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首相马哈迪政权
何启良
南洋商报 29.01.1995
何启良
南洋商报 29.01.1995
如今尚未能“论定”马哈迪
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点觉得，评论马哈迪，无论是他的个人性格或历来政绩，都有千头万绪、捉摸不定的感觉。个中原因不难了解，首相马哈迪不止仍然在位，而且声望炫赫，至今不坠，虽然为历来首相任职最久者，且继承人经已选定，然而他似乎还没有退隐之意，以后的变化如何尚属未知，故大马舆论界评论首相时不得不顾及到当前权势的实在与首相政治作为的延续和变化。况且，马哈迪医生就任首相这么久，理政不可谓不勤，政绩和效应自然繁多，论及他时要面面顾到实非寻常。所以若要“论定”，总结马哈迪还必须在再等一段时间。
第一阶段新意层出
以现在来说，依我管见，首相马哈迪的政权和统治可以大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从马哈迪就职那一年算起（即一九八一年），至约一九八四、八五年。当年马哈迪医生和他出身相约的拿督慕沙希淡合伙无间，缔造新政，组成了所谓“２Ｍ”政权，一时气势如虹，改革热潮高涨。一九八二年“２Ｍ”政权直接要求人民委托，举行大选，大选口号“廉洁、有效率与可信赖的政府”最能表示出那时的政治作风和执政的重点。我们发觉，每当新政权掌势时，必会有所谓“新扫把情结”（new broom syndrome）的出现，它必会企图与旧习或过去作一决裂，用以分别旧实力与新权贵。（以后新首相的出现时，我们亦可作出如此预料。现在副首相安华弘扬王安石变法，是否是一个暗示？）马哈迪就职首相后，曾重复多次说，新政府将会继续过去的政策，此举当然是为了安定民心。但是我们发觉他一上任后的所作所为，与旧政权回异之处颇多。首相虽然没有宣布一个全盘的新计划，但却从“零碎”的政策行动里新意层出，甚至有给人目不暇给的纷纭感觉。我们所熟悉的“向东政策”、“重工业化政策”、“私营化政策”、“马来西亚大宝号”、“以身作则运动”、“提高生产力政策”等等都是这个阶段的思想结晶。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新经济政策，他表示政府决心贯彻到底，但是因为太多浪费，政府机构必须整顿不可。因此，在这段时期，马哈迪政府查办，处置了不少亏损的政府土著企业，扑灭了公共领域的贪污，也改善的行政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马哈迪作了两件他一直要作的事：向皇室摊牌，向异议集团进行箝制。马哈迪出身布衣，在政治郊野时从不隐瞒对皇室的不满。一九八三年是马哈迪挑战皇室开始的一年，此次事件与十年后（一九九三年）对君主权力限制的修宪危机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可以看出首相马哈迪对付皇室的行动是有连贯性的，此乃我们赞他“深谋远虑”的由来。基本上，马哈迪对皇室的挑战源自于他深信作为政党的巫统应是维护马来人利益的唯一机构，皇室应只是附属于政治之下。
第二阶段政绩褒贬不一
马哈迪的第二时期大约始于一九八五、八六年到一九九零年间。这两年间有三件重大事件：大选、经济萧条和“２Ｍ”决裂。对马哈迪来说，大选的成绩并不如意，甚至锐气大挫，其中的原因当然有许多，经济萧条、金融丑闻、种族两极化都是关键。“２Ｍ”政权的真正决裂是在一九八六年，但之前已见端倪。“２Ｍ”政权一开始就播下了分裂的种子：我们发觉，在大马政治利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山容二虎”的记录。马哈迪与慕沙决裂后，重用元老嘉化（提升位副首相）和新进安华（从农业部转到教育部）。
在这一阶段，马哈迪的表现最具争论性，政绩褒贬不一。许多贪污事件频频发生，最严重的是土著银行亏空事件，愈闹愈大，其中情节离奇曲折。巫统内部发生空前的政治斗争，拉沙里向马哈迪开炮，背水一战，Ａ队和Ｂ队的对峙，后拉沙里组四六精神党，巫统被法庭判为非法组织，马哈迪重组旧队伍，成为新巫统。国阵成员党内外亦出现异议和裂缝，一九八八年马华公会会长林良实就曾“度抗议”过国阵政府的“缺乏诚意”。华社集会于天后宫抗议政府委派不懂中文者到华校任职，巫青团悻然恫言组织更大集会，一时种族情绪高涨，导致马哈迪政府的“茅草行动”，共逮捕了106人。司法部被攻击，最高法庭院长被罢撤，司法独立是否还存在成了一些人争论的课题。同时，马哈迪也遭到金钱政治在巫统内泛滥的指责。也有人认为，巫统在马哈迪领导之下以完全变更，从一个代马来族群诉求的政党变为马来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总之，金钱政治蔓延，派系林立，资产阶级利益抬头，是这个阶段相当明显的现象，至九十年代仍然存在。
第三阶段致力整合
从一九九零年到现在为止是第三阶段。经过了第二阶段的批斗、箝制，马哈迪力于整合和建设的工作，尤其注重巫统团结、中央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的缓和、和族群情绪的安抚。这段时期有三个重大标志：国家发展政策的拟定，2020宏愿的出现。国家发展政策基本上延续了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和内涵，设定了大马以向，经济的复苏也稳定了之前族群间的不安情绪。而自2020宏愿提出以后，政府做为骨干。看来政治意涵比实际意涵来得浓厚，但也不失为振兴和团结国人的手段。安华和他的“宏愿队伍”在一九九三年巫统大会胜出，已很大的程度上解决了首相继承人的问题。一九九四年巫统夺下了沙巴政权，提出了“新沙巴”口号。在这个安稳、自若、自信的状况下，国内就出现了所谓“小开放”的现象。看来重大事件以尘埃落定，马哈迪政府可以全心致力于建设和发展未来大计了。
在外交上，马哈迪延续了他一贯援助第三世界、抗衡西方霸业的政策，同时致力推行东亚经济论坛（ＥＡＥＣ）。东亚经济论坛尚处于筹备阶段，亚细安各国基于盟国友谊而口头热诚，大国如美国和日本的反应并不正面。看来东亚经济论坛的理念实现并不容易。和2020宏愿一样，它有待时间考验。
首相政权的两个复杂现象
横贯这三个阶段，有两个相当复杂的现象，一个在国内，另一个则是对外的外交政策。在国内，自马哈迪上任后，首相的权力有越来越及中和扩大的趋向，但是同时最近几年的变迁却显示比较开放和自由化。我曾指出，首相署的结构、功和目的，在马哈迪的领导之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首相的权力，与其他建构如国会、司法部、皇室等相比，以逐渐集中。（请参阅何启良：〈论马来西亚首相职务的转变──兼论马哈迪的政绩〉，《资料与研究》，1995年1月，第13期）。换言之，当前的首相权力之大，实为空前。也因为如此，稍有一点放松、缓和，便被认为是一种“开放”的举止。我发觉“开放”必须放在一个“透视面”（perspective）里作审视，不然便会变成是非非是。当前“小开放”、“大开放”的讨论都有这个盲点。
大马，或说马哈迪，在国外的形象是好是坏，很难说得清楚。在国内，首相的形象当然是不容质疑的。国内政府官员、舆论界一致认为马哈迪敢于像强国挑战，为第三世界伸张正义，因此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大众传媒如此宣扬，必定。在这方面首相可能比任何人都谦虚。他虽然一身是胆，但是他曾称自己只不过多”而已，作为第三世界的发言人言之过实了。谦虚总归谦虚，国外的评价又是。国外的媒体对首相不友善是事实，政治人物也会偶出讥言，年前澳洲总理对首相不敬之言犹言在耳。我的看法是，国外的评论毋乃太过贬损，而国内的评价又毋乃太过颂赞。（尤其是大众传媒；学界的评论倒是比较保留的。）
首相思想的局限
首相政绩的这些矛盾，其实并不奇怪，再当世政坛上能在位长达十三年而始终一贯的，恐怕难得一见。不过我总觉得首相的思想虽然多姿，政策虽然高明，手吤F一个缜密的理论作为根据。换言之，首相的思想只让人有见树不见林的感觉，而且似有点焕散。如果有人问：首相的哲学思想中心是什么？我们很难做出回答。马哈迪的思想似乎缺乏规范、理则，故令那些要了解他的人迟疑不已。
就以外交政策来说，首相特立独行，反西方霸业似乎是一面倒的。外交讲究谈判、折衷，首相对西方权势的强硬态度似乎以给外交里杰作了一个新的定义。高等教育政策也是一个例子。当前的大马高等教育政策颇多缺陷，师资的严重缺乏、设备的落后和陈旧、教员薪水的偏低，都是与首相要把大马成为东南亚高等教育中心的理想不能调和的。
首相的哲学思想有其局限，当然这并不表示不适合于大马社会。他是一个以行动和实践求政绩的务实者，对于所谓的“理论”、“规范”云云，当然是一笑置之了。
大马政治历史里的“枢纽”人物
“解读”马哈迪政策和理念以不易，“解读”马哈迪个人性格更难。人们了解魅力领袖的途径之一，是做出一幅他的“心里侧面”（psychological profile），从出身、背景、机遇、情结窥其行为，但是许多时候这类工作落在一位低手时都会沦为一种茶余淡饭后的“闲谈”（gossips），传闻流言参杂其间，难免失真。况且，注重个人，也不免有浓厚的英雄主义的色彩。有关首相的“情结”的传闻街坊间流传极多，这方面我时在无从下手。
我只能做出一个较“实事求是”的观察。同任何政治人物一样，马哈迪不可能是全才。观察他在十三年前后的所作所为，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善于政治斗争而治理国家的理论不足，具有政治的气魄而缺乏行政才能，正因为如此，才酿成官僚机构连连失误（国行失窃、土著银行丑闻、机场屡次失火等等），导致了马哈迪政权名誉的受损。马哈迪政治手腕一流，对行政效率的改进却后劲不足，虽然他的政治生命充满起伏曲折，但因为他对实际政治敏捷过人，手腕高超，所以每每必胜。总的来说，马哈迪年青时曾是政治激进份子，得势后走向中庸，但是由于思想本来就先行，故许多行为和政策皆具争议性。对异议份子，对宗教狂热集团，对皇族权贵，对西方霸权，他无畏果断，从来不作妥协。对贪污，金钱政治，无效率官僚机关宣战，成就不一。对待机而发的首相职位觊觎者打击，最后提拔爱将接位，安定了政局。2020宏愿的提出，马来西亚族的落实，工业化的推进，这些理念如果实现，功属千秋。
当马来西亚走向现代化、工业化的当儿，马哈迪为国民打下了一个札实的基础。大马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国家的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也大体安定。从一个”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历史角度来看，马哈迪就如前面三位大马首相一样，实为一个过渡人物，但是他的不同处是处身于一个“旧”与“新”的更迭年代，而他本身就拥有这两种素质。他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也是米尔士（G.Means）所谓大马政治“第二代领袖”的最后一位大将，把他誉为大马政治历史发展的“枢纽”人物，应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