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制度之研究》 Some Problems of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in China
严元章藏书0224
《中国教育制度之研究》
Some Problems of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in China
本书是关于中国国家教育系统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其核心在于探讨如何在中国进行教育重建以实现新的社会理想。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基于批判性比较的新研究方法，然后深入分析了教育的社会目的，将中国与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和意大利等国进行了对比，以揭示教育作为政治工具和社会变革手段的不同程度。文章随后讨论了教育机会的延伸和教育性质的改变，强调了实用活动取向而非纯粹学科内容取向的重要性，并以印度、俄罗斯和墨西哥等国的实践为例。最后，作者提出了一套针对中国国情的教育行政管理和师资培训的改革方案，旨在建立一个去形式化、更注重实践和地方需求的教育体系。
朱有光博士的著作《中国教育制度之研究》（Some Problems of a National System of Education in China），该著作旨在从比较教育的角度，分析并阐明中国在组织和发展国家教育制度时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作者认为，在中国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教育应协助国家建设，因此需要系统性地研究和探讨教育的社会、哲学基础，而非仅仅关注技术细节。
序言及引言 (Preface and Chapter I)
朱有光博士撰写本书的动机主要有三：首先，教育应协助国民政府指导下的国家重建；其次，需要对教育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分析其相互关系，而非零敲碎打的改革；第三，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移植外国的教育模式，而需要通过比较研究，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为中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本书采用了比较研究法，旨在通过对比不同国家在特定教育原则或政策方面的经验，来阐明中国自身的问题，并提供指导性原则、概念和理想。
第一章 导论 列出了本书将探讨的七大核心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国家教育系统形成和发展的逻辑顺序：
- 教育是否应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的，以及在国家成长中应服务于何种目的？
- 鉴于教育目标，教育机会应向谁、在多大程度上延伸？是推广大众教育还是集中培养领导人才？
- 何种教育对个人生活和国家福祉最有价值？是“学术性”还是“实践性”？
- 为了提供这种教育，教育系统应如何组织？现有学校系统是否满足中国需求？
- 教育的控制权应归于何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如何？是否应有民众控制？
- 何种教育行政制度最能促进教育机构的工作？是集权还是分权？
- 教育系统成功运作的关键是什么？为实现新型教育，需要何种教师，以及如何培养他们？
第二章 教育的社会目的 (Social Purposes of Education)
本章探讨教育的社会功能，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教育的主要动机始终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能在平等基础上与他国交往的强大民族。历史上的教育目标宣言体现了政治重心的变化，从清末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转向民国初年的“重道德教育，辅以实用教育、军事训练”。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明确指出：教育应“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民生，促进社会生存，发展民族生计，延续民族命脉为目的”。
通过比较研究，作者指出：
- 在英国和美国，教育被认为是为了个体发展，社会变化是渐进的，教育行政相对分权。
- 而在苏联和意大利，教育被明确用于实现特定的社会理想（如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教育行政高度集权，带有明显的灌输和规训倾向。
作者建议，中国应接受“三民主义”这一社会理想，并将其教育上的应用扩展到行政、管理、课程和教学方法等所有层面，重点是通过“实践活动”来教育学生，实现渐进的意义整合，而非单纯的灌输和教条化学习。
第三章 教育机会的分配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本章讨论教育机会的扩展问题。传统教育制度下，教育机会主要集中在社会和经济特权阶层。现代教育引入后，中国在普及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包括推广现代学校、建立连续的学校系统、提高女性教育地位、以及发展成人教育或社会教育。
关键问题在于资源有限，如何平衡普及教育与选拔教育。
- 普及教育 (Universal Education)： 鉴于中国国情，普及教育的目标应至少定为四年的基础教育，并需将成人教育提升到与初等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美国经验表明，强制入学必须辅以社会条件的改善，如儿童劳工法规、经济改善等，单纯的警察式强制措施难以奏效。
- 选拔教育 (Selective Education)： 作者认为，选拔过程应从中学开始，且应基于个体的“品德”（merit），而非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或家庭关系。选拔教育应由公共资金支持，并向有能力的学生提供生活补助。
- 平衡： 选拔性学校（中学、大学）招生人数应与下一级教育机构的毕业生人数挂钩，并逐步降低选拔程度。同时，需通过税收制度和财政拨款，实现不同地区间教育负担的均衡化。
第四章 教育过程的性质 (Character of the Educative Process)
本章深入探讨教育的实质。作者分析了旧教育制度的遗毒，如“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轻视体力劳动，以及教育被视为投身政治的途径。
作者提出，中国教育必须改变其“学术性”的本质，以应对国家重建，特别是经济重建的需求。
- 反对识字教育的局限性： 普及教育不能仅限于识字，必须将语言学习与生活活动结合起来，作为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和进行社会改革的工具。
- 反对政治教育的空泛化： 政治教育不应止于抽象的理论和教义，而应侧重于对重建的具体问题和建设性计划的研究，并通过实际活动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合作习惯。
- 提倡实用—活动取向 (Practical-Activity Approach)： 教育改革必须从“活动”开始，以满足生活需求，并发展出新的知识体系，而非从“学科内容”到生活。教育应通过在社会环境中的实用活动来进行，以培养学生面对现实、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为大众服务的理想。书评援引了印度摩加实验学校、苏联文化项目和墨西哥乡村学校的经验来佐证“活动学校”的有效性。
第五章 教育系统的组织 (Organiz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本章基于前述的教育目的、机会分配和活动性质，考察现有教育系统的组织结构。中国学校系统经历了多次变革，从1903年的长学制（20-21年）到1922年采纳的美国6-3-3学制（16年）。
鉴于中国经济落后、农村人口众多以及缺乏专业人才的现实，作者建议对现有系统进行重大修改：
- 初等教育： 建议将六年制初等学校缩减为四年制“基础学校”，招收八岁及以上儿童，并强制入学。其核心是转变为“活动学校”和“社区文化中心”，教师同时承担社会工作者的职能。
- 选拔教育： 中学和高等教育应被视为培养“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的机构，其重点是提高质量而非数量。大学教育应专业化或专科化，避免设立纯粹的“文科”学院。
- 职业/成人教育： 为满足大多数民众需求，教育系统应大量发展“职业教育”（Occupational Education），特别是针对学徒和有经验工人的“半日制学校”，实现工作与学习的结合。
- 社会教育： 鉴于人口众多、教育资源有限，必须利用非学校社会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广播电台、出版社）发挥教育功能，实现“教育的社会化”。
第六章 教育的控制 (Control of Education)
本章探讨教育的控制问题，特别是教育与政治、民众控制的关系。
历史上，中国教育行政高度集权，教育官员职位变动频繁，且教育经费常被挪用。国民政府曾尝试以“大学院制”取代教育部，以期实现教育行政专业化，但最终失败，表明任何可行的教育行政理论都不能完全独立于中国的政府理论。
核心观点： 在目前的“训政时期”，试图完全将教育行政与政府分离并不现实。应在现有框架内，致力于提高教育行政的专业化和政策的连续性：
- 专业化控制： 建议在教育部、省教育厅、地方教育局设立“教育委员会”（Central/Provincial/County Educational Committee），由教育专业人士组成，辅助行政长官决定重大教育政策，以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专业指导。
- 民众参与与经费保护： 鉴于民众尚未准备好行使对教育的智能控制，应通过使学校成为社会重建的中心（家长教师协会），来激发民众兴趣。同时，建议设立“教育经费委员会”，由行政官员和地方工人/农民/商会/妇女组织代表组成，负责保管和监督教育经费的使用，以保护教育财政资源不受政治干扰。
第七章 教育行政系统 (System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本章主要讨论行政集权程度和私立学校的控制问题。
集权程度： 比较研究显示，法国是高度集权的典范（强调统一服从、专家治学）；英国是高度分权的典范（强调地方自主、传统控制）；德国则实现了“外务”（externa，如校舍、经费）集权，而“内务”（interna，如课程、教学方法）分权，以适应其“活动学校”的新教育理想。
作者认为，中国应采用“民主集权制”（Democratic Centralism），中央权力机关（如教育部）不仅要向下发布指令，也要建立一个“来回的”机制，以吸纳地方经验和建议。中央应主要提供专业指导和建议，并在“外务”方面设定最低标准，而在“内务”方面，应赋予学校和教师更大的自由，鼓励其创新和适应地方需求。
私立学校控制： 面对教会学校和日本殖民学校带来的主权和宗教灌输问题，国民政府规定私立学校必须登记，并要求宗教课程和活动不得具有强制性。作者认为，政府应采取合理的措施控制私立学校，但同时应赋予最优秀的私立学校“实验功能”，使其能够在符合国家教育宗旨的前提下，为公共教育体系的进步提供创新经验。
第八章 教师的培养 (Training of Teachers)
本章认为教师是教育改革的基石。教育制度的改革意味着对教师培训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 传统模式的不足： 法国模式强调在中学阶段给予普通教育和少量的、技术性的教育理论课程，培养标准化的技工型教师。
- 德国的改革： 德国在战后将教师培训提升至大学水平，强调教育的哲学和理论基础，要求学生教师通过实际活动进行学习和实践，培养具有社会视野的教育家和社会工作者。
对中国的建议： 中国的师范教育必须与新的“活动教育”理念相匹配。师范学校的课程应围绕基础学校的工作展开，学生应通过实际经验来理解教育原则，并掌握在社区中进行社会重建工作的能力。鉴于中国合格教师短缺，“在职培训”至关重要，建议采用类似于墨西哥“文化传教团”的方式，组织专家小组对农村教师进行周期性的、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强化培训。
回顾 (Retrospect)
作者总结，本书致力于制定一个不仅能应对当前变化，还能为未来持续变化做准备的教育计划。教育应通过服务于“三民主义”国家重建计划的实践活动进行，从而培养出能够应对未来不断变化的新型国民心态。本研究虽未能深入探讨教育财政和课程构建等细节，但为中国国家教育体系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