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剧变》的第二版，特别是“致我的中国读者”、序言和前两章的内容。 作者在“致我的中国读者”中介绍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学术背景和如何从科学研究转向大众科普写作的过程，并概括了他之前出版的八本书的主题，旨在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序言部分通过讲述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火灾和英国国家危机这两个故事，引入了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的类比，并探讨了“危机”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 第一章详细论述了个人危机的类型、原因以及心理治疗师如何帮助个体应对危机的12个关键因素。 第二章则开始探讨国家的危机，以芬兰在二战期间面对苏联入侵的经历为例，通过描述赫尔辛基希耶塔涅米公墓的景象，引出了芬兰如何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下为独立而战的故事。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如其书名所示，旨在探讨人类社会与国家在面临危机时的转折点。本书作者通过丰富的历史案例和个人经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框架，帮助读者理解个人和国家如何应对严峻挑战，并最终走向或强盛或衰败的结局。

 

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其方法论。作者指出，虽然我们无法像化学家那样在试管中操纵实验，但可以通过**“自然实验”来研究历史和人类行为。例如，通过对比拿破仑时期德意志各邦国不同遭遇（遭到入侵并改革、改革被推翻、从未实行改革）下的经济发展，可以评估拿破仑对欧洲经济的实际影响，并发现法国历史学家的观点比英国历史学家更准确。此外，本书的框架融合了研究结果、明确的比较方法以及作者和朋友的生活经历。作者明确表示，本书的定位是长期具有阅读价值**，而非关注时事热点（如特朗普政策或英国脱欧），旨在数十年后仍能再版。不过，书中第九章和第十章会深入讨论美国过去20年间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具有持续性，并在当前政府下获得更多关注。未来的研究方向可以考虑使用更严谨的定量数据、大样本、自然实验和可操作性指标来深化分析。

 

本书的结构从个人危机入手，然后在后续章节转向国家危机。作者认为，通过亲身经历或目睹亲友经历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危机的多种后果，从变得更强大到被击垮。个人危机形式多样，可能由突发冲击（如亲人突然离世、失业、事故）或逐渐累积的问题（如婚姻破裂、疾病、金钱/职业问题）引发，也会出现在人生的主要过渡时期。危机会动摇人们对公正世界的信念。危机最严重的阶段通常是最初的6周，这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期，人们在这期间更愿意接受个人变化。危机治疗的核心在于**“划清界限”**，即辨别危机中确实出现问题的方面，从而克服无力感，进行选择性改变。

 

本书将影响危机结果的多个因素应用于国家层面进行讨论。以下是其中几个核心因素：

 

• 诚实的自我评估：对国家而言，这意味着弄清自身体制和政策的优劣，哪些需要改变，哪些应该保留。这需要某种程度的国民共识，有时也取决于领导者是否具备现实主义精神。德国在俾斯麦、勃兰特等领导者下进行了诚实的自我评估，而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则缺乏这种特质。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被认为是出色的现实主义者，而苏加诺则不切实际。明治时代的日本、芬兰和澳大利亚则在缺乏强人领袖的情况下通过国民共识达成了诚实的自我评估。作者认为，当前日本和美国都缺乏对自身主要问题的诚实自我评估。
• 划清界限/选择性变革：国家需要选择性地变革体制和政策。明治时代的日本是突出案例，它大量吸收西方特征，但根据国情进行调整，同时保留核心传统（如对天皇的崇拜、文字体系）。芬兰在保持独立和民主的同时，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并在经济上进行了选择性变革。澳大利亚则在保留议会制民主和某些象征性英式联系的同时，人口和文化日益多元化，并转向亚洲和美国。所有经历过危机的国家都或多或少进行了选择性变革，且没有一个国家在实施恰当的选择性变革后遭遇明显失败。
• 来自他国的帮助：正如个人危机中来自他人的物质和情感支持很重要一样，国家也可能获得他国的物质和资金援助。
• 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国家可以学习他国成功处理危机的方法和政策。这类似于个人可以从朋友或传记人物身上学习经验。
• 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国家处理新危机时，过去的成功经验能增强信心。现代日本就是一例。
• 国家核心价值观：国民普遍认同且愿意为之牺牲的价值观。它与国家认同相关但不同，能提供清晰的方向，但也可能因固守过时价值观而阻碍问题解决。德国的核心价值观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元素，强调对公共利益的投入。
• 灵活性：国家在不同维度上的灵活或僵化程度影响危机应对。美国的个人灵活，但近期政治越来越僵化。
• 国家认同：虽然没有被列为单独因素在所有国家中讨论，但芬兰的强大国家认同被强调是应对危机的重要因素。

 

书中通过多个国家案例具体阐释了这些因素：

 

• 芬兰：如何在与苏联力量悬殊的冬季战争后，通过外交智慧（巴锡基维和吉科宁总统赢得苏联信任）和经济变革（发展重工业以支付赔款），在保留自由民主体制的同时保持独立并实现繁荣。其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被认为是高效利用劳动力的关键。
• 日本：明治维新如何成功地选择了西方模式并进行调整，同时保留了核心传统。作者也分析了日本当前面临的问题：庞大的政府债务、人口老龄化、女性地位低下、创新瓶颈以及未能诚实面对二战历史，特别是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紧张。作者对比了德国和日本在处理战争历史方面的不同做法，认为日本的道歉缺乏真诚和可信度。
• 智利：阿连德政府的激进政策如何导致政治妥协崩溃，以及皮诺切特政变上台后的独裁统治、经济改革（“芝加哥男孩”）和侵犯人权行为。书中提到，皮诺切特对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
• 印度尼西亚：从荷兰殖民统治下独立的过程，包括在荷属新几内亚的冲突。1965年政变企图及随后的大屠杀。苏哈托上台后的经济改革（“伯克利黑帮”）和军方在国家经济及政治中的作用。作者还讨论了印度尼西亚入侵和吞并东帝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苏加诺和苏哈托都被视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领导者。
• 德国：对比一战后德国拒不承担责任导致纳粹崛起和二战的灾难性后果，与二战后德国诚实面对纳粹罪行、主动承担责任并与受害国（如波兰）改善关系的不同做法。维利·勃兰特在承认现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澳大利亚：作为英国殖民地，其获得自治权的方式与美国独立战争不同。书中详细描述了澳大利亚如何通过“白澳政策”排斥非英裔移民，这种政策既有种族主义因素，也有保护本国劳动力薪资的考量。随后，澳大利亚逐渐摆脱英国影响，进行选择性变革，人口和文化日益多元化，并转向亚洲和美国。
• 美国：作者在专门的章节中分析了美国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包括政治极化（政治妥协崩溃、竞选资金影响、选区划分不公、信息过滤导致的选民极化）、社会资本衰落（参与群体活动的减少、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导致面对面交流减少），以及经济不平等和社会经济流动性下降（财富再分配政策少、对穷人的刻板印象、竞选资金影响）。作者认为美国在公共领域投资不足（特别是教育和基础设施），这可能削弱未来的经济竞争力。同时，美国在应对当前问题上缺乏诚实的自我评估，许多国民将问题归咎于他国而非自身。

 

除了个人和国家危机，本书还讨论了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危机，包括：

 

• 核武器：互有保证的毁灭（MAD）曾维持平衡，但理性思考的局限性以及某些国家缺乏二次打击能力带来风险。
• 气候变化：强调其复杂性（非简单“全球变暖”），包括CO2和甲烷增加、正反馈循环、区域性影响、极端天气增加、滞后效应以及干旱、粮食减产、海平面上升等后果。作者认为地球工程学风险极高。解决方案在于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和发展可再生能源。
• 自然资源枯竭：讨论可再生资源（森林、渔业、土壤）的管理不善导致衰退，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矿物质、化石燃料）的有限性。淡水资源获取受能源限制。资源管理日益涉及国际维度，对资源的争夺可能引发冲突。
• 全球不平等：发达国家人均资源消耗量远超发展中国家，全球化使得这种差异不再可持续。这导致疾病蔓延 和恐怖主义风险增加。作者认为，发达国家迟早要降低人均资源消耗，而发展中国家会逐步提升，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应有计划地实现。

 

作者将危机框架应用于全球问题，指出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国家危机更具挑战性，因为缺乏共同的国家认同、政治传统、历史先例和外部援助。

 

最后，本书也简要探讨了领导者的作用，回顾了“伟人史观”的辩论，并列举了一些被认为对历史进程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案例（如德国的俾斯麦、希特勒、勃兰特，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苏哈托，美国的罗斯福、林肯）。尽管结论悬而未决，但作者提供了具体的案例供读者思考。

 

总体而言，本书通过其独特的框架和丰富的跨国案例，深入剖析了危机对个人、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影响，并指出了成功应对危机的关键因素。它不仅对历史进行了回溯性分析，也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深刻洞见，强调了诚实面对问题、承担责任、选择性变革、学习借鉴以及寻求支持的重要性。尽管作者承认样本选择的局限性和分析方法的待完善之处，但本书的整体视野和分析框架仍提供了理解复杂世界转折点的宝贵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