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意义的工作》：现代职场的荒诞与精神困境
大卫·格雷伯的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该书及其推荐序探讨了现代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狗屁工作”现象。作者通过个人观察、民意调查结果和读者来信，指出近40%的受薪工作被从事者本身认为毫无意义甚至有害，并且这种现象在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中普遍存在。文本还辨析了“狗屁工作”与“狗屎工作”的区别，前者通常高薪且看似体面但空洞，后者则是有用但待遇低劣。最终，作者希望这本书能促使人们反思并改变这种普遍的、使人压抑且毫无意义的工作状态。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著作《毫无意义的工作》从一个引人深思的核心论点出发：在富裕国家，高达37%至40%的工作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甚至粗略来看，50%的经济活动由“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或支持这类工作的工作构成。这本书不仅是对这种现象的尖锐批判，更是对现代社会中劳动价值、人类动机与精神健康的深度剖析。
序言：40%的工作毫无意义
序言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狗屁工作”的概念，源于格雷伯2013年发表在《罢工！》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意外引发了国际轰动。他观察到许多看似专业、光鲜的岗位（如人力资源顾问、公关研究员、企业律师等）实际上毫无必要，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也心知肚明。这种心照不宣的无意义感，被格雷伯视为蔓延在社会中的“可怕的心灵创伤”。他大胆预测，大约20%的工作是狗屁工作，而随后的调查却显示这一比例更高，达到37%至40%。这促使他撰写本书，旨在提供一个更系统化的论述，探讨这些工作的起源、影响及应对之策。
第一章：什么是“狗屁工作”
本章的核心是定义“狗屁工作”。格雷伯通过库尔特为德国军方搬运电脑的荒谬案例，直观地展示了这种工作的特点：如果把这个岗位砍掉，世界不会有什么看得见的变化，甚至可能变得更好。他明确指出，“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格雷伯强调，判断一份工作是否“狗屁”，关键在于其从事者本身的主观判断。他认为，员工通常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自己工作的真实贡献。章中还澄清了常见误解，例如“狗屁工作基本都出现在公共部门”是错误的，私营部门同样普遍。此外，他还区分了“狗屁工作”（有不错收入但无意义）和“狗屎工作”（必要但收入低、环境差）。
第二章：狗屁工作的种类
基于从全球各地收集的数百份案例，格雷伯将“狗屁工作”分为五大类：
- 随从（Flunkies）：这类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衬托另一个人的重要性。例如，每天只接一个电话的接待员，或只是为了让经纪人显得“忙碌”而存在的电话推销员。这类工作的从事者往往心知肚明其无意义性，并感到憎恨。
- 打手（Goon）：这类工作具有攻击性或操纵性，其存在往往是因为竞争对手也有类似角色。例如，公共关系专员、电话推销员和企业律师。从事者通常认为这些工作本质上是欺骗性的，对社会有害。
- 拼接修补者（Duct Tapers）：这类工作是为了应对组织内部的故障或缺陷而存在，这些问题本不该存在。例如，替能力不足的上司收拾烂摊子，或者手动处理本可自动化的数据。他们通常对这种无休止的“清理”感到愤怒。
- 打钩者（Box Tickers）：这类工作旨在掩盖组织的不作为或营造虚假繁荣。例如，疗养院中填写住户消遣表格，或公司为满足评选标准而进行的慈善活动。他们清楚这些工作不仅无益，甚至浪费资源。
- 分派者（Taskmasters）：这类工作是无用上级给他人派活，或制造新的“狗屁工作”。他们往往是“狗屁工作生成器”，通过制造报告、绩效指标来维持“管理主义”的盘子旋转。
格雷伯还提及了“复合型狗屁工作”（同时具备多种类型特征）和“次级狗屁工作”（服务于狗屁工作的支撑性岗位，如清洁工、保安）。
第三章：论精神暴力（上）——为什么狗屁工作从事者说他们不快乐
本章深入探讨了从事毫无意义工作所带来的道德和心理后果。格雷伯挑战了“闲差能拿钱是好事”的普遍观念。他认为，人类的“效能感”（sense of efficacy），即通过行动对世界产生可预测影响的需求，是维系自我意识和幸福感的基石。当这份效能感被剥夺，人们便会陷入痛苦。
他引用了埃里克（初入职场即遭遇无意义的界面管理工作）、鲁弗斯（在生物医学公司无所事事）、帕特里克（在超市整理货架） 和布伦丹（在学校餐厅假装忙碌）
等案例，揭示了“被迫假装工作”的屈辱和无聊。这种状态导致年轻人学会了如何在被监视时工作、在无事可做时假装工作、不为喜欢的事情得到报酬、以及必须假装喜欢无报酬的工作。这些经历不仅痛苦，也扭曲了他们对工作本身的认知。
第四章：论精神暴力（下）——身处狗屁岗位有何感受
延续上一章的讨论，本章进一步细化了狗屁工作带来的痛苦：
- “无处安放的愤怒”和“被迫假装工作”：与服务业的情绪劳动不同，狗屁工作中的假装更多是对自身无意义存在的掩饰，导致自我本质的困惑和焦虑。
- “无法引发后果”带来的痛苦：工作无法对世界产生实际影响，如同被“踩扁”的昆虫，摧毁了人的存在感和自尊。
- “觉得自己没资格痛苦”带来的痛苦：当工作伴随着高威望和丰厚报酬时，这种无意义的认知反而会加剧痛苦，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配抱怨。莉莲（项目经理）和丹（行政承包人）的案例深刻展现了这种认知失调。
- “知道自己做的是坏事”带来的痛苦：尤其在社会服务领域，从业者明知自己的工作不仅无益，甚至伤害了本应帮助的人，如社区治疗师示日。
- 对创造力的扼杀：狗屁工作环境的无聊和压力，会抑制人们的创造力。尽管有人通过艺术、音乐或政治激进主义来“游击战式”地抵抗这种精神暴力，但这需要巨大的毅力和决心。
格雷伯将这种痛苦称为“精神暴力”，因为它对个人的健康、自尊和创造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甚至在文化层面影响了年轻一代对工作的认知。
第五章：狗屁工作为什么会激增
本章着重探讨了狗屁工作激增的系统性原因。格雷伯提出了社会学解释的“三个层面”问题：个人层面（为何从事并忍受）、社会和经济层面（何种力量推动激增）、以及文化和政治层面（为何未被视作问题）。
他驳斥了“经济复杂化导致岗位增多”和“政府干预是唯一原因”等常见错误解释。通过分析美国私立大学行政人员激增的现象，他指出管理层的自我膨胀才是关键驱动力，而非效率需求。
金融业（FIRE领域）被视为典型案例。格雷伯揭示了金融机构如何通过制造和操纵债务、层层分发巨额资金来创造大量无意义岗位，甚至通过“故意做错工作”来维持业务。他引入了“管理封建主义”的概念，认为现代企业运作越来越像古代的财富再分配，而非价值创造。庞大的管理层通过制造各种报告、会议和内部营销来维持其“封臣”地位，导致大量“创造性工作”被浪费。
第六章：为什么社会对狗屁工作的激增无动于衷
本章探讨了社会对“狗屁工作”现象无动于衷的文化和政治原因：
- 工作的道德化：社会普遍认为“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好”，勤奋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无论工作内容如何。这种观念根植于悠久的神学传统，将劳动视为一种神圣职责或惩罚。
- 价值衡量的不可能：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工作应有“社会价值”，但很难建立客观衡量标准。然而，社会却存在一个普遍认知：工作的社会价值与经济报酬之间呈现反比关系。从事越有益他人的工作，收入越低。
- “做好事即乐在其中”的偏见：社会认为那些选择造福他人的工作（如教师、护士）理应从工作中获得内在满足，而不应奢求高薪或优厚待遇。这导致了“志愿者阶级”的兴起，即资本开始收割无偿实习生、互联网爱好者和志愿者的创造力。
- 劳动价值理论的破绽与利用：历史上“所有财富均来自劳动”的观念曾广泛流行，但资本拥有者成功利用了“照料类劳动”的模糊性，将大部分非物质生产的劳动（如家务、情感照料）排除在“生产性劳动”之外，从而合法化低薪和剥削。
- 工作作为自律和自我牺牲的方式：20世纪以来，工作本身被视为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它成为个人品格、自律和自我牺牲的体现。这种观念导致了对失业者和穷人的污蔑，并使在狗屁工作中忍受痛苦成为一种“经济公民”的荣誉徽章。
第七章：狗屁工作的应对
在最后一章，格雷伯讨论了狗屁工作的政治影响和潜在解决方案：
- 管理主义封建制度下的愤恨平衡：社会中充斥着错综复杂的憎恨：失业者憎恨有工作的人，有工作的人憎恨穷人，狗屁工作者憎恨做有意义工作的人，而这些有意义工作者又憎恨垄断高薪岗位的“自由派精英”。这种“道德嫉妒”被统治阶级利用，以维持现有秩序。
- 机器人化危机与狗屁工作的关联：自动化并未导致大规模失业，而是创造了大量“挂名岗位”来填补就业空缺。真正的威胁不是机器人取代工作，而是管理层为保住权力而拒绝自动化，宁愿创造无意义的人工岗位。这阻碍了社会转向更具“照料性”而非“生产性”的工作模式。
-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格雷伯认为UBI是应对狗屁工作现象的关键解决方案。它挑战了“人类必须被强迫工作”的假设，能让人们自由选择从事真正有意义或感兴趣的工作，即使这些工作不产生直接经济价值。UBI提供了社会关系中的“安全词”，让人们有能力拒绝无意义或压迫性的工作。他强调UBI应是无条件的，以减少政府对公民生活的侵扰。
最终，格雷伯呼吁人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本质和人类自由的意义。他认为，当前社会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是低效且无意义的，如果让人们自由选择，劳动力的分布绝不会比现在更糟。这本书的目的是引发更广泛的讨论，关于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