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愿”看“新马来人
翁诗杰
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已为马来西亚跨越世纪的发展定下基调。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一片颂赞响应声中，究竟要如何把这宏愿理念化为现实？同时须怎样绕过险滩？这一切绝不是单凭激情、口号所能换取的。
与此同时，也有人斥之为一种个人的政治手段，宣传造势重於实质效益。这种全面否定“2020年宏愿”的论调，主要认为任何当权的领导班子都会有其一套治国纲领，不会甘於萧规曹随。因此马哈迪的接捧人会否延续其既定之宏愿，尚是个疑问！
从国家宏观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因噎废食的观点无疑是极其短视的。马来西亚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能老是被动地“见一事、抓一事”，在国际经、政洪流中载浮载沉。任何国家的经济成长固然离不开国际互动关系的冲击，但马来西亚要在霸权支配与保护主义的环伺下争取为自己立向定位，却是切合时宜的。
反对党人光从首相於91年2月28日所发表的“宏愿”演词来断言它流于概念性，缺乏全面性的行动纲领，其实已犯上了孤立看待问题的毛病。
事实上，首相这份阐释国家9大挑战的讲词，务须配合《第六大马计划》与《国家发展政策》(Dasar Pembangunan Negara 1991-2000)方能窥探出他的思路脉络。后两份政策纲领分别是1990年新经济政策结束后的首5年与10年计划。以国家的发展阶段来说，90年代显然是另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就其内容而言，则不啻是首相马哈迪的一贯思想意识之集中反映。
其中荤荤大者首推他的“扬弃拐杖论”。他向来极力主张马来社会必须扬弃“补贴金心态”(subsidy mentality),不能凡事过度仰赖政府的支援扶持。这种言论并不始於1992年的巫统常年代表大会，而早在80年代，当他接受国内外新闻传媒访谈时即已一再提出。
他要马来人建立民族自信，进军国际，显然不是一般政客心血来潮的口号所能比拟。马来社会从70年代对股权执着，过渡至80年代全面培育企管与技职人才，不单造就了不少中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同时也建立起本身的企管架构与企业文化。
这一切均能通过其所掌握的官僚体系获得贯彻的方便。
因此当首相马哈迪提出“宏愿”的理念时，它绝不是一个空泛的政治口号。相反的，马来人已做了相当的准备。巫统少壮派乘势打出“新马来人”的口号，一方面固然是为当时巫统党选造势，另一方面，何尝不是标志着一场精神革命的条件成熟。
在这期间，首相敢捋皇室的虎须，藉修宪废其免控权，不啻为马来民族文化挣脱了一道传统封建的枷锁。这可看作是90年代马来社会迈向现代化、国际化的进军号。
华社若将“新马来人”口号视之为权宜性的造势手段，而忽略了马来人的蜕变与其所具备的竞争条件，无疑是“知彼，，的缺陷；另一边厢，如果华社惟恐落后而囲脖吞枣地依样画葫芦，以“新华人”口号宣泄本身求变的意愿，这种不是以民族自省为基础的沿袭口号，其笼统空泛只会徒增本身族群的迷失。这是“知己”内省的不足。
90年代华社为要顺应宏观时局的演变而力图求新，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的关键在於求变求新的内容是啥？我们不能单凭冠上一个“新”字，便以为从此可跟一切旧的事物或理念意识划清界线。毕竟一个民族崭新的精神面貌绝不是一蹴而成的。它必须发自有关族群的自我省思，才不会沦为一纸空谈。
（08-07-1994《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