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来鼓静静消失：多元文化究竟还剩下什么？

在马来西亚，我们习惯自豪地谈论“多元文化”。游神、舞狮、马来鼓、印度舞、唱诗班——只要同一条街上出现足够多的族群符号，似乎就足以证明这个国家的包容与开放。然而，当一个元素悄然缺席，而几乎无人察觉，这种“多元文化”是否仍然成立，便值得深思。

近年来，华人宗教活动在马来西亚的发展，确实展现出一种相对罕见的公共性与自由度。游神不只是宗教仪式，更是一种被默许、甚至被鼓励的民俗展演。从柔佛古庙游神列入国家文化遗产，到尝试走向国际申遗，这类活动早已超越单一社群的信仰实践，而成为国家文化叙事的一部分。

问题恰恰从这里开始。

柔佛古庙游神的成功，使其形式迅速成为模板，被复制到全国各地。然而，复制的往往只是“看得见的形式”：路线、旗帜、口号、制服、仪式流程，却未必包括背后的社区关系与文化协商。当游神变成一种可套用的模式，多元文化便容易从“长期共处”，滑向“短暂拼贴”。

马西谢港游神，曾被视为多元文化协作的典范。三大民族同游，马来鼓（Kombang）与印度舞者出现在华人游神队伍中，一度成为媒体赞扬的亮点。然而，当年年参与的马来鼓队伍在某一年悄然消失，现场既无冲突，也无解释，更无追问。这种消失，不是被禁止，而是被忽略。

这正是多元文化最危险的时刻。

文化并不总是在高压下消亡，它更常死于“可有可无”。当某个族群的参与不再被视为“不可替代”，而只是“点缀性存在”，它的消失便不会造成任何结构性的震荡。仪式照常进行，神轿继续前行，摄影机依然对准热闹的画面，只有缺席本身在默默发声。

对照北海大旗鼓游行中可见的神马舞、唱诗班、印度武术与风笛，我们同样必须提出不太舒服的问题：这些元素，究竟是长期共生的结果，还是被放置在同一舞台上的“文化陈列”？当多元文化只剩下同时出现，而不再需要彼此协商、磨合与依赖，它是否已经从社会实践，退化为节庆表演？

游神，本质上并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公共空间的问题。谁有权决定谁能参与？谁被视为“自己人”，谁只是“被邀请的他者”？更重要的是，当他者不再出现，是否有人觉得事情出了问题？

如果消失的马来鼓与仍然存在的象头神，同样都是马来西亚社会中的“非主流符号”，却只有前者可以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退场，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多元文化并非均等运作，它有层级，有中心，也有被边缘化得悄无声息的对象。

或许，多元文化从来不只是“能不能一起出现”，而是“会不会被记得”。真正的危机，不在于冲突爆发，而在于某些文化元素退出舞台时，连争论都未曾发生。

当马来鼓静静消失，我们失去的，可能不只是一段节奏，而是一次重新理解彼此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