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
张蒙
该文本主要围绕口罩在近代东亚地区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意义展开。它探讨了口罩从19世纪末的诞生，到20世纪初因鼠疫和流感等疫情在东亚国家的推广过程，并深入分析了口罩作为一种防疫工具，如何与现代医学、政府政策及社会思潮相互作用。文章特别聚焦于伍连德医生在东北鼠疫期间推广口罩的作用，以及口罩在中日韩三国不同语境下的演变和认知，同时引入人类学视角，将口罩视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面具”，探讨其在社会转型和“卫生现代性”构建中的深层含义。
《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是一本深入探讨口罩历史及其在东亚地区复杂演变过程的专著，由张蒙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于2025年5月出版。该书的出版恰逢新冠疫情之后，提醒人们尽管口罩如今已深刻嵌入我们的生活和记忆，但在疫情爆发前，它却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卫生用品。本书旨在揭示口罩这件物品背后近现代政治、文化和社会史的沉重一角。
本书汇集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等五个国家的学者，从多维度和视角审视口罩这一全球化的卫生用品。它采用跨学科方法，借鉴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以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对口罩的研究。
一、导言：东亚的口罩世纪（张蒙） 导言部分首先指出了口罩在新冠疫情后受到的广泛关注，并回顾了疫情前对其研究的不足。张蒙提到，长期以来，口罩一直是一个不起眼的卫生用品，即使在“非典”时期也未实现全民佩戴，在欧美国家更是鲜见。
导言梳理了口罩研究的历史脉络，指出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1918年大流感时期英美和日本的口罩社会文化史。2000年，有学者较早提出伍连德可能在1910年东北鼠疫时期发明了口罩，此后雷祥麟也提到了伍连德的贡献。然而，真正将东北鼠疫时期的口罩作为专题研究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兰特里斯，他从人类学角度详细分析了口罩的“面具”作用。新冠疫情爆发后，口罩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重要研究议题。
导言强调，伍连德很可能是近代第一个撰写口罩历史的学者。他于1926年出版的英文专著《肺鼠疫论集》中，专辟一节试图用图像工具佐证口罩从“鸟嘴医生”到“伍氏纱布口罩”的线性发展，并将伍氏纱布口罩视为口罩进化史上的最新高峰。
然而，克里斯托·兰特里斯较早注意到伍连德的这一叙事可能存在问题，并将其视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导言也介绍了张蒙本人从热带医学史和细菌学史入手的研究，她认为口罩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呼吸器”到“面具”，再到“口罩”的转换。她提出，由于英文作为国际医学界的强势语言，大规模使用的“呼吸器”被国际医生称为“mask”，进而被翻译成“面具”或“口罩”，斩断了其与“呼吸器”的关联，在大众心中形成了全新的发明印象。
此外，德萨尔斯大学的禹夏聚焦于美国防疫人员理查德·P.斯特朗在东北鼠疫时期拍摄的珍贵照片，提供了不同于伍连德的美国医师视角。哈佛大学的安德鲁·戈登则通过研究日本在新冠疫情中的“和缓”防疫政策，强调了明治时期以来“教化”理念的延续，即政府期望民众自觉戴口罩。日本学者住田朋久细致考证了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鼠疫疫情中的口罩应用，指出日本医学界从德国了解到口罩知识，但其广泛采用是基于惨重的人员伤亡代价。韩国学者玄在焕则探讨了朝鲜半岛在20世纪20年代才大规模佩戴口罩的情况，认为这可能与当时朝鲜未出现肺鼠疫大流行有关，但也指出20世纪30年代朝鲜对口罩有效性的质疑，可能与口罩大量来自日本，被视为日本帝国主义象征有关。
导言最后以玄在焕、濑户口明久和白玫合撰的文章作结，该文提示未来口罩研究应将其与其他防疫手段（如洗手、护目镜、消毒）一同考虑，而非单独强调其重要性。
二、口罩的历史（伍连德，吉祥 译） 这部分是伍连德本人著作《肺鼠疫论集》中关于个人防护的节选。伍连德回顾了从黑死病时期（1348年蒙彼利埃医生建议用醋浸湿的纱布遮挡鼻子）到16世纪（喙状面具）的个人防护方法。他提到，在“瘴气”理论盛行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对呼吸道传播缺乏清晰概念，直到19世纪，肺鼠疫的特殊防护措施才被提出。
伍连德记录了19世纪俄罗斯医生为应对鼠疫设计的精良口罩和防护服（如多格尔面具和帕舒京防护服）。他指出，现代关于个人预防肺鼠疫措施的最早参考资料是《德国鼠疫报告》（1899年），该报告建议在口鼻前绑上湿润纱布并消毒。几乎同时，日本当局也颁布了类似的条例，推荐使用浸泡过升汞溶液的纱布覆盖口鼻。
伍连德详细介绍了他在1911年奉天会议上推荐并广泛使用的简化口罩——“伍氏口罩”。这种口罩由两层纱布包裹一块6英寸乘4英寸的脱脂棉制成，成本仅为2.5分，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他分享了口罩佩戴的改进意见，如在口罩上部边缘插入棉塞以填补空隙，以及在口罩外增加布制防护罩和眼睛孔。
对于口罩的防护效果，伍连德引用了松王数男的实验（纱布蒙在患者嘴上可阻止细菌传播），但也承认这与斯特朗和蒂格的实验（灵杆菌可穿透口罩）相矛盾。他强调，尽管实验室结果不能证明口罩提供绝对防护，但在实际肺鼠疫流行中的经验无疑证明了其作用。伍连德还以俞树棻医生因摘下口罩而被感染的案例，强调了正确佩戴口罩的重要性。
他进一步指出，口罩不仅能保护医护人员，还能对民众进行卫生教育。他还讨论了在不同情境下（如尸检、实验室工作）佩戴口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改良后的穿戴和消毒程序。
三、鼠疫口罩：个人防护装备在防疫中的视觉显现（克里斯托·兰特里斯，赵怡晨 译） 兰特里斯教授的这篇论文从人类学视角，深刻探讨了口罩作为个人防护装备的视觉符号意义。他指出，口罩在全球流行病语境中已成为一种“意义层累的次级能指符号”，不仅是阻挡病原体的工具，更是一种辟邪式的承诺，使人类能够在“下一场大流行”的威胁下坚持下去。
他认为，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期间出现的个人防护用具，不仅仅是细菌学意义上阻断感染的面部佩戴用具，更是一种类型转换的媒介，将佩戴者转变为“卫生现代性”中的“理性”臣民。
兰特里斯着重分析了伍连德如何利用摄影集《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集》来构建口罩的“构成性神话”。他指出，在伍连德的摄影集中，口罩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是叙事中心。白色口罩在棕色调的照片中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戴口罩的“鼠疫斗士”军团更加突出，而未戴口罩的人则与城市景观融为一体，通过这种视觉对比，强调了对抗疾病的统一战线，并模糊了阶级差异。这种视觉修辞还构建了一种基于阶级的病原学，将鼠疫归咎于移民苦力，从而支持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
兰特里斯将东北鼠疫中的防疫口罩视为一个**“辩证意象”，它将佩戴者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卷入医学理性和卫生现代性的表演之中。口罩的效力依赖于唤起一种想象中的过去，即欧洲长期对抗黑死病的历史。他批评了将现代口罩谱系追溯到中世纪“鸟嘴医生”的普遍神话历史，指出这种叙事掩盖了早期对这类服装的负面评价。口罩不仅仅阻断了病菌，更催化了从“非理性”到“理性”的转变。兰特里斯还以烟台苦力将口罩盖上寺庙封印作为护身符的例子，说明这种行为消解了口罩的转换功能，将其降格为一块普通的布料，是对理性的“亵渎”**。
四、‘伍氏口罩’的由来（张蒙） 张蒙的这篇论文重新审视了“伍氏口罩”的起源，挑战了其为伍连德独创的说法。她以1911年嘉克逊医生在奉天感染肺鼠疫去世的争议为引子，指出纱布口罩其实是当时防疫人员的标准配置。考虑到伍连德到达东北的时间，张蒙质疑“伍氏口罩”作为全新发明如何在短时间内被广泛认可。
张蒙认为，“伍氏口罩”在器物层面与英国人发明的“呼吸器”（respirator）有直接的承继关系。这种呼吸器最初用于调节呼吸道疾病患者的空气湿度和温度，后来被细菌学家“挪用”为预防肺鼠疫的常规防护装备。她指出，在20世纪初，佩戴呼吸器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被纳入肺鼠疫防疫的基本措施。日本政府甚至比英国更早地将呼吸器列入鼠疫防疫用品。
论文强调，英文“mask”（口罩）一词取代“respirator”（呼吸器）在中国的使用，离不开西方医师在1911年万国鼠疫研究会上的推动。尽管中国医师（如方擎）在奉天会议上提出了纱布口罩的制作方法，并强调其廉价和实用性，但最终中国医师丧失了发明权和命名权。斯特朗作为会议报告主编，将所有“respirator”都替换为“mask”，这种**“跨语际实践”使得“口罩”逐渐成为主流，而“呼吸器”则在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消失**。
张蒙进一步指出，万国鼠疫研究会所形成的关于口罩的共识很快被提倡者自己打破。斯特朗和蒂格回菲律宾后进行的实验发现“奉天口罩”不足以提供足够的防护。然而，伍连德在中国前线并未公开回应，而是继续使用“奉天口罩”，并在此后的研究中（如1920年肺鼠疫期间）试图通过实验证明其有效性，并声称是他“引介”或“发明”了这款口罩，从而塑造了“伍氏口罩”的形象。伍连德在1926年的《肺鼠疫论集》和1936年的《鼠疫：一份医学与公共卫生工作者的手册》中强化了这一说法。
然而，讽刺的是，伍连德本人在195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并未声称自己发明了纱布口罩，反而指出当时哈尔滨已存在多种口罩，且纱布口罩是由中国防疫组织推荐使用的。尽管如此，伍连德早期建构的话语产生了深远影响，“伍氏口罩”已成为其抗击鼠疫的象征。张蒙总结道，伍连德并非“奉天口罩”的独立发明人，方擎等中国医师的集体功绩（创造性地将颌骨绷带与呼吸器结合，大大降低成本）应得到充分肯定。
五、口罩与地缘政治：理查德·皮尔森·斯特朗的东北鼠疫照片，1910-1911（禹夏，白羽贝
译） 禹夏的论文通过分析美国医生理查德·皮尔逊·斯特朗在1910-1911年东北鼠疫期间拍摄的照片，揭示了口罩在防疫工作中的地缘政治意义。她指出，伍连德（清政府任命的防疫总医官）在哈尔滨领导的鼠疫控制小组，通过部署新的预防方法和个人保护装备，成功遏制了疫情。斯特朗的照片详细记录了这些过程，特别是普及医疗团队个人防护的创新方法。
禹夏强调，这些照片有效地展示了以生物医学科学和中国智慧为基础的新型医学专业典范，并通过其对防疫工作中的口罩和制服的视觉描绘，增强了伍连德及其背后的清政府在管控鼠疫上的合法性。在当时地缘政治复杂的东北地区（日本和俄国企图侵占中国领土），医疗制服和口罩不仅保护了穿戴者免受感染，还重申了中国政府在该区域的合法性，并成为中国对全球科学做出创新和贡献的象征。防疫队伍的制服掩盖了穿戴者的种族身份，使得外国医生难以嘲笑伍连德。
论文通过具体照片（如“检查一位疑似者”、“巡查队开始巡视”）展示了身着全套防护装备（口罩、长袍、手套、头套）的工作人员如何进行巡查、隔离和转运病患。斯特朗团队在与患者近距离接触下仍能保持“完全健康”，进一步证明了伍连德理论和防护措施的有效性。
然而，禹夏也指出，斯特朗的照片仅是故事的一部分，它们作为纪实收藏，却掩盖了当地民众对侵入性、甚至“野蛮”的防疫措施（如大规模火葬、隔离在货车车厢）的抵制和恐惧。伍连德尽管有中国血统，但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仍是“外国人”，其生物医学知识与当地文化习俗存在冲突。论文以1918年伍连德在丰镇遭遇的村民反抗，以及山西防疫总局对伍连德“与社会敌对”的“西医”做派的批评为例，说明了现代鼠疫防治手段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割裂。
禹夏最后总结，斯特朗的照片帮助历史学家理解20世纪早期公共卫生、帝国主义、政治与全球医学的交织。口罩作为现代性、国家主权和民族主义的象征，在这些探讨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她呼吁历史学家批判性审视伍连德的“构成性神话”，并认识到将流动贫穷的劳动者认定为传染源的做法，加剧了疫情造成的社会和人员损失。
六、日本的鼠疫口罩：思考1899年德国的辩论和大阪医患的苦难（住田朋久，郑铭璇 译） 住田朋久的论文探讨了日本口罩文化的早期起源，修正了此前认为口罩始于1910年东北鼠疫的观点。他指出，日本现代口罩文化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伦敦的“杰弗里斯氏呼吸器”，该呼吸器以“レスピラートル”（呼吸器）的名称进入日本医疗市场，并因其医疗用途和时尚属性在东京等城市中心流行，被视为文明的一部分。
论文的核心是揭示1899年德国关于鼠疫防护的辩论以及日本大阪医患的苦难如何促使日本医生发展出佩戴口罩抗疫的措施。住田朋久指出，1899年的《德国鼠疫报告》建议医生和护士在口鼻前绑上湿润纱布。同年，日本神奈川县知事也发布了类似的口罩指令，尽管日文原文中最初没有口罩条款，而是由不明身份的外国顾问在修订版中添加的。
更重要的是，住田朋久详细描述了1899年10月德国鼠疫会议上的争论。格奥尔格·加夫基建议使用湿纱布，但卡尔·弗吕格（他的发现启发了外科医生米库利奇-拉德基在手术室里佩戴口罩的做法）反驳说纱布会导致呼吸困难，建议使用能包裹整个头部的细密网格面罩。
大阪在1899-1900年间爆发鼠疫，导致多名医生感染去世。石神亨（大阪防疫关键人物）在其修订的《鼠疫》一书中，根据亲身经历和对肺鼠疫病例的描述，提出了比德国会议更严格的口罩佩戴建议，强调“任何靠近鼠疫肺炎病人的都应该用呼吸器或棉花遮住口鼻，并戴上护目镜”。正是医生们的惨痛牺牲，特别是若林启医生等人的逝世，最终促使医务人员戴上口罩，以防鼠疫感染。
住田朋久总结道，日本的鼠疫口罩诞生于知识和苦难相遇的地方。日本的口罩历史是全球化的，不仅体现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也体现在与其他东亚地区的关系里。他强调，自19世纪70年代引进呼吸器以来，口罩在日本逐渐变得常见，并在1899年起的鼠疫和1920年前后的流感中促使医生和市民佩戴，随后发展出独特的口罩文化。
七、日据时期朝鲜卫生口罩的出现与普及（玄在焕，黄永远
译） 玄在焕的论文专注于口罩在日据时期朝鲜的出现与普及过程。他指出，相比周边国家，口罩在朝鲜的卫生话语和实践中出现较晚，直到1920年左右才被纳入卫生实践。他批评了以往将口罩起源归结于伍连德在东北鼠疫独创的叙事，并引用了张蒙和住田朋久的研究，指出“呼吸器”在日本和清朝在19世纪末已出于医疗目的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尤其是在日本，口罩已成为“卫生现代性”的象征。
论文首先梳理了呼吸器的历史。它由英国医生杰弗里斯在19世纪30年代发明，旨在缓解呼吸障碍。在中国（1869年《英华字典》）和日本（19世纪70年代末）都有关于“呼吸器”的记载和广告，它在日本被宣传为卫生现代性的象征并被大众消费。斯滕豪斯发明的木炭滤芯呼吸器也被傅兰雅介绍到清朝，作为解释“瘴气”概念的工具。到1901年，日本已有呼吸器专利，市面上有多种日式呼吸器销售。
然而，在朝鲜，尽管知识分子可能通过《化学卫生论》了解呼吸器，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呼吸器和口罩在朝鲜的卫生话语和实践中仍不常用。词典中也罕见相关词汇。玄在焕推测，这可能是因为鼠疫从未在朝鲜大规模流行，因此朝鲜没有认识到佩戴口罩的必要性。
口罩在朝鲜成为防疫人工制品始于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之际（1919年末至1920年初）。然而，朝鲜总督府的应对迟缓，远晚于日本本土和台湾地区。玄在焕认为，这与“三一运动”引发的政治混乱以及缺乏配套的物质条件（口罩在朝鲜并未普及）有关。最初，朝鲜总督府提出的“呼吸保护器”预防方案，目的在于防范“冷气与尘埃”，而非病菌传播，对口罩的价值评价较低。直到1920年，原亲雄的方案才将佩戴口罩防范的对象明确置换为“飞沫”。
论文指出，日本的《流行性感冒预防心得》将“口罩”（mask）和“呼吸器”（respirator）合称为“呼吸保护器”。由于朝鲜民众对这两种物品都陌生，京畿道知事公布的《心得》对它们进行了详细介绍，京城府甚至委托女校学生制作口罩。
西班牙大流感平息后，朝鲜总督府卫生当局将劝告大众佩戴口罩的方针推广至其他各类呼吸系统传染病（如猩红热、斑疹伤寒）。地方卫生当局不断通过行政倡议，使口罩逐渐成为朝鲜日常的卫生防护用品。
口罩在朝鲜的普及，除了总督府的防疫指令，更重要的是朝鲜人创办的媒体和医师群体强调其对儿童健康和家庭患者照护的重要性，将口罩定义为“家庭卫生”工具。例如，儿科医师李先根积极倡导儿童及家庭成员在换季和冬季佩戴口罩，认为这是妇女遵守近代卫生规范的道德义务。
20世纪30年代中期，佩戴口罩已成为京城冬日的日常风景，口罩甚至在战时被列为生活必需品。论文也提到了当时对口罩佩戴的批判性意见，例如强调多层纱布、白色口罩，以及健康人士不应随意佩戴。玄在焕指出，当时朝鲜民众日常佩戴的并非中国或美国广泛使用的纱布口罩，而是日式呼吸器，尤以黑色尖嘴型“乌天狗”口罩最为普遍。这些口罩因形状固定、颜色不显脏等问题，引发了对卫生习惯的担忧。尽管医学专家建议制作适合脸型的多层纱布口罩，但由于水资源匮乏等现实条件，每日清洗口罩对朝鲜妇女而言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健康人士不应佩戴口罩的批判，论文解释说，朝鲜医师和在朝日本医师是基于**“猝寒”理论**，认为气温骤降会导致感冒，口罩可“人为调解温度”，但在非必要情况下频繁佩戴会弱化呼吸道抵抗力。
玄在焕总结，口罩在朝鲜的普及是“科学”宣导的产物，却并非基于“科学”性结论推动的结果。在日据时期，朝鲜的词汇变迁、口罩类型（黑色日式呼吸器）都与中日有所不同。解放后，口罩的地位虽有所下降，但在学校保健和实用医学指南中，佩戴口罩的方针得以延续。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口罩作为家庭卫生工具的地位才受到挑战，被质疑为“二战”时日本的“发明”，有违科学，与当时的去殖民化运动相关。
八、关于东亚戴口罩社会历史的若干思考（玄在焕、濑户口明久、白玫，王晨燕
译） 这篇总结性文章批判性地审视了关于“为什么亚洲人戴口罩”这一问题的流行叙事。作者们指出，大众传媒和医疗专业人士倾向于从**“文化规范论”（亚洲人的礼貌、集体主义）和“频繁疫情论”（非典等经历）来解释亚洲人广泛佩戴口罩的现象。他们特别批评了这种“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认为它将亚洲视为一个拥有同质文化和一致历史的单一实体**，忽略了地方层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文章介绍了线上工作坊“东亚社会戴口罩的社会—物质史”的成果，旨在挑战这种标准叙事，并解构“亚洲”和“亚洲人”这两个笼统范畴。
在“相互关联的口罩历史”部分，住田朋久、雷祥麟和张蒙的发言重新审视了口罩的起源和早期应用：
- 住田朋久追溯了湿润纱布口罩的早期使用，发现其建议早在1899年的《德国鼠疫报告》和横滨的口罩指令中出现，早于东北鼠疫。
- 雷祥麟重新审视了东北鼠疫，认为伍连德的预防措施效仿了结核病预防习惯，口罩只是众多工具之一，其真正重要性转变发生在1918-1919年西班牙大流感期间，口罩开始被专门用于降低“咳嗽和打喷嚏”导致的感染风险。他建议研究手帕的历史和东亚人对咳嗽、打喷嚏的敏感性。
- 张蒙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口罩用法的性别分野：男性精英将其视为卫生现代性和男子气概的象征，而女性名流因其“不漂亮”而排斥，商业主义也加剧了这种性别划分。
在“口罩的当代生活”部分，卢诗霖、吴嘉苓、金熙媛和崔亨燮的发言检视了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戴口罩的最新进展：
- 卢诗霖（新加坡）认为，当地戴口罩的做法与“治理规范”而非“社群主义规范”关系更紧密。政府通过强制规定、口罩分发和惩罚措施，使口罩成为政府“慷慨和能力”的物质表现。
- 吴嘉苓（中国台湾）指出，2003年“非典”疫情是台湾大规模戴口罩习惯形成的关键。口罩的意义从“生病和怀疑感染”转变为“对他人负责任、有爱心”，彰显了“抗击SARS的集体努力”。
- 金熙媛和崔亨燮（韩国）发现，韩国大规模戴口罩的习惯主要源于应对黄沙和空气污染物，这催生了成熟的口罩产业和KF标准体系。口罩被赋予了社会团结和社会责任的伦理内涵。
文章总结了研讨会的三个要点：
- 戴口罩并非统一的实践，而是文化和政治“光谱”中各种事件的结果。它不代表信念的一致性，而是反映了多样化的社会背景（如反日本帝国主义、卫生现代性）。
- 口罩作为一个“小型工具”，像大型技术体系一样“联网”，由政府和公司控制，并分散到消费者手中。日本的情况（“安倍口罩”、家庭自制）与其他亚洲国家/地区（政府标准化）不同，显示了口罩如何与各种物质和实践的网络相联系。
- 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单独研究口罩的得失。口罩具有多功能和目的模糊性（如疾病预防与空气污染），但这种灵活性也可能限制其重要性。同时，需要关注某些群体（如公共交通使用者、清洁工、儿童）如何成为戴口罩行为及其规章的焦点，以及性别和社会经济阶层在其中的交叉影响。
总体评价 本书通过多学科、跨国别的研究，深刻批判了将亚洲口罩文化归结为单一“文化规范”的简单化叙事。它揭示了口罩在东亚地区复杂而多样的历史轨迹，强调了细菌学、地缘政治、殖民医学、社会动员、阶级、性别以及个人苦难等多种因素在口罩出现、普及和意义转变中的关键作用。
张蒙和住田朋久等青年学者对“伍氏口罩”起源的修正，以及对“呼吸器”和“mask”之间词义流变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学术空白，也重新构建了口罩历史的谱系，突出了中国和日本早期在这一领域的贡献，而非简单地归因于某个单一发明者。禹夏通过斯特朗的照片，将口罩置于地缘政治的宏大背景下，展示了其如何成为国家主权和现代性的象征，同时也揭示了防疫措施背后对地方社会和民众的潜在伤害。安德鲁·戈登对日本“教化”和“行政指导”传统的探讨，为理解日本独特的疫情应对政策提供了历史深度。玄在焕对朝鲜口罩普及滞后但最终因家庭卫生和“猝寒”理论而广泛应用的分析，补充了东亚区域的多元图景。
本书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和实证材料，还提出了**“口罩是面具”的深刻人类学洞察**，将其视为一种具有转换（transformation）力量的“辩证意象”，促使社会从非理性走向理性。这些讨论超越了口罩的物理防护功能，触及了其作为文化符号和生物政治工具的复杂内涵。
总之，《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是一部极具启发性和学术价值的著作，它通过严谨的考证和多元的视角，为我们理解口罩在东亚乃至全球的现代历史提供了全新的框架和深刻的见解，对于应对未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