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山中华公会75周年纪念史料专辑
前言
溯源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急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一批批中国贫苦百姓在殖民者的暴力绑架和欺骗掳掠下，成了形同奴隶的“契约华工”(俗称“猪仔”)。在此期间，闽西侨乡部分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生计，被迫走上了充当“猪仔”的悲惨道路。据查考中国史档案馆华工资料，在清咸丰至同治年间(1851--1874)，就有已知姓名的九位闽西籍人被迫卖身当“猪仔”。他们是：龙岩的刘全前、李海、陈查华、黄河明；汀州的陈林、张銮、陈国明、赖宝；上杭的罗富崇。
这些都是在家乡谋生艰难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苦于没有“水客”引导出海(或根本付不起船钱)，便在“客头”(专门拐骗华工的流氓者)诱骗之下，卖身上了“猪仔船”。如陈林，原在家做小工，听说海外赚钱多，便于咸丰二年(1852年)以十二元的代价在厦门港卖身当“猪仔”。罗富崇是位剃头师傅，咸丰三年(1853年)在汕头港被骗入“猪仔馆”，卖身价只有八元。这些华工上船虽与外国资本家或华人工头订立了“契约”，写明应募地点、工作性质、年限、工资数等，实际上，“契约”本身不过是骗局，签约后的华工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开始了悲惨命运。据咸丰年间龙岩籍华工黄河明当时的口述：“吾等被人拐骗，言去澳门洋人处雇工，甚得价值，不料入屋后，即被洋人下闸，不得复出。因知中彼奸计，无可奈何，且同屋中有百条人，多有日夜号哭，亦被打血流，虽打死无人晓知者。吾见如此，迫使强行下船时，派纸一张云：打八年合同、银二元。不料行到海中，风浪甚大，三月尚未到，又无饮水，舱内人气体熏臭，病死者无计其数，其尸俱抛落海，葬于鱼复。百余日始到古巴，被卖入糖寮(即制糖厂)日夜做工，只好三点钟食睡，又无米面，但派蕉薯包粟挨饿。做工稍迟者，立加鞭挞，其中有投水死、悬颈死、服毒死、苦打死，不计其数。”(读口述原文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黄河明的“猪仔”生涯， 不但是闽西华工的苦难经历，也是所有华工悲惨命运的写照。
“猪仔”贸易的血腥罪恶，引起了国际与论的谴责，倍受折磨、煎熬和凌辱的华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多次被迫反抗。富有斗争精神的闽西华工也多次参加了反抗斗争。1852年3月21日，龙岩籍华工刘金前、李海、陈查华与另外十四名华工，在美国猪仔船“罗伯特．包恩号”上，领导同船410名被骗华工奋起暴动。愤怒的华工杀死了船长、大副、二副和四名水手，并将缴获的船驶往台湾附近的八重山岛。“罗伯特．包恩号”的华工暴动，成了当时震惊世界的事件。刘金前、李海、陈查华三位闽西华工，作为这次事件的主要领导者，其事迹被载入了华工反抗斗争的史册。
马来西亚是个新兴独立的，多元民族杂居之国家。它有今日的繁荣与进步，我们不应该忘记，远在十九世纪，由亚洲的中国，渡过七洲洋，被人或“客头”们拐卖来到马来半岛，在蛮瘴疫气，毒蛇猛兽出没的深山中拓荒的“猪仔”劳工们。
是这些可怜的，勇敢的猪仔劳工们，为今日昌盛富强的祖国，写下了辉煌的历史，以他们的血汗和生命，先铺平了道路，写下了永远令人难以磨灭的功劳伟绩。如果说，他们就是开发马来西亚的恩人的话，也许不会言过其实吧！撰写史学者，更应该根据时代的背景，老老实实地记载着这一页猪仔底血泪史。
什么叫猪仔
猪仔在英文字是叫“INDENTURELABOUllER”，其译文即“契约劳工”之意。这种属于贩卖的劳工，也叫“苦力贸易”。表面上，这种劳工是以契约关系，被聘请到南洋及马来半岛内陆工作的，但一到此地，有关契约便徒具空文，那些劳工们便成为奴隶，所谓“猪仔”也！
在当时，为何无数的猪仔劳工，会从中国来到马来半岛拓荒呢？先从马来亚沦为英国殖民地说起吧！
追溯十九世纪，当英国人占领马来亚之后，为了开发本地区的资源及财富，正需要大量的劳工，于是就向邻近地区去物色廉价之奴隶工人，来从事开发这个狭长的，到处都是荒山丛林之马来半岛。这是当时局势环境的内因。
远因方面，则应追溯当时中国之社会背景，即满清中衰时期，在鸦片战争之后，爆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下，老百姓民不聊生。鉴于国内到处兵荒马乱，饥寒交迫，广大的农村，宣告经济破产，致使无数的青年、中、老年的中国人民，纷纷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带着“南洋淘金梦”，花般美丽的希望，到海外番邦各地去谋生，希望二、三年后，满载金银回“唐山”。就在这些许许多多的“新客”之中，有些便是被当作“猪仔”一般，由家乡被人贩卖或拐骗到马来半岛来拓荒的。
来到这儿的华人劳工，他们的行业包括送入不见天日的森林中，当砍芭工人、造桥、建路或开采锡矿之奴工。如霹雳与雪兰莪的锡矿场、柔佛天吉港矿区、槟城、威省及星加坡的香料农场、半岛内地各大园蚯等。
在此，话得说回来，有关“猪仔”是怎样被贩来星、马的经过情形，略述如下：
当时，贩运“猪仔”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光明正大地，有猪仔头，也叫“客头”，从南洋来回中国水陆之间，深入中国落后的农村，看中那些家境拮据的农民，用尽手段，花言巧语，游说老、中、青的农民，坐船到南洋来谋生，保证数年后，就会飞黄腾达，发了一笔财，回到“唐山”中国，讨个老婆，一同过洋，后福享受不尽。
“客头”所采用的这种明制，可谓是一种“欠费制”。他们从南洋回到“唐山”，带足一切路费，在乡下招募了许多“新客”，有些是客头的亲友，或一些有意到南洋来找饭吃的邻居外，另一些跟着下船的，就是被客头用利诱之手段招来此地工作的猪仔了。他们是通过由星加坡、槟城的猪仔贩与中国南部港口之猪仔馆，称(客馆)取得联络后，然后雇船把招募到的劳工运往星、马内陆去作苦工的。这些赤贫如洗的劳工，当然没有钱缴纳一切旅费、伙食费，只好全部由猪仔的雇主先偿付之。
雇主当然会想尽办法，从中取得利润，束绑着猪仔们，为雇主干一辈子之苦力。在猪仔与雇主所订的契约来说，虽然是以三年为期限，每月工资大约是五元，三年之工资共一百八十元，扣除猪仔的身价约百元，这是由雇主付给猪仔贩的，所剩的七、八十元，是猪仔三年工作期间仅有的零用钱。如果说，猪仔不洁身自爱，不幸染上烟、赌、嫖等恶习，以致负债累累，则三年契约期满后，只好向雇主“契约”，如此三年又三年，永远沦为奴隶工人了。
此外，还有一种暗的方法，是由猪仔馆主和私会党人串通，将许多朝气勃勃的劳工，诱拐到星、马来。当船一靠岸，就被挟过小艇，和买主议定买卖价格后就人货两清，如遇到猪仔敢予反抗不遵命者，即遭毒打制服。
据父老前辈说：有些人类贩卖者，根本不把猪仔当作象人一样看待，一旦猪仔下船后，在汪洋上备尝非人的生活。他们被装载在臭气熏天的拥挤船舱里，白天并肩迭膝而坐，晚上则交股架足而睡。吃饭时要进行抢夺，早上只准以半杯水漱口。如果遇到逆风，船上缺水的时候，为了生存，猪仔们只好用便溺来解渴。有时，遇到船上有晕船的客人，于是弄得满舱都是呕吐物和粪尿。在这种最不卫生的船舱中，加上吃不饱睡不好，很容易害上传染病，造成死亡枕藉，不知有多少人饮恨七洲洋中，猪仔之死亡率高达三、四十巴仙。犹记有位作家李过写过一部“浮动地狱”之长篇小说，内容似乎即形容那运载猪仔的船上之形形色色的非人生活底写照。
柔佛天吉港猪仔史考
话说有关猪仔被贩卖到上述各地区去当奴工，除了雪兰莪、霹雳等矿场的猪仔史已有作者记载外，柔佛州的天吉港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猪仔矿工史，鲜有人知晓，恐后人无凭据考究，笔者仅尽报人之天职，特报导于报端。
据一位现年六十五岁，从小就在天吉港长大的华裔何启充(琼籍)老先生语记者称，哥打丁宜是我国产锡众多的地区，沿着柔佛河上游的两岸，约廿余英里之深山中，便是早年开采锡矿的天吉港。在十九世纪初，当地曾上演过猪仔开矿底血泪史。
猪仔劳工之来源与上述阐述者大同小异。当时，每个新客被带到天吉港时，就被关在一所房子里，为了防备他们逃走，门窗都加闸栏。直到矿主正式雇用他们，能够出钱为那一个新客赎身，他才能够被带到矿场去上工。这样的由客头将新客“卖出”，每名可赚得数十元。所以，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客头们就在中国，搞记劳工征募代理者的组织。犹记巴素博士之史书有记云：据摩西(MORSE)氏说：“他们的性质，若用诱拐者(CRIME)的字眼来形容，或颇为恰当。”最后，客头们惯例是每批大约带十个新客，后来，因为锡矿一天比一天发达，那些客头们也就每人带来新客廿人了。后来，更增加到五十人之多。照1853年惯例，只要将每名猪仔，带到出发港口的“苦力馆”，即“猪仔馆”，就可取到每名三元的“头数佣金”。
又据何启充老先生口述，柔佛天吉港的猪仔史，开始当在十九世纪初，约十年便结束。当他十七岁时，猪仔劳工便星散了。
他说，此港最先是由梁二伯(客籍)创设了联丰街，他的锡矿就叫做粱二伯锡矿公司。联丰街最盛时期有四百多名劳工，他们多是广东、广西人，少数海南人，甚中不少便是猪仔劳工。后因经营不得法，梁二伯便把公司卖给英国人。当时，有两位英国人在场管理。这便是凌贵锡矿公司(LENGUITINMINE)直到现在，山主依旧是他。
当时的矿工(包括猪仔在内)管理方面与目前的相似，即采用工头“加巴拉”制，唯机器是用“烧柴蒸气跑车”的古老方法。矿工的生活情形，比起现在，真有天渊之别。
据说：当时每个新客来矿场上工，每人只可领到一条席子、一顶蚊帐、一条围身冲凉的水幔、一个遮雨用的斗笠。由此可想到，当时，初到这儿采锡的华侨劳工之生活方式是何等凄凉矣！他们的伙食，每日分配有白米一斤半，值五分半钱，花生油三两，值一分半钱，咸鱼青菜值七分钱，每天合共总值一角四分左右。
住宿在深山中，简陋的茅寮屋里的猪仔新客，在还未到三年期满，无法赎回自由身前，雇主照例须发二块钱给新客，寄回唐山去接济家用。说到这里，这“两块钱”，可曾含有多少猪仔底辛酸血泪呢！
何老伯说：曾有一次，他目击卖“猪仔”的组织首领，声势汹汹到来向公司要人，幸好猪仔劳工已躲避起来。约六十年后的今天，在哥打丁宜市区惹兰哇扬路的福成德火锯厂邻近一带，还有不少猪仔的后裔子孙。
是的，奴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这些恩人的后裔，我们应该改变藐视的态度，一视同仁，用精诚关怀的友谊之手，去歌颂与爱护他们，因为他们与我们一样，今是大马的主人翁，创造国家财富的无名英雄！
华人契约劳工之结束
随着交通日益发达，海陆空的交通工具日新月异，使落后的国家逐渐改变蛮荒的面貌，因此，马来亚内陆所有的雇主已经很难阻止猪仔的逃亡了，而且其工作效率也不高，所以雇主感到经济上已经不合算，便渐渐放弃雇用猪仔当劳工了！
直到1877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华民护卫司署，严厉检查华人劳工，猪仔贩卖事件才稍微受到限制，但并未根除。在1902年，又订立海峡殖民地移民新法律，扩大该署的权力，在移民局外也可以实行搜查。但此举还是弊病多端，直到1912年制订的劳工法令，才宣布全马的华人契约，劳工要在1914年6月30日全部废除。等到政府立法取缔契约劳工后，就由私人招募制度取而代之，由这种招募制度带到马来亚的“新客”，在本质上还是猪仔，但是有的已经和雇主建立了多一层卫谊关系，或免去中国人的剥削，由“客栈”取替了“猪仔馆”。
1929年世界发生不景气，马来亚也深受影响，失业人数大增，殖民政府乃在1930年实施殖民限制法令。1944年更立法严厉限制移民入口，这使到招募劳工制度不能立足，至此，猪仔制度便才算真正消灭云。
开发马来亚的恩人----猪仔血泪史
李寿章
李寿章
前言
溯源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急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一批批中国贫苦百姓在殖民者的暴力绑架和欺骗掳掠下，成了形同奴隶的“契约华工”(俗称“猪仔”)。在此期间，闽西侨乡部分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生计，被迫走上了充当“猪仔”的悲惨道路。据查考中国史档案馆华工资料，在清咸丰至同治年间(1851--1874)，就有已知姓名的九位闽西籍人被迫卖身当“猪仔”。他们是：龙岩的刘全前、李海、陈查华、黄河明；汀州的陈林、张銮、陈国明、赖宝；上杭的罗富崇。
这些都是在家乡谋生艰难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苦于没有“水客”引导出海(或根本付不起船钱)，便在“客头”(专门拐骗华工的流氓者)诱骗之下，卖身上了“猪仔船”。如陈林，原在家做小工，听说海外赚钱多，便于咸丰二年(1852年)以十二元的代价在厦门港卖身当“猪仔”。罗富崇是位剃头师傅，咸丰三年(1853年)在汕头港被骗入“猪仔馆”，卖身价只有八元。这些华工上船虽与外国资本家或华人工头订立了“契约”，写明应募地点、工作性质、年限、工资数等，实际上，“契约”本身不过是骗局，签约后的华工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开始了悲惨命运。据咸丰年间龙岩籍华工黄河明当时的口述：“吾等被人拐骗，言去澳门洋人处雇工，甚得价值，不料入屋后，即被洋人下闸，不得复出。因知中彼奸计，无可奈何，且同屋中有百条人，多有日夜号哭，亦被打血流，虽打死无人晓知者。吾见如此，迫使强行下船时，派纸一张云：打八年合同、银二元。不料行到海中，风浪甚大，三月尚未到，又无饮水，舱内人气体熏臭，病死者无计其数，其尸俱抛落海，葬于鱼复。百余日始到古巴，被卖入糖寮(即制糖厂)日夜做工，只好三点钟食睡，又无米面，但派蕉薯包粟挨饿。做工稍迟者，立加鞭挞，其中有投水死、悬颈死、服毒死、苦打死，不计其数。”(读口述原文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黄河明的“猪仔”生涯， 不但是闽西华工的苦难经历，也是所有华工悲惨命运的写照。
“猪仔”贸易的血腥罪恶，引起了国际与论的谴责，倍受折磨、煎熬和凌辱的华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多次被迫反抗。富有斗争精神的闽西华工也多次参加了反抗斗争。1852年3月21日，龙岩籍华工刘金前、李海、陈查华与另外十四名华工，在美国猪仔船“罗伯特．包恩号”上，领导同船410名被骗华工奋起暴动。愤怒的华工杀死了船长、大副、二副和四名水手，并将缴获的船驶往台湾附近的八重山岛。“罗伯特．包恩号”的华工暴动，成了当时震惊世界的事件。刘金前、李海、陈查华三位闽西华工，作为这次事件的主要领导者，其事迹被载入了华工反抗斗争的史册。
马来西亚是个新兴独立的，多元民族杂居之国家。它有今日的繁荣与进步，我们不应该忘记，远在十九世纪，由亚洲的中国，渡过七洲洋，被人或“客头”们拐卖来到马来半岛，在蛮瘴疫气，毒蛇猛兽出没的深山中拓荒的“猪仔”劳工们。
是这些可怜的，勇敢的猪仔劳工们，为今日昌盛富强的祖国，写下了辉煌的历史，以他们的血汗和生命，先铺平了道路，写下了永远令人难以磨灭的功劳伟绩。如果说，他们就是开发马来西亚的恩人的话，也许不会言过其实吧！撰写史学者，更应该根据时代的背景，老老实实地记载着这一页猪仔底血泪史。
什么叫猪仔
猪仔在英文字是叫“INDENTURELABOUllER”，其译文即“契约劳工”之意。这种属于贩卖的劳工，也叫“苦力贸易”。表面上，这种劳工是以契约关系，被聘请到南洋及马来半岛内陆工作的，但一到此地，有关契约便徒具空文，那些劳工们便成为奴隶，所谓“猪仔”也！
在当时，为何无数的猪仔劳工，会从中国来到马来半岛拓荒呢？先从马来亚沦为英国殖民地说起吧！
追溯十九世纪，当英国人占领马来亚之后，为了开发本地区的资源及财富，正需要大量的劳工，于是就向邻近地区去物色廉价之奴隶工人，来从事开发这个狭长的，到处都是荒山丛林之马来半岛。这是当时局势环境的内因。
远因方面，则应追溯当时中国之社会背景，即满清中衰时期，在鸦片战争之后，爆发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下，老百姓民不聊生。鉴于国内到处兵荒马乱，饥寒交迫，广大的农村，宣告经济破产，致使无数的青年、中、老年的中国人民，纷纷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带着“南洋淘金梦”，花般美丽的希望，到海外番邦各地去谋生，希望二、三年后，满载金银回“唐山”。就在这些许许多多的“新客”之中，有些便是被当作“猪仔”一般，由家乡被人贩卖或拐骗到马来半岛来拓荒的。
来到这儿的华人劳工，他们的行业包括送入不见天日的森林中，当砍芭工人、造桥、建路或开采锡矿之奴工。如霹雳与雪兰莪的锡矿场、柔佛天吉港矿区、槟城、威省及星加坡的香料农场、半岛内地各大园蚯等。
在此，话得说回来，有关“猪仔”是怎样被贩来星、马的经过情形，略述如下：
当时，贩运“猪仔”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光明正大地，有猪仔头，也叫“客头”，从南洋来回中国水陆之间，深入中国落后的农村，看中那些家境拮据的农民，用尽手段，花言巧语，游说老、中、青的农民，坐船到南洋来谋生，保证数年后，就会飞黄腾达，发了一笔财，回到“唐山”中国，讨个老婆，一同过洋，后福享受不尽。
“客头”所采用的这种明制，可谓是一种“欠费制”。他们从南洋回到“唐山”，带足一切路费，在乡下招募了许多“新客”，有些是客头的亲友，或一些有意到南洋来找饭吃的邻居外，另一些跟着下船的，就是被客头用利诱之手段招来此地工作的猪仔了。他们是通过由星加坡、槟城的猪仔贩与中国南部港口之猪仔馆，称(客馆)取得联络后，然后雇船把招募到的劳工运往星、马内陆去作苦工的。这些赤贫如洗的劳工，当然没有钱缴纳一切旅费、伙食费，只好全部由猪仔的雇主先偿付之。
雇主当然会想尽办法，从中取得利润，束绑着猪仔们，为雇主干一辈子之苦力。在猪仔与雇主所订的契约来说，虽然是以三年为期限，每月工资大约是五元，三年之工资共一百八十元，扣除猪仔的身价约百元，这是由雇主付给猪仔贩的，所剩的七、八十元，是猪仔三年工作期间仅有的零用钱。如果说，猪仔不洁身自爱，不幸染上烟、赌、嫖等恶习，以致负债累累，则三年契约期满后，只好向雇主“契约”，如此三年又三年，永远沦为奴隶工人了。
此外，还有一种暗的方法，是由猪仔馆主和私会党人串通，将许多朝气勃勃的劳工，诱拐到星、马来。当船一靠岸，就被挟过小艇，和买主议定买卖价格后就人货两清，如遇到猪仔敢予反抗不遵命者，即遭毒打制服。
据父老前辈说：有些人类贩卖者，根本不把猪仔当作象人一样看待，一旦猪仔下船后，在汪洋上备尝非人的生活。他们被装载在臭气熏天的拥挤船舱里，白天并肩迭膝而坐，晚上则交股架足而睡。吃饭时要进行抢夺，早上只准以半杯水漱口。如果遇到逆风，船上缺水的时候，为了生存，猪仔们只好用便溺来解渴。有时，遇到船上有晕船的客人，于是弄得满舱都是呕吐物和粪尿。在这种最不卫生的船舱中，加上吃不饱睡不好，很容易害上传染病，造成死亡枕藉，不知有多少人饮恨七洲洋中，猪仔之死亡率高达三、四十巴仙。犹记有位作家李过写过一部“浮动地狱”之长篇小说，内容似乎即形容那运载猪仔的船上之形形色色的非人生活底写照。
柔佛天吉港猪仔史考
话说有关猪仔被贩卖到上述各地区去当奴工，除了雪兰莪、霹雳等矿场的猪仔史已有作者记载外，柔佛州的天吉港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猪仔矿工史，鲜有人知晓，恐后人无凭据考究，笔者仅尽报人之天职，特报导于报端。
据一位现年六十五岁，从小就在天吉港长大的华裔何启充(琼籍)老先生语记者称，哥打丁宜是我国产锡众多的地区，沿着柔佛河上游的两岸，约廿余英里之深山中，便是早年开采锡矿的天吉港。在十九世纪初，当地曾上演过猪仔开矿底血泪史。
猪仔劳工之来源与上述阐述者大同小异。当时，每个新客被带到天吉港时，就被关在一所房子里，为了防备他们逃走，门窗都加闸栏。直到矿主正式雇用他们，能够出钱为那一个新客赎身，他才能够被带到矿场去上工。这样的由客头将新客“卖出”，每名可赚得数十元。所以，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期；客头们就在中国，搞记劳工征募代理者的组织。犹记巴素博士之史书有记云：据摩西(MORSE)氏说：“他们的性质，若用诱拐者(CRIME)的字眼来形容，或颇为恰当。”最后，客头们惯例是每批大约带十个新客，后来，因为锡矿一天比一天发达，那些客头们也就每人带来新客廿人了。后来，更增加到五十人之多。照1853年惯例，只要将每名猪仔，带到出发港口的“苦力馆”，即“猪仔馆”，就可取到每名三元的“头数佣金”。
又据何启充老先生口述，柔佛天吉港的猪仔史，开始当在十九世纪初，约十年便结束。当他十七岁时，猪仔劳工便星散了。
他说，此港最先是由梁二伯(客籍)创设了联丰街，他的锡矿就叫做粱二伯锡矿公司。联丰街最盛时期有四百多名劳工，他们多是广东、广西人，少数海南人，甚中不少便是猪仔劳工。后因经营不得法，梁二伯便把公司卖给英国人。当时，有两位英国人在场管理。这便是凌贵锡矿公司(LENGUITINMINE)直到现在，山主依旧是他。
当时的矿工(包括猪仔在内)管理方面与目前的相似，即采用工头“加巴拉”制，唯机器是用“烧柴蒸气跑车”的古老方法。矿工的生活情形，比起现在，真有天渊之别。
据说：当时每个新客来矿场上工，每人只可领到一条席子、一顶蚊帐、一条围身冲凉的水幔、一个遮雨用的斗笠。由此可想到，当时，初到这儿采锡的华侨劳工之生活方式是何等凄凉矣！他们的伙食，每日分配有白米一斤半，值五分半钱，花生油三两，值一分半钱，咸鱼青菜值七分钱，每天合共总值一角四分左右。
住宿在深山中，简陋的茅寮屋里的猪仔新客，在还未到三年期满，无法赎回自由身前，雇主照例须发二块钱给新客，寄回唐山去接济家用。说到这里，这“两块钱”，可曾含有多少猪仔底辛酸血泪呢！
何老伯说：曾有一次，他目击卖“猪仔”的组织首领，声势汹汹到来向公司要人，幸好猪仔劳工已躲避起来。约六十年后的今天，在哥打丁宜市区惹兰哇扬路的福成德火锯厂邻近一带，还有不少猪仔的后裔子孙。
是的，奴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这些恩人的后裔，我们应该改变藐视的态度，一视同仁，用精诚关怀的友谊之手，去歌颂与爱护他们，因为他们与我们一样，今是大马的主人翁，创造国家财富的无名英雄！
华人契约劳工之结束
随着交通日益发达，海陆空的交通工具日新月异，使落后的国家逐渐改变蛮荒的面貌，因此，马来亚内陆所有的雇主已经很难阻止猪仔的逃亡了，而且其工作效率也不高，所以雇主感到经济上已经不合算，便渐渐放弃雇用猪仔当劳工了！
直到1877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华民护卫司署，严厉检查华人劳工，猪仔贩卖事件才稍微受到限制，但并未根除。在1902年，又订立海峡殖民地移民新法律，扩大该署的权力，在移民局外也可以实行搜查。但此举还是弊病多端，直到1912年制订的劳工法令，才宣布全马的华人契约，劳工要在1914年6月30日全部废除。等到政府立法取缔契约劳工后，就由私人招募制度取而代之，由这种招募制度带到马来亚的“新客”，在本质上还是猪仔，但是有的已经和雇主建立了多一层卫谊关系，或免去中国人的剥削，由“客栈”取替了“猪仔馆”。
1929年世界发生不景气，马来亚也深受影响，失业人数大增，殖民政府乃在1930年实施殖民限制法令。1944年更立法严厉限制移民入口，这使到招募劳工制度不能立足，至此，猪仔制度便才算真正消灭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