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
澳大利亚 王赓武 著 [中国]姚楠编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此书是海外著名学者，东南亚史与华人史研究权威、现任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的论文精选。集内收集了王教授1961年至1984年期间所写的论文十二篇，其中包括论述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五篇，论述东南亚华人的七篇，由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理事长姚楠先生编译。王教授长期从事研究工作，学贯中西，对南洋史的研究造诣极深，著述颇丰，此集所选论文，引经据典，考核周详，并有精辟的独创见解。不仅对从事东南亚史及华人史研究的人员、学生为必读之物，对从事侨务工作的人员也颇有启发。
目录
著者自序
编者序
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背景论述
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年
中国与马六甲关系的开端1403—1405年
马六甲最早的三位君主
《海国闻见录》中的“无来由”
“华侨”一词起源诠释
南洋华人民族主义的限度1912一1937年
马来亚华人的政治
东南亚的华人少数民族
中国与东南亚：华人少数民族的问题
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东南亚华侨
作为新政策范围的外中国
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集
澳大利亚 王赓武 著
[中国】 姚楠 编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1次印刷
杜目：162-190
书号：11309•31
定价：2.10元
著者自序
我最初学习星马华人史，得到陈育嵩、许云樵两位老前辈的帮助和鼓励。因此，我对他们是十分地尊敬和感澈的。他们不仅借书给我看，还常讲述星马南洋研究的由来，即南洋学会的成立，《南洋学报》的创办，证明华人学者不管在任何不利的环境下都是好学的。这当时就绐我很大的启发。又记得他们赞扬几位中国学者，其中最有学问之一就是姚楠先生。我看过他的书和文章，印象很深，但是总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后会在中国见面，更没有想到姚先生这位学识渊博的老前辈会将我这几篇文章编译成一本集子。他的热情和诚意，真使我感佩。
这十二篇文章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写的。写前五篇的时候，找还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而后七篇则是我迁到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写的。最早一篇(1961年写完)和最后一篇(1984年脱稿)相距时间二十三年，又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两地环境完全不相同，所以几篇文章的内容和观点不免会受影响，甚至于有抵触处。照理讲，我是应该在译书前将文章子以修改，但是，因为正在做些别的研究，又忙着新的任务，结果只能留下原文。因为时移世换而犯的错误，请大家一方面谅解，一方面加以批评。
最后，我一生爱读书的习惯，是先父给我养成的。我欣赏中华文化给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又酷爱中华四千年以上的历史，也是先父从小就给我熏陶出来的。因此，我将这本集子献给先父，以纪念他生前对我的期望。
王赓武
1986年3月16日
堪培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编者序
我知道王赓武教授的大名已久，那是因为他在1958年继许云樵教授任新加坡南洋学会《南洋学报》主编。许先生在学报第十三卷第二辑的“编校余渖”中介绍王先生说：“下年王赓武博士将主持学报的编辑，王博士年少英俊，学贯中西，现执教马大(马来亚大学)，对南洋史的研究，造诣极深，我深为学报庆幸。”我虽早已回国，但作为南洋学会创始人之一，对此当然是注意的，而且对王先生的学问，心向往之，然而二十余年来，竟未能与王先生谋一面。
1984年春，赓武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华访问，我适在北京参加华侨历史学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通过南亚研究所陈立贵先生的介绍和安排，王先生刚下飞机，知道我当晚即将离京，便马上到我的寓所，接我到他居住的宾馆，交谈一小时，可谓三生有幸。当时我已拜读过王先生的大作《民族集团与国家一一东南亚、华人论文集》(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原书为英文版，列入澳大利亚亚洲学会东南亚丛书，在新加坡印刷出版。我深深感到王先生的立论确有其独到之处，而且正如许云樵先生所云，他学贯中西，对南洋史的研究造诣极深，因此同王先生商量，可否把这些论文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蒙王先生首肯，并商定由我与他研究选择几篇，增补几篇，另出中文本选集。后经我在国内联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欣然同意出版。从我知道王先生大名到本书出版，历时将近三十年，不可谓非一段翰墨因缘。
本朽收集王教授的论文共十二篇，论述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五篇，论述东南亚华人的七篇。我初步选择后，均由王先生核定，然后组译。译稿由我统校处理后，仍请王先生审阅改正。参加翻译工作的有钱江、张劲草、徐钧尧、博念祖、姚嬿嬿与王淼等。另有《中国与东南亚，1402—1424年》一篇，曾由迟越译载南开大学历史系主编的《南开史学》1982年第1期；《东南亚的华人少数民族》一文，由蔡仁龙译，蔡寿康校；《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东南亚华侨》一文，由蔡寿康、陈大冰译，韩振华校，这两篇文章分别刊登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主编的《南洋资料译丛》1981年第1期和1982年第2期。这些已经发表的论文也都由我重新校阅。因此，凡有错误或疏漏之处，均应由我负责。
赓武先生学问渊博，令人钦佩。他的几篇有关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论文，引经据典，考核周详，汹为传世之作，另外几篇论述东南亚华人的文章，则有精辟的独创见解，对国内学者尤多启发。在这方面，读者阅读全书后，定会有公正的评价，无须我多说。我想提一下的，倒是翻译方面的问题。我在别处曾经引用过鲁迅先生的话：“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象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见鲁迅：《且介亭杂文•题未定草》)。在校阅赓武先生论文中译本的过程中，我对于自己那种“翻译不见得易于创作”的想法，进一步为事实所证明，倒并非因为我毕生对东南亚研究是译述多而写作少，因而自我解嘲。正因为赓武先生博古通今，他的著作学术性强，引用书刊多，翻译难度也就高。据译者对我说，有时要查阅一个姓名、一本著作、一段引文，就得花几天工夫。我在校阅时也深有同感。幸蒙王先生最后审读了一遍，否则定必还有不少错误，贻误读者。在此，我谨向译者致敬，向王先生致谢。
本书杀青之日，正逢赓武先生即将荣任香港大学校长之时，谨以奉献，作为纪念，并衷心希望他写出更多佳作，嘉惠学子。
姚楠(梓良)于上海
198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