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战后马华文学
李君哲
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马来半岛称为马来亚，发轫于１９１９年的华文文学叫“马华文学”。１９５７年马来亚获得独立；１９６３年马来亚、新加坡与加里曼丹北部的沙巴、沙月劳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这一时期的华文文学仍称“马华文学”。１９６５年新加坡退出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随之华文文学出现“马华文学”与“新华文学”之分。在此之前的悠悠岁月里尤其是战后２０年中新、马两地的华文作家披荆斩棘、胼手胝足共同耕耘马华文学百花园；分治之后，由于近在咫尺、血脉相通、共享华文撰稿，两国作家仍然亲密无间。所以本文将分治以前的新、马华文文学发展历程特别是共性问题一并论述。
（一）战后初期的马华文学
二战结束了，经过三年八个月抗日游击战争严峻考验的马、华、印各族人民，再也无法忍受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统治，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落地生根的华人绝人大数扭转战前埋头工商、不问政治的客居意识，成为反帝反殖的主力军之一。这种思想政治领域的新动向、新态势，必然要在作为观念形态的华文文学上表现出来。
从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到１９４８年６月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条例”的战后初期，马华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是反映各族人民反对英国恢复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
诗歌是这一时期最有收获的文学样式之一。因为它具有迅速和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情感、语言精炼与音调和谐以及便于朗诵的节奏感、韵律性等特点；也由于诗歌创作队伍比较宏大，有老一辈诗人重新握笔与新秀的不断出现，又有南来的中国作家参与耕耘。
刘思（本名刘世朝，祖籍广东潮安，现为新加坡公民）仍然保持战前的“句法警辟、意象飞动、富于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诗风，他发表在《赤道文阵》上的“正义的表现”，是他这一时期的颇有影响的代表作。这首诗描写当年驻扎新加坡的英国皇家空军人员，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１９４６年１月下旬于加兰机场集会，宣布拒绝驾机赴印度尼西亚帮助荷兰殖民者镇压那里的民族独立运动，讴歌这批曾经参与攻克柏林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反对不义战争的高尚精神。
在战前就有“大众歌手”誉称的诗人桃木（本名洪令瑞，祖籍广东潮安，后回国定居，１９６０年在北京逝世）力倡诗歌大众化，呼吁马来亚诗作者走马凡陀、李季、韩起祥之路；在自己的作品中，力求深入浅出，宜于朗诵，雅俗共赏。例如他发表在《文艺》（星洲华人文艺协会主办）上的“不合理 要反抗”曾经传诵一时：“我们的祖父“卖青单”／我们的父亲搭帆船／我们的船票八百万／数代都做南洋人／祖父来开荒／父亲来建筑／轮到我们来／人家不喜欢／……先人业 后人得／我们先人流血汗／我们后人无所得／应争取 勿缄默／不合理 要反对／人人有权来过问／民主自由与平等／大家通通有一分”。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形象、深刻地揭露英国统治者贪得无厌、“卸磨杀‘驴’”的罪恶嘴脸，疾呼华人社会奋起抗争，同马、印等兄弟民族并肩战斗，埋葬万恶的殖民制度。
这一时期的诗坛新秀有才华横溢的铁戈、丹影、陈君平、大礼等。铁戈（姓陈，客家人，战前到新加坡）多产、知名度最高，擅长抒情与叙事，尤以长篇叙事诗最为读者欢迎。战后初期新加坡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劳动界“五一”的大示威游行、悼念“大检证”殉难者的大集会、反对伦敦炮制的旨在“分而治之”的蓝皮书的全马总罢工、总罢业和总罢课等，都在铁戈的气魄宏大、基调激昂的诗篇中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失去自由／失去欢笑的／殖民地人民！／……我们，／从灾难的土地／站起！／让 生命／去震响／沉重的／枷锁！／用 战斗／去温暖／母亲底／心怀！／让呼喊／去迎接／胜利的明天！／……”好像马雅可夫斯基、田间的作品那样短促、有力，使人如闻诗人正擂战鼓号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去摧毁血腥的殖民制度。他的诗集《在旗下》出版于１９４７年１１月，是战后马华文坛的第一部诗集。
米军（本名林紫，原籍广东普宁，生于马来亚吉打州，童年回中国读书，战后返回新加坡）虽被马华文学史家列为“外来作家”，但他深入定居地生活，对在困境中挣扎的肤色不同的劳动群众饱含同情，对剥削制度和殖民统治则深恶痛绝。诗人在其著名的诗篇《跳‘珑玲’》中最后一段这么写着：“碰碰空／碰碰空”／来唱一支“亚里巴巴”吧／来唱一支打兰武兰吧／你知道当这大地属于我们底时候／我们原就是一个信仰里的姐妹兄弟……”表明了米军与芸芸众生同呼吸共命运，坚信未来的马来亚是属于和睦共处、亲密无间马、华、印各族兄弟姐妹的。在他的另一代表作《不叫‘多隆’》，诗人义愤填膺地呐喊：“这是吃人的制度制造出来的名词呀，／人与人之间才存在着‘多隆’”。／他们没有饭吃呵叫“多隆”／他们没有衣穿呵叫“多隆”！／他们没有屋子住呵叫“多隆”！／……如今我们要起来和“多隆”挑战呀，／我们底喉咙已经叫“多隆”叫得嘶哑呵！／……在新社会底生活里呀／没有谁叫“多隆”！／在自由平等的日子里呀／没有谁叫“多隆”！……”。另一位来自大陆的诗人丁家瑞（原名许诺，现定居广州），抵达新加坡后，立即以文艺战士的身份投入反帝反殖的火热斗争中去，他的朗诵诗《向伦敦宣告》（载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８日《星洲日报》副刊）满腔热情地歌颂全马人民反对英国“新宪政修正书”的总罢工、总罢业和总罢课；他同漠青、若耶等集体创作的长篇朗诵诗《怒吼吧，新加坡！》也是传诵一时的富有感召力的名篇。
１９４７年出版的《静静的彭亨河》，是战后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作者夏霖（原名陈求，吉隆华文报的排字工人）运用自己比较丰富的生活与斗争经历，着力刻画底层黎民特别是友族马来人平凡而光彩的形象，撰写呼吁华、巫百姓和睦共处，警惕挑拔离间阴谋的题材。例如在《冲》这个短篇里，描绘一位马来水手在川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上开展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民抗荷斗争的故事，最终因此而牺牲，颇具国际主义精神。在佳作《静静的彭亨河》里，作者则通过华、巫两族聚居的禁江村流传看华人设陷坑诱捕山猪而使巫族稻田遭蹂躏之类的谣言，形象地揭露卷土重来的殖民统治者再度玩弄“扶巫制华、分而治之”的花招以及少数民族沙文主义者重演挑拨离间的故伎、妄图破坏马来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年轻、新进的作家夏霖洞察力之敏锐、题材之新颖，是当时马华文坛所少见，在文学史上应留下一笔。
二战前就从事写作的优秀作家殷枝阳（祖籍江苏苏州，据说本名金枝芒，写文学评论文章时用的笔名是周容）仍是战后初期的重要小说家，发表于《赤道文阵》等报刊上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思想性与艺术水平达到新的高度，“牺牲者的治疗”是其代表作。他仅用三千字左右的篇幅，就感人至深地塑造一位临刑前的反法西斯青年战士的光辉形象。资深作家丘天（或署丘家珍、丘士珍，祖籍福建龙岩）的《复仇》于１９４８年出版，这部中篇小说非常生动地反映了１９４１年底日本军队烧杀掳掠无辜平民的悲惨景象以及新、马陷落后前仆后继的抗日斗争。也是战后初期马华小说的一大收获。
散文一向是与诗歌并列的马华文学强项。战后初期的散文，既有沦陷岁月苦难的回忆，又有战后火热生活的写照。新、马华文文学史界认为沙平、宋千金、光明是散文三大家，笔者也有同感。沙平是老前辈胡愈之先生当时的笔名，他的政论性散文观点鲜明，寓意深邃，格调清新，笔锋犀利，熔政见与文学于一炉，在新、马和东南亚华社很有影响，他的名篇《头人、独裁者、领袖》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原名李润湖的宋千金（祖籍广东潮安，３０年代开始写作，１９４７年英年早逝于新加坡）以擅长撰写杂文而驰名。他的文章似匕首、如投枪，集中火力批判华人社会诸多恶习陋规，尤其是不良的文化现象，曾几度引起激烈的笔战，给新闻舆论界带来了一股生机活力。他的杂文“多余的话”、“新年”等是笔者仅能见到的作品。据说文学史家编辑的《李润湖作品选》１９８０年５月于新加坡出版。
祖籍广东潮安的光明（原名沈思明）也是３０年代就开始创作生涯的作家，既以记叙散文见长，又致力于文学评论。１９４６年底发表的散文“报纸的故事”，体现作者善于透过小人物小事件反映当时一些有本质意义的社会现象的创作风格；被方修编入《马华文学作品选》的“街头杂景”，堪称是其代表作。
战后初期的戏剧在反映“此时此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现实生活方面，没有诗歌那么敏锐，也没有散文所触及的范围那么广泛。但也有若干影响较大的优秀剧本问世与上演。杜边（闽籍，原名苏仲人）、杨嘉（原名杨家驹，原籍广州，曾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绪（原名朱桂棹，祖籍福建晋江）和岳野（原名岳喜瑞，山东郓城县人，“中艺”的编剧，曾在新、马巡回演出近两年）等是这一时期知名的剧作家，其剧作的共同点都侧重反映二战结束后新、马人民的和平建设新生活的期望破灭了，在老殖民主义者统治之下依旧过着缺衣少食、走投无路、没有民主与自由的日子。杜边的《明天的太阳》、朱绪的《和平以后》、杨嘉的《重逢》、岳野的《风雨三条石》等是这一时期的名剧。
“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及其正确的结论，笔者认为是这一时期马华文学的最大收获，因为它在马华文学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和对“侨民文艺”的批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二战结束后殖民地、附属国独立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新、马各族人民摆脱英国统治的斗争日趋激烈，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要求在文学艺术上有所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处于关键时刻，迫切需要包括文艺界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给予祖籍国的伟大变革更有力的支持；刚到新、马的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不熟悉侨居地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生活，他们的作品大都是中国题材。而坚持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马华文学，早在１９３６年就开展“南洋色彩”、“马来亚文学”的讨论，后因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新、马沦陷而中断。面对战后的新形势，马华文学界有必要也有可能在理论上探讨并解决“马华文艺独特性”这一战略性命题。
这场论争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１９４７年１１月新加坡的“星华文艺协会”举行首次“马华文艺独特性”座谈会，杨嘉、马宁、杜边、左丁（原名林宏昌）、普洛（原名郑应浩）和秋枫（原名吴荻舟，座谈会主席）等作家出席，大多数赞成“马华文艺”应有其独特性，会议记录后在《南侨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但是，马华文艺应着重反映马来亚现实，还是反映中国现实依然存在分歧，尤其是当地成长的作家与一些刚到新、马的中国作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１９４８年吉隆坡《战友报》的新年特刊发表了周容（即小说家殷枝杨）的《谈马华文艺》，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法大力支持，认为“没有独特性的文艺是侨民文艺”，坚持马华文艺必须反映“此时此地”（即马来亚）的现实；主张“从形式”暂时可以是中国的，内容却必须永远是马来亚的第一步开始，逐步逐步求发展”。应该说周容的文章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的阐述前进一步。然而，他讥讽南来的中国作家不仅是“侨民作家”，有些甚至是“逃难作家”，指责他们“是政治上的大国民思想在作崇”，从而阻碍他们去熟悉、体验“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语气笔调略带尖酸刻薄，也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于是一场大论战开始了。
反驳周容的文章主要有两篇。一是署名李玄（杨嘉）的《论侨民文艺》（刊于１９４８年１月８日新加坡《南侨日报》“南风”副刊上），主要论点是应允许“侨民文艺”的存在，因为它具有某些作用。他认为马来亚与中国确有“此地”和“彼地”之别，马来亚“此时”与中国“此时”的现实生活也有差别；但是“要达到解放而获得民主自由的目的则并无二致”。“中国有顽固反动分子，南洋也有吃党饭拿美金津贴的帮闲人士；中国有特务，南洋也有专以出卖民主人士给统治者为职业的掮客了。所以，用文艺的手法把‘此时’的一切恶现象暴露出来，使任何读者能及时加以警惕，这是‘此地’与‘彼地’都适用的原则”。另一篇署名沙平（即胡愈之先生）的《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载于《风下》周刊１０８期）提出了三个论点：就文艺内容而言，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独特性，只有某种社会性质的独特性，反映马来亚现实的文艺，不一定要以１９４８年的马来亚作题材，也不一定限定在马来亚这个地方；文艺形式可以是各民族的、特殊的，而内容一定是国际性的，在马来亚要出中国文艺的“海外版”，因为有新的种子，才有新的收获，外来的肥料，可以增进本地土壤的生产；如果确有“侨民作家”、“逃难作家”，则应推高尔基为始祖，因为他的不朽名作大部分是晚年在意大利写的，但却没有一部以当时的意大利现实为题材的。
周容针对李玄、沙平的文章又在吉隆坡《民声报》副刊“新风”上发表题为《也论侨民文艺》的答辩稿件，这篇万余字的长文论述了６个问题：论争的本质—是立场问题和原则问题的论争，是马华文艺创作主导方向问题的论争；何谓“侨民作家”和“逃难作家”—“侨民作家”与非“侨民作家”是从态度或创作倾向上来区别的，并不是以作家是否来自中国加以划分的，至于“逃难作家”是指那些逃避现实、放弃斗争任务、只等待中国新局面的到来，好快点回乡；侨民作家有否“大国民思想”—并非所有来自中国的作家写表现中国现实的作品，就是具有“大国民思想”，不过李玄就是具有牢不破的“大国民思想”的侨民作家的最突出的典型；“侨民文艺”应该提倡吗—作者认为，“中国文艺海外版”与“马华文艺”的关系，不是“种子和收获”的关系，沙平理解上的错误是把一定程度的作用夸大为决定一切的作用，马华文艺更不是轻视中国文艺，只是反对“手执报纸而眼望天外”的“侨民文艺”；应该写马华顽固分子，还是写中国顽固分子—既然中国有顽固分子，马华也有顽固分子，那么向着广大的马华文艺工作者，我们不应该提倡写中国的顽固，而不去写马华的顽固，沙平也不应该把“此时”蓄意曲解为“一九四八年”；应该爱“马华文艺”的幼稚，还是爱“侨民文艺”的空洞—我们应该爱护幼稚的马华文艺，把它从萌芽状态中提高，而不应该去爱那些写作技巧比较高超，而内容尽是听厌了的老故事的“侨民文艺”。
这场大论争推向最高潮，参与者日增，但不再是谁对谁的笔战了，而是双方展开一场混战。支持周容观点的文章大多发表于《民声报》“新风”副刊和《星洲日报》副刊“晨星”上；赞同李玄、沙平论点的稿件大部分刊登于《风下》周刊、《现代周刊》和《南侨日报》副刊“南风”上面。后来在香港的郭沫若先生发表了《当前的文艺诸问题》载于《文艺生活》杂志一文，提出“我是赞成‘马华化’的，也就是说赞成马来亚的华侨青年创造‘土生文艺’……马来亚的中国人实际上是成为了另一个国家的主人……我们没有理由要求马来亚的中国人专门关心她的祖国中国。马华化是绝对正确的路线，这样倒并不是和中国文艺绝缘，而是中国文艺更加丰富了”。笔者认为郭老有先见之明，历史的进程证明这位文学大师当年充分肯定“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正确；反之，郭老第二篇文章对第一篇文章的论点作了某些修正，即马华文艺对马来亚的现实和中国的现实同样都应该表现，实践也说明这是不必要的修正。
由于英国殖民者磨刀霍霍，公开镇压马来亚独立运动的凶相毕露，严峻的时局不允许大论争再继续下去，在１９４８年３月下旬“星华文艺协会”发表了题为《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一个报告》和吉隆坡文艺界写的总结性论文公布之后，这场对今后马华文艺的发展方向具有历史性影响的大论战结束了。
（二）紧急状态时期的马华文学
１９４８年６月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处于“紧急条例”严厉控制之下，所有进步党派社团被宣布为非法，言论出版没有自由，文艺刊物有的停刊，有的改弦易辙，文化人屡遭迫害，反帝反殖斗争转入地下。新、马华文大报的文学副刊虽然存在，但发表的作品都避免涉及社会敏感问题特别是民族独立问题。
坚持笔耕的马华文艺工作者被迫将创作的主题和题材向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支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描写中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在华人社会引起的不同的反响，包括拥蒋派与反蒋派的矛盾纠葛；通过人物形象、情节事件表明新中国诞生使南洋华侨摆脱“海外孤儿”的屈辱处境；反映青年学生洋溢爱国热情、冲破阻挠障碍赴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等。老作家韩萌（原名陈君山，祖籍广东普宁）的小说《飞》写一位南洋华侨领袖的千金小姐，怀着“追求光明崇爱真理的向上欲望”，决定飞到“新中国怀抱里去”，“去学做新时代的新人”。但是她的秘密出走又“有几成是为了‘逃婚’。”到了香港暂住表叔家里，等候续程北上之时，却被赶来的妈妈劝阻返回新加坡了。不过，在父母逼婚的日子里，她又一次决定“再振起翅膀，飞啊！”表姐将介绍她去一家华文学校当位生活清苦然而标志着意识觉醒的小学教师。韩萌的《飞》，笔者认为从题材、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分析，都不是当年华侨青年学生无条件的、敢于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奔向祖国的公式化的描绘；这篇佳作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于“这里，我们还有成千万的侨胞，也有跟我们同样命运的各族人民，难道他们就不是人民吗？”“就在这里找一份工作，为侨胞服务不是一样吗？”在那样历史背景中，这位被列为南来的中国作家有这种真知灼见是难能可贵的。
“侨民意识”浓厚的典型作品如黎田（据说原名李东升，祖籍福建晋江，已去世）的短篇小说《悔悟》描写一位“拥蒋派”的华侨商人因当国民党军队团长的儿子拒绝率兵撤退到台湾的命令而被处决而幡然悔悟，对蒋政权的幻想彻底破灭了。百亮（原名萧百亮，祖籍福建厦门，战前就来新加坡）的小说《陈老二挥春联》反映橡胶店的老财副在海外的生活愈来愈困难，但当解放南京的消息传到新、马之后，他萌生了先将几个成年的儿女打发回祖国参加生产建设，然后全家“叶落归根”，并在１９５０年农历新年挥写“旧思想旧礼教随旧岁同去，新人生新希望与新年俱来”的春联，表示对祖国新生的喜阅心情。应该说黎田、百亮的作品，更能体现侧重写中国题材的侨民心态。
侧重写中国题材的诗人也很活跃，他们的创作包括欢送著名侨领陈嘉庚等赴华考察和出席新政协会议，讴歌李公朴、闻一多等著名民主运动战士的伟大献身精神，赞颂知交挚友回祖国参加解放战争；也有一些诗作反映某些华校董事会、校长因反蒋而解雇教员和开除学生，描写新、马华校庆祝“六一”儿童节的热闹场面等等。黄继续、奕熙两位的作品较多，堪称是这一领域的代表。
另一个主要发展方向是避免触及当时最敏感的政治与社会热点，绕开“紧急条例”的禁区，尽量利用尚存的有限的华报副刊的空间，从反映社会底层卑微人物的苦难遭遇和渴望变革现实的心声出发，迂回曲折地鞭挞殖民制度的黑暗、腐朽、血腥与恐怖，谋求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怨尤愤懑的点点火星汇聚一起，成为焚毁垂死的殖民政权的助燃剂。这类创作倾向虽然被新、马文学史家界定为反映本地“次要问题或非本质意义”的文学现象；但并无贬低其存在的意义，因为它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以这类作品表明法西斯式的“条例”无法将植根于民众土壤之中的马华文学“斩尽杀绝”，正直的作者仍在笔耕，并力争将新作公诸于世，以折射的角度、隐晦的手法和含蓄的笔调，去描叙当时社会现实的一鳞一爪，从而间接地支持争取民族独立的游击战争与地下斗争；二是这类作品的发表，可在一定程度上同纷纷出笼的低级庸俗的黄色文章争夺读者，尽量缩小其对青少年的毒害。因此，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已给予恰当的位置。
著名的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马来西亚学者李锦宗在《战后马华文学的发展大纲》中都以萧村、白寒为代表，并且指出与他们写作倾向相同或者相近的作家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领域为数不少，如苗秀、赵戎、史汀、周粲、姜凌、鲁彬、丘絮絮、于沫我、杏影、吴进、连士升、威北华等。
萧村（祖籍福建晋江，５０年代被英国殖民者驱逐出境，现定居中国沈阳市）的小说、散文大都在紧急状态初期发表于新、马各大华文报纸副刊上，尤以《星洲日报》的“晨星”、《南侨日报》的“南风”为主，后来选编其中一些作品，出版了小说集《国术师》、《椰子园里》和散文集《山芭散记》。方修、苗秀、赵戎分别主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和台湾柏杨主编的《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作品选集》中，所选的萧村作品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如：小说《国术师》（写自夸是专治跌打外伤名医的拳头先生对下层侨胞的招摇撞骗行为）、《中秋》（写华侨华人聚居的农村仍然封建迷信盛行，一些神棍乘机敲榨勒索钱财）、《半天娘娘》（写生活在大都市的华社居民里愚昧落后的意识依旧存在，导致有病请女巫医治而发生不应有的悲剧）、《山芭》（写战后初期，新加坡经济千疮百孔，市场萧条冷落，失业日众，一位家境穷困、幼儿需钱治病的女工在走投无路之际，被迫委身于色狼工头，以求得免被解雇）等，都是反映新、马华人社会贫困不幸以及一些侨胞存在愚昧无知的现象。再如散文《在木廊里》（写马来半岛伐木工人处境限险与劳动的超负荷）、《硕莪廊里》（写加工西谷米工厂上，苦力们在高温、多粉尘的恶劣环境中操劳，职业病流行，寿命缩短）、《矿场》（写锡矿华工在薪水微薄、作业危险的条件下挣扎的状况）、《水手亚麻伯》（写一位华人老水手的坎坷经历）和《琉琅婆》（写妇女泡在没腰深的水塘中淘洗点滴锡砂来养家活口的悲惨境遇）等等。总之，这一时期萧村的创作始终用饱含同情的笔触，描叙那些最底层百姓黎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情景；也抱着恨其不争的态度揭露华人社会的丑陋与弊病。以致新、马和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将萧村视为专写“卑微人物不幸遭遇”的作家。
同一创作倾向的另一位代表是白寒（原名谢耀辉，祖籍福建惠安，现定居北京），他结集出版的著作《新加坡河畔》（小说集）、《头家哲学》（剧本）和《雕虫集》（杂文集）等。作品的题材比较广泛，笔下描绘的人物形象包括生活在新加坡河两岸的商店雇员、电气工人、货运木船水手、“九八”行（进出口贸易中介商）经理、中草药先生、私会党徒、流浪汉以及老板娘、姨太太等华社的众生相，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比较深入社会底层体察民风民情的，对某些丑恶现象也进行暴露与鞭挞。白寒的创作以五幕剧《头家哲学》（根据法国名作家莫里哀的《悭啬人》改编的，但有一定的创新）最有名，曾在新加坡中正中学排演过，后被选入方修先生主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和《马华文学作品选》。
在紧急状态初期仍然孜孜不倦写作，想方设法避开殖民当局强加于马来亚、新加坡民众的舆论禁令，锲而不舍地耕耘马华文坛和培育文学新军，以弥补当时大批南来作家相继返回新中国后的力量之不足，并尽力防止海外黄色文化乘虚而入者，笔者认为应着重推介几位独具风格的作家：
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多年的苗秀（原名卢绍汉，仍有笔名文之流、史进、闻人俊等，祖籍广东三水县，曾任新加坡作协副主席、南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１９８０年病逝于狮城）战前就开始业余创作，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作家代表。由于他出身贫寒，较长时间与那些“全是些被生活的齿轮压碎了的人们”为邻，“每天所接触的不外是穷困、疾病、叹息、哭泣、争吵、打架”；同时，他受契诃夫、高尔基和“五四”时代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影响较深；又处于“紧急状态”的险恶环境，“莫须有”的“罪名”时而从天降。这些都是造就苗秀最善于“写平凡人的平凡生活”的三种基本因素。他以卑微者的卑微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大体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很清贫的境遇，如小说《人畜之间》等；第二类写咖啡厅如女招待、青楼女子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活，如短篇《女人的故事》等；第三类写被迫为贼、危害他人的小偷、扒手的可耻又可卑的行径，如《二人行》等名篇。但是这一时期苗秀的代表作应推达到相当高艺术水平的小说《新加坡屋顶下》。这部中篇描叙扒手陈万与妓女赛赛同病相怜、真诚相爱的故事；剖析了黑暗的殖民地社会逼迫赛赛走上“女人最后一条生路”、陈万“硬着头皮”，“当起扒手来”；用了不少笔墨表现陈万数度协助赛赛解决经济困难和代一些陷入困境的穷人偿还高利贷；通过爱情主线侧引出一群在社会最底层艰难挣扎的众生相……所以《新加坡屋顶下》虽是爱情小说，但作家立意在于透过爱情故事的表层发掘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即让人们增强对殖民制度是万恶之源的本质认识。由此可见，苗秀笔下的卑微人物的卑微生活是否属于“反映本地若干次要问题”这一倾向，需进一步探讨；而他在写这类题材、刻划这类人物的文学成就要超过萧村和白寒，也比他们更有代表性。
在马来西亚定居数十载并成为该国公民的方北方（原名方作斌，１９１８年生于广东惠来县，现安居马来西亚槟城），在这一时期也是丰产丰收的当地作家，他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娘惹与峇峇》。书中的女主角为林娘惹（属第二代侨生），少年时代受英文教育，自然要受宗主国—英国的一些影响；但她生活在华侨华人家庭，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并未完全泯灭，丧夫后仍受儒家思想束缚守寡１０年多后才再醮。她儿子林峇峇却不会讲华语了，华夏文化的优秀传统丧失殆尽，寡廉鲜耻，胡作非为，挥霍无度，气死亲娘，逼死发妻，后来竟然为占领马来亚的日寇作伥，大发横财。“九●
三”胜利后，林峇峇身败名裂，其子林细峇（第四代侨生）在亲戚的关怀下接受华文教育，成长为一名明事理、有志气的好少年。方北方通过这部小说，形象地说明，人生之路如何走，根本在于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在海外定居的华侨、华人应该接受母语母文教育（当然不排斥学习所在国的语文），这是民族之根。由于小说主题是华社上下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出版后曾经发生轰动的社会效应。
适应“此时此地”现实的散文，除了反映“卑微人物”的“卑微生活”以外，令人注目的还有哲理类散文、方物志类散文等。杏影（原名杨守默，祖籍四川，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编辑，１９６７年１月病逝）是哲理散文大家，他以热爱生活的情操、清晰细致的思路、绵密韶秀的文字，谈论生活、友情、爱恋、读书、写作，也抒写自己的社会感受和艺术体验，有如闷热的午夜里吹来徐徐清风，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他的《谈清静》、《不安是这时代的灵感》、《趁年轻的时候》、《愚人的世纪》、《书与人》、《读书与写作》等名篇，充分显示著作者深邃的思想意境、丰富的文化素养和独特的艺术才华。可惜英年早逝，甚多遗着未能整理出版。
方物志性质散文，吴进（原名杜运燮，曾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华侨中学任教，现定居北京市）的成绩突出。他的知识面广、观察力敏锐、考证方法科学，又具有优美生动、挥洒自如的文字运用技巧，利用课余时间写起散文来真是得心应手。他以南洋风情、热带特色、马来半岛的花草鱼虫、各族互相融合所出现的独有文化现象为题材，撰写了一批富有文学色彩又颇具学术价值的散文、随笔、小品，如《热带三友》、《峇峇》、《娘惹》、《头家》、《纱笼●木屐》、《浪吟舞》等名篇，深受读者欢迎。５０年代初结集为《热带风光》在香港出版。吴进的散文巧妙地避开殖民当局的禁区，为当时处境艰难的马华文坛的贡献力量功不可没。
同吴进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散文家君绍（原名王俊杰，祖籍广东揭阳，土生土长的当地作家），自幼酷爱园艺，热爱丰姿多彩的马来亚大自然。山水星云、椰树棕榈、木瓜树薯、奇花异卉、热带鸟虫，尤其是南洋的植物，都是他状物言志抒情的散文题材。他的文字古朴、力忌长句、笔法精炼、琅琅上口；他善于将知识、哲理、抒情与状物叙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是很可宝贵的。
（三）复苏时期的马华文学
经过了长达５年（１９４８至１９５３）的冬眠状态后，１９５３年底起出现了复苏的态势，并延续至１９５６年末止。这历时三年之久马华文坛振兴的新气象，方修先生称之为“反黄运动时期的马华文学”；李锦宗（马来西亚文学史家）则列为“马华文学复兴期”。
众所周知，“紧急法令”状态下，马华的进步文学活动屡遭摧残，尽管有一批作家坚守阵地，采取类似中国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反“文化围剿”的迂回曲折的策略战术，在尚存的华文报刊上发表反映“次要问题”的作品；但在作家们未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时，毕竟势单力薄，挡不住黄色小说、电影、歌曲以及低级下流的报刊涌进新、马，毒害华社的广大青少年。１９５３年１０月的“庄玉珍事件”（指１０月１２日新加坡发生了１６岁女生庄玉珍被人先奸后杀的惨案），全马震惊，舆论哗然，强烈要求杜绝色情文化这一犯罪根源。有觉悟的青年学生们以此事件为导火线，自发地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黄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四处泛滥的色情文化，而且间接地激发了沉默多年的社会运动再度兴起，各族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重新响彻马来亚各地，广大雇员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善生活的抗争”。时代精神的感召、社会现实的呼唤，坚持走现实主义道路的进步的马华文学必然有所体现。
复苏时期的文学题材，力图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热点，“卑微人物”的“卑微生活”已非取材的重点；城市工人、移民“新村”的居民、青年学生，常常成为资深作家尤其是文坛新秀的主要描写对象。从作家队伍的构成看，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多数离开新、马；二战结束后开始文学创作的后起之秀，已成为文坛的主力军。他们大部分是土生土长，对新、马的自然人文环境相当熟悉，自幼生活在华侨华人社会之中，又受过良好的华文教育；有些人还掌握英文与马来语。因而这批新进作家以反映“此时此地”的社会现实为己任，“客居”思想与他们无缘，富有迎接严峻现实挑战的勇气与活力，视野比较广阔、对新鲜事物的感觉敏锐，而且能与友族马来族、印度族等的文学、文化相沟通。这些因素都有助于当时“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落实，更是形成新、马华文文学体系所不可或缺的。
贺巾（是１９３５年在新加坡出生的林金泉的笔名）是复苏时期有影响的小说家，他的代表作为３万字左右的《青春曲》。主人公是中学生马宾，他父亲为汽车司机，因支持祖籍国抗日而献身。马宾依靠送早报维持包括寡母幼妹在内的全家生活和支付自己的学杂费。他是全班最穷而又最有骨气的学生，经常组织篮球赛、野餐会等，来沟通同学们的心灵，致力于新加坡中学生界的团结。他还热心帮助一位家道中落、个人爱好得不到施展而想逃避现实的女生张燕，让她逐渐克服生活散漫、多愁善感、孤芳自赏等弱点，树立为多数人服务和关心国家独立的新信念。这篇小说的积极的社会效应，在于率先引导新、马华社的年轻一代，正视两股恶浪即“紧急法令”的黑浪和色情下流的黄浪为非作歹的严峻态势，发扬中流砥柱的坚定果敢之精神，关心社会变革和民族兴衰，走出狭窄的没落的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投身于壮丽的事业。这对新一代的华裔无疑是一付“清醒剂”和“兴奋剂”。
他另一个以韦嘉笔名发表的中篇《沈郁兰同学》曾引起大、中学生读者群的广泛注意，并有数十篇评介文章发表于华文报刊上。这篇小说同《青春曲》一样，强调新、马华社的年轻人，不应逃避现实返回祖籍国，强调他们应为生于斯长于斯的马来亚独立效力，在观念上由传统的“叶落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这是新、马华文文学主题思想重大转折的标志之一。
正面反映职工运动的文学作品也问世了，长篇小说《挣扎》堪称是代表作。作者为黛丁，原名黄子山，祖籍广东潮州，是位仅念过２年小学的自修成才的作家。《挣扎》描写一位印刷厂的青工亚强，领导工友们组织工会，开展要求资方改善雇员待遇的罢工斗争；工厂主则采取诸如成立“御用工会”破坏工人的团结、雇用流氓地痞充当“新工”并唆使他们殴打坚持罢工的原有工人、威迫利诱胆小又自私的老师傅出面阻拦儿子亚强同资方对抗等等软硬兼施的手段，妄图扼杀毫不妥协的工运。然而罢工胜利了。这是马华文坛多年不见的反映劳资矛盾与斗争的题材，尽管没有正面触及反帝反殖运动；但政治性已经相当鲜明了。说它是反黄运动时期马华文学的一大收获，笔者认为是恰如其分的。
坚石、高宁是复苏时期马华诗坛的佼佼者。１９５５年４月２４日在《文风》上发表的朗诵诗《白裙子姑娘》，是坚石的名作，它讴歌一位“梳着长辫发”、脸蛋“象红熟的鲜果”的白裙子姑娘，勤于利用课余时间，在“沸腾的广场”洗衣、煮饭，“为众人的利益不休的工作”；在勿洛、大成村和“机器静默了的大厂门前”，将面包、大米、衣服等，“一次又一次运入农村工厂”；“在维护民族文化的声音里”，“在渴望站起来的人群中”，白裙子的姑娘呵，“你们多么伟大圣洁”这是当年进步的青年学生的缩影，是华社及至全马各族人民的希望。
高宁（诗作多发表于《南洋商报》的“文风”副刊上。５０年代末期回中国大陆定居）擅长写较长的叙事诗，其风格颇受中国名诗人艾青的影响，曾出版《黎明的海岸》等诗集。这时期受到读者欢迎的叙事诗有：《黎明的海岸》，写渔村百姓守望相助，在惊涛骇浪里奋力抢救同伴的感人事迹；《赤道的晨风》，写橡胶种植园中，华族女工所遭受的苦难，控诉剥削制度的罪恶；《华文教育，我们的母亲》，则赞颂华文教育在困境中拼搏及其对新、马华社的突出贡献，倾注诗人对母语母文的赤诚炽热之情；《一粒也别让它失落》则叙述诗人路过某工会门口，目睹好些女工在此地领取救济粮—白米的情景，通过其中一位青年女子爱惜地拾起落地的米粒，抒发作者的一股激情：“米呵！／你来了／我们就象前线的战士／得到子弹／一样的欢腾、鼓舞／……吃吧！／人们呀！／吃饱了／我们就会团结得更热情／坚持得更顽强／更长久……”高宁的诗作如一阵轻风、一泓春水，给生活在窒闷政治气氛和黄色浊流四溢环境里的人们，带来了凉意和洁净。
散文百花园中也呈现一片新绿，以今（原名沈侠云，祖籍广东澄海县，３０年代的马华作家，１９６６年逝世于新加坡）的爱蔚蓝的海、爱翠绿的椰林之类散文，透露出其清新刚健的文风和乐观向上的品格，着有《迎春小唱》、《椰林短曲》两本散文集；选入华文学校教材的《椰树》，迄今仍是广大学生喜爱的名篇。另一位有代表性的散文家是冰梅（本名杨志针，祖籍福建晋江，二战后来马来亚，目前定居香港），他对华文教育情有独钟，在这一时期以教育问题为核心发表了一系列带有政论性质的散文，见解精辟，分析透彻，文笔简洁而生动，对当时华社中涌现的“西化”现象无疑是一种抗衡力量。他的名作《何以自处》，充分显示他爱护华文教育、关注华社文化的立场。《母语教育及其他》一文，则直截了当地抨击殖民当局的《教育报告书》及《遴选委员会报告书》，指出这些档妄图剥夺当时占马来亚总人口逾半数的华人和印度人学习、掌握本民族语文的神圣权利，确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华文一向为马来亚主要民族之一—华族所使用，怎能说它是“外国语文”呢何况任何一个民族保存它优秀的文化传统，绝不会阻碍这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反之，却有助于提高全国的文化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加拿大就是良好的榜样。
复苏时期的马华文坛，以反对黄色文化毒害青少年为热点之一，确实取得非凡成绩，并推动马华文学登上发展的新台阶。但是，也出现了扩大化倾向，如一些文学报刊读物并非宣扬色情，仅因作品中有女人的“大腿”、“胸脯”之类的词汇，便被当作黄色文学加以批判，这显然是“左”的情绪在作祟，尽管是枝节问题，也应作为一种历史教训来汲取，才能使马华文学朝看正确的航向阔步向前。
（四）新、马分治前的马华文学
１９５６年１月，以拉赫曼亲王为首的马来亚联合邦盟政府同英方在伦敦谈判，决定１９５７年８月３１日马来亚获得独立。这一历史性的政治喜讯，无疑是推动马华文学发展的强劲东风。同年３月１８日“全星文化协会筹委会”发表了《当前文化工作者的任务》的宣言，庄严地号召“以爱国主义文化压倒殖民地文化，压倒黄色文化，压倒各种殖民地文化的意识和言论”。经马华文艺界的充分讨论酝酿后，具体化为“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是４０年代后期的“马华文艺独特性”创见在新形势之下的顺理成章的发展。口号的实质是：强调马华文学创作必须向马来亚华人灌输“马来亚是马来亚华人的国家”的观念，深化华人“落地生根”的归属感，并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涨。此后，马华文学真正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然而，１９５７年８月马来亚独立以及１９５９年新加坡实行自治后，由于当局对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与支持，甚至有的时候漠视华文华语在宪法上的合法性，加之经济因素的不利影响，独立与自治并没有给新、马华文文学带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反而显得沉寂。这种状态马来西亚文学史专家李锦宗先生称之为“马华文学低潮期”。１９６５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新加坡共和国，马华文学也就分为新加坡华文文学和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并沿着各自的道路向前发展。
但在新、马分治前的低潮期，马华文坛也非一片空白。为数不少的新、老作者仍在默默耕耘，一些华文报刊和出版机构仍在竭尽力量提供发表园地与出书的机遇。因为他们坚信华文教育必将冲出困境，华文文学的读者会伴随华文教育的振兴而逐步增加，马华文坛如日中天。例如，姿深作家李汝琳（原名李宏贲，祖籍河南沁阳县，１９９１年在新加坡逝世）主编的《新马文艺丛书》（包括３６本着作）、《南方文丛》（包括１２本专集）和《新马戏剧丛书》（包括６部剧作集），自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相继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作者包括李汝琳（小说集《姐妹俩》）、苗秀（小说集《边鼓》）、韦晕（中篇小说《还乡愿》）、云里风（小说集《出路》）、赵戎（小说集《芭洋上》）、貂问湄（小说集《腐蚀》）、杏影（散文集《趁年轻的时候》）、周粲（诗集《青春》）、李星可（戏剧集《报穷》）和絮絮（小说集《坎米之死》）等知名的马华作家。由其他出版社或自费印行的还有一批，如韦晕的小说集《都门抄》、巍萌小说集《鲁素英》、谢明小说集《怀疑》、斌子小说集《阳光下的人们》和李冰人的散文集《踏青散草》、连士升散文集《海滨寄简》、马阳的诗集《山民曲》等。这是新、马文坛的空前壮举，也是马华文学出版事业的大丰收。
为什么在马华文学低潮期呈现出版业欣欣向荣的反差气象呢？笔者的浅见是：二战后风云激荡的时代培养了一大批水平较高的本地作家，而战前就走上文坛的作家正处于创作欲旺盛的成熟的阶段，十多年来已在文学各个领域撰写出一批以反映“此时此地”现实为主的作品，为出版界提供数量足、质量佳的稿件；较有经济实力的出版商中涌现出热心马华文学事业的开明“头家”；执政当局促请出版商“鼓励马来亚作家”出书，政府将“给予出版与发行的方便”；华文大报上的纯文学副刊如《星云》、《南斗》、《文风》等或大幅缩减版位或停刊，文学稿件无处发表，出集子是个可行办法。
另一些值得注意的、有助马华文学发展的现象，也在低潮期产生：一是比较全面地介绍友族的马来文学，译者们已从以往侧重介绍马来神话、民间传说向大量翻译马来“班顿”（民歌体的马来诗歌）发展，并结集出版了《马来四行诗》（白坚主编）和译作《马来民族的诗》（楼文牧译）；还有几位精通马来文的华裔作家，致力于马来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二战后以至独立后的马来现代文学作品也时有译文刊登于华文大报上。这种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有利于相互理解，和睦共处，有利于相互学习，扬长避短。不过，还应加快马华文学作品向友族介绍的步伐，这对马华文学成为国家主流文学的重要一翼无疑是“催生剂”、“激化素”。
二是搜集整理马华文艺史料有了良好的开端。南洋大学戏剧会主办的《戏剧研究》刊载了安国撰写的《星华话剧运动之回顾》和王辛文的《过去的脚印与将来的旅途》，都是这一领域的尝试。方修先生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星云》、《文艺》也陆续发表《马华文艺史料》多篇，已显示其发掘史料的执着与韧性、治学态度的严谨与客观，并以此为起步，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５年的８年间先后出版了《马华文坛往事》、《马华文艺史料》、《马华新文学史稿》（三卷）和《文艺杂论》。在他的启发之下，马仑、李锦宗等也不辞辛劳、甘于寂寞与枯燥，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专家。
由此可见新、马分治前的８年多（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６５年７月）时间里，马华文坛外于低潮期，主要是华文文学园地（包括华文报纸的文学副刊和文学杂志等）在政治因素、经济条件的制约下日益萎缩，导致文学创作滑坡，而非全方位、多领域的低落不振。
（五）沉寂时期的马华文学
按马来西亚名作家伍良之在《马华新文学发展史》（１９１９—１９８５）上的分期，新、马分治后的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５年这段时间称之为马华文学的沉寂期。
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马来西亚，并没有给华文文学带来了振兴繁荣的政治社会环境，反而出现长达１０年之久的沉寂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华文教育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华社青少年的华文水平较前下降，加之会考频仍，课业加重，华人学生无暇阅读课外读物，造成华文文学的读者群明显减少；社会日益商业化，广大市民阶层对文学缺少兴趣，影视等直观媒体更能吸引他们，部分富有者则沉迷声色犬马；商业社会和工业的急速发展，使广告业欣欣向荣，作为广告的主要载体之一的报刊，经常将文学副刊的版面让给广告，既不必支付稿酬，又可增加营业收入，导致文学作品的发表园地不断萎缩，成为发展文学事业的一大障碍；有关当局尚未真正认识到文艺和应用科学一样，都是巩固政治独立与经济建设所必需，因而对创作、出版和发行缺乏必不可少的扶植，使当时马华文学的处境更加严峻。
沉寂期的迹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显露出来：
向来有马华作家成长的“摇篮”誉称的华文报纸文学副刊，呈现急速下滑的态势。吉隆坡《中国报》的“文戈”、“大地”和《马来亚通报》的“晨钟”，槟城《星槟日报》的“星艺”和《光华日报》的“南斗”、“青年文艺”，怡保《建国日报》的“青艺”等，均由日刊或双日刊缩减为周刊、旬刊甚至是月刊了，每刊的篇幅也缩小到无法再小的半版了。这种局面维持１０年之久，“在马华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异常现象。
文学报刊普遍趋向趣味化。沉寂期的文学副刊不仅日益萎缩，而且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情趣，以扩大发行量，有限的篇幅逐渐为一些港式台派的作品所占有。继而，又让位于娱乐银幕、摄影、茶道、酒文化之类的专刊。再者是转载欧美文摘，闲聊地方掌故，披露宫廷风流韵事，甚至是命理八字。有些新创办的杂志，标榜是文学刊物，实质是灰色的娱乐性媒体，连男女的“床第之私，也列为家庭妇女的新知识”。专载色情作品的期刊，更是原形毕露，美女玉照为封面，内里时而穿插一、二篇“夫妇性指导”或者“单身女子的性问题”。与“红红火火”的灰色或黄色杂志相反的，是“苟延残喘”的文学期刊，由于它们拒绝趣味化与娱乐化，大多是短命的，如《南风》杂志只出两期，《文学月刊》、《文艺生活》只各出一期便陷入停顿绝境。
曾在６０年代初期掀起的马华文学界“出书热”至此大大降温，其锐减程度比文学报刊更为严重。据李锦宗在《战后马华文学的发展（大纲）》上披露，１９６５年马来西亚只出三部小说（即方北方的长篇小说《迟亮的早晨》、黄崖的长篇小说《烈火》和李旺开的小说集《灯笼》）。自１９６６年起有所增加，但到１９６９年又跌落到１９６５年的水平；散文集更少，除１９６７年以外，自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６９年，每年只出版两本；６０年代下半叶，诗集年均出版５部，不过有半数是由台湾和香港印行的，前者如叶曼沙的《朝圣之舟》、林绿的《十二月的绝响》等，后者如田柯的《子夜诗抄》、杨际光的《雨天集》等。
７０年代上半期，马华文学尚未走出困境，方修先生在《１９７４年的马华文艺界》一文中指出，“１９７４年的马华文艺界仍旧是平淡地过去。副刊杂志的出版，创作批评的活动，都不大活跃。新书的印行虽有力争上游之势，成绩也不显著”。这是恰如其份的评价。
但是，马华作家们和热心马华文学事业的华社实业界等单方面的人士，在沉寂期并非无所作为的，他们总是各尽所能，为马华文艺百花园除草治虫、灌溉施肥，以迎接姹紫嫣红的春天来临。从下述的一些事实可以表明：
●一批在马华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突破困境脱颖而出。例如，奠定方北方在文学史上地位的长篇小说《迟亮的早晨》和《刹那的正午》（为“风云三部曲”的第一、二部），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前者主要描叙祖籍国——中国抗日战争时代大后方社会的众生相，既再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尖锐对立景象，又讴歌一群文化工作者为代表的民族中坚力量义无反顾地献身于救亡图存之庄严事业，昭示着抗战必胜的历史规律。后者则反映了８年抗战胜利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满目战争疮痍，物价飞涨，政治腐败，民怨沸腾，终于内战爆发，南京解放形象地表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尽管不是“此时此地”的题材，但这是扎根马来半岛沃土的资深作家方北方丰富人生经历的升华，它标志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与几年后问世的《幻灭的黄昏》，构成了笔者所知的马华文坛第一部时代色彩浓厚和气魄宏伟的“三部曲”。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诗集有孟沙的《青春献歌》、慧适的《牧歌》、何健的《碎叶》，诗人在沉寂期不甘沉寂，向华社奉献自己的诗集，抒情言志，以艺术的圣水，滋润读者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心灵；文学史家李锦宗特别推介《碎叶》，认为是分治后马华文坛首部小诗集，意境深邃，风格清新。颇受关注的散文集，例如洪浪的《轻风细雨集》，熔散文、小品、杂文于一炉，有农村社会的写照，对卑微人物不幸的遭遇的同情，也有幽默的嘲讽和哲理性的思考；端木虹的《重亮的爝火》、温任平的《风雨飘摇的路》、忧草的《大树魂》等散文集，也是沉寂期体现作家心灵永不沉寂的佳作。
●文艺组织相继诞生和开展培训文学新军活动。这是马华文坛富有远见的组织工程和战略性措施。在“胶锡之乡”霹雳州，于１９８６年７月成立了“霹雳文艺研究会”，首任主席为叔权（原名徐持庆，祖籍广东东南海县，生于霹雳州端洛镇，是第一、三任会长）；１９６９年９月组建了“南马文艺研究会”，会长是年红（本名张发，祖籍福建晋江县，生于柔佛州麻坡，知名儿童文学家，曾荣获首相文学奖）。培训马华文艺新人的方式和内容是灵活多样的，如：早在１９６６年４月著名的“蕉风出版社”就同马来西来全国校长职工总会在怡保市联办《文艺创作研究班》，吸收附近地区的文学青年参加，由资深作家萧遥天、温梓川、黄崖等主讲《从文字学说起》、《敲开创作之门》、《文坛的现状及前途》、《散文创作》等；“霹雳文艺研究会”、“南马文艺研究会”等社团也在其所涵盖的区域以讲座、研究班、文艺营等形式培育文学园圃苗，而且坚持至今。
●表演活动一枝独秀，舞台艺术并不沉寂。如吉隆坡剧艺研究会依然坚守阵地，继续奋斗，１９６５年２月上演三幕喜剧《梁上君子》、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上演《野玫瑰》陈铨原著、１９６７年７月上演《朱门怨》、１９６８年上演马来西亚著名戏剧家姚拓改编的《憩园》（同月霹雳华工服务社也上演此剧），１９７１年１１月上演歌剧《汉宝丽》、１９７４年３月上演了《赤子心》等，在１０年沉寂期有６年推出话剧与歌剧，显示其对表演艺术的执着追求与韧性的战斗精神。更令人鼓舞的是并非吉隆坡剧艺研究会孤军作战，森美兰州芙蓉振中戏剧音乐研究会演出《全家福》、霹雳文艺研究会演出《作家的悲哀》、怡保韵清合唱团上演歌剧《幸福生活万年长》、金马士康乐促进会演出话剧《土地》和诗剧《幸福》等，充分反映马华戏剧艺术活动的群众性。
沉寂期表演艺术的活跃气氛还呈现于音乐、舞蹈及综合性的文娱晚会上。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１９７３年主办的“春自人间来大汇演”，参加演出的团体有福州会馆、茶阳励志社、尊孔校友会、巴生南安会馆、巴生新韵音乐社、勇进口琴重奏团等２０个单位，盛况空前；马大华文学会组织的北马巡回演出，行程涉及霹雳州的安顺、怡保、邦咯、太平，吉兰丹州的亚罗士打以及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槟城，华社为之振奋不已；一些边远僻静的县镇如南马出租车姑来、土毛月和北马的江沙、和丰、哥打巴汝等地的许多华人社团也以歌舞、曲艺演出，为华文中学等募集办学经费，既丰富华社文化生活，又资助华文教育。
●举办文学创作比赛，增强马华文坛激励机制。１９６７年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曾举办一次华语广播剧创作比赛，入选７个作品：《洪汜》（叶苔痕创作）、《光明的希望》（陶焰创作）、《来自荷花港的人》（王钦明创作）、《胶林风雨》（圣燕创作）、《长沟》（周伦创作）和《花一般的梦》（零雁创作）；马大华文学会主办的“１９７２年度文艺创作比赛”，优胜作品汇印成册，非常畅销；１９７３年霹雳州兴中中学校友会主办了“全国华文散文创作比赛”和霹雳文艺研究会主办了“全国文艺小说创作比赛”也都达到推动马华文学尽快走出低谷的目的。
●文学理论与批评有所进展，颇有收获。如关于战后马化诗歌发展问题的论争，最初是柯戈在马来西亚的《蕉风》杂志上发表《过去的烙印》、《评<战后马华诗歌的发展一瞥>》两篇文章，指责诗人钟祺（原名钟应祺，为《新诗月报》创刊人之一）“歪曲诗歌历史面貌”；继而英培安也在《蕉风》杂志撰文反批评，钟祺则在《新诗月报》发表《再见，ＡＢＣ》
答辩；还有其他作者加入争论。关于诗歌的风格问题，争论的焦点是：风格是否为中性词，或好风格，或坏风格？刻意追求风格，是否会掉进形式主义的泥坑？主要在钟祺同李霖、陈凡双方展开笔战，钟祺对上述问题持否定态度，李、陈则是肯定的。谁是谁非姑且不议，但这场论争对促进马华诗歌的发展，特别是如何正确评价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以及怎样看待诗歌风格这两项命题，是有积极意义的。１９７４年的新、旧现实主义之争，涉及到文学的创作方法，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诗歌问题的论争。其导火线是马华作家高湖一篇题为《鲁迅的反潮流精神》指出“在本地，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绝不能说是过时”。万青撰写《朋友，你错了》一文加以反驳，认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虽然“绝不能说是过时”，但不能“因此把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当作是超时代的，不能把新现实主义当作有害的潮流而企图掀起反对新现实主义的潮流”。嗣后，或赞成、或反对高湖观点的文章接二连三，给沉寂期马华文坛注入生机活力。著名文学史家方修也在《文艺问题答客问》指出，马华文学中批判的现实主义（即旧现实主义，笔者注）还有“发展的余地”，意在一些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水平应该有可能提高，而非指这种创作倾向的推广，如果有人硬要解释为“发展旧现实主义”，那也可以，因为“旧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就正是新现实主义了”。这场论争，笔者认为，对马华文学界明确旧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区别、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旧现实主义向新现实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等基本问题，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马华文学的十年沉寂期，主要是指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创作的相对沉寂，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料等领域并不沉寂，尤其是表演形式的文艺活动仍很活跃。
（六）觉醒时期的马华文学
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８５年这１０年，在伍良之辑录的《马华新文学发展简史》上，称之为马华文的觉醒期。这是马来西亚独立后马华文学冲出困境走向振兴的转折阶段，也可以说是马华文学从理论指导、创作水平、组织建设和培养新人等方面为进入国家文学主流奠基时期。
首先是理论准备。主要探讨“马华文学的前途”和“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两大问题。
关于“马华文学的前途”，从１９７５年初就开始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副刊“读者文艺”上载文讨论；同年底，另一华文大报《星洲日报》副刊“文艺春秋”也发表一批文章参与，将探讨深入一步；直到１９７６年中，仍有不少作家撰稿阐述对这一重大命题的见解。众多的议论，概括起来有若干基本观点：①马华文学要有光明的前途，必须摒弃所有纯粹描写人性的空洞题材，彻底同庸俗低级格调决裂；作家要深入各阶层中去，体验纷纭复杂的生活，捕捉时代的脉搏，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现实和大众意愿的作品，从而获得广大的读者群。②马华社会实际并非漠视马华文学，优秀的作品在此地销售数千册并不难，与其哀叹马华社会不重视本族群文学，不如反躬自问一下，为什么自己的作品不被读者欢迎，曲高和寡呢还是平淡无奇甚至粗制滥造呢据此改弦易辙，就能重放光彩。③马华文学的兴衰，作品销量不是唯一标志，那种优秀作品滞销、不好的作品反而“洛阳纸贵”的现象，国内外屡见不鲜。有人建议本邦华人社团及人士慨解义囊多买马华文学书籍，以促进本族文学的发展，这也非良策，因为买下了不看，于马华文学的前途无补，关键在于作品水平的提高和作家服务对象的确定。
关于“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这个老生常谈又非谈不可的重大命题，是通过对金苗本名黄金声，任华文小学校长的诗集《嫩叶集》为主的几本着作的评价而开展起来的。历时５个月之久，几十位作者投入，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华文报刊发表了约１２０篇争论文章。起始是资深作家陈雪风本名陈思庆，诗人兼评论家，曾任《南洋商报》副刊主任发表《是诗非诗》的书评，指出《嫩叶集》存在着情诗写得不优美、不生动、其他题材的诗则内容概念化；为自己儿子所写２４首诗，大都是无关痛痒的生活小事；词汇贫乏，用词不当等。金苗写了题为《回答你，以一束非诗》的百余行长诗来反批评，他自比是小树、嫩叶、小鸡，而批评者是狂风暴雨和老鹰；他还认为写一些诗给儿子，是“我深爱我的儿子”，本是无可厚非之事。双方各有一批作者助阵，但支持陈雪风的文章多于赞同金苗的。论战后期的一些稿件，已非仅是肯定与否定那方观点了，而是扩展到以什么态度对待文学创作、批评与反批评应坚持的准则、文学队伍的求同存异与团结等问题，核心是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论争。其中，李道在《关于当前马华文艺的几个问题》，旗帜鲜明地将有关《嫩叶集》的论争，“提到‘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大是大非的高度上来观察”，并且结合马华文学发展史实来探讨这次论争中所涉及的若干理论问题；李道还吁请马华作家们，不应以悲观的态度对待马华文学的暂时性困难，尤须高扬乐观主义的精神坚持健康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幽林秋月发表了长达２万多字的论文“《嫩叶集》论争的评议”，试图对这场为时不短的论争作总结，作者强调“判断一场论争的是非曲直，主要是以双方所发表过的文章来观察表露的思想和观点是否正确。如果论点正确，即使是动机不大纯良，……我们也还是应该从大处着眼，判断及扬弃其在批评文字中的某些糟粕而加以肯定下来的”。对这场论的意义，作者归纳为：提高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鉴别水平；增强作者对文学理论修养的重视；端正文学批评的态度，制止不健康批评的滋长；及时纠正一些错误论点，明确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区别。
总之，上述两大问题的探讨争论，对繁荣文学创作、正确开展文学批评、坚定作家们对马华文学发展前途的信心，都有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
其次是创作准备。即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逐步繁荣文学创作，这不仅是结束沉寂期的标志，更重要的是马华文学汇入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主流的前提。这１０年中，马华文学各种样式的专集不断问世，无论数量、质量都有长足进步。
小说方面。方北方的“风云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幻灭的黄昏》于１９７８年出版，马的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谷中鸣的长篇小说《埋葬了的罪恶》等也相继问世，在商业社会环境中利用业余时间撰写长篇巨制，姑且不谈思想蕴涵与艺术价值如何，这种对文学事业的执着追求，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中篇小说较受读者欢迎的有雨川的《生活的历程》、凡凡的《回忆录》等。在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前期，引人注目的小说集有韦晕的《春冰集》、巍萌的《红毛丹成熟的时候》、小黑的《黑》、端木虹的《魔沼》、年红的《夜医生》、马汉的《得与失》和菊凡的《暮色中》等。
散文方面。它包含的诸多品种均呈生机蓬勃态势，堪称是丰收的年代，每年平均都有１０部以上的集子上市。如抒情散文集有：云里风的《梦呓集》、雅波的《深山寄简》、彼岸的《英雄的花儿》、原上草的《万家灯火》、温任平的《黄皮肤的月亮》等；杂文集有：伍良之的《冷眼集》和《冷眼集续篇》、年红的《文坛漫步》、纪铮的《里程集》和《春泥集》、雅波的《雅波专栏》等。
诗歌方面。诗一直是马华文学的主要品种，特别是年青的作者往往以诗步入马华文坛的。在这时期，涌现了一批有才华的、深深扎根于东马和西马沃土里的诗人，如吴岸、孟沙、碧澄、端木虹、唐林、田思、子凡等。比较有影响的诗集有吴岸的《达邦树礼赞》、孟沙的《橱窗内外》、碧澄的《回望与感知》，端木虹的《山雀的早晨》、唐林的《东岸西岸》和《漫长的路》、田思的《赤道牧歌》等。子凡在７０年代下半期，相继出版了《鞋子》、《呕吐》、《回音》３本诗集，其风格与臧克家有相似之处，文学史家李锦宗对他是这样评价的：“在７０年代的马来西亚华文诗坛，出现了一颗彗星。他就是子凡”。
文学评论方面。虽是马华文坛比较薄弱的环节，但在此期间，有林英强的《郁达夫先生及作品》、温任平的《人间烟火》和《精致的鼎》，旅台马华作家陈慧桦的《文学创作与神思》、林绿的《文学评论集》等，分别在马来西亚与台湾出版，说明这一领域也迈入觉醒期了。
第三是组织准备。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北马、南马在６０年代末期已成立两个华人文学社团之外，７０年代以来全马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州主要在首府，也有若干志同道合的作者聚集一起建立“沙龙”式的文学社，但大都是小规模、松散型、地域狭窄、活动不定期。不少作家和华人社会贤达，感到组建全国性的华人作家组织条件基本成熟，这也是马华文学纳入国家文学主流的组织准备。于是１９７７年６月在吉隆坡成立了包括原上草、孟沙、碧澄、慧适、金苗、杰伦、子凡等在内的１５人筹委会，负责起草“马来西亚华人写作人协会”的章程，并安排召开全马写作人大会。不久，成立南马、吡叻、北马等地区联络小组，协助筹备工作。经过一年多的研讨、争论，基本达到共识，终于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９日在吉隆坡正式成立“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发表宣言，呼吁所有写作人认清所负的时代使命，捐弃派系成见，团结一致，为振兴健康文艺、打倒黄色文艺的目标而奋斗；宣言还表示将通过筹募基金或其他合法途径，促进文学理论研究，提高大马华文文学水平，并同其他语文源流写作人交换写作技巧和经验。大会选出２５名理事，资深作家原上草本名古德贤，祖籍广东梅县为主席，方北方和钟夏田原名钟泽才，吡叻州怡保市人任副主席。东马砂劳越州１９７７年在首府古晋成立了“砂劳越写作人协会”，由杜绝原名吕朝景，祖籍福建金门，任主席，沈文义任副主席。这两个有影响的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文学组织的诞生，对马华文学的振兴和争取纳入国家文学主流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是物质准备。它主要包括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筹措出版基金和激励创作的比赛等。
这时期发表华文文学作品的报刊，总的趋势是日渐增多的，虽然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有些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出现一段时间后就销声匿迹；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些“适者生存”的受欢迎的文学园地坚持下来了，一些有特色的新园地又开拓出来了。如创办于５０年代的文学杂志《蕉风》克服诸多困难于１９７８年８月复刊，不久前仍在辛勤地培植马华文学的花卉，是马来西亚刊龄最长的文学杂志之一。《星洲日报》１９７５年杪创新的文艺副刊《文艺春秋》，由知名杂文家甄供主编，成为重要的文学阵地。《南洋商报》本有影响较大的文学副刊《绿原》、《绿洲》、《绿野》、《青年文艺》等，但因故均先后停刊；１９７３年７月创办的《读者文艺》，由朱自存、陈金祥、钟夏田等相继执掌编务以及后来柯金德等名家主编的《南洋文艺》坚持至今，都为发展马华文学尽心尽力。槟城的《星槟日报》１９７９年３月推出新的副刊《文艺公园》，主编是著名作家方北方；《光华日报》的副刊《青色年代》始于１９７８年，首任编辑为诗人忧草，上述副刊为培育北马文学新生力量作出贡献。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东马砂劳越州的《国际时报》创办了《星期文艺》副刊，由著名诗人吴岸和作家田思《本名陈立同先后任主编；沙巴州的《华侨日报》除了自办《东风文艺》等副刊外，还为当地华文文学组织提供版面定期刊出作品。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副刊，如新加坡一样，向来是华文文学特别是培育新人的最重要的园地，所以多说几句。
文学刊物除了历史长、有影响的《蕉风》以外，“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于１９７９年７月创办了机关刊《写作人季刊》，首任主编为端木虹，迄今已有２０年历史。
虽历尽艰辛，但始终不渝的精神以及在推动马华文学发展上的作用，已受华社的充分肯定。这期间问世的还有吡叻州的《天狼星诗刊》、吉隆坡的《人间诗刊》（现代派的刊物）和《吡叻月刊》等，由于种种原因，都寿命不长；但是创办人及编辑同仁们对马华文学的爱心与钟情令人钦敬。
出版基金的筹集是马华文学振兴非常关键的物质条件。１９７６年雪兰莪州中华大会堂设立了学术文艺出版基金，资助文学领域的研究、理论、创作或翻译书籍的出版。马仑（即梦平）的小说集《贝壳之歌》、清疆的散文集《村夜掇拾》和紫一思的《紫一思诗选》荣获出版基金的奖励。在此之前即１９７４年雪兰莪州潮洲八邑会馆已设立“学术文艺出版基金”，帮助本地写作人出书，学术组的得奖人是吴天才（著作为《马华新文学作品索引》）与吕振端（著作为《汉石经论语残字集证》）；文艺组获奖的作品是慧适的散文集《划向灯火》。这是全马华社的首创之举。
１９７７年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州福建会馆也设立“学术文艺出版基金”，马仑的《山鹰》获小说组优秀奖、伍良之的《冷眼集》获散文组优秀奖、郑辉的《风云人物续编》和傅孙中的《南大问题评论集》获评论组优秀奖；以后各年度获得文艺出版基金者恕不一一列举。
激励文学创作的主要措施是举办文学奖和创作比赛，实践证明它能调动老作家焕发写作青春活力和鼓励文学新苗茁壮成长。当然这一明智之举以前有之，不过本时期更为重视。例如自１９７６年起持续举办四届“马华青年文学奖”，在小说、散文、诗歌共有潘友来、麦秀、方昂、雅波、温任平等２５人获奖。马华文化协会举办的第一届（１９７８年）、第二届（１９７９年）“文学奖”，分别由梁纪元以《现代诗所触及的悲剧性》获文学评论奖，宋子衡以《香子》获小说奖，马仑以《森林与沙漠》获散文奖，梁志庆以《浮子画像之一——登寺》及江振轩以《吉隆坡组诗》获诗歌类，刘子政以《黄乃裳与新福州》获论文奖。与众不同的是这两届“文学奖”还须发团体奖以鼓励文学出版机构和文学社团多做贡献，如犀牛出版社以《犀牛散文集》，泰来出版社以《泰来儿童文学丛书》和《天狼星诗社》因出版诗歌纯文学刊物有成绩而荣获团体奖。
为了培养文学新苗，１９７７年初马来西亚华校教总主催、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协办了“全国中学生文艺创作比赛”，反响良好，获奖的小说《摊位》、剧本《猪瘟》和《一个少女的转变》，评论界认为均达到相当水平；但入选的抒情散文和诗歌则囿于身边琐事，内容空泛。
砂劳越州官方机构——婆罗洲文化局每年主办征文比赛，将优胜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说）汇集出版，在７０年代大约印行了２４部小说集，如俞雪凝等着的《珠儿》、李荷轩等着的《象牙船》、白云的《一朵云的故事》、煜煜的《青春儿女》、韦洲的《风潮》等，水平虽不很高，但对这些文坛新人的激励作用非同小可。
此外，温任平为首“天狼星诗社”于１９７７年主办“马来西亚现代诗奖”，林秋月以《再也不敢重提》荣获主奖，杨百合、沈穿心获优异奖；翌年陈蝶以《奔马调》获主奖，陈强华和黄子获优异奖。
八十年代上半期，马华文学获得华社实业界有识之士的鼎力资助，同时由于华文教育有一定发展，出现了年轻一代的读者群，上述的四大方面的准备得到扩展与深化，为八十年代下半期或九十年代上半期马华文学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振兴时期的马华文学
笔者将八十年代下半期（即自１９８６年开始）到目前为止，称之为马华文学的振兴期。主要依据是：马来西亚在马哈蒂尔为首的国民阵线政府领导下，经济不断发展，正向２０２０年实现工业化目标迈进，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三大民族之间的关系和睦，华文教育在法律上得到肯定，并有所发展，尤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华语华文的商业价值显著提高，学习这种语文的不仅扩展至华社工商界人士，而且有马来、印度等友族青少年加入。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已成为大马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业界热爱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仁人志士们，重视母语母文，对华文文学的教育、认识和娱乐功能有比较客观的估计，因而支持与资助马华文学振兴的积极性空前增强。因此，处于振兴时期的马华文学必将欣欣向荣，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学三大源流之一。１０多年来的业绩已经作证：
●创作（包括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等）的数量与质量，往往是衡量文学兴衰的最主要的标志。近１０年，按年均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文学理论著作共５０部估计，那末总共就是５００部，对只有５００万左右人口的马来西亚华族来说，其比例就不低了，况且这种估计数是偏于保守的。从数量看，马华文学正在走向繁荣。以质量论，也是登上新台阶，名列海外华文文学前茅。
长篇小说常是文学创作的“水平仪”。马来西亚独立后，反映本地现实生活第一部系列长篇小说《马来亚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方北方对马华文学和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的一大贡献。《马来亚三部曲》之一的《枝荣叶茂》（又名《头家门下》）１９８０年问世，之二《树大根深》１９８５年出版，之三《花飘果堕》１９９４印行。《树大根深》写华人先辈含辛茹苦、胼手胝足开拓马来半岛的典型事迹，是部形象化的马来西亚华人创业史，斑斓多彩，气势雄伟；《枝荣叶茂》写华人经济在拼搏中成长的历程，故事情节波澜起伏，结构完整谋篇讲究，富有艺术感染力；《花飘果堕》写华人社会当前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以纪实性、政论性的手法，突破小说艺术旧框架，开创了新格局，虽然缺乏首尾呼应衔接紧密的故事情节，但作者倾注书中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能不使有良知的读者为之震撼。资深作家原上草（即沙风，１９９２年生于广东，也是著名编辑）的长篇小说《乱世儿女》列入“松柏书系”，于１９８５年出版，受到读者良好反应。在此之前，还有著名老作家韦晕即上官豸，本名区文庄，祖籍山东济宁市的长篇小说《浅滩》，马仑的长篇小说《迟开的槟榔花》，谷中鸣（本名陈贞榜，祖籍福建安溪县）的长篇小说《埋葬了的罪恶》和《最后的一吻》等等出版，尽管为数不名，但比二战前马华文学界只有林参天撰写了一部名为《浓烟》（华侨教育题材）的长篇小说，且是由中国上海生活书店于１９３５年７月出版，无论是数量、水平和题材多样化，都有长足的进步了。
这一时期其他体裁的文学专集的出版，也呈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质量明显提高，恕难一一介绍了，只想举若干事例说明：一是更加重视筹集基金出版高质量、多品种的系列丛书，以显示文学界的整体实力，如《松柏书系》，包括了当代马华作家１２部文集，即北方的《树大根深》（长篇小说）、韦晕的《文苑散叶》（文坛轶事）、孟沙的《尘网飞絮》（杂文）、甄供的《麒麟刺》（杂文），原上草的《乱世儿女》（长篇小说）、伍良之的《高冠长剑集》（杂文）、吴岸的《我何曾睡着》（诗歌）、驼铃的《可可园里的黄昏》（短篇小说）、钟夏田的《市居草》（杂文）、端木虹的《话文艺的桑麻》（文艺评论）、永乐多斯的《永乐随笔》（散文）和碧澄的《最后一颗榴櫣》（短篇小说）；
又如云里风、吴岸等出面策划筹集基金的“九十年代马华文学丛书”，计划每年至少印行１２部（每部给予资助２０００马元的经费），到１９９３年末，已出版了３６部，包括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小品、评论和翻译（马来文小说译为华文）７种体裁，作者为韦晕、云里风、吴岸、原上草、马仑、甄供、伍良之、雨川、孟沙、雅波、年红、驼铃、马汉、李忆、多拉、拍一等３６位老、中、青三代男性与女性作家，既以质取舍，又考虑各种体裁、地域之间的平衡，真不愧是优化组合；若能持续下去，１０年就可出版１００多部。二是文学理论（包括评论）这个薄弱环节有所突破，有指导意义的论文和著作公诸于世日多，８０年代下半期以来已有方北方的《方北方文艺小论》、吴岸的《马华文学的再出发》、马夫之的《马华文学路向》、孟沙的《马华文学杂碎》等先后出版；发表在华文报刊上有较大影响的论文也屡见不鲜，如云里风（前马华作协主席）撰写的《迈向２０２０年的马华文学》（刊于１９９３年７月２１、２４日、８月７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副刊《南洋文艺》版），孟沙的《有容乃大—纵谈第二届马华文学节表现与收获》（见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５日《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版），洪泉的《马华文坛需要怎样的文艺》（见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３日《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版）和甄供的《为记前贤筚路功—简介〈马华文学作品选〉》（载于１９９２年１月８日《南洋商报》的副刊《南洋文艺》版）等，总结了马华文学的成就与不足，探讨了马华文学迈向２１世纪的新思路与新举措，呼吁马华作家互相尊重，拼弃门户之见，各种流派同存共荣，为马华文学繁荣兴盛和纳入国家文学主流而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笔者认为这富有远见，是马华文坛理论上的新收获。
●文学史料搜集分析研究工作开创了新局面。众所周知，文学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必须从纷纭复杂的历史事实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找到规律性的东西，为现实服务，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马华文学史料研究的奠基人公认为新加坡学者方修先生。新、马分治后，马来西亚的学者在继承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立地开展马华文学史料搜集与分析研究工作，并在近１０年来获得一些学术成果。参与这项异常艰辛、默默无闻的科研活动的，既有马华作家、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师生，又有马来西亚华社资料研究中心等团体，表明华社学术界的重视。
除了方北方、姚拓、陈雪风等资深作家时有关于马华文学发展史的论著发表外，中年马华作家马仑利用教余时间，在家属的协助下，四处收集数据，认真考证，不辞辛劳，奋斗十四载，先后撰写出版了《马华写作人剪影》（介绍２００多位马华作家《新马华文作家群像》）介绍５０５位马华作家和《新马文坛人物扫描》（１９９１年８月初版，介绍１８２５年至１９９０年的１６５年间的３，１８３位华文文坛人物的生平与创作），这是马华文学史料的巨大工程，马仑及其家人为此作出了非凡贡献。另一位功不可没的文学史料专家是李锦宗，他也是公务之余从事这份“挑泥沙，打地基”的苦差使的。查阅汗牛充栋般的报刊资料，不错过任何机会的采访，使他获得丰富的第一手素材，构筑了《战后马华文学的发展》大纲，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他还在华文报刊上有系统地介绍马华作家生平与创作简历，开展文学史的普及工作。
●举办全国性的“马华文学节”，设立马华文坛的最高奖—“马华文学奖”。这是马来西亚独立后的首创，也是三大主体民族之一的华人重视本民族文化的体现；从另一个角度看，反映了国内民族关系和睦以及马来西亚民族经济一翼——华人经济的繁荣。
“马华文学节”是由“马来西亚写作人（华文）协会”在主题为“华社开拓新境界”研讨会上倡议的，获得１２个华人社团的赞同，并推举作协负责筹办。经过充分的商讨，决定：（１）每两年举办一届马华文学节，（２）主办文学创作比赛，（３）颁发马华文学奖，（４）主办马华文学作品展，（５）举行文学座谈会等。首届“马华文学节”于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举行，盛况空前，华人实业界大力资助，各州作家踊跃参加，并邀请一些国外作家莅临指导，对本国和东盟华文文学界有良好的影响，第一届“马华文学奖”颁发给著作等身、久负盛名的老作家方北方先生。他是当代马来西亚最多产的作家，迄今已发表和出版的长、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文学评论等约４００多万字，其中的《风云三部曲》和《马来亚三部曲》两个系列长篇，更是使他饮誉海外华文文坛和奠定他在马华文学界的崇高地位，他第一位荣获马华文学最高奖是当之无愧的。
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举办了第二届马华文学节，参与主办的社团除了首届的六大团体马来西亚华文作协、雪隆中华工商总会、南洋大学校友会、留台学生联合总会、雪隆嘉应会馆、雪隆兴安会馆以外，又有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客属公会联合会和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等富有实力的社团加盟，为华社盛大的文化节日锦上添花。节日的活动项目也由首届的８项扩大为１１项，即马华文学奖、马华文学展、马华文学研讨会（主题是“面向９０年代的华文文学”）、全国嘉应散文奖、全国兴安诗歌创作奖、全国微型小说征文比赛、儿童小说创作比赛、作家交流会（主题是“从华文小学开始播种”）、赵淑侠文学讲座（题目为“海内存知已”）、客联小说奖和新书推介礼（后３项活动是本届新增加的）。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是：选择“从华文小学开始播种”为作家交流的主题，反映华社有识之士明确认识到需要将华小作为马华文学培育新苗的园畦，才能“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为此要动员作家们，在华文小学里长期播种，辛勤耕耘，精心扶植，使马华文学的幼苗从小学阶段就能茁壮成长。作协主席云里风、董总《中学生》月刊编辑主任甄供和作协财政女作家曾沛３位主讲人都作了非常精彩的报告。
第二届“马华文学奖”授予另一位著名老作家韦晕。他生于１９１３年，从２０年代起开始写作，在５０多年文学生涯中，已出版长篇小说１部、中篇小说３部、短篇小说集７部、散文集３部。他是位卓越的马华乡土文学作家，增进华人与马来、印度等兄弟民族的团结，一直是他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这在他的名篇《乌鸦港上黄昏》有充分的体现。关心社会底层芸芸众生的境遇与疾苦，深入剖析他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心灵，是韦晕作品另一大特点。在马华文学发展史上，他还以在艺术上不断追求创新而著称。经国内外７位学术界与文学界知名人士的评审，决定韦晕为第二届“马文学奖”的得奖人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届“马华文学节”于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４日在吉隆坡嘉应会馆拉开序幕，笔者应马华作家协会邀请，有幸亲身参加这次盛会。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１）马华文学界后继有人，大有希望。开幕式那天，嘉应会馆大礼堂座无虚席，走廊及窗台旁也站满人，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生及来自西马各州的文学青年约占大半，尤其令人可喜的是中、青年的马华作家如戴小华、柏一、多拉、秋山、李天葆
、林秋月、莆洋、怀冰等等正在成长为马华文坛的中坚力量。（２）马来西亚官方对马华文学持肯定态度，派文化、艺术和旅游部副部长陈广才先生出席本届文学节开幕式，并在致词中赞扬马华作家在商业气息浓厚氛围里，不顾本职工作的劳累，不计稿酬低微，利用业余时间辛勤写作，使马华文学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翼；鼓励马华作家走出国门，以上乘佳作，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呼吁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等院校开拓文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关注稿费低、出书难等热点问题，期待华社实业界捐助出版基金等，令人振奋。（３）在推介《九十年马华文学丛书》活动时，张德麟、陈春德等一批实业界人士当场捐资１２４６００元马币当时约合４０００００元人民币，作为出版基金，表明华社对本民族文学的实质性的支持。
名闻遐迩的作家、戏剧家姚拓为第三届“马华文学奖”的得主。这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在文学领域是“多面手”，已出版《五里凹之花》等５部小说集、《美丽的童年》等散文集，也撰写好多电视剧本，如《小夫妻》、《儿女英雄传》、《憩园》（改编）等。他还是名编辑，主持《学生周报》和文学杂志《蕉风》已有几十年，并任“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等。
●积极开展国内外的文学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首先是国内东马、西马地区和各个州华文文学界的交流，特别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有一批精通马来文的华人作家，将友族的文学佳作译成华文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这对民族间沟通感情、加深了解及在艺术上取长补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目前已建立“马来西亚各族作家联合会”，著名马来族诗人、马中友协主席乌斯曼·阿旺先生，大力推动这一民族和睦的重要举措的落实；同马、印等友族作家有广泛联系的马华名作家林木海是该组织的联合主席。
其次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同国外文学界尤其是华文文学界交流经验，切磋艺术技巧等。如马华作协等曾经组团到中国大陆、香港及东盟国家等，会晤同行，共同探讨发展华文文学之路，或者参与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亚细安文艺营活动，这对开阔视野，博采众长，结交朋友，大有裨益；另一方面，马华作协、马华文协等社团，也在吉隆坡主办第三届亚洲华文作家会议、第三届海外华文女作家大会以及东盟国家华文文学界的活动，得到政府和华社的支持、资助，都取得成功，从而提高了马华文学界的地位。与此同时，也邀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北美和西欧的同行们来马来西亚参加文学方面的会议、主办讲座或发表讲演，如中国著名作家王蒙、苏叔阳、王安忆、杜运燮及资深文学评论家潘亚暾教授、王振科教授、钦鸿先生等均相继来访。
马华文学界对外交流又一重大收获是不少作品在国外发表或出版，让世界了解马华文学。如方北方、马仑、吴岸、戴小华、多拉、小黑、怀冰等人的作品都
在中国刊载过或出版专集。
总之，马华文学在本世纪最后几年必将伴随着马来西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欣欣向荣，纳入国家文学主流指日可待。
本文至此暂告结束，由于数据有限及作者水平不高，难免挂一漏万与出现差错，恳请批评指正。
（注）主要资料来源：方修的《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和《新马文学史论集》；马仑的《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和《新马文坛人物扫描》；李锦宗的《战后马华文学的发展》大纲；伍良之辑录《马华新文学发展简史》；孟沙的《待得百花齐放时》等。
１９９５年８月３１日写于中国沈阳市北陵寓所
１９９７年４月３日菲律宾《联合日报》摘要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