励年轻人加入董事会、参与校务,让责任不只压在少数人身上。 在他的理念里,华教不是某一代人的事业,而是一条必须持续交接的路。 一盏不耀眼,却不能灭的灯 今天的乌暹中华小学,校园不算宏大,却干净、明亮;设施不算奢华,却尽力做到安全、实用。 这些改变,或许不会登上头条,却一点一滴,累积成孩子们的日常。 而陈福霖,依旧低调地坐在一旁。 他守的,不只是校舍、经费或制度,而是 乡区孩子还能拥有选择的权利 —— 选择在熟悉的土地上学习,选择不被轻易放...

横跨百年的宗亲情 ——柔佛陈氏“不分家”的南洋宗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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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跨百年的宗亲情 —— 柔佛陈氏 “ 不分家 ” 的南洋宗族叙事 在柔佛新山的城市街景中,陈氏宗亲会的会所并不张扬,却静静矗立,见证着一个横跨百年的宗族故事。它不只是宗亲聚会的空间,更是一段关于迁徙、互助与文化延续的南洋华人记忆。 “ 不分家 ” ,既是柔佛陈氏的组织原则,也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象征。 从原乡到南洋:陈氏宗亲的早期足迹 柔佛陈氏的历史,可追溯至 20 世纪初南来谋生的华人移民浪潮。来自中国南方的陈姓族人,循着橡胶、锡矿与港口经济的脉络南下,在柔佛一带落脚生根。早期的陈氏族人,多以血缘、地缘维系彼此,在陌生的土地上形成互助网络。 1947 年,柔佛陈氏宗亲会正式成立。这一时间点,正处于战后社会重建阶段,宗亲会的出现,既回应了族人对情感依托的需求,也承担起安顿生活、照应乡里的现实功能。对许多早期移民而言,宗亲会是 “ 在地的家族 ” ,也是抵御动荡年代的重要支点。 “ 不分家 ” :组织原则,也是文化选择 与许多宗亲组织因籍贯、支派而分会林立不同,柔佛陈氏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 **“ 不分家 ”** 的原则 —— 不以地区、不以房系、不以辈分区隔族人。这种组织方式,在宗族史中并不常见,却恰恰反映了南洋社会的现实智慧。 在多元族群并存、社会结构快速变化的环境中, “ 合而不分 ” 有助于凝聚资源、避免内耗,也让宗亲会更具公共性。陈氏宗亲会因此不仅是宗族内部的情感纽带,也逐渐发展为服务社会的团体,参与教育、福利、文化活动,成为华社网络的一部分。 会所的变迁:一部立体的族群史 从早年租赁店屋作为会所,到后来建立规模完整的宗亲会大厦,建筑的演变本身,便是一部可阅读的历史。旧照片中,族人身着白衬衫、黑裤,在简朴的会所前合影;而今日的新会所,则已具备行政、活动与文化展示功能。 会所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承载着集体记忆:春秋二祭、宗亲大会、奖助学金颁发、青年活动 …… 这些看似日常的仪式与活动,持续将 “ 陈氏 ” 这一身份,嵌入不同时代的生活之中。 世代交替中的传承与调整 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随着社会结构改变与年轻世代的成长,宗亲会也面临转型压力。柔佛陈氏并未固守传统,而是逐步引入更制度化的管理方式,吸纳年轻理事,推动文化与服务并重的发展方向。 从关注宗亲福利,扩展至社区服务与文化保存,陈氏宗亲会的...

一碗海南粥,半世纪守味道 ——吴金花与武拉也老店的人情与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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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海南粥,半世纪守味道 —— 吴金花与武拉也老店的人情与乡愁 清晨的武拉也,还没完全醒来。 店门才刚拉起,锅里的高汤已经咕噜作响。米香混着蒜酥味,在空气里慢慢散开。还没看见招牌,老顾客的脚步却已经自动找上门来。 他们不是被广告吸引,而是被一碗味道牵着走。 这碗味道,属于吴金花。 也是许多武拉也人,从小吃到大的记忆。   一碗粥,撑起一家人的生计 橙色上衣、俐落短发,说话轻声却利索,吴金花总是笑脸迎人。 几十年来,她几乎天天守在灶边。 洗米、熬粥、备料、炸葱酥、切猪杂、调味 …… 一连串动作早已熟练得像呼吸一样自然。 「做久了,手自己会记得。」她笑说。 这碗海南粥,看似简单,其实最考功夫。 米要慢火熬到开花却不散,汤底要清甜顺滑;配料讲究新鲜现做,猪肉片、猪杂、肉丸、花生、葱花、芫荽、炸蒜,每一样都不能马虎。 火候差一点,口感就变了。 少一点耐心,味道就走样。 她坚持每天现煮现卖,不走捷径、不靠预制。 因为她始终相信: 老味道,是急不得的。   祖传手艺,也是乡愁的味道 这门手艺,并不是突然学会的。 吴金花年轻时便跟着长辈在厨房里打转,从洗碗、切料、帮忙盛粥开始,一点一滴学起。 那时候的武拉也,还保留着浓厚的海南社群生活。 街坊邻里熟门熟路,一碗热粥,不只是早餐,更是人情往来。 工人上班前来一碗、巴刹小贩收档后再来一碗、学生放学肚子饿也来一碗。 有人一吃,就是几十年。 「他们从小吃到大,现在带孙子来吃。」她说这话时,语气里藏不住骄傲。 这已不是单纯的生意。 更像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日常。   老店不大,却装满故事 店面朴实,没有华丽装修。 几张桌椅、一口大锅、一群忙进忙出的家人。 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摆设,而是人。 家人一起帮忙,分工合作,有人掌勺,有人端碗,有人招呼顾客。 笑声、招呼声、碗筷声交织在一起。 那种热闹,是老店特有的温度。 熟客走进来,不用开口,老板娘已经知道: 「一样对吗?」 这份默契,是时间熬出来的。 就像那锅粥一样。   守着传统,也守着一份坚持 这些年,新式咖啡馆、美食连锁店越来越多。 ...

程序若失守,大学何以立校——从南方大学学院人事风波谈大学治理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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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若失守,大学何以立校 —— 从南方大学学院人事风波谈大学治理的底线   大学校园,本应是最讲制度与理性的地方。 然而,近日南方大学学院却因一场人事决策,再度掀起治理争议。副理事长何舜成宣布辞职,并公开表示,不满董事会在未经过完整会议与正式程序下,由常务董事主导决定解约校长及多名行政高层。有关做法,已偏离章程与集体决策原则。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人事更迭; 实际上,却是一堂关于「大学治理」的现实课。 大学从来不是企业。 企业讲求效率,可以高度集权; 大学讲求共识,更需要程序正义。 校长的去留,不只是行政安排,而关乎学术方向、办学理念与校园稳定。若重要决策未经理事会充分讨论,仅由少数人拍板定案,即便结果未必全错,过程却已失当。 而在公共机构中, 程序本身,就是正当性的来源 。 失去程序,再正确的决定,也难以服众。 据报道,南院董事会共有 30 人,但关键决策却由 8 名常务董事作出。这里引发的质疑,并非针对个人,而是制度本身:当权力逐渐集中,当集体决策被简化为小圈子决定,董事会的存在意义是否被削弱?章程是否沦为形式? 长远来看,这种治理方式带来的伤害,往往比一次人事风波更深远。 教师会担心专业不被尊重, 行政团队会失去安全感, 学生对学校前景产生疑虑, 社会对董事会的信任也随之动摇。 大学最珍贵的资产,从来不是建筑或排名,而是「公信力」。 一旦信任受损,再多资源也难以弥补。 因此,何舜成选择以辞职表达立场,某种程度上,是对制度的一种提醒 —— 当程序被忽视时,沉默等同默认。 辞去职位或许容易,但坚持原则并不简单。 这起事件不应只停留在人事纷争的层次,而应成为南院乃至所有高教机构的一面镜子: 在效率与程序之间,我们是否过度偏向前者? 在决断与合议之间,我们是否忽略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只因其传授知识, 更因为它代表社会对理性、规则与公共责任的坚持。 若连大学自身都无法守住程序底线,又如何教导学生尊重制度? 治理的成熟,从来不在于「谁说了算」, 而在于「是否依规而行」。 唯有制度被尊重,程序被落实, 大学才能真正立校长远。

超越统考标签,看见大马华教真正的力量 ——从政治风雨中走出的制度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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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统考标签,看见大马华教真正的力量 —— 从政治风雨中走出的制度韧性 每隔几年, “ 统考 ” 两个字,总会被重新抛到政治风口浪尖。 有人质疑它的合法性,有人担忧它的出路,也有人把它视为族群教育的敏感课题。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把视角放大,就会发现:统考从来不是问题本身,它只是大马华教长期生存与自立历史的一个缩影。 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 “ 该不该承认统考 ” ,而是 —— 为什么在没有政府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大马华教仍能走到今天?   没有津贴,却走得更远 独中不属于政府学校体系。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没有固定拨款、没有全面制度性资源、没有体制保护。校舍扩建、设备更新、师资聘请、清寒子弟助学金,几乎都要依靠社会大众、家长与校友一分一毫筹措。 这是一种近乎 “ 自力更生 ” 的办学模式。 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独中反而走出一条少见的道路 —— 从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考试制度到升学衔接,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独立的教育体系。 统考( UEC ),正是这套体系自然发展下的产物。 它不是对抗体制的工具,而是为了让学生有一张被世界承认的文凭。 当全球多所大学承认统考成绩时,现实早已说明: 教育质量,最终靠实力说话,而不是政治标签。   被政治化的教育,其实最无辜 回顾几十年的争论,可以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 —— 统考的学术性争议并不多,政治性争议却层出不穷。 问题从来不在课程深度,也不在考试标准,而在 “ 它是谁办的 ” 。 一纸文凭,承载的却是族群、语言与身份认同的投射。 于是,教育被迫走上政治擂台。 但教育的本质,真的该如此沉重吗? 学生需要的,不过是公平升学的机会; 家长期待的,不过是孩子有更好的未来。 当一个制度已经稳定运作数十年,培养无数人才,甚至获得国际认可,却仍因政治角力反复被质疑,这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浪费。 教育,本不该成为博弈筹码。   华教真正可贵的,不是 “ 抗争 ” ,而是 “ 建设 ” 很多人谈华教,习惯用 “ 斗争史 ” 来形容。 但如果细看历史,会发现更准确的词,其实是 —— 建设。 从校董会筹款,到教师自编教材; 从创办统考,到与海外大学建立衔接; 从一所学校...

当地方华社为自己写历史 ——从《大年华人社会史》的出版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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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方华社为自己写历史 —— 从《大年华人社会史》的出版谈起 在快速更迭的时代里,历史往往不是被刻意抹去,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遗漏。尤其是地方社会的历史,若无人记录,便会随着第一代、第二代见证者的离去,逐渐沉入沉默之中。因此,《大年华人社会史》历时四年完成调研与撰写,并正式出版,其意义远不止于一本厚重的新书面世,而是一场地方社会主动为自身留下记忆的文化行动。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 “ 历史 ” 理解为宏大的国家叙事,或由官方、学院书写的正典文本。然而,地方华社的日常运作 —— 会馆的成立、学校的筹建、互助网络的形成、社团在危机时刻的角色 —— 往往只存在于口述记忆、旧照片与零散档案之中。一旦这些未被系统整理的材料消失,华人社会在地方发展的真实面貌,也将随之模糊。 《大年华人社会史》的出现,正是在填补这一长期存在的空白。它所书写的,并非单一社团的光荣史,而是一个地方华人社会如何在殖民、战后、建国与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建构自身组织网络与公共角色的过程。这种从地方出发的历史书写,让我们看见:华人社会并非被动地 “ 存在 ” 于国家结构之中,而是通过教育、经济、慈善与文化实践,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塑造。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工程并非由个别学者独立完成,而是由地方华团推动、集合文史工作者与社团资源共同完成。这种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被记录的当代现象。它显示,地方社团仍然具备公共意识与文化自觉,愿意投入时间、资源与耐心,去完成一项无法立刻带来回报,却对未来极其重要的工作。 在当下 “ 短、快、即效 ” 的传播环境中,愿意用四年时间完成一部地方社会史,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逆流而行的选择。但正是这种 “ 慢 ” ,才能让历史不沦为纪念册式的自我表述,而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集体记忆。 当然,这本书的出版,也提醒我们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年轻世代与传统社团的距离日渐拉开,地方历史该如何继续被理解、被阅读、被使用?历史若只是被陈列在书架上,终究仍会再次沉寂。如何让地方史成为教育资源、公共讨论的素材,甚至是青年重新理解自身位置的入口,将是下一阶段更重要的课题。 从这个角度看,《大年华人社会史》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证明了一件事:只要地方社会愿意为自己发声,历史并不会缺席。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 “ 值不值得记录 ” ,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在时间尚未来得及抹...

当“槟城女人”走进展馆:我们如何重新想象北马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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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 槟城女人 ” 走进展馆:我们如何重新想象北马的历史起点? 瓜革巴考古遗址展馆正式向公众开放,看似是一则文化设施启用的新闻,却悄悄为北马的历史书写,打开了一扇向 “ 深层时间 ” 回望的门。 长期以来,我们对北马的历史想象,多半从港口、殖民、贸易谈起,仿佛历史是随着文字、王朝或殖民者的到来才真正开始。然而,瓜革巴遗址所呈现的,却是距今约五千七百年前的人类生活痕迹 —— 在国家、族群、宗教这些现代概念出现之前,就已有一群人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劳作、安葬亲人。 这一次最受关注的,是被媒体称为 “ 槟城女人 ” 的史前女性人类遗骸。这个称呼并非学术用语,却极具象征意味。它让一个原本抽象的考古编号,变成了可被地方社会感知的 “ 人 ” 。她不再只是研究对象,而是一位与这片土地发生过真实关系的 “ 先来者 ” 。 正因如此,展馆选择暂不公开展示 41 具人类骨骸,反而显得格外重要。这不仅是保存技术或研究进度的问题,更是一种价值判断。在当代博物馆实践中,人类遗骸早已不再被视为供人围观的奇观,而是需要被尊重的生命痕迹。展览转而通过环境复原、图像叙事与器物展示,引导公众理解史前人类如何生活,而不是 “ 看见他们的身体 ” 。 从文化角度看,这正是公共历史的一次转向:从满足好奇心,走向培养理解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瓜革巴遗址并非孤立存在。它所揭示的贝丘文化、沿海采集与早期人类聚落,实际上为北马补上了一段长期被忽略的历史层次。这段历史不属于任何单一族群,却与今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有关。它提醒我们,地方认同并不只是近代政治与族群叙事的产物,也深植于更久远的人类共同经验之中。 “ 槟城女人 ” 之所以引发关注,正因为她象征着一种更宽广的归属想象 —— 在我们谈论 “ 谁先来到这里 ” 之前,她已在这里生活、死亡、被土地覆盖数千年。这种时间尺度,迫使我们放慢脚步,重新思考 “ 地方 ” 的意义。 如果说展馆的开放只是开始,那么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让这样的史前记忆,真正进入公共讨论与教育体系?它不应只是一次参观打卡的终点,而应成为理解北马、理解自身与土地关系的起点。 在快速变化的当下,瓜革巴遗址所提供的,不只是过去的答案,更是一种提醒: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都是后来者。

角头古庙庙地之争:一段被忽视的制度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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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头古庙庙地之争:一段被忽视的制度历史 角头古庙庙地纠纷,表面看来是一宗地方庙宇与政府之间的土地争议,实则却揭开了本地华人社会长期以来在制度处理上的一项集体盲点。若只将问题简化为 “ 政府充公 ” 或 “ 庙方受委屈 ” ,无助于理解这起事件的真正成因,也无法避免类似问题一再重演。 根据史料与文件梳理,角头古庙并非只占据一片地段,而是由五片土地逐步形成。主殿所在的 LOT 1397 ,由谢亚照捐献;其余四片地段,则在 1913 至 1918 年间,陆续由多位地方人士捐出。 2001 年帝爷首肯重建, 2013 至 2014 年庙宇完工后,实际使用范围扩大,庙地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契。 然而,真正引发争议的,并非主殿所在的 1397 ,而是其余四片地段。这四片土地,多年来由古庙托管,地税也长期缴纳,直到 2012 年初缴税遭拒,随后土地局发出 Notis 6A 及 Notis 8A ,并最终将地段充公。庙方则坚称,相关通知从未送达。 问题的关键,并不止于通知是否送达,而在于一个更深层的历史事实:这些地段当年极可能从未完成正式的法律过户,只是基于信任,将地契正本交由庙方代为管理。在早期社会,这种 “ 以情代法 ”“ 以信托代制度 ” 的做法并不罕见,但当行政体系日趋规范,这种模糊处理,终究难以承受制度检验。 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37 年,州政府已通过宪报,将该区域纳入马来保留地规划。这意味着,庙地的法律属性,早已潜藏复杂性。几十年来,这些问题被搁置、被忽略,直到 2012 年在土地法典条文下,一次性爆发。 所幸, 2018 年大选后,在州行政议员的介入下,州政府于 2019 年解除相关地段的马来保留地限制,并改为宗教用途保留地,算是暂时止血。然而,永久地契的回归与整理,依然困难重重,历史遗留下来的法律断层,并未真正被填补。 角头古庙并非特例。放眼全国,许多寺庙、道观、会馆、社团甚至学校,皆存在类似的土地信托与登记不全问题。过去,大家习惯 “ 能用就好 ” ,认为宗教与公益空间理所当然会被理解与体谅;但今日的国家治理,已不再以模糊与默许运作。 这起事件提醒我们:文化资产若无法进入清晰、完整的制度轨道,最终承受风险的,往往不是抽象的 “ 组织 ” ,而是地方社会本身。历史不能只靠记忆与情义维系,制度的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