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节庆化到文化资产化： 地方新年庆典作为公共文化与地方认同建构的可能性 ——以峇株巴辖华团新年大游行为例
——以峇株巴辖华团新年大游行为例
在当代城市治理与文化政策语境中，「节庆」（festival）已成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最常见的文化策略之一。从新年庆典、艺术节、灯会到庙会活动，节庆被寄望于活络经济、吸引观光、提升城市能见度，甚至塑造地方品牌。
然而，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
地方节庆究竟只是短期的“表演型活动”（event-based spectacle），还是能够累积为长期存在的“公共文化资产”（cultural asset）？
换言之，它制造的是一时的热闹，还是持续的地方认同？
以柔佛峇株巴辖华团新年大游行为例，这类由华社组织、学校、庙宇与民间团体共同参与的大型新春巡游，正好提供了观察节庆如何从“活动”走向“文化沉淀”的现实场域。
一、节庆化趋势：城市文化治理的工具化逻辑
近年来，文化研究常以“节庆化”（festivalisation）描述城市治理的新趋势： 透过密集举办大型活动与庆典，城市被不断包装成可消费的节庆空间，以吸引游客、资本与媒体关注。
在此逻辑下，节庆被视为：
● 观光经济的引擎
● 城市营销的策略
● 空间再品牌化的工具
● 短期消费刺激机制
然而，当节庆高度工具化时，文化往往被简化为视觉景观与表演资源。传统技艺被舞台化，社区参与被边缘化，地方历史被压缩成“可打卡的符号”。
结果是：
热闹可以复制，但认同难以生产。 节庆结束，社会关系也随之解散。
这种“事件型文化”（event culture），往往缺乏可持续性与社会深度。
二、公共文化视角：节庆作为社会关系的生产机制
若从“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角度理解节庆，其意义便不止于娱乐或观赏。
公共文化强调的是文化实践如何在公共空间中生成社会关系与集体认同。
关键问题不是“活动有多盛大”，而是：
● 谁在参与？
● 谁拥有组织权？
● 文化如何被传承？
● 社群关系是否因此被强化？
节庆因而成为一种“社会生产过程”。
它生产的不只是表演内容，而是：
● 社会资本（信任、合作网络）
● 文化资本（技艺、知识、仪式记忆）
● 地方叙事（共同历史与集体记忆）
从这个角度看，峇株巴辖华团新年大游行并非单向度的观光节目，而是一种高度社区动员的公共实践：
● 数十个华团与学校共同参与筹办
● 舞龙舞狮、鼓队、传统技艺长期训练
● 庙宇、乡团、志工与居民投入组织
● 街道被暂时转化为社区共享的公共空间
市民在此不仅是观众，更是生产者。
节庆成为“大家一起做的事”，而不是“别人演给我们看的节目”。
三、“旅游热闹”与“文化沉淀”：两种不同的节庆路径
从文化政策角度观察，可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节庆逻辑。
（一）旅游导向型节庆
● 强调人流与消费数据
● 依赖专业策划与外部公司
● 重视觉包装与舞台效果
● 当地居民多为旁观者
文化被视为可开发的资源（culture as resource）。
（二）社区沉淀型节庆
● 每年固定举办，成为生活节奏的一部分
● 社群自主组织与长期投入
● 技艺与仪式跨世代传承
● 参与过程重于表演结果
文化被视为生活方式（culture as way of life）。
前者创造短期经济效益，
后者累积长期社会资本。
若以可持续文化发展衡量，真正能支撑地方认同的，显然是后者。
峇株巴辖的华团巡游，正是这种“社区沉淀型节庆”的实例——其核心不是观光奇观，而是华社网络长期的组织能力与合作传统。
四、从活动到资产：节庆的制度化关键
若希望让新年庆典成为长期文化资产，政策重点不在“越办越大”，而在“越办越稳”。
关键在于制度化与日常化。
可从几个方向思考：
1. 常态化文化团体支持
让舞龙舞狮队、鼓队与传统技艺团体全年运作，而非节日前临时集合。
2. 历史档案与文化记忆保存
建立影像、口述历史与展览，使节庆成为可被研究与传承的文化文本。
3. 青年与学校接棒机制
将节庆纳入教育与社区学习场域，培养下一代参与者。
4. 公共空间与经费保障
把节庆视为文化基础建设（cultural infrastructure），提供长期制度支持，而非一次性补助。
唯有如此，节庆才能从“项目”（project）转化为“资产”（asset）。
结语：节庆不是表演，而是地方社会的自我生产
从公共文化的角度看，节庆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规模或声量，而在于它是否持续塑造人们对“我们是谁”的理解。
当峇株巴辖居民年复一年参与新年巡游、排练鼓阵、制作花车、筹办活动时—— 他们实际上正在共同生产一种地方认同。
节庆不再只是热闹的舞台，而是社区自我组织、自我记忆、自我定义的过程。
也许可以这样说：
热闹的是一天，
沉淀的是几十年。
当一场节庆成为“没有它就不像峇株巴辖的新年”时，
它便真正完成了从表演到文化、从活动到资产的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