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猪患”看治理的文化困局

 

从“猪患”看治理的文化困局

雪州养猪课题被称为“猪患”，这个说法本身就耐人寻味。它既是一个环境与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与治理能力交织而成的复杂困局。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却在长期拖延中，逐渐演变为政治与族群高度敏感的议题。

养猪业在雪州并非新鲜事。对部分华社而言，它是延续多年的生计与产业；对许多周边居民，尤其是非华裔社区来说，却是挥之不去的臭味、河流污染与生活品质的侵蚀。双方的感受真实而具体，冲突并非源于情绪，而是源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差异。

问题在于，政府长期以来选择了最低冲突的治理方式——不彻底解决，也不果断决断。于是，养猪场在不合适的地点持续运作，居民的不满不断累积，猪农则在政策不明朗中维持低投入、高污染的旧模式。看似维持了表面和平，实则为未来埋下更大的社会成本。

近年提出的集中式现代化养猪方案，理论上兼顾环境、产业与公共利益，方向并非错误。然而，政策从来不只存在于文件里。偏远选址、基础设施不足、投资成本高企，以及缺乏明确时间表与补偿机制，使得方案迟迟难以落地。结果是，政府显得优柔寡断，猪农缺乏信心，居民继续受苦。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养猪课题触及了马来西亚社会长期存在的文化敏感线。猪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承载宗教与文化意义。当治理失效，问题便容易被简化为族群对立的叙事，原本可以理性讨论的环境议题，迅速被情绪与政治动员所吞没。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这是一堂关于“拖延成本”的现实教材。任何不受欢迎、但必须处理的议题，一旦被不断推迟，最终都会以更高的政治、社会与信任成本回到执政者面前。届时，即使提出解决方案，也难以再获得足够的社会耐心。

雪州“猪患”真正考验的，并不是是否支持或反对养猪业，而是政府是否具备清晰规划、执行能力，以及愿意承担短期政治代价的决断力。治理，从来不是讨好所有人，而是在冲突中建立可被多数人接受的秩序。

若问题继续悬而未决，它将不只是一个环境或产业议题，而会逐渐演变为对治理信誉的集体质疑。社会的耐心有限，政治的账，终究是要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