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额满了,被拒的却不该只是学生
学额满了,被拒的却不该只是学生 “ 振中迎 353 新生, 80 人被拒。 ” 这不是一则普通的校园新闻,而是一记响亮的制度警钟。 在芙蓉,一所国民型中学因为学额有限,被迫拒收 80 名学生。被拒的,不只是孩子,更是家长对教育公平的期待。这些学生并非成绩不足、也非资格不符,只是败给了一个长期存在、却被忽视的问题 —— 华中国民型中学的结构性资源不足 。 表面上,这是 “ 学生太多、学位不够 ” 的问题;但深层来看,这是一个被政策长期低估的教育体系正在承受的极限。 振中并非不愿收生。事实上,董事部已经自行承担聘请临教的高额费用,三年下来,每年动辄近 20 万令吉,只为填补教育部迟迟未能补齐的师资空缺。与此同时,学校还要负担庞大的水电费、设备维修与校园维护开销,而政府给予的补贴,往往连基本支出都无法覆盖。 这就是国民型中学长期面对的现实: 责任在校方,资源却不到位。 更值得深思的是,一些家长对入学时征收的 100 令吉建校基金提出质疑,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 —— 国民型中学并非全津贴学校,校舍建设、维修、扩建,多数依靠董事部与社会捐助维持。若连象征性的建校基金都无法理解,又如何期待学校在硬体、教学与学生福利上持续提升? “ 再穷不能穷教育 ” 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社会共识。 今天, 80 名学生被拒之门外;明天,可能是更多家庭面对同样的无奈。如果我们继续把问题归咎于校方 “ 管理不善 ” ,却不正视师资分配、拨款机制与制度设计的缺陷,那么类似的情况只会一再重演。 教育不是抢位游戏。 当一所愿意承担、愿意付出、愿意自救的学校,仍然被迫对学生说 “ 不 ” ,真正该被检讨的,不是学校,而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