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统治者的地位再次受到冲击
柯嘉逊
马来西亚9位统治者的命运再次面对挑战。这几位宪制君主曾在1983年经历过一次严重的伤害，当时马哈迪政府企图通过一个修宪法案，寻求在某项法案被提呈给最高元首15天之后即自动被视为已获得御准的便利。
马哈迪政府现在欲废除统治者的免控权，准备更进一步的打击苏丹的地位。这宗让马哈迪医生有机可乘的事件是由於9位苏丹之中最易动怒的柔佛苏丹对一名钩球教练动粗而起。
向来循规蹈矩的报界突然放胆的连续几个星期刊登出抨击皇室，特别是针对柔佛苏丹的专横行动，以及其他苏丹肆无忌惮涉及商业活动的方式等事件的信件与文章。
这场政治发展的含意已超出了君主立宪制本身。
传统上，马来统治者的地位都被担任主导政党的巫统视为其“土著主义”中极重要的一环，它使到马来族在国内各领域中所享有的特权地位合理化。马来统治者是“马来支配权”的象征，这是巫统的政治原则。
这些封建制度与象征之所以得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在早期马来人展开反殖民主义运动时，英国人领悟到资本主义是可以跟封建制度共存的。事实上，殖民政策使到原本式微的苏丹获得重振雄风的机会。在英国干预马来州属之后，它为各州带来新的课税收入。W.R.吴夫曾摘录1893年总督的公文：“如欲将3州的政府服务加以统一及归类，就应该大量雇用当地人，特别是当地的贵族。”
宗教成为马来亚种族主义中不可分割的一环。由马来统治者所掌管的“马来人宗教与习俗”的地位之所以被提高，主要是为了弥补他们在殖民化过程中所丧生的主权。
苏丹获得州政府给予的个人津贴、豪华皇宫，及其他私人用途的财政拨款。同时英国人也让苏丹自行决定头衔、地位及皇室津贴的分配。当然，这全是为了制造一种印象，让人民认为殖民主义政权是在“遵守马来习俗”。
大战过后，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建议要将苏丹的管辖权转移给英国国王，并且把公民权赋予非马来人。这是因为(根据英国人认为)马来统治者在大战期间曾经跟日本人合作，与此同时，非马来人则在抗日斗争中曾扮演极重大的角色。
马来亚联邦的其中一个计划是要删去统治者在立法程序上的正式御准权力。但英国人虽然很轻易的说服9位苏丹签署有关条约，在巫统领导之下的反对力量最终逼使殖民当权派改变主意。接着，马来联合邦的建议也催生了独立马来亚的理想。
“这是御下所掌管的马来州属，御下的子民……拥有特别的地位，以及须受到保护的权力。”
自独立以来，马来统治者被视为马来人特权的象征，而巫统则是这个理论的执行者。但资本主义的逻辑最终还是盖过了虚有其表的封建主义。
70年代所实施的新经济政策成为促进“巫统子民”(Umnoputra)无可匹比之企业地位的手段，这全发生在为了保证重组马来西亚社会以让更多马来人参与经济发展的保护伞之下。
很自然的，新经济政策使到马来精英内部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马来主导政党--巫统--在1987年的分歧致使它一分为二--新巫统与四六精神党--已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最近马来工商会的内部斗争再次反映出马来企业界利益跟马来小商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这些年以来，马来皇室成员也都纷纷加入夺取经济机会的斗争里。他们在取得土地、木材分配等交易中拥有比其他人士更大的特权，很自然的也引起许多“巫统子民”的反感。
彭亨州苏丹的树桐特权最近才被报界加以大肆报导，最近的国会会议也同时揭发出彭亨王子及森美兰州皇室竟然就是在国防部购买苏制米格•29型武器交易中赚取3亿2千万佣金的人士。由森州皇室成员所拥有的安达控股和利水财团在不必面对公开招标竞争的情况下获得了价值14亿元的水供契约。
因此巫统子民再也无法忍受马来统治者的封建特权一事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马哈迪医生已久待这次由柔州苏丹所提供的机会。但如果说这次的事件终於使到他“忍无可忍”，那马哈迪可说是选择了一个脆弱的藉口。
事实上最令人忍无可忍的事件应该是当同一位苏丹在1987年尚担任联邦元首职位时，曾杀害过一名高尔夫球僮。这件事第一次在上届国会中被揭发出来。当时马哈迪国阵政府不但完全封锁有关新闻，并且更进一步的使到有关君王在收到前任大法官敦沙烈亚巴士的信件后感到“受伤害”而在1988年将之革职。因此马哈迪政府目前虽说正向柔佛苏丹的封建作风展开抨击行动，事实上同一位苏丹却也曾在1988年马哈迪侵蚀马来西亚司法界时扮演过最主要的角色。
马来西亚政治史上这段发展无疑的极度符合了马哈迪的计划,无论如何，一旦马来统治者作为巫统传统上的“土著主义”理论基石受到破坏时，它对国内马来人，甚至整体人民的思想解放工作肯定会发挥不小的作用。
（01/1995《改革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