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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导游，重新认识你不知道的怡保旧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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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导游，重新认识你不知道的怡保旧街场 很多人以为，怡保旧街场早已被时间定格：老店、老街、老建筑，似乎只是游客镜头里的背景。但当我们真正走进街巷深处，才发现旧街场并不是 “ 过去式 ” ，而是一座仍在呼吸的城市记忆库。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踏上一趟不只是 “ 看风景 ” 的走读之旅，从地标到小巷，从建筑到人情，一点一点拼凑出旧街场真实而立体的样貌。 从地标开始：旧街场的时间坐标 旅程从怡保最具象征性的建筑之一展开。高耸的钟楼，静静矗立在街场一隅，见证着殖民时期的城市规划，也记录着怡保从锡矿繁盛走向现代城市的轨迹。它不仅是地理坐标，更像一枚时间指针，把人带回百年前的街景与生活节奏。 导游提醒我们，许多看似 “ 理所当然 ” 的建筑，其实都曾承载特定的社会功能与族群记忆。若不细看、不细听，它们很容易在日常中被忽略。 走进小巷：旧街场最真实的肌理 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不在旅游地图上的小巷。狭窄的通道、斑驳的墙面、被岁月侵蚀的阶梯，每一步都像走进城市的背面。 这些小巷曾是商铺后门、住家通道，甚至是逃生路线。它们见证过商贸往来，也承载着普通人的生活痕迹。墙上的痕迹、地面的高低落差，都在无声诉说着旧街场如何随着时代调整自身。 在其中一条隐蔽的巷道里，导游还向我们介绍了被称为 “ 神秘洞口 ” 的空间。它并非传说中的秘境，而是过去建筑结构与城市功能交错下的产物，却因逐渐被遗忘而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街场不只有建筑，还有 “ 人 ” 旧街场的魅力，不只来自建筑，也来自仍在这里生活与经营的人。 我们看见墙上的动物浮雕，听导游讲述其背后象征的行业、信仰与审美；我们走进仍在营业的老店，发现招牌上的中文字体、用词与书写方式，本身就是语言与文化的活教材。 其中，一间由旧银行改造而成的书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厚重的保险柜仍保留在原位，如今却装着书籍与思想。空间用途的转变，正好映照旧街场的转型 —— 从金融、商业中心，慢慢演变成文化与记忆的承载地。 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延续中的改变 在旧街场，传承并不总是原封不动。导游分享了第二代酒吧接手家业的故事：在保留老建筑结构的同时，加入新的经营理念，让空间既不失历史感，也能吸引年轻人走近。 这种 “ 在旧中求新 ” 的方式，正是旧街场得以延续的关键。不是把过去封存，而是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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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小走到“超微型”：我们该守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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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华小走到 “ 超微型 ” ：我们该守住什么？ 培民华小学生人数跌破 30 人，被归类为 “ 超微型华小 ” 。乍看之下，这似乎只是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变化，但若细读其校史与现实处境，便会发现，这并非单一学校的命运，而是当前华教体系与社会结构交错下的缩影。 华小的诞生，从来不是为了规模，而是为了 “ 有人 ” 。早期华人南来，为下一代保留语言、文化与身份认同，在资源匮乏的乡镇、园丘与新村，一所所华小应运而生。它们或许不大，却长期承担着社区文化核心的角色。然而，当人口结构改变、青年外流、出生率持续走低，最先承受冲击的，往往正是这些扎根基层的小校。 “ 超微型 ” ，表面上是行政分类，实则是一道残酷的现实门槛。学生不足，意味着资源配置受限、师资调动困难、课程活动空间被压缩。对教师而言，是专业理想与现实压力的拉扯；对学生而言，则是在有限同侪中成长，缺乏多元互动的学习环境。但若仅以 “ 效率 ” 或 “ 成本 ” 作为衡量标准，轻易将这些学校视为 “ 包袱 ” ，无疑忽略了教育本身的社会价值。 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是否过度依赖 “ 招生 ” 来拯救学校？近年来，不少微型华小积极对外招生，甚至跨区接收学生，却屡屡碰壁。这并非校方不努力，而是结构性问题难以靠单一学校解决。当社区人口持续萎缩，当年轻家庭难以在乡镇立足，再多的招生策略，终究只是缓兵之计。 华小的存在，从来不只是 “ 学生数 ” 的问题，而是文化延续与社会承诺的体现。一所学校的关闭，往往意味着一个社区公共空间的消失，也象征着地方文化记忆的断裂。对孩子而言，失去的不只是一所学校，而是一段可以 “ 在地成长 ” 的经验。 当然，守护并不等于固守不变。面对现实挑战，华教也必须思考新的可能：是否能在课程设计、社区共享、跨校合作上寻找出路？是否能跳脱 “ 一校一解 ” 的思维，由制度层面为微型学校提供更具弹性的支持？这些，都比简单地 “ 去留之争 ” 更为重要。 当一所华小走到 “ 超微型 ” ，它向社会提出的，不是求救，而是一道提问：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愿意为文化的多样性，保留多少耐心与空间？答案，或许决定的不只是一所学校的命运，而是我们如何理解教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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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校园，两个校名：104年培群小学给我们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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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所校园，两个校名： 104 年培群小学给我们的提醒 当一所小学走过 104 年，人们纪念的，往往不只是校庆数字，而是一段被时间反复检验过的社会选择。笨珍培群小学，一校两名、共用校园、同一董事会的独特体制，看似只是地方华小的历史遗留，却恰恰折射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现实压力下的生存智慧。 培群小学创立于 1922 年，历经殖民时期、日治年代、战后重建，再到今日人口结构急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今天人们看到的是 “ 培群一校 ” 和 “ 培群二校 ” 共处一园的行政安排，但若回到历史现场，这并非刻意设计的制度创新，而是在资源有限、学生人数变化、政策与现实拉扯之间，一步步走出来的结果。 在华教发展的长河中， “ 一校两制 ”“ 共用校园 ” 从来不是理想模型，却常常是最务实的选择。它说明了一点：华校并非在真空中运作，而是在不断妥协、调整与自救中延续。与其执着于形式上的完整，不如先保住教育的连续性。培群的存在，本身就是这种价值排序的见证。 更值得玩味的是，培群小学曾实行男女分校制度。这一安排，在今天看来或许显得陌生，甚至带有时代隔阂，但它真实反映了当年社会文化、家庭观念与教育条件的综合产物。教育从来不是超越时代的存在，而是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避免用今天的价值，轻易否定过去的选择。 报道中出现的高龄校友与教育工作者口述历史，尤为动人。他们的记忆，让学校不再只是校舍、校碑或档案，而是一个个在战乱、贫困与不确定中坚持上学的生命故事。这些声音提醒我们：华教之所以能够延续，并非因为条件优越，而是因为一代又一代人，把 “ 读书 ” 视为改变命运、守住尊严的方式。 放眼当下，微型华小、学生人数下降、学校合并与否，已成为绕不开的公共议题。有人执着 “ 保校 ” ，有人强调 “ 效率 ” ，争论往往陷入意识形态对立。培群小学的百年经验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学校是否存在，不应只看规模，而应看它是否仍在回应社区的真实需要；制度是否完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让教育继续发生。 104 年的培群小学告诉我们，华文教育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是一条在历史夹缝中延伸的小路。它未必壮观，却足够坚韧。或许，我们真正需要守护的，不是某一种固定形式的学校，而是那份在困境中仍愿意为孩子留下学习空间的集体意志。 当我们为培群庆祝 104 岁，其实也是在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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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轻人、家长到城市规划：一座小城的三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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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年轻人、家长到城市规划：一座小城的三重视角 一座城市，什么时候开始被反复书写？往往不是在它最繁盛的时候，而是在年轻人陆续离开、留下的人开始回头怀念之时。最近关于麻坡的文字，再一次把这座小城推回公共视野，也让我们不得不从不同世代的视角，重新审视 “ 小城何去何从 ” 这个老问题。 一、年轻人的视角：不是不爱，而是装不下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小城并非没有感情，而是缺乏可能性。这里有童年、有亲人、有安全感，却很难提供多样的选择。就业单一、升迁缓慢、产业结构停滞，使得 “ 留下来 ” 往往意味着提前妥协。于是离开，不一定是对家乡的否定，而是对自身未来的保全。许多年轻人走得并不决绝，他们依然在节庆时回乡，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关于家乡的文章，只是生活与梦想，已经不再发生在这里。 二、家长的视角：留下是责任，离开是心疼 家长一代看见的，是另一种现实。他们当年留下来，是因为城市还能提供一份稳定的生活；他们今天支持孩子离开，是因为城市已经无法保证下一代的机会。夹在中间的，是复杂而矛盾的情绪 —— 既希望孩子飞得更远，又害怕家乡因此更空。对家长而言，城市衰退不是抽象的趋势，而是街坊减少、学校合并、老店结业，是 “ 热闹 ” 逐渐变成回忆的过程。 三、城市规划的视角：问题不在情怀，而在结构 从规划角度看，小城真正的困境，并不在于年轻人外流，而在于长期缺乏前瞻性的城市想象。当发展仍停留在传统产业与短期工程，当公共空间、文化产业、创新生态始终缺席，城市自然无法承接新世代的期待。于是，城市被不断书写为 “ 最美的回忆 ” ，却鲜少被讨论为 “ 可持续的未来 ” 。 一座城市如果只能靠怀旧被肯定，说明它在制度与规划上，已经与时代脱节。 结语：城市不能只活在记忆里 年轻人、家长与规划者，其实并非站在对立面。他们共同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城市是否愿意为未来的人而改变。情怀可以留住记忆，但只有结构性的转型，才能留住人。否则，再动人的文字，也只会成为一座城市逐渐远去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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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讯代谢快过细胞：我们还能如何理解“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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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资讯代谢快过细胞：我们还能如何理解 “ 民意 ” ？ 在资讯高速流动的年代，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方式正在发生根本转变。社交媒体、即时数据分析与演算法推送，让意见被即时捕捉、量化、分析，甚至预测。民意调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然而，当资讯代谢的速度比细胞更新还快，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一个问题：今天的民调，究竟是在反映民意，还是在塑造民意？ 传统意义上的民调，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节奏之上。问题被设计、样本被抽取、结果被整理，再经由媒体发布，作为公众理解社会脉动的参考。但在今日，这一流程已被极度压缩。线上调查、即时投票、社群平台回馈，让 “ 民意 ” 看似随时可得，也随时可变。问题不再只是 “ 准不准确 ” ，而是 “ 快到什么程度 ” 。 速度，本身并非原罪。问题在于，当民调必须追上舆论的节奏，设计问题的空间便被不断挤压。复杂议题被简化为二选一，多层次的态度被压缩成百分比。人们在尚未充分思考前，便被要求给出立场；而这些仓促形成的数据，又迅速回流到媒体与平台，反过来影响更多人的判断。 于是，民调不再只是温度计，更像是扩音器。 更值得警惕的是，民调从来不是中性的技术产物。问题如何设定、选项如何排列、样本如何界定，本身就蕴含价值判断。当这些决定权集中在少数机构或背后资助者手中，民调便可能从 “ 理解社会 ” 的工具，转化为 “ 引导社会 ” 的手段。它未必说谎，却可能选择性地呈现现实。 在算法主导的传播环境下，这种影响被进一步放大。民调结果往往被切割成易于传播的标题与图表，在社群平台快速扩散，成为情绪与立场的触发器。人们讨论的，不再是议题本身，而是 “ 多数人怎么想 ” 。当 “ 多数 ” 被不断强调，少数意见便更容易被边缘化，公共讨论的空间也随之收缩。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否定民调的价值。相反，民调仍是理解社会的重要工具，但前提是，它必须被放回适当的位置。它应该是讨论的起点，而不是结论；是参考坐标，而非道德裁决。 对公众而言，更重要的是培养对数据的基本警觉：在看到任何一份民调前，先问三个问题 —— 谁做的？怎么问的？为什么现在公布？这些问题，或许无法立刻给出答案，却能帮助我们在资讯洪流中保留一点判断的缓冲空间。 在一个资讯代谢过快的时代，真正稀缺的，不是数据，而是耐心。理解社会，从来不是一场速度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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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数据不再冰冷：统计如何成为一种公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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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数据不再冰冷：统计如何成为一种公共文化 我们往往把 “ 统计 ” 想象成一串串难以亲近的数字：百分比、增长率、指数与模型，仿佛只属于官员、学者或经济分析师。然而，当统计真正走进日常生活，它其实是一种极具温度的公共语言，记录着社会的脉动，也映照着个体的处境。 马来西亚统计局（ DOSM ）近年来不断强调 “ 以民为本 ” 的数据取向，尝试让统计脱离冷冰冰的技术框架，转而成为理解国家与社会的重要工具。从家庭基本开销、通货膨胀压力，到就业结构、人口老化趋势，统计不只是 “ 告诉你发生了什么 ” ，更在提醒社会 “ 我们正在往哪里去 ” 。 数据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本身的庞杂，而在于它能否被公众理解、使用，并转化为行动。当一名打工族透过官方数据，判断自己的收入是否跑赢通胀；当一对年轻夫妻根据生活成本统计，重新规划生育与居住选择；甚至当媒体借由长期数据，持续追问某项政策的成效 —— 统计就在无形中参与了公共生活。 从文化角度看，统计也是一种 “ 集体记忆 ” 的建构方式。人口普查、社会调查、经济指数，都是社会在不同阶段为自己留下的注脚。它们帮助我们回看过去的选择，也让未来的世代理解今日的处境。没有数据的社会，容易被情绪主导；没有长期统计的国家，也难以进行理性治理。 当然，数据并非天然中立。如何搜集、如何分类、如何呈现，背后都包含价值判断。因此，真正成熟的数据社会，不只是 “ 政府发布数据 ” ，而是建立起透明机制，让公众、学界与媒体共同参与解读。统计局与大学、研究机构、新闻界的合作，正是让数据 “ 活起来 ” 的关键一步。 尤其在资讯爆炸、假消息泛滥的时代，官方统计更承担着稳定社会认知的重要角色。当流言与碎片化信息充斥网络，系统化、可验证的数据，成为公共讨论的锚点。它不一定给出答案，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对话的共同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统计不只是技术部门的工作，而是一种公共文化建设。它培养社会对事实的尊重，对长期趋势的耐心，也对个人经验以外的世界保持谦逊。当我们学会用数据理解社会，也是在学习如何更理性地彼此相处。 数据当然不会替我们做决定，但它能让决定少一点盲目、多一点自觉。统计不冷，冷的是我们若选择忽视它。当数字真正融入生活，它记录的，正是一个社会如何认真对待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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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不生：不是被逼，而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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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裔不生：不是被逼，而是选择 近年来，华裔人口持续下滑，已不再是统计上的 “ 趋势 ” ，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自 2021 年起，华裔人口自然增长转为负数，死亡人数正式超过出生人数。这一变化并非疫情后的短暂波动，而是长期结构性转变的结果，标志着华裔社会已进入人口萎缩阶段。 谈到不生育，最常见的解释往往指向生活成本高、房价昂贵、育儿压力沉重。这些理由听来温和，也最不容易得罪人，却恰恰模糊了问题的核心。若经济压力真是决定性因素，历史经验便难以自圆其说。上一代生活在医疗条件不足、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几乎不存在的年代，却依然结婚生子、建立家庭；反观今日，物质条件显著改善，风险明显降低，华裔生育率却跌至接近 0.8 ，甚至低于部分发达经济体。 问题不在于 “ 能不能生 ” ，而在于 “ 愿不愿意生 ” 。 必须作出一个清楚区分：社会中确实存在一群愿意生育，却因生理、健康或现实条件受限而无法实现的人，这样的处境值得理解与尊重。然而，本文所讨论的，并非这一群体，而是另一类人数不断扩大的群体 —— 他们身体健康、具备能力，却主动选择不生育。华裔人口的结构性萎缩，主要源自后者的持续扩大。 更不舒服，却更接近事实的判断是：华裔不生，并非被制度压迫的结果，而是高度现代化成功后的副作用。在城市化、个人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塑造下，家庭逐渐失去作为人生基础单位的地位，孩子不再被视为未来与延续，而被重新定义为高成本、高限制、低回报的长期负担。不生育，反而被包装成理性、清醒、自由，甚至是一种 “ 更高级 ” 的生活方式。 从社会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高度现代性心态。个人被从传统责任中解放出来，成为追求自我实现、即时满足与生活体验的主体。 “ 当下感 ” 被无限放大， “ 未来 ” 却不断被推迟。婚姻被延后，生育被搁置，最终被放弃。这并非某一代人的堕落，而是一整套价值排序改变后的自然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并非马来西亚独有。从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到台湾，不同制度、不同政策环境下的华人社会，却不约而同地走向超低生育。这说明，问题的根源并不主要在政策或经济结构，而在一种跨地域形成的价值共识：个人实现优先于群体延续，当下舒适高于长期责任。 从个体角度看，每一个 “ 不生 ” 的决定都合情合理；但从整体角度看，这些看似理性的选择叠加起来，正系统性地改变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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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独中办学绩效，不能只靠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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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提升独中办学绩效，不能只靠情怀 长期以来，独中在华教体系中承载着文化传承与族群记忆的重量，也因此常被赋予高度的情感期待。然而，当全国独中在规模、资源与办学质量上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分化时，我们或许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现实：情怀固然重要，但不足以支撑一个教育体系的长远发展。 从学生人数来看，全国独中规模分布极不均衡。大型独中动辄数千人，小型独中却可能不足两三百人，甚至逐年萎缩。城市化与少子化趋势，使这一问题愈发尖锐。学生不断涌向少数名校，既加重了大型独中的管理与教学压力，也让中小型独中陷入资源不足、前景不明的困境。长此以往，独中体系内部的失衡，恐怕将削弱整体办学质量。 硬体建设固然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更值得警惕的，是软体层面的隐忧，尤其是师资结构。教育的核心始终在 “ 人 ” 。如果教师缺乏系统的教育专业训练，再完善的制度与设备，也难以转化为有效的学习成果。数据显示，全国独中教师中，仍有相当比例未具备正式教育专业资格。这并非对个人能力的否定，而是提醒我们：教育不应只凭热忱，更需要专业。 提升师资素质，势必涉及经费与制度调整，这对董事部与校方而言并不轻松。然而，若继续以 “ 现实困难 ” 为由而延宕改革，最终付出代价的，将是学生与家长。教育投资从来不是短期回报的项目，却是最无法拖延的工程。 在这当中，董总的角色尤为关键。作为全国独中的协调与引领单位，董总长期以来在课程统筹、考试制度及出版教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大纲也需要持续检视与更新，确保其回应当代学生的学习需求，而非停留在惯性运作中。 与此同时，独中发展不应只聚焦于资源充足的大型学校。中小型独中面对的结构性问题，亟需更具针对性的协调机制与政策支持。通过集体对话、经验共享与策略整合，或许才能为这些学校找到可持续的生存空间。 如果说独中曾凭一股坚持走过艰难岁月，那么今天，它更需要以制度与专业迈向下一个阶段。唯有在软硬体建设上同步前行，在情怀之外注入理性与改革的勇气，独中教育才能真正提升办学绩效，并在未来继续赢得社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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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猪患”看治理的文化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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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 猪患 ” 看治理的文化困局 雪州养猪课题被称为 “ 猪患 ” ，这个说法本身就耐人寻味。它既是一个环境与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与治理能力交织而成的复杂困局。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却在长期拖延中，逐渐演变为政治与族群高度敏感的议题。 养猪业在雪州并非新鲜事。对部分华社而言，它是延续多年的生计与产业；对许多周边居民，尤其是非华裔社区来说，却是挥之不去的臭味、河流污染与生活品质的侵蚀。双方的感受真实而具体，冲突并非源于情绪，而是源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差异。 问题在于，政府长期以来选择了最低冲突的治理方式 —— 不彻底解决，也不果断决断。于是，养猪场在不合适的地点持续运作，居民的不满不断累积，猪农则在政策不明朗中维持低投入、高污染的旧模式。看似维持了表面和平，实则为未来埋下更大的社会成本。 近年提出的集中式现代化养猪方案，理论上兼顾环境、产业与公共利益，方向并非错误。然而，政策从来不只存在于文件里。偏远选址、基础设施不足、投资成本高企，以及缺乏明确时间表与补偿机制，使得方案迟迟难以落地。结果是，政府显得优柔寡断，猪农缺乏信心，居民继续受苦。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养猪课题触及了马来西亚社会长期存在的文化敏感线。猪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承载宗教与文化意义。当治理失效，问题便容易被简化为族群对立的叙事，原本可以理性讨论的环境议题，迅速被情绪与政治动员所吞没。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这是一堂关于 “ 拖延成本 ” 的现实教材。任何不受欢迎、但必须处理的议题，一旦被不断推迟，最终都会以更高的政治、社会与信任成本回到执政者面前。届时，即使提出解决方案，也难以再获得足够的社会耐心。 雪州 “ 猪患 ” 真正考验的，并不是是否支持或反对养猪业，而是政府是否具备清晰规划、执行能力，以及愿意承担短期政治代价的决断力。治理，从来不是讨好所有人，而是在冲突中建立可被多数人接受的秩序。 若问题继续悬而未决，它将不只是一个环境或产业议题，而会逐渐演变为对治理信誉的集体质疑。社会的耐心有限，政治的账，终究是要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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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校长的名义”成为诈骗工具：信任被滥用的时代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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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 校长的名义 ” 成为诈骗工具：信任被滥用的时代警讯 近日，一宗冒用巴生中华独中副校长名义行骗的案件，引发社会关注。一名经商的校友在 “ 校方采购 ” 的名义下，被诈骗集团以 “ 协助垫付 ” 为由骗走 4800 令吉。金额或许不算巨大，却精准击中了当代社会最脆弱、也最不该被消费的一环 —— 对教育机构与公共角色的信任。 这起事件之所以令人不安，不在于诈骗手法多么高明，而在于它并不高明。诈骗者并未使用复杂的金融操作，也没有高科技骇客技术，只是反复借用几个熟悉而权威的符号：校长、副校长、学校采购、紧急处理。正是这些看似 “ 合理 ” 的日常词汇，让受害者在犹豫与信任之间，选择了后者。 教育机构在社会中的位置，一直带有道德与公共性的光环。尤其是华文独中，更承载着族群记忆、文化使命与情感认同。对许多校友和商家而言， “ 校方来电 ” 并不只是一次交易请求，而是一种基于长期关系与价值认同的回应。这种信任，本该被珍惜，却在诈骗者眼中，成了可被快速变现的资源。 值得深思的是，诈骗者之所以屡屡得手，也反映了当代社会一种微妙却普遍的心理状态 —— 我们习惯在 “ 看起来合理 ” 的情境中，迅速做出配合，却很少停下来核实。对方语气急切、理由正当、身份可信，于是怀疑被视为不近人情，谨慎反而显得多余。久而久之，信任从一种需要建立的关系，变成了默认的前提。 校方在事发后迅速澄清、报警，并强调所有采购皆有正式流程，这样的回应固然必要，却也点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诈骗高度碎片化、即时化的今天，制度性的 “ 正确流程 ” 往往跑不过人性的瞬间判断。诈骗并非发生在文件上，而是发生在对话里、情绪里，以及对 “ 权威 ” 的下意识服从之中。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类诈骗正在系统性地侵蚀社会的基本互信。当校名、职位、教育工作者的形象被反复滥用，受伤的不只是个别受害者，也包括学校的声誉、教师的社会形象，乃至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赖基础。久而久之，人们可能不再轻易接听 “ 学校来电 ” ，不再愿意伸出援手，最终形成一种人人自保、彼此设防的冷漠氛围。 因此，这起事件不应只被视为一宗刑事案件，而是一面提醒社会的镜子。它提醒我们：在资讯快速流通、身份易被复制的时代，信任本身也需要被重新学习。善意不该消失，但善意必须搭配核实；热心不必放弃，但热心不应没有边界。 对个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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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遗忘与被看见之间：彭依恒与长臂猿的社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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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遗忘与被看见之间：彭依恒与长臂猿的社会课 在马来西亚的雨林深处，长臂猿的歌声曾经是清晨的背景，如今却逐渐成了稀有的回声。它们并非消失得悄无声息，而是在开发、砍伐与 “ 进步 ” 的巨大叙事中，被一点一点挤到社会关注的边缘。彭依恒选择把目光投向这里，不只是为了记录一种濒危动物，更是在追问：当自然被遗忘，人类究竟失去了什么？ 长期以来，环保议题在公共讨论中往往被简化为 “ 保留或发展 ” 的二元对立。但长臂猿的处境提醒我们，问题并不只是森林还剩多少，而是人类是否仍愿意理解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长臂猿无法在断裂的森林中生存，它们需要连续的树冠、完整的生态系统。这种高度依赖环境的生存方式，恰恰映照出人类社会的盲点 —— 我们习惯把自然拆解成资源，却忽略了它本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彭依恒的工作之所以具有公共意义，不在于他掌握了多少科研数据，而在于他努力将这些知识转化为社会可以理解、也愿意倾听的故事。通过绘本、写作与教育活动，长臂猿不再只是研究报告里的物种编号，而成为孩子眼中 “ 会唱歌的邻居 ” 。当保育从专业领域走向日常语言，它才真正拥有改变社会意识的可能。 更值得反思的是，我们对 “ 缺乏完整资料 ” 的习以为常。马来西亚并非没有自然资源，而是长期缺乏系统性的生态调查与公共记录。这种空白，使破坏往往先于理解发生，也让保育工作总是在补救而非预防。长臂猿的困境，其实是制度、规划与价值排序的综合结果，而非单一行为的后果。 在全球都高举永续发展的当下，保育不该只是附加选项，而应成为发展逻辑的一部分。森林不只是风景，更是社会的长期资本。忽视它们，等同于透支未来。彭依恒与长臂猿的故事提醒我们，真正的进步，并不体现在我们能征服多少自然，而在于是否学会与之共存。 当长臂猿的歌声还能在林间回荡，那不只是一个物种的幸存，更是人类尚未完全迷失方向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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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统考，是教育公平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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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统考，是教育公平的试金石 在马来西亚谈教育，始终绕不开 “ 多元 ” 二字。然而，多元是否真正被制度所承认，却往往在关键时刻显露分歧。独中统考的课题，正是检验我国教育公平与制度成熟度的一块试金石。 统考并非新生事物。数十年来，它在民间自力维系，形成了一套稳定、严谨且被国际广泛认可的考试制度。大量统考毕业生顺利衔接海外及本地私立大学，在各专业领域表现不俗，这本身已是对其学术水准的最好说明。问题不在于统考是否 “ 够好 ” ，而在于国家体系是否愿意正视它的存在。 长期以来，独中生在升学与就业上面对的，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制度门槛。单凭统考文凭，难以进入公共大学体系，也无法报考公务员岗位，迫使学生必须绕道修读额外的预科课程。这种 “ 多走一步 ” 的现实，并非教育质量的要求，而是制度选择的结果。若教育的核心价值是培育人才，而非制造障碍，那么承认统考理应成为制度调整的一部分。 然而，围绕统考的讨论，常被简化为政治对立或文化焦虑。有人担忧，承认统考是否意味着挑战国家教育体系，甚至动摇马来文的地位。事实上，这样的担忧忽略了独中长期以来的现实实践。独中并非单语教育体系，其学生同样必须修读并应考马来文与英语。在 SPM 马来文科目中，独中生的及格率长期维持在高水平，足以说明语言能力并非问题所在。 更重要的是，承认统考不等于干预独中的办学理念。教育公平的前提，是尊重多元教育的自主性。政府所需要做的，是在制度层面承认统考的学术价值，而非要求独中在课程内容、教学语言或办学精神上作出妥协。若承认统考必须以削弱独中原有特色为代价，那将背离多元教育的初衷。 从文化与社会的角度看，独中承载的不只是升学功能，更是一种历史延续。华文教育早于国家独立前便已存在，是社会自发形成的教育网络。它的持续发展，并非对抗国家认同，而是多元社会并存共生的体现。一个有信心的国家，应当有能力容纳不同源流的教育模式，并在制度上给予合理位置。 当然，独中本身也并非没有挑战。师资培养、办学经费、课程现代化以及与国际学校的竞争，都是必须正视的现实。但正因如此，更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持，而非长期处于灰色地带。 承认统考，归根结底，并不是给予某一群体特权，而是修补制度中的不公平。当不同教育路径都能在国家体系中获得合理出口，社会才能真正实现 “ 因才施教、各展其长 ” 。教育不该成为政治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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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校方来电”成为骗局：我们正在被精准操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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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 校方来电 ” 成为骗局：我们正在被精准操控的信任 近来，一类熟悉却令人不安的诈骗再次浮上台面：有人冒充学校校长、主任或校方人员，通过电话或即时通讯软件联系家长、商家甚至社会人士，假借采购、代购、赞助、捐款等名义，诱导转账或套取个人资料。校方紧急发出通告提醒大众提高警惕，但这类事件真正值得我们警醒的，并不只是诈骗手法本身，而是它所精准击中的 —— 社会信任结构。 “ 学校 ” 在社会文化中，向来被视为高度正当、值得信赖的机构。校长、教师更象征权威、责任与公共利益。当不法分子披上 “ 校方 ” 的外衣，他们盗用的并不仅是名字、照片或职称，而是我们长期累积的情感信任与制度信任。这也正是此类诈骗屡屡得手的关键所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诈骗手段正在不断 “ 升级 ” 。从简单的电话行骗，到建立仿真账号、盗用官网资料、伪造银行凭证、公函与收据，甚至以 “ 邀请到校洽谈 ” 为幌子，营造高度真实的情境。这些操作不再是粗糙的欺骗，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 “ 信任工程 ” ，利用人们对权威的尊重、对制度的依赖，以及在忙碌生活中不愿反复核实的心理惯性。 在即时通讯高度普及的时代，我们的反应速度往往快于判断速度。一通语气急切的来电、一条措辞正式的信息，配上一张 “ 看起来很官方 ” 的文件截图，足以让人来不及多想便按下转账键。诈骗并非总是发生在 “ 贪念 ” 之下，更多时候，是发生在 “ 不想耽误事情 ”“ 不愿失礼 ”“ 怕影响关系 ” 的心理压力中。 这也提醒我们：防诈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公共素养的问题。面对任何涉及金钱、个人资料或银行操作的请求，即便对方自称来自权威机构，保持冷静、暂停回应、通过官方渠道查证，都是必要的自我保护。怀疑，并非失礼，而是理性；核实，也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对自己与他人负责。 当然，责任不应只落在个人身上。机构在加强资讯透明、沟通渠道统一的同时，也需要持续进行公众教育，让 “ 先查证、再行动 ” 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唯有当整个社会对诈骗保持集体警觉，不法分子才会失去生存空间。 当 “ 校方来电 ” 都可能成为骗局的时代，我们更需要重新学习如何辨认真正的权威与信任。防诈的终点，并不是彼此猜疑，而是在清醒之中，守住那条不该被轻易操控的信任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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