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逾2000人参与”看见什么？——峇株华团新春游行的社会功能与结构变化

从版面上看，峇株华团新春大游行是一场标准而成功的“热闹型公共活动”：人数多、画面满、色彩强烈、仪式齐全。2000多人参与、锣鼓喧天、醒狮舞龙、神将巡游、老中青同框，构成了一幅理想化的华社公共生活图景。然而，若只停留在“气氛沸腾”，就会错过这类活动真正值得观察的社会意义。

一、华团的新春游行：不只是庆典，而是“可见性的生产”

在当代社会，华团举办新春游行，早已不只是节庆娱乐，而是一种公共可见性的生产。通过游行，华团把“我们还在”“我们有组织”“我们能动员”这些讯息，清楚地展示在城市街道上。

在地方层面，这种可见性具有三重功能：第一，对内确认华社的集体存在感，强化成员的归属与认同；第二，对外向地方社会与政治结构释放讯号——华团仍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第三，对自身进行“组织再确认”，证明华团仍具备统筹、协调与号召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参与人数会成为报道中的核心指标。数字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象征资本。

版面中的画面高度一致：队伍整齐、服装统一、角色分明。这显示出强烈的组织能力，但也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参与的性质是什么？

从构成来看，游行参与者多为：

● 华团成员

● 表演团队

● 学校或社团受邀队伍

● 特定宗教或文化单位

这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参与，而非松散、自发式的街头参与。换言之，社区凝聚力更多体现在“被动员的团结”，而非“自发生成的公共热情”。

这并非缺点，但它揭示了一种现实：华团仍能整合资源，却较难吸引非组织成员、年轻世代或边缘群体主动加入公共文化实践。

醒狮、舞龙、神将、花车、传统服饰，构成了游行的文化主轴。这些符号高度稳定，也因此容易被识别、被理解、被接受。

但问题在于，文化正在从“生活实践”转为“表演展品”。许多传统元素，更多是为了“被观看”，而非“被延续”。年轻参与者在其中，往往扮演执行者而非文化诠释者。

这也解释了为何游行场面宏大，却较少看见对传统意义的重新诠释或当代转化。文化被保存了，却未必被更新。

从游行路线、街道背景、老店与居民的互动来看，这场活动仍然牢牢嵌入峇株巴辖的地方空间。它不是一场“表演给外人看”的活动，而是在熟悉街区中，对地方记忆的再确认。

这说明，至少在地方层面，华团仍成功扮演着“地方文化守门人”的角色——守住节庆节奏、公共仪式与集体记忆。

然而，越是成功的热闹，越容易掩盖结构性的转变。

从版面细节可见：

● 组织者与核心人物多为熟悉面孔

● 长者仍是象征性主轴

● 年轻人多出现在执行与表演层面

这反映出一个现实： 华团仍在运作，但正在老化；活动仍热闹，但接班逻辑并未清晰转型。

新春游行，可能正在成为一种“维持传统运作模式”的成功范例，却尚未成为探索新参与模式、新文化表达的实验场。

峇株华团新春大游行，无疑是一场成功的公共文化事件。它证明华团仍有组织力，华社仍有集体仪式，地方认同仍未瓦解。

但真正值得问的不是“有没有热闹”，而是： 热闹还能持续多久？又是否能转化为更具开放性与世代延续力的公共文化实践？

或许，下一步，不只是把游行办得更大，而是把参与变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