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烽火殃及传媒——从第9届大选看传媒公信力之折损
庄迪澎
1995年大选虽不如上届大选般猛吹“反风”，然而由於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打着“有实权之首长”的竞选口号，到槟州丹绒武雅州议席“硬碰”首席部长许子根博士，却也为本届大选增添几许热度，更令槟州成为本届大选最受瞩目的“焦点选区”。
在喧嚣纷囈的选战中，除了迎风飘扬的海报和大多数时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政治座谈会外，大众传播媒介也在这一场“成王败寇”的交烽中“参与其盛”。撇开本地记者不谈，英国广播公司、澳洲广播公司、《亚洲周刊》、新加坡《联合早报》等众多外国新闻从业员，也伴着瞬息万变的战情奔走。
本届大选烽火之炽，也无可避免的殃及大众传播媒介。尽管大众传播学者对选民的投票决定是否受传媒左右的论争，未曾停息；然而若从我国之脉络谈论此议题，不得不触及本地传媒的“公平,，与“中立性，，之问题，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究竟该为一场真正公平和自由的选举效劳，还是执政党在选战中用以打击对手的“独门武器”？正因为这个问题，在各政党权争最炽的大选中，在民间深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理当超然公正独立於党派之外。然而，我国传媒始终处於“两难”的尴尬境界，一则得面对执政党假内政部之名的干预，一则又面对在野党和压力集团的非议。然而，好些拥有权为执政集团之幕僚所操控的传媒，及与政治人关系密切的新闻从业员，却俨然如执政集团之“宣传部”，蓄意歪曲反对党之竞选宣言及言论，借以丑化反对党之形象。
回顾1990年大选，在野的四六精神党主席东姑拉沙里曾经基於言论被蓄意歪曲的理由，拒绝第3电视采访该党活动；一群华裔读者也以焚烧《南洋商报》的方式，抗议该报刊登一则含“恐吓”意味的国阵竞选海报。但冲激最大、影响最广的该是马来文报章在竞选运动的尾声，以封面版刊登东姑拉沙里头上戴着印有“十”字图案头饰的照片。舆论甚至认为，这张照片是导致许多原本支持反对党的马来人最终倒戈相向的成因；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大众传播系讲师慕斯达化安奴亚博士(Dr .Mustafa K. Anuar)进一步说明，这种宣传策略企图在回教徒选民中制造东姑拉沙里正与一个以基督徒为主政党“同流合污”的假像，令东姑拉沙里对马来民族的忠诚在极短时间内受质疑。
本地传媒与反对党“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在1995年大选中再度上演，甚至发生肢体暴力事件，导致两名电视台摄影员挂采。本届大选的竞选运动虽然只有短短10天，但是反对党和传媒之间的“冲突”，却成为竞选期间倍受关注的事件。以下为反对党与传媒发生冲突的4个例子：
•4月18日，行动党拒绝让第3电视及英文《星报》采访该党的竞选活动，并要这两家传播机构的新闻从业员离开会场。
•4月17日，行动党秘书林吉祥在槟城举行政治座谈会前,当众焚烧《星报》，并宣称已成为受控制的大众传媒最激烈和最严重的抨击对象。次日，社青团团长林冠英、廖金华及陈国伟等人也到八打灵《星报》总社外焚烧《星报》，指责该报已将新闻原则“抛入沟渠里去”。
•4月22日，行动党在巴生砸坏一架电视机，抗议电视台报导不公。
•4月22日，回教党党员与第3电视采访队在吉打发生冲突，造成两名电视台摄影员挂采。
行动党以烧报纸、砸电视的方式抗议媒体报导不公，及回教党党员涉嫌致伤第3电视摄影员事件，受到国阵控制之传媒的口诛笔伐，早在意料之中。马来文报章更是乐於扮演急先锋角色。
成为反对党矛头所向的英文《星报》，4月18日发表一篇，〈以民主之名〉(In th ename of Freedom)的文章，声称“民主国度的传媒有权在大选中决定和表明立场，有的支持国阵，有的支持反对党。每个人都可自由的做选择”《星报》言之凿凿，却罔顾大马做为一个威权政体下的政治现实，倘若我国传媒真能自由选择支持反对党，何以华文报章在上届大选期间广泛报导与谈论由反对党提出的“两线制”，便招来首相严厉的警告？
不过，马来文《每日新闻》及《马来西亚前锋报》抨击行动党焚烧报纸的行动，似乎比《星报》还要来得积极。4月20日的《马来西亚前逢报》在同一版位发表两篇专文批判行动党，一篇是由《新海峡时报》集团总编辑卡迪雅欣执笔的〈焚烧报纸：理智与情绪之间〉(Bakar Akhbar：Antara Kewarasan dan Emosi Mentah),另一篇则是该报杂志部主任Chamil Wariya撰写的〈吉祥式的新闻自由〉(KebebasanAkhbarAlaKitSiang)。同一天的《每日新闻》也以〈新闻自由的基本责任〉(Tanggungjawab Asas Kebebasan
Akhbar)为题发表社论。
卡迪雅欣在文章中以“有其父必有其子”(Bapa Borek Anak Rintik)形容林吉祥父子，并以希特勒於1933年出任德国总统后的“焚书”行动与林氏父子相提并论，个中的企图就如司马昭之心般昭然若揭。他也指责行动党焚烧报纸是一种诉诸情绪的表现及宣传的噱头。
Chamil Wariya则在文章中这么写道：“如果林吉祥真正尊重他所信仰及斗争的新闻自由，他必不会对《星报》不支持在他们眼中不利於国家未来发展的行动党生气……吉祥并非一个真正要建设民主及新闻自由的人。他只要以此议题做为他追求支持与影响力时，用以模糊人民视一式的技俩……吉祥要的新闻自由，是要传媒支持他并抨击政府。如果这事情发生了，他将拍胸膛说有新闻自由。”
在〈新闻自由的基本责任〉中，《每日新闻》虽然没有直接批评行动党，却重申西方新闻自由的缺陷及宣扬我国应有的是有责任感的新闻自由等官方论述；文章有一段这么写：“为了马来西亚人民及国家的繁荣，国民的报纸将继续支持政府的任何政策，并对抗鼓吹种族情绪及将损及国家与民族的狭隘族群思想的人。”
《马来西亚前锋报》及《每日新闻》都以显着版位及标题报导首相对两名第3电视摄影员采访回教党集会受伤的评论。《每日新闻》除了在4月24日以全国封面版刊登题为〈殴打记者乃流氓行为〉（Pukul Wartawan Tindakan Samseng）的新闻外，同时也刊载另一则新闻，报导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主席阿都达希、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理大讲师贞德拉副教授、全国青年理事会会长苏海米及两名巫统副主席等人对这起暴力事件的谴责；《马来西亚前锋报》的报导则以〈反对党侵犯媒体自由〉（Pembangkang Cabuli Kebebasan
Media）为题刊於第4版。这两家主要马来文报章也同时刊出首相伉俪慰问受伤摄影员的照片。
以上两则新闻显示首相也不甘缄默，更企图以新闻自由捍卫者的姿态抨击反对党（矛头尤其指向行动党）不尊重新闻自由。回教党事件之前，马哈迪医生就曾针对行动党抵制《星报》及第3电视一事，这么说道：“行动党口口声声指责政府抹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控制国内媒体，但是他们却不能让人批评。一旦受批评，他们就要烧报纸泄恨。”
这些报导和言论，足以令许多选民产生一种印象，反对党因为害怕其不良动机与手段为传媒所报导而抵制传媒，因此侵害新闻自由的是反对党；反之，政府才是传媒的守护者。不过，饶有趣味的却是，首相也曾在大选期间（4月22日），拒绝回答澳洲广播公司女记者所提出“有人指大马一党专政”的问题，并公然训责对方。当时，首相表现得非常激动，他指责这家电视台“不会作事实报导，来马来西亚录音之后，回去就废话连篇……（该电视台）歪曲我的谈话，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假设我们可以接受外国传媒歪曲首相的谈话，首相之懊恼与不满是合乎情理的表现，那我们可曾正视，国阵不但牢牢控制传媒的言论尺度，令反对党或异议份子丧失均等的机会抒发政见，甚至控操传媒在大选期间“制造”新闻，为执政党造势的现象？
我们似乎都“习惯”於以惯有的思考方式，将反对党抵制传媒的问题表面化，仅仅视为反对党专横无礼的表现，却未曾深入了解事件的背景，探讨选战中的反对党如何在主流传媒的围攻下处於“四面楚歌”之境地；而执政集团又如何操控传媒，以使己方立於不败之地。没有自由舆论的选举，堪称一场自由、公平的选举，只是极少数人愿意思考的问题。
《亚洲周刊》5月7日的一则专文中写道：“反对党在大选期间进一步被国阵控制的大众传媒渲染有种族倾向，例如行动党被指为玩弄华人的种族情绪，回教党则是’宗教政党’。”事实上，这并非在大选中才发生的事；而当我们细读马来文报章刊出的新闻与评论，可得出同《亚洲周刊》不谋而合的结论。
《每日新闻》4月21日社论〈切勿破坏国民团结〉，在“表扬”国阵之同时，并不忘给反对党一击。文章中写道：“国阵对政治满足感的诠释，以塑造一个和平、繁荣及安全的国家的成就为基础，对反对党而言，他们寻求搅乱团结的满足感。一旦国家局势平和，他们就无法获得满足感。”
《马来西亚前锋报》4月19日的一则署名文章则大肆批判行动党的“丹绒三役”，是在日益炽热的槟州竞选活动中注入种族成份。作者Chamil Wariya写道：“他（林吉祥）给华裔选民的讯息是明显的，许子根博士做为首席部长，不只没有实权，还成为马来人的傀儡……林氏所要传达的是，如果华人想要有实权之首长，就得选择让行动党当政府，而林吉祥出任首席部长，种族之火焰明显的从这个讯息中反映出来……其结果当然不好，在我国后独立时期历史上最黑暗五一三事件，就是不健康的种族政治活动的明证。”
“无独有偶”资深报人A.沙末依斯迈4月24日在《每日新闻》发表之评论也提及五一三事件。作者认为“行动党长久以来，为华人的种族利益及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利益斗争。行动党在大选中突显自己为唯一的华人利益的斗士……1969年5月13日痛苦的经验给予我们教训，种族性竞选运动会在国内引发动乱……无论是公开的或暗地里，大选中可引发冲突及社会紧张的努力必须受到全面抵抗。”
《马来西亚周报》（Mingguan Malaysia,《马来西亚前锋报》星期刊）在4月23日头条报导回教党与行动党“密谋”的新闻，不也含有种族及宗教情绪之成份吗？这则新闻报导回教党和行动党及其盟友密谋推翻国阵领导的槟州政府，已经随着回教党在槟岛的战略地点矗立写着“如果吉兰丹可以，槟城也可以”的海报而曝光。新闻也写道：“随着这些海报的出现，证明了回教党已经同一个华人沙文主义政党勾结……回教党之密谋已被政治观察家视为一重恶意的努力，以推翻一个大部份议席由信奉回教的马来人主导的州政府。”然而这则新闻引述的文字却和刊出的照片有些出入，照片中的巨型海报是写着“如果吉兰丹可以/槟城也可以/回教党可以”，反映的原因是回教党认为该党可以取下槟州政权的主观愿望（尽管可能性极低），可是该则新闻却删去海报中“回教党可以”的字眼，再将它“诠释”为回教党与行动党“密谋”，协助非回教徒政党推翻以回教徒为主干的槟州政府的“证据”。
种种宣传策略的运用，必然会令选民产生一种印象，即国阵才是真正为国家及族群福祉贡献的政党，而反对党尽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一丘之貉。从本文所摘引的评论文字，可以看出国阵控制之传媒频频将反对党同五一三事件相提并论，无非是企图在选民心里产生一种恐吓作用，即一旦支持反对党大胜，将导致五一三事件历史重演。
《星报》及《每日新闻》在其言论中不约而同表明，我国之新闻自由应兼顾社会责任，因此他们无法苟同西方传媒那种渲染、歪曲事实、诋毁，甚至杜撰新闻的所谓新闻自由；然而，极其讽刺的却是，在本届大选竞选活动期间，至少就有3家本地报章明目张胆捏造不利反对党的“假”新闻，而《星报》正是其中一家。
其中3起“假”新闻事件概述如下：
•4月19日，《星报》以〈行动党候选人母亲支持国阵〉为题，报导行动党槟城彭加兰哥打州议席候选人曹观友的母亲张三妹批评行动党只会空许承诺，没有协助处理沙明秀新村的道路修护问题，并声明转而支持国阵，因为国阵可实现其诺言。该报也在新闻中刊出张三妹的照片，照片中的她还别着两枚印有国阵士布爹国会候选人黄素珠肖象的徽章。
翌日，张三妹便在另一名儿子的陪同下澄清有关报导。她表示从未说过如《星报》所报导的那番话，而是记者“擅自替她说话”，她由始至终只说过“不知道”及“谢谢”两句话；甚至徽章也是被人“硬硬”扣上的。
•4月22日，《马来西亚前锋报》在封面版报导行动党全国副主席陈胜尧医生承认，由於一些领袖不满秘书长林吉祥的领导，该党正处於足以造成党领袖集体退党及分裂的内部冲突。有关报导进一步说，陈氏对林吉祥在竞选运动中诉诸强硬作风感到不满，并曾表明有意退党，以便在其医药专业领域里赚更多钱。
陈胜尧医生在新闻见报当天，便召开记者会指《马来西亚前锋报》的报导不确实。陈氏说：“该报章故意歪曲我的谈话，并且混淆选民……我希望所有报章给反对党公平的报导，而不是歪曲；我认为，该报已经准备歪曲我的谈话。”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就此事在槟城发表的一段话更具讽刺味道，他说，尽管陈胜尧医生已经对有关报导做出澄清，但是晚间电视新闻却仍不断转播陈氏说行动党将闹分裂的报导。
•4月24日《南洋商报》第3版头条新闻打着〈丹绒三激战难分难解/吉祥做梦也想当首长〉的标题，“报导”林吉祥於4月22日晚上在槟城一家饭店演讲时宣称他做梦都想着当（槟州）首席部长。新闻导言写道：“行动党秘书长林吉祥表示，他要当有实权的首席部长，就是做梦也是这样想着，这正好显示他的决心，他指有人甚至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当上首席部长！”连同新闻刊出的，是一幅描绘林吉祥“做梦”的漫画。
这则新闻见报后，令许多人惊讶不已，因为早在国会解散前，就有不少国阵领袖以林吉祥要当首席部长为由，抨击林氏为“权力狂”；而林吉祥乃政坛老将，岂会在投票日前夕自拙坟墓，发表如此狂妄自大的话？
结果是，林吉祥在4月24日当天除了发表文告否认有关报导，更於当晚在槟城5条路举行的政治座谈会上派发传单，指责该报“甘於被利用”。笔者於4月22日晚正巧代表《星洲日报》采访行动党的政治座谈会，林吉祥确实未曾讲过如新闻导言中所写的那番话。
传媒公然“造假”，固然令新闻媒体之公信力严重折损。然而，在批判传媒“造假”的当儿，倘若也一味的将国内一些传媒“低调”处理反对党新闻归咎於媒体本身，恐怕我们并未认清问题的本质，而仅仅陷入一种“搔不到痒处”的评论。
我们必当理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反对党对本地传媒的不满情绪，自有其历史与政治背景。第3电视於1984年启播之前，我国仅有的大马电视台，原本就是一家官营机构，说它为人民提供资讯，还不如说它是政府宣传其政策及灌输意识型态的工具来得贴切。虽然掌政38年的国阵并没有公然创立所谓的“官营报章”，但是通过其成员党附属商业机构或幕僚对印刷媒体的经济操控，销量较广的主要报章几乎都成了执政集团“瓮中之鳖”。因此，本该独立运作、扮演监督政府的“第4权”角色，却沦为为执政集团“建立霸权、延续霸权”而服务。即使国内一些传媒的拥有权仍未为国阵所控制，却也碍於法律的约束和内政部的压力，在反映民意时战战兢兢，避开对执政集团的尖锐批评，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落得报纸被查禁的下场。在一片“开放”政策的赞美声中，我国新闻从业员依然得在1986年官方机密（修正）法令、1960年内部安全法、1984年印刷与出版（修正）法令及煽动法令等法律条文的阴影下作业。
早在今年2月间，副内政部长美格朱聂就曾公开表明，其部门已经向3家华文报章（《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及《中国报》）发出警告，并指定有关报章在两个星期内“改善”它们的报导，否则出版准证将被吊销。内政部指控这3家华文报章破坏种族和谐、人民团结及我国同邻国的关系。据了解，内政部官员甚至亲临某报社搜集资料；较后时，某报突然抽起刚推出不久的政论版位〈政见广场〉。
此外，警方在今年3月30日援引官方机密法令逮捕两名於去年12月杪报导洪俊峰遭绑架及撕票案，而涉嫌泄漏官方机密的《大都会日报》（Metro）柔南区记者，表面上看来与大选无关，但却不啻为一个以新闻从业员为目标的警告讯号。
大众传播媒体原该有助於国家民主化的发展，为健全的议会民主政体之选举提供言论市场，让选民通过政党所发表的政纲及路向，权衡轻重及本身对民意代表的要求后，理性投票。然而，在大马这样一个传媒受到紧紧箝制的威权政体下，如果我们笃信选举成绩反映的必然是选民理性思考后的结果，则未免信心爆棚了。
我国传媒在大选中的表现，非旦无法催化我国的政治民主化，恐怕却是消除“异议”的利器。唐维敏在〈破媒体时代〉一文中有段精采的文字或可套用在我国：“主导性势力常以媒体为交响乐园基地，成为编奏’和音’的主力，建构表面的和谐清音。不同意见的反对势力同时得以’放炮'，发出’杂音’，却常常遭到消音、消磁，结果造成更多的’声部’空洞化”（见《当代》月刊，1/2/1995）。在无法自由比较言论的情况下，有何强有力的理由说明第9届大选是一场公平的竞逐，人民的选择绝对是理性的？
以下模式或可说明传媒与政权之建立的关系：
这个模式说明，掌握资讯的执政党，比其他政党更有利的利用资讯权，助其继续执政，而整个过程将不断的循环下去，通过对资讯的控制建立霸权，复延续霸权。这就意味着，一旦执政集团仍牢牢控制传媒，反对党要借助舆论推翻原有政权，绝非易事；民主之真谛也遭受严重扭曲。
以我国而言，情况显然不妙。国内反对党及民间压力团体如国民醒觉运动，无时无刻批判我国传媒早已失去其公信力，可是国大教授赛阿拉比依迪研究传媒在1990年大选中的角色时，得出的结果却是超过80%的人民都信任传媒（包括报章、电台及电视台）的报导，特别是华人社会，信任报章的比率高达90.4%。
走笔至此，不由得令我想起东马砂劳越一名新闻从业员5月30日在《星洲日报》言路版发表的一段文字，颇能点出大马这个威权政体下令人心寒的政治现实：“建立公信力是有良知的新闻从业员所追求的目标，当做不到这一点或不能做到这一点时，你只好寄望群众走向不惑，挑战传媒的公信力，对一个投身新闻行业的人，讲这样的话毕竟是件对自己很残酷的事，但是，如果庶民不醒觉，连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都辨别不了，那却是个更大的悲哀，对有心建立传媒公信力、期待政党政治也有公信力者，那会是个更长久的挫折。”
（1-7-1995《资料与研究》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