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化的肇兴与传播
安焕然
海南人是有文化的。一个关键时期是在宋代，从北宋姜唐佐中举开始，至南宋末，海南共出举人23人、进士12人。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郑真辅登进士第二名，是海南第一个探花。这样的科举高中频率，对长期被中原士人视为“蛮荒孤岛”的海南，无疑是令人惊讶的成果。宋代海南，其文教儒风已肇始兴起。
两宋时代，中原纷乱，海南岛却是一个有文化的纯朴乐土。南宋名臣李光对海南之承平，文化风气之增盛，颇为赞叹，称道说：“海南自古无战场，靖康以来，中原纷扰，而此郡独不兴兵，里巷之间，晏如承平时，人知教子，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郡试于有司者，至三百余人。”
而且文化的传播，应是双向互往的。海南不仅有中原文化输入，亦把本土精彩的文化技艺北传中土。海南黎民的棉花（古称吉贝、古贝）织品是最早见于中国史籍的棉织品之一。唐宋时期，海南的盘斑布、古贝布、黎锦、黎裙和黎幕等更是蜚声中原，成为中国宫廷的贡品。赵汝适《诸蕃志》指说，海南在宋朝时已是福建海商贸易兴贩之地。除了沉香等香药土产，海南的棉织品亦是福建海商另一热衷的商货。苏轼谪居海南时，作〈和陶拟古九首〉，第九首亦曾说海南“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指出海南棉织品的普及与优质。
这种精妙的棉织工艺在元代获得了北传。事因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黄道婆幼时为童养媳，因不堪公婆虐待而随云游道士逃至海南崖州（今三亚市）。她在海南居住的40余年间，向黎族同胞学习了棉纺织技艺并加以改进。据说黄道婆发明了三繀脚踏纺车，一次能纺3根纱，比手摇纺纱效能高出3倍。元朝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黄道婆返回故乡（今上海）松江府乌泥泾，遂把这改良后的海南棉织奇葩的技艺传教乡人，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起了重要作用。
再者，唐宋之时的海上丝路颇为兴勃，中国福建海商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穿梭其间，海南岛亦是海上交通一个中途补给站和避风场所。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说，当年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经营东方远洋贸易，在其通往中国的航线上建立了不少据点。除印度，马来半岛的个罗国（即吉打）、室利佛逝、占城，亦一度为彼等之居留地。此外，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海南岛。
占城是指今越南中部海岸一带。宋元期间，因海上丝路贸易频繁而与阿拉伯商人的交融，多有信奉伊斯兰的占城人浮海遇风，飘至海南岛的记录。当时这些穆斯林移居海南岛，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其人多蒲姓。
1976年，海南岛南部沿海，跨越于陵水、三亚两市、县交界的福湾海湾，东西长约2.5公里的海滩沙丘地带上，发现墓碑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属于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墓葬群。之后又陆续在三亚附近发现5处穆斯林古墓群，是在中国南方沿海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穆斯林墓地。
海南“回族”主要居住在三亚、儋县。伊斯兰色彩比较浓厚的三亚地区，1937年尚有4座清真寺，属什叶教派。其文化亦兼容了其它文化因素，诸如语言一部分带有马来语的语根。这些穆斯林后来就成了海南回族，并改用了汉姓，包括蒲、方、海、刘、哈、杨、马、米和汪等十余姓。
至今，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市回辉村还有不少“回族”。首相阿都拉的外祖父哈山沙礼原名哈苏璋，就是在19世纪末从这个海南穆斯林村落飘洋过海，南来马来亚谋生的。有人说，首相阿都拉应也可以算是四分之一的“海南人”，这是有根据的。
因而，稍懂点海南历史和其文化渊源，就别再乱说：海南人是“疯”的！
星洲日报／边缘评论．安焕然．2009.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