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野夫用一生气力记录时代悲剧
作家野夫获台北书展大奖
蓝莲花
中国大陆作家野夫首次出版作品《江上的母亲》，记录家中三代人的时代遭遇，获台北书展大奖肯定。在野夫眼中，此刻中国的作家，需要由还原历史真相的勇气，肩负起建立真正开放社会的道义。
当得知自己的作品《江上的母亲》获得二零一零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时，湖北籍作家野夫淡淡地告诉笔者：「这肯定是意外之喜。」在广阔的中国大陆，他的名字并不为体制内文学界认可。他甚至将自己定义为普通的网络作者，「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没有出版过任何书籍」。
这位一九六二年出生于湖北恩施的土家族作家，自述「经历了奇特的命运」。祖父是土司后裔，因为有数十亩薄田成为「地主」，最终在新政权的酷刑下丧生；父亲却是新政权的干部，参与土改、剿匪，在文革中批斗，直到死，都将杀父之仇隐忍下来，未对新政权吐露半句怨言；而他本人，因为在六四后愤然辞去警察职务，不得已流亡天涯并且被人陷害入狱。
从二零零四年起，野夫就开始在论坛和博客上贴出这些緕述三代人惨痛经历的文章。对于六十年的中国文坛来说，土改、剿匪、反右、文革、八九等等事件对中国人个体的伤害不是一个敢直面的话题。而野夫颠覆了中国作家的做法。在野夫笔下，三代人遭受的折磨和死亡得到了赤裸而逼真的呈现。他在《地主之殇》里，记述了他的家族在土改中遭遇的灭门惨祸：祖父自缢身亡并被暴尸后，大伯横死、二伯被劳改，服刑几十年，大伯和二伯的妻子一夜间双双自杀。
之后他开始记述母亲的死亡，这便是最知名的、曾获得网络散文一等奖的《江上的母亲》。台湾南方家园出版公司出版这部散文集时，便以此命名。(此书香港版由天地图书出版，取名《拍剑东来还旧仇——野夫自选集》)。野夫的母亲作为一名国民党军队将领的女儿，一生不肯承认军阀血统，却逃不脱划为右派、被批斗的命运。母亲选择在她出狱后投江，是野夫一生最深的伤痛，「写完哭完，感觉似乎用尽了一生的气力」。
记述了家族命运，野夫开始关注身边其它亲友的遭遇，陆续写了《组织后的命运——大伯的革命和爱情》、《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酷客李斯》等等，均收录在《江上的母亲》一书中。无论是爱情被革命的名义破坏蹂躏的「大伯」，还是特立独行、忍受不了现世污浊的民间思想家李如波，抑或是幽默旷达、孤独萧索的翻译家李斯，每一个人的命运背后，都能听得到自由受到戕害后的惨烈呻吟。
「我们这个时代天生就是创造悲剧的时代，事实上，今天写出来的这些，还只是我内心中的一小部分悲哀。」野夫说，他写作是为了抒发心中耿耿的孤愤，「当我经历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命运之后，更加感到我如没有写出这些善良人的苦难，那么我在死时一定难以瞑目。」
然而，野夫并不仅仅记述苦难，书中还有别样笔触。《球球外传》，细腻而悠长地讲述了小狗球球和三个人类「父亲」的故事；在《小鸡的故事》里，一只孤独的小鸡不容于鸡群，却又「行侠仗义」，当黄鼠狼出现时为鸡群报警。而《漱玉——一种消失的女人》，作者对美人、美物、美事的缱绻柔情溢出纸外。这个以笔墨怀旧深情见长的作家，用这些绵密的文字，告诉人们在死亡之外还有安宁、祥和。暴力之中总有相反的宁静生长出来，他的笔捕捉到了生长的瞬间，于是即使是再凄苦的画面，也可以听得见美好生长开花的声音。
这个不被体制接受的「网络作家」，不仅得到了网民的热捧，也为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认可。章诒和在这本书上作序说：「野夫的作品正是由哭泣的大地孕育出来的……我以为：作品达到什么档次，就要看作者心灵是个啥档次了。因为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野夫的心灵就在文字的后面。」
而一位不知名的网民这样评价野夫：是的，当人们习惯生活在一个黑暗逼仄的空间，习惯了私语时组织派密探坐在他们旁边，习惯了把他们的生命安排交给组织时，这样的记述是多么富有人性和血性。
在获悉得奖后，亚洲周刊第一时间对野夫做了专访，以下是采访摘要：
何时知道自己获奖的？
直到昨天（一月十一日）才知道获大奖的消息，我实在感到意外。我认为入围已经是幸事，我并未希望获奖。今年有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王鼎钧的《文学江湖》，还有张爱玲的《小团圆》，这些都是我景仰的人与书，因此，我认为区区如我这样的未名作家，应该不会得到彼岸的重视。在此岸，当然更无可能。
在此岸，您也是有知名度的。
这肯定是过奖。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网络作者，一个大陆常说的自由撰稿人，在本书出版之前，没有在自己的祖国出版过任何书籍。我的写作，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多数文章，都只是在自己的博客上随便贴出，这样的人，怎么能说有名呢？
您从小文学天赋极好，做过教师、警察、坐过牢、当过书商，怎么突然写起散文来了？
我很小立志想要做的就是作家。八十年代文学大潮时，我就是先锋文学青年，只是我一贯采取的是体制外写作，不投稿，没有太多兴趣在官方杂志发表，因此一直默默无闻。写作对别人也许是功利，对我确实是使命一般的意义。
写作是一种反抗，既是对自己内心黑暗的反抗，也是对社会邪恶的反抗。没有真实的写作基础，没有对时代批判意识，没有对自由的基本渴望，那样写作，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一钱不值。
三代人的命运中，祖父辈的应该是最不熟悉的，但你写得身临其境，比如《地主之殇》，我很好奇这段历史你是如何了解到的？在那个时代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
家父去世后，我被许可在警察陪同下赶回去奔丧，第一次见到他那个深山家族的许多亲戚晚辈，他们开始向我哭诉这些可怕的往事。之后的零四年，我为了完成家父的遗愿，赶回深山为祖父被抛尸的那个天坑修墓立碑。又调查了很多家族历史，也因此开始研究土改的来历和各种民间记录，终于写出了《地主之殇》。
知道这些历史后，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愤怒，但更多的是惊恐，同时也难以想象，家父这样身负毁家之痛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他是怎样化为内心沉默的块垒呢？我无法起问他于九泉，但我只要想到他的心灵苦难就难过，我时常喝酒大醉后痛哭嚎啕，无法克制的愤懑。
能说说《江上的母亲》的写作过程吗？
母亲的自沉失纵，是我今生一定要写的。但是每次拿起笔，就只剩下哭泣和茫然，不敢写，不敢触碰这个话题。恰好她离开十年的时候，一个朋友约稿，要我写母爱方面的一篇文字。于是我决定写了，用了整整一天一夜，写完哭完，像害了一场重病，次日在沙发上躺了一整天。感觉似乎用尽了一生的气力。我理解古人所说的呕心沥血是什么感觉了。
您觉得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是不是应该有一种使命感，或者说肩负着某种道义？
在此刻的中国，有道义的作家，最低标准来说，不会去含泪劝告，不会去写纵做鬼也幸福。其次是，仅仅虚构一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所谓纯艺术，也是不的。因为在痛苦的大地上，你作为文学的实践者，你应该走在前面去引领，去祛魅——六十年来由谎言组成的历史，应该由我们去揭破，去还原。
但是揭破、还原、记录与文学的想象力如何结合起来？
想象力本质上说，只是文学的基本功。但是文学的发生之初，不是要竞技想象力，而是要追求真善美，鞭笞现实的黑暗。诗经以来的中国伟大文学传统，一定是吊民伐罪。
您觉得六十年意识形态对国民的思想进行「强奸」后，对汉语创作的伤害在哪里？
首先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只许国民有一个他们的意识，当国民都只是认同他们那一套关于独裁的理念之时，当所有的语言都只是鹦鹉学舌地模仿他们那套假大空的谎言之时，这样的时代就基本没有文学的空间了。
在一个意识形态被控制的时代，母语成为了被阉割的娘娘腔，这种娘娘腔写到极端，也就是余秋雨似的文章。六十年来的文学多数是太监文学。
你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大的束缚是什么？
言论箝制是最大的束缚，当言论都能被处罚被判刑的时代，多数人的写作，首先想的是怎样安全，怎样能发表，怎样能换钱，怎样能评奖分房子。这样时代的文学，它还可靠吗？没有一个开放社会，就没有真正自由想象和飞翔的文学。因此，文学首先的使命，是要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而拼搏。
亚洲周刊二十四卷六期 (2010-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