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当善行成为日常，我们更该追问制度去了哪里 《星洲日报》这则关于 “ 金全殿理事义务洗伤口、陪伴临终、默默付出 ” 的报道，读来令人动容。照片中，一双双戴着手套的手，清洗伤口、翻身照料、安抚病痛中的老人。这些画面提醒我们，在社会最脆弱的角落，仍有人不计回报地付出。 然而，正因为这份善行如此真实、如此长期，我们更不能只停留在感动。 必须诚实地问一句： 为什么这些工作，会落在民间团体与志工身上？ 洗伤口、长期护理、临终陪伴，从来不是简单的 “ 善举 ” ，而是高度专业、消耗体力与情绪的社会照护劳动。在理想的制度设计中，这本应是公共医疗体系、社区照护网络与社会福利机制共同承担的责任。然而现实中，这些服务往往覆盖不到最底层的人 —— 贫病交加者、独居老人、无家庭支撑者。 于是，制度的缺口，被善心填补了。 金全殿理事的付出，当然值得肯定。但值得警惕的是，当这种付出被不断歌颂、被视为 “ 社会温暖的象征 ” ，我们是否也在不自觉中，把一种 异常状态正常化 ？当民间义务成为常态，制度的责任反而被稀释。 更令人忧心的是，这样的善行高度依赖个体与团体的道德自觉，而非稳定机制。志工会老去，资源会耗尽，信念也可能疲惫。一旦这些 “ 默默付出的人 ” 无法再继续，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接手？ 如果没有，那么我们面对的不是 “ 善的传承 ” ，而是 结构性的风险转移 —— 把公共照护的重担，长期转嫁给民间与个人。 这并不是否定宗教团体或民间组织的角色。恰恰相反，它们展现了制度之外最珍贵的社会资本：信任、责任感与人际连结。但正因为如此，制度更应主动看见、支持、并系统性地承接这些经验，而不是默许它们永远处在 “ 补漏洞 ” 的位置。 一个成熟的社会，不是靠感动运转的。 当我们为 “ 义务洗伤口、陪伴临终 ” 而动容时，也应同时追问： 为什么这些最基本的尊严照护，需要靠义务？ 当我们赞叹 “ 默默付出 ” 时，也应警惕： 是否有太多责任，被默默地推走了？ 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一个充满英雄式善行的社会，而是一个 让善行不必成为最后防线的制度社会 。 感动可以是起点，但改革，才是回应善行最负责任的方式。

  当阅读成为少数人的坚持：从 “ 读者选书 ” 谈书的公共命运 在资讯爆炸、内容无限生成的年代，阅读正悄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我们读得更快、看得更多，却未必读得更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星洲日报》以 “ 读者选书 ” 为起点，展开一场关于 阅读、出版与书店未来 的集体讨论，其意义已远远超越一本书单或一次文化活动。 这不是一次例行的文化报道，而是一种带着自觉的提问： 当阅读不再是多数人的日常，书在社会中还剩下什么位置？ 阅读的改变，不只是媒介的改变 不可否认，数码科技与人工智能大幅提升了资讯的获取效率。摘要、短评、生成式内容，让 “ 知道 ” 一件事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然而，阅读的核心从来不只是获取结论，而是一个与复杂性相处的过程 —— 理解脉络、消化矛盾、承受不确定。 当阅读被不断压缩成 “ 重点整理 ” ，被替代为 “ 快速理解 ” ，我们真正失去的，或许不是书，而是 对复杂世界保持耐心的能力 。 比 “ 书卖不卖得动 ” 更关键的，是 “ 读者还在不在 ” 在出版与书店的讨论中，常被提及的是经营压力、市场萎缩与商业模式转型。然而，这些问题背后，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核心： 读者是否仍然存在，且愿意长期存在？ 所谓 “ 读者选书 ” ，恰恰提醒我们，阅读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一种主动选择。愿意选书，意味着愿意投入时间；愿意投入时间，意味着仍然把阅读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公共行为。 如果读者消失，再精巧的出版策略，也只是无源之水。 书店的未来，其实是公共空间的未来 书店是否会消失，往往被简化为商业成败的问题。但书店从来不只是交易场所，它同时也是城市中为 “ 慢下来 ” 预留的空间 —— 一个可以随意翻书、偶然相遇、没有明确目的的地方。 当社会节奏不断加速，当所有空间都被要求 “ 高效使用 ” ，书店所象征的，正是一种对效率逻辑的温和抵抗。 因此，书店的命运，折射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我们是否还愿意为思想与沉思保留空间？ 这不是怀旧，而是选择 有人会把这类讨论视为文化人的怀旧或自我感伤。但事实上，这恰恰是一种现实而清醒的选择。在一个可以无限生产内容的时代，坚持认真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立场。 从 “ 读者选书 ” 出发的讨论，提醒我们：阅读并非理所当然，它需要被维护、被实践、被一代代人重新选择。 书不会自...

  一次六十年的等待：当信仰拒绝即时满足 在农历新年的香火人潮中，人们早已习惯 “ 随到随拜 ” 的信仰节奏。太岁可以天天拜、平安符可以即时领取，神明仿佛也进入了全年无休的服务状态。然而，在关圣宫，却仍然保留着一种近乎 “ 反时代 ” 的传统 —— 六十太岁，一生一次拜。 六十太岁一次合拜，并非香火策略，也不是刻意营造稀缺感的宗教营销，而是一种以时间为核心的信仰制度。它要求信众等待，要求记得，更要求承认人生并非每一个愿望都可以即刻兑现。对许多排队而来的香客而言，这一拜，拜的不是效率，而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周期。 从传统观念来看，六十年正是一个甲子的完成。人在天地运行之中，不过是顺着时间行走的存在。一次六十太岁的仪式，象征的正是人与命运的重新对位 —— 不是要神明 “ 立刻改命 ” ，而是提醒自己：命运从来不是短期交易，而是一段需要耐心走完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这间并非大型观光庙宇的关圣宫，仍能在新年期间吸引成千人潮。它所提供的，不是更多选择，而是更少却更明确的规则。正是这种 “ 限制 ” ，让仪式重新获得重量。当拜太岁不再是年度清单中的一项勾选动作，而是六十年一次的生命节点，信仰才真正回到 “ 慎重 ” 二字。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许多信仰实践已逐渐转向个人化、碎片化与即时化。人们更关注当下是否灵验，却较少思考仪式本身所承载的时间伦理。关圣宫的六十太岁制度，恰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信仰不是用来加速人生的工具，而是用来提醒人要慢下来。 从文化层面看，这样的庙宇其实扮演着 “ 时间守门人 ” 的角色。它不只是供奉神明，更是在守护一套关于人生节奏的价值观。在这里，神明不是全天候回应愿望的对象，而是见证人一生起伏的存在。这种关系，建立在等待、记忆与代际传承之上。 或许，正是在这个什么都讲求速度的年代，人们才会重新被这样的信仰所吸引。排队六十年的，并不只是香客，更是一种对 “ 慢信仰 ” 的集体渴望。当社会不断教导我们如何更快成功、即时回报，这样一次迟来的叩拜，反而显得格外安静而有力。 六十太岁一次拜，并不是落后，而是一种对时间的尊重。它提醒我们：并非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应该被压缩成即时完成的结果。有些意义，必须等一生。

  从生产新村到文化新村：宁罗的转型，不只是 “ 变漂亮 ” 在马来西亚的新村研究中，最常被忽略的，并非基础设施，而是 “ 新村如何继续成为一个活着的社会 ” 。宁罗新村近年的 “ 养鱼美化推动旅游 ” 计划，表面看是社区美化、观光开发，实则触及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后农业、后工业时代，新村还能靠什么维系其内部秩序与文化主体性？ 宁罗的做法，值得被认真观察。 从历史上看，新村原本就是一种高度功能化的空间产物 —— 安置、管理、生产。早期的宁罗，与许多霹雳新村一样，围绕着小农经济、家庭作坊与邻里互助展开，空间布局与社会关系高度重叠。百年老屋不仅是建筑遗产，更是家庭史、迁徙史与劳作史的实体见证。 然而，随着青年外流、产业老化，新村普遍面临 “ 去功能化 ” 的困境： 房子还在，人却不在；记忆还在，生活却断裂。 这正是宁罗近年来试图回应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宁罗并未选择大型开发或 “ 一次性景观工程 ” ，而是从 既有生产逻辑 入手 —— 养鱼。鱼塘不是外来元素，而是地方经验的延伸；社区美化不是简单粉刷，而是与日常劳动、公共空间重新连接。这种做法，在新村研究中，被视为一种 “ 内生型文化再造 ” 。 换言之，这不是把新村变成 “ 被观看的对象 ” ，而是尝试让新村 继续被生活、被使用 。 壁画、彩绘老屋、公共空间整合，在这里并非单独存在，而是嵌入社区叙事：谁在养鱼？谁在打理环境？谁在参与决策？这些问题，决定了文化工程是否只是 “ 外观更新 ” ，还是社会关系的再组织。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宁罗的公共参与机制。地方组织、村委会、居民之间形成某种协作网络，使 “ 美化 ” 不至于变成外包工程。这一点，在许多新村案例中并不常见。太多地方在 “ 旅游化 ” 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生活节奏，最终只剩下空壳式文化。 宁罗的风险当然仍在。旅游一旦成为主要目标，是否会反过来压缩原有生产空间？年轻世代是否真正参与，还是仅作为活动人力？文化叙事是否会逐渐被简化为 “ 好看、好拍、好卖 ” ？这些，都是新村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但正因为这些张力存在，宁罗的实践才显得真实。 从地方文化观察的角度来看，宁罗并未急于为自己贴上 “ 文创 ”“ 景区 ” 的标签，而是在尝试回答一个更基础的问题： 新村，是否还能以自己的方式继续存在？ ...

  在世界边陲守住母语：大马华教为何弥足珍贵 在全球华人社会版图中，若要寻找一个完整而自成体系的华文教育样本，答案或许并不在想象中的大城市，而是在马来西亚。 除了中国大陆、港澳台之外，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少数仍保有 “ 小学六年＋中学六年 ” 完整华文独立教育体系的国家。 63 所独立中学、数万名学生，以及延续数十年的统考文凭（ UEC ），共同撑起这片母语教育的天空。这并非制度的偶然，而是一代又一代华社在时代夹缝中咬牙守护的成果。 华教在大马，从来不是顺水行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独中一度陷入低潮。升学管道受限、资源匮乏、生源流失，不少学校在生存线上挣扎。那是华教最困难的年代，却也是最坚韧的年代。 1973 年的 “ 独中复兴运动 ” ，华社自筹经费、自办学校，在制度之外硬是为孩子开出一条路。教育不再只是课堂里的知识传授，更成为族群文化与尊严的象征。 这种 “ 自己救自己 ” 的办学精神，正是大马华教最动人的底色。 走进今天的独中校园，仍能感受到这种坚持。以森美兰波德申中华中学为例，地处小镇，学生不足千人，还要面对人口外流与少子化压力。然而学校并未因环境局限而退缩，反而稳扎稳打提升教学素质，让招生与成绩保持稳定。这样的故事，在全国独中并非个案，而是一种常态。 它提醒我们：教育的力量，从来不只取决于规模，而在于信念。 更难得的是，独中并未固守传统，而是在母语基础上培养三语能力。学生既能掌握华文文化根基，也能以马来语融入国家社会，以英语接轨国际。统考文凭逐步获得世界大学认可，毕业生走向全球。这种跨文化与跨语际的优势，恰恰是全球化时代最珍贵的竞争力。 因此，独中从来不只是 “ 华人的学校 ” ，更是大马多元社会的一笔资产。 当许多地方的母语教育逐渐式微，大马却在民间力量的支撑下，守住了一整套完整体系。这种坚持，既是对文化记忆的保存，也是对未来世代的投资。它告诉我们，教育不只是政策安排，更是一种集体选择 —— 选择记得自己从哪里来，也选择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在时代洪流中，华教或许显得渺小，却从未缺席。 也正因为这份微小而长久的守望，大马华教，才显得格外珍贵。

  不惧风雨的马华文学：在夹缝中走出的文化之路 马华文学从来不是温室里的花朵。它的成长史，更像一段在风雨与夹缝中前行的文化之旅。语言受限、身份悬置、政治现实多变，但正是在这些压力之下，马华文学反而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 它不仅记录族群的情感经验，也见证文化如何在逆境中寻找出口。 回望历史，马华文学得以延续，首先仰赖的是华文教育的扎根。一个多世纪以来，华人社会在并不优渥、甚至充满争议的环境中，自行筹资办学，从乡村小学到城市中学，再到高等教育的探索，构筑起一套独立而坚韧的教育网络。这不仅是对语言的坚持，更是一种文化自觉：在主流叙事之外，保留属于自己的记忆与表达方式。 教育为文学提供了土壤，而文学则让这种坚持获得了情感与思想的回响。 20 世纪中叶，第一代本土书写者以南洋为背景，将移民经验、劳动记忆与族群关系纳入文字之中，开启了马华文学的在地书写传统。进入 70 年代，本土意识逐渐成熟，作家们开始直面多元族群共处的现实，书写原住民、边缘社群与城市底层的生活处境，使马华文学摆脱单一怀旧叙事，迈向更复杂的社会图景。 随着文学视野的拓展，马华文学也逐渐形成多样风格。有的作品以历史为骨架，探讨族群命运与时代变迁；有的从日常生活切入，将饮食、风俗与乡愁化为细腻的文字肌理；也有作家借助象征、魔幻与诗性语言，描绘雨林、矿场与市集交织而成的南洋想象。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气质 —— 既不完全属于中国文学传统，也无法简单归类为西方现代文学，而是在本土经验中生成的第三种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马华文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文学史本身。它其实是一面社会之镜，折射出语言、教育、文化认同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张力。在全球化浪潮与身份政治交织的当下，这种书写提醒我们：文化并非由权力单方面塑造，而是在无数个体的坚持与表达中缓慢成形。 今天的马华文学，正逐步走向更开放、多元的阶段。新一代作家以更现代的视角，将个人情感、族群记忆与全球语境结合，使作品既保有在地深度，也具备跨文化的对话能力。这种转变，显示马华文学已不再只是 “ 守成 ” 的象征，而是持续生长的文化实践。 不惧风雨，并不意味着没有创伤；在夹缝中前行，也并非浪漫的选择。然而，正是这种在限制中寻找可能的历程，使马华文学成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版图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它提醒我们，文学不仅是艺术，更是一种社会行动 —— ...

  一个人的书林，一代人的背影 —— 从陈剑虹的藏书想到的事 陈剑虹走了，留下的不是遗产清单，而是一屋子的书。 媒体报道他家中藏书量惊人，书架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连电视柜、茶几、储藏室都成了 “ 书的领土 ” 。对许多人而言，这只是 “ 爱书人 ” 的浪漫画面；但若放在更大的时代背景来看，这其实是一代文史学者的生命写照。 陈剑虹属于那种典型的 “ 书斋型知识分子 ” 。年轻时谈恋爱逛的是旧书摊，中年教书育人，退休后继续担任文化机构负责人，晚年视力衰退、行动不便，仍靠放大镜阅读。他收藏的不只是书，更是一种把知识当作生活核心的价值体系。 这种 “ 与书共老 ” 的人生模式，在今天已越来越少见。 在数码阅读、短影音与即时资讯主导的年代，知识被切割成碎片，阅读变成 “ 获取重点 ” ，而不再是 “ 长期沉浸 ” 。过去一代学者所熟悉的，是慢慢读、反复查、做笔记、存资料、建书架；今天更多人习惯的是搜寻、截图、转发、收藏云端链接，却很少再回头细读。 陈剑虹的书房，其实象征的是一种正在消失的知识生态： 知识是要 “ 积累 ” 的，而不是 “ 即时取用 ” 的； 阅读是一种长期修行，而不是效率工具； 书不是装饰品，而是生活结构的一部分。 他 19 年前将 2000 多本藏书捐赠给大学，这个动作在今天看，甚至显得有点 “ 奢侈 ” 。在电子资料触手可得的年代，还有多少人愿意花半生去建立一套实体书库？又有多少年轻学者，仍相信 “ 藏书 ” 本身是一种学术资本？ 更值得深思的是，陈剑虹的故事，也折射出华社知识阶层的转变。过去的文史研究者，往往游走于学校、社团、文化馆之间，靠个人热情支撑文化传承；他们不一定富裕，却极度自律，对知识近乎虔诚。而今天的知识生产，更多进入制度化、项目化、 KPI 化的轨道，学术变成指标，文化变成活动，阅读变成成果报表里的数字。 在这种结构下， “ 一屋子的书 ” 不再被视为必要，反而显得笨重、不合时宜。 但也正因为如此，陈剑虹留下的那片 “ 书林 ” ，才显得格外动人。那不是怀旧，而是一种提醒：当知识不再需要被长期保存，人是否也更容易变得短视；当阅读只剩下功能，人是否也逐渐失去深度。 陈剑虹离开时，家属婉拒花圈与挽联，选择环保简单的方式处理后事。这种克制，其实与他的一生如出一辙 —— 不张扬、不消费意...

  当历史成为发展资源：北根修复工程的文化政策意义 北根，这座曾经的彭亨州首府，如今再次被推回公众视野，并非因为政治事件，而是因为一项名为 “ 文物建筑周边修复计划 ” 的文化工程。表面上，这是一次街区翻新与建筑整修；本质上，却是一场关于历史记忆如何被国家重新 “ 编排 ” 的文化政策实践。 近年来，马来西亚各州纷纷投入 “ 遗产型发展 ” （ heritage-led development ），将老街区、旧建筑、传统市镇纳入旅游经济体系之中。北根的修复工程，正是这种政策逻辑的典型样本：通过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 ECERDC ）的统筹，把 “ 皇城 ” 与 “ 旧州府 ” 的历史身份，转化为可被消费的文化资产。 从文化治理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它确实挽救了不少原本可能被拆除或荒废的历史建筑，使地方记忆得以在空间中延续。北根的牌楼、木屋式建筑、街区景观，经过系统修复后，不再只是地方长者口中的 “ 旧时故事 ” ，而成为年轻世代可实际接触的公共文化景观。 但另一方面，这类修复工程往往也隐含 “ 历史再包装 ” 的问题。修复后的街区，不再是原本复杂多层的生活空间，而更像是被设计好的 “ 历史舞台 ” ：干净、统一、可拍照、适合打卡，却未必真实反映原有社会关系与生活结构。历史在这里不再是过程，而是被固定成一组视觉符号。 更值得思考的是，谁在定义 “ 值得保存的历史 ” ？北根之所以被优先修复，很大程度上源于其 “ 皇城 ” 身份与政治象征价值。这种选择本身，就反映了文化政策并非中立，而是带有明确的权力结构与叙事取向。被保存的，往往是有官方意义的历史；被忽略的，则可能是普通社群、底层生活与边缘记忆。 因此，北根修复工程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工程规模或资金投入，而在于它能否超越 “ 景观式保护 ” 的逻辑，走向更深层的文化参与。若修复只是为了吸引游客、制造经济指标，那么历史最终会变成另一种商业装饰；但若能让地方居民持续参与、让历史叙事保持开放与多元，那么这些建筑才可能真正成为 “ 活的文化遗产 ” 。 文化政策的核心，从来不只是保存过去，而是决定社会如何记得过去。北根的修复工程，既是一项发展计划，也是一道文化选择题：我们究竟是在修复历史，还是在重新编排历史？答案，将决定这些建筑最终是成为 “ 活着的城市记忆 ” ，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