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夜市不只是寻食 —— 从金宝新街场夜市看社区经济的另一种可能 在许多城市的发展叙事中，夜市往往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的存在：简便、热闹，却也零散、临时。然而，位于金宝新街场、每逢周三定时出现的夜市，却提醒我们，夜市不仅是 “ 吃什么 ” 的问题，更关乎社区如何运作、青年如何入场，以及基层经济如何自我调节。 从傍晚开始，一顶顶帐篷在空地上迅速搭起，小贩摆放食材、调试炉火，人潮也随之汇聚。看似寻常的夜市景象，其实承载着多重社会功能：它既是社区居民共享的公共空间，也是小商贩试水市场、青年尝试创业的重要平台。 夜市经济的价值，首先体现在 “ 低门槛 ” 。 相较于高昂租金的商铺，夜市摊位所需的资本有限，却能直接面对真实消费群体。对不少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创业起点。有者主打传统小吃，也有人尝试创新甜品、改良口味，以迎合本地人口结构与消费习惯。夜市因此成为一个不断试错、即时反馈的 “ 微型市场 ” 。 这种经济形态虽小，却具弹性。它不依赖复杂的制度，也不完全受制于大型资本，而是以人流、口碑和手艺为核心。正因为如此，夜市往往能在经济不稳定或就业压力增加时，成为一部分人的缓冲地带。 更重要的是，夜市也是社区生活的黏合剂。 在金宝新街场夜市里，消费并非唯一目的。居民在摊位之间闲聊、相遇，熟面孔彼此点头寒暄，形成一种松散却真实的社会网络。这种日常互动，构成了城市中少见的 “ 低强度公共生活 ” 。 当城市规划越来越强调效率与秩序，夜市所代表的，却是一种允许杂乱与人情味并存的空间。它未必整齐，却真实反映了社区的生活节奏与文化底色。 青年创业者的身影，则让夜市多了一层时代意义。 他们当中，有人把夜市当作长期经营的事业，也有人将其视为学习阶段。无论结果如何，夜市提供了一个可被看见、可被检验的实践场域。与其在空谈 “ 创业精神 ” ，不如正视这些在烟火与汗水中摸索方向的年轻人。 当然，夜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制度配合。摊位管理、卫生标准、交通与安全问题，都是必须持续优化的课题。合理的规范，并非为了限制夜市活力，而是让这种基层经济能够走得更远、更稳。 从金宝新街场夜市的热闹场景来看，夜市并非城市发展的 “ 附属品 ” ，而是一种扎根社区、回应现实需求的经济与社会形态。它或许不起眼，却在无数个夜晚，默默支撑着生活的延续与希望的试探。...

  当身体成为信仰的语言 —— 从黑风洞大宝森节看宗教、群体与城市 每年大宝森节，黑风洞都会被人潮 “ 淹没 ” 。阶梯不再只是通往洞庙的路径，而是一条被汗水、祈愿、鼓声与肉身承载的信仰通道。金色的穆鲁甘神像矗立其间，仿佛沉默地注视着信众如何用身体回应神明，用痛感表达虔诚。 对许多旁观者而言，大宝森节最震撼的画面，往往是刺穿皮肤的铁钩、负重前行的卡瓦迪，以及血与汗交织的身体仪式。这些影像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传，也常被简化为 “ 极端 ”“ 自残 ” 或 “ 猎奇 ” 。然而，若只停留在视觉冲击，我们或许错过了这项仪式真正的社会与文化内涵。 在印度教传统中，大宝森节并非单纯的苦行展示，而是一种 “ 履行誓愿 ” 的过程。身体的疼痛不是目的，而是通往精神净化的路径。信众通过克制、禁食与苦行，将个人的愿望、忏悔与感恩，转化为一种可被看见、被承受的行动。这是一种将信仰落实于肉身的宗教实践，也是一种对现代生活节奏的反向回应 —— 在高度理性与效率导向的社会里，身体重新被赋予神圣意义。 更值得关注的是，大宝森节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场高度集体化的社会行动。从亲友协助准备仪式，到陌生人沿途递水、扶持，再到志愿者与警方维持秩序，这是一套由社群共同完成的宗教工程。痛苦并非个人独享，而是被群体包围、见证与分担。正是在这种集体参与中，族群认同与文化记忆得以延续。 黑风洞的变化，也折射出宗教与城市之间的张力。近年来，设施改善、游客增加、直播与短视频介入，使这项古老仪式逐渐进入 “ 观光化 ” 与 “ 媒体化 ” 的轨道。信仰被观看、被记录，也被重新诠释。这既带来可见度与理解的可能，也伴随着被消费、被误读的风险。如何在开放与尊重之间取得平衡，考验的不只是宗教团体，也包括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 在多元族群共处的马来西亚，大宝森节其实提供了一面重要的镜子。它提醒我们：宗教不只是信条，更是一套生活方式；文化不只是表演，而是深植于身体、情感与群体关系之中的实践。当我们学会放慢脚步，看见仪式背后的意义，而不是急于评断其形式，多元社会才有可能真正走向理解，而非只是 “ 共存 ” 。 当夜幕降临，鼓声渐歇，阶梯上的人潮慢慢散去，黑风洞恢复平静。但那些被身体记住的信仰经验、被群体托住的情感连结，并不会随节庆结束而消失。它们持续存在于城市的记忆里，也存在于我们如何看待他者、...

  热闹之后，留下些什么？ —— 地方节庆如何从 “ 表演 ” 走向文化资产 每到农历新年，各地节庆纷纷登场，灯亮了、鼓响了、人潮来了。对许多城市而言，这是一年之中最 “ 像样 ” 的文化时刻。然而，当掌声散去、舞台拆除，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往往被忽略：这些地方节庆，究竟只是短暂的 “ 表演 ” ，还是能够累积为真正的文化资产？ 在当代城市治理与文化政策中， “ 办活动 ” 似乎已成为最直观、也最安全的文化选项。活动可量化、可拍照、可汇报，热闹本身仿佛就等同于成功。但若进一步追问，节庆是否真的改变了城市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否让人们对地方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认同？答案并不总是肯定的。 许多新年活动，最终停留在 “ 好看 ” 的层次：节目精彩、流程顺畅、游客满意，却与日常生活脱节。文化在这里被包装成一套可快速消费的视觉符号，而非一种持续运作的社会实践。当节庆结束，文化也随之退场，城市回到原有的节奏，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 这正是 “ 旅游热闹 ” 与 “ 文化沉淀 ” 之间最根本的差别。 旅游追求的是即时效果，人潮、声量与曝光；文化沉淀讲求的却是时间，是否能在反复出现中被内化，成为地方的一部分。一个节庆若每年都重新搭建、重新动员，却无法在社区中留下组织能力、文化知识或新一代参与者，它就很难被称为 “ 资产 ” ，充其量只是周期性的演出。 那么，新年活动是否注定只能是表演？未必。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节庆是否被视为一种长期经营的公共文化机制。 当地方节庆能持续培育本地表演团体、让年轻人从观众走向参与者，甚至从表演者转为策划者，它的意义便开始改变。文化不再只是被 “ 展示 ” ，而是被学习、被传承、被再创造。同样重要的是，节庆若能与地方历史、社区记忆产生连结，而非只复制通行的节庆模板，它便能逐渐形成独特的地方叙事。 多元文化社会尤其如此。多元并非把不同表演轮流端上舞台，而是让不同社群在同一个公共空间中，拥有参与与被看见的机会。真正的文化共构，发生在长期的协作、协商与磨合之中，而非一晚的精彩汇演。 当然，这样的转变并不容易。它需要比 “ 办好一场活动 ” 更多的耐心，也需要更长远的政策视角。节庆若只是年度指标，文化终究会被活动绑架；唯有当节庆被视为一种过程，而非结果，文化才能慢慢累积。 因此，评估一场新年节庆的价值，或许不该只问 ...

  从 “ 逾 2000 人参与 ” 看见什么？ —— 峇株华团新春游行的社会功能与结构变化 从版面上看，峇株华团新春大游行是一场标准而成功的 “ 热闹型公共活动 ” ：人数多、画面满、色彩强烈、仪式齐全。 2000 多人参与、锣鼓喧天、醒狮舞龙、神将巡游、老中青同框，构成了一幅理想化的华社公共生活图景。然而，若只停留在 “ 气氛沸腾 ” ，就会错过这类活动真正值得观察的社会意义。 一、华团的新春游行：不只是庆典，而是 “ 可见性的生产 ” 在当代社会，华团举办新春游行，早已不只是节庆娱乐，而是一种 公共可见性的生产 。 通过游行，华团把 “ 我们还在 ”“ 我们有组织 ”“ 我们能动员 ” 这些讯息，清楚地展示在城市街道上。 在地方层面，这种可见性具有三重功能： 第一，对内确认华社的集体存在感，强化成员的归属与认同； 第二，对外向地方社会与政治结构释放讯号 —— 华团仍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第三，对自身进行 “ 组织再确认 ” ，证明华团仍具备统筹、协调与号召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参与人数会成为报道中的核心指标。数字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资本。 二、社区凝聚力：是真的参与，还是被组织的参与？ 版面中的画面高度一致：队伍整齐、服装统一、角色分明。这显示出强烈的组织能力，但也引出一个关键问题 —— 参与的性质是什么？ 从构成来看，游行参与者多为： ●        华团成员 ●        表演团队 ●        学校或社团受邀队伍 ●        特定宗教或文化单位 这是一种 高度组织化的参与 ，而非松散、自发式的街头参与。换言之，社区凝聚力更多体现在 “ 被动员的团结 ” ，而非 “ 自发生成的公共热情 ” 。 这并非缺点，但它揭示了一种现实： 华团仍能整合资源，却较难吸引非组织成员、年轻世代或边缘群体主动加入公共文化实践。 三、文化展演：传统仍在，但语境正在变化 醒狮、舞龙、神将、花车、传统服饰，构成了游行的文化主轴。这些符号高度稳定，...

  当舞龙只剩下 “ 财 ” ：财神化民俗，究竟是活化，还是消费？ 全马首创的 “ 财神龙 ” 在新春期间亮相，以金光闪闪的造型、满身元宝钱币与 “ 兴旺发 ” 符号，迅速成为焦点。龙头戴财神帽、双眼之间嵌着一个 “ 财 ” 字，讯息直白到几乎不需要任何文化解读 —— 这是为 “ 求财 ” 而生的舞龙。 问题在于：当一项原本象征驱邪、祈安、护佑社群的传统仪式，被高度 “ 财神化 ” ，传统文化是否也正在被压缩成一种单一、可快速辨识的吉利符号？ 舞龙从来不只是 “ 热闹 ” 。它承载的是社区协作、仪式秩序与代际传承，是一种把抽象价值转化为集体行动的文化形式。然而，在财神龙的设计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价值的延展，而是符号的堆叠 —— 更多金色、更多钱币、更多 “ 发 ” 。当 “ 多 ” 本身成为意义，文化的深度，反而被视觉效果掩盖。 这正是当代民俗发展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文化不再靠解释与理解来被传承，而是靠 “ 一眼看懂 ” 。只要够吉利、够旺、够好拍照，就具备传播价值。于是，传统不需要复杂的历史脉络，也不需要多重象征层次，只要符合大众对 “ 好兆头 ” 的直觉想象，就能被接受。 支持者或许会说，这是 “ 与时俱进 ” ，是让民俗走出神庙、贴近现实生活。但必须追问的是：贴近的究竟是生活，还是焦虑？当经济压力成为普遍经验，民俗被推向 “ 求财第一 ” 的位置，是否反而让文化沦为情绪安慰品，甚至是一种被精心包装的心理补偿机制？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民俗被不断 “ 财神化 ” ，它也更容易被纳入消费逻辑之中。谁出资、谁赞助、谁能命名、谁能占据视觉中心，逐渐变得比仪式本身更重要。舞龙不再只是社群的公共文化资产，而是一个可以被策划、被展示、被交换关注度的文化产品。 这并不是否定创新本身。传统若拒绝变化，确实会走向僵化。但真正的文化活化，应当是让传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继续承载多元价值，而不是只剩下 “ 发财 ” 这一种答案。当所有象征都指向金钱，当所有祝福都被简化为 “ 旺 ” ，文化的想象力，反而变得贫乏。 财神龙现象提醒我们的，或许不只是民俗如何创新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根本的公共文化提问：在我们不断强调 “ 吉利 ”“ 兴旺 ”“ 好意头 ” 的同时，是否也正在默许传统文化被压缩成一种最安全、最无争议、也最容易被消费的形式？ 如果舞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