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方华社为自己写历史 ——从《大年华人社会史》的出版谈起

 

当地方华社为自己写历史

——从《大年华人社会史》的出版谈起

在快速更迭的时代里，历史往往不是被刻意抹去，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被遗漏。尤其是地方社会的历史，若无人记录，便会随着第一代、第二代见证者的离去，逐渐沉入沉默之中。因此，《大年华人社会史》历时四年完成调研与撰写，并正式出版，其意义远不止于一本厚重的新书面世，而是一场地方社会主动为自身留下记忆的文化行动。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历史”理解为宏大的国家叙事，或由官方、学院书写的正典文本。然而，地方华社的日常运作——会馆的成立、学校的筹建、互助网络的形成、社团在危机时刻的角色——往往只存在于口述记忆、旧照片与零散档案之中。一旦这些未被系统整理的材料消失，华人社会在地方发展的真实面貌，也将随之模糊。

《大年华人社会史》的出现，正是在填补这一长期存在的空白。它所书写的，并非单一社团的光荣史，而是一个地方华人社会如何在殖民、战后、建国与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建构自身组织网络与公共角色的过程。这种从地方出发的历史书写，让我们看见：华人社会并非被动地“存在”于国家结构之中，而是通过教育、经济、慈善与文化实践，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塑造。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工程并非由个别学者独立完成，而是由地方华团推动、集合文史工作者与社团资源共同完成。这种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被记录的当代现象。它显示，地方社团仍然具备公共意识与文化自觉，愿意投入时间、资源与耐心，去完成一项无法立刻带来回报，却对未来极其重要的工作。

在当下“短、快、即效”的传播环境中，愿意用四年时间完成一部地方社会史，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逆流而行的选择。但正是这种“慢”，才能让历史不沦为纪念册式的自我表述，而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集体记忆。

当然，这本书的出版，也提醒我们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当年轻世代与传统社团的距离日渐拉开，地方历史该如何继续被理解、被阅读、被使用？历史若只是被陈列在书架上，终究仍会再次沉寂。如何让地方史成为教育资源、公共讨论的素材，甚至是青年重新理解自身位置的入口，将是下一阶段更重要的课题。

从这个角度看，《大年华人社会史》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证明了一件事：只要地方社会愿意为自己发声，历史并不会缺席。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值不值得记录”，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在时间尚未来得及抹去之前，把它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