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权力的共犯关系----论马来知识社群的文化现象
曾庆豹
曾庆豹
巫统党选之前，各大报争相讨论“新马来人”这概念，华文报也努力转译刊出。知识在此政治现实中发挥了革命性的颠覆功能，成功的营造某种有利的气势，从封建社会的宗法政治（嘉化的象征：德高望重）过渡到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安华等人的象征：青年才俊）。 这次结构性的转化是一项“典范革命”（Poradigmatic revolution ），“新马来人”赋予了理论的依据，而象征着“学术”、“中立”的马来知识社群在其中扮演了极重要的思想任务。
这股文化现象连华社也频频感到惊讶，不断追问：马来知识精英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究竟有多少？的确，马来知识精英早已形成一股可观的力量，在训练有素的情形下，肯定在未来国家权力整体的运作中，关系着其中的变化因素。然而，问题不在于这群马来知识精英究竟会形成怎样的影响。问题应该是，究竟我们是如何揭露知识社群与权力机构的反馈逻辑？知识如何形成赤祼祼的权力宰制？一言以敝之，知识与权力有没有“共犯”之嫌？
毫无疑问的，知识的宰制（ dominat- ion ）是一种非暴力的掩护，也就说，知识暗念着权力的结构性运作，配合着国家机器采取“软性”、隐藏式的操控。表面上看来，知识是中立的，再加上“学术”的旗号，更是合理地辩护自身假定的意识型态；所以，所谓“客观”果真的是毫不预设立场吗？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尤其当知识在权力核心的地带运作时，往往构成对权力的保护或挑战，一般在国家机构任学术人员和大学任教席的，很少不涉入某个权力组织来进行学术研究的。
知识一方面可以反映实在，但也可以进行欺骗。在德国纳粹的时代，许多大学教授和专家的研究，无不合理化的辩护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也处处寻找诋毁犹太人的所谓“证据”，他们的方式也是“学术”的。可以这么说，知识一定关系到权力的问题，它不是赞成就是反对，都涉及到权力，如做研究需要经费，为保护不失去教职，不能有偏极性的反对言论，进入主流构成影响，等等。所以，知识无处不在权力的结构中运作。好一点，知识变成商品贩卖下的交换，坏一点，就沦成为某种意识型态宰制的服务工具。
知识份子是一个没有“生产工具”的群体，本质上，他们并不属于任何阶级，因为他们的活动并不明显代表那一层的利益关系。换言之，知识份子往往只能依附于某个团体，而在国家机器的权力无孔不入的情况下，他们往往落入某种权力的团体中。名义上好像是为服务而贡献研究心得，事实上，却成为替某种宰制阶级做合法性辩护的工具，在学术研究的中性保护下，进行一些赤祼祼的权力操纵。知识与权力一拍即合，形成反馈的逻辑。所以，所谓的智襄团，不也就是利益分赃者，知识份子在其中，可以做出羞耻的勾当，巩固自身的学术霸权。知识沦为贩卖，良知也溃烂扫地。
自古文人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似乎只能有两种命运，一是被利用，一则是被放逐。苏格拉底的死是言论的迫害，屈原的死则是良知的迫害，那些为权力抬骄子的人才获得自保，被卷了权力核心的，少有不丧失批判力的。知识分子在平顺的时代同样容易失去知识的自主性，权力永远是一个诱人的结构，纳入此结构方得分享其中的利益。知识加上权力的运作就形成某种利益集团的剥削功能，强化其宰制的逻辑，而那些“知识的少数”就成为被支配的对象，或被迫放逐到边缘去。
“新马来人”的被炒热，就是马来知识社群一次成功主控媒体舆论的范例，公共领域的公开论述掩盖了权力的暴露，偷换了权力集团的运作模式。事实上，这种以知识作为包装的，更是危险之至，他们可以合理化某种观点，再以他们的学术涵养来担保某种权力的合法性。理论如何“中立”，如何免于“权力介入”这是任何知识份子无法处理的；换言之，知识本身就体显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若不依附于某一种权力，就是挑战某种权力，没有第三种可能，“中立”只不过是一则不容易识破的神话。
在我看来，知识若要免于过度依赖权力，就必绝是“非中心化”（decentra- lization ）的。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身份一定是游漓式的、滑动的，他不固定于某一种权力结构中，继续保持其自主性。当然，这种游漓或滑动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时代的悲剧人物，免于权力的宰制，免于替意识型态服务，才意味着知识保有自主性之可能。我们看见马来知识社群所谓的“知识”，事实上暗藏着与“权力”构成“共犯”的关系，透过国家权力机器（学术单位、报纸舆论、媒体）形成绝对垄断的危险。如何保持某种批判的清醒，这是历世历代知识分子永远都学不好的；或许，知识与权力在本质上老早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培根（ BACON ）说：“知识就是权力 (POWER) ”，就说明了拥有知识也就拥有宰制、支配、剥削的合法性，只是我们老是不承认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