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工业发展趋向看人力需求
蔡维衍
过去25年来，马来西亚的工业发展在各方面的表现良好：工业产品每年増加10%至11%,在国民生产毛额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由1960年占毛额的9%増至1983年的19%。60年代，工业产品占我国总出口量的12%,但至1983年，我国出口货物有30%是属纺织、成衣及电子等工业产品。随着工业的发展，制造业提供了15%的就业机会。这种发展当然是我国的工业政策及有关措施所带来的成就。本文讨论的便是这25年来工业的发展趋向并探讨其对人力的需求。
过去英国在我国推行了殖民经济，即出口原产品以换取工业产品。独立以来，政府了解依赖出口主要原产品以进口可以消费的物品的经济结构是不健全的现象，所以极力使农业多元化以减少国际市场上胶锡价格波动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大力提倡工业化，主要是发展制造业以减少入口，节省外汇。正如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的工业发展也是朝向“入口替代”这条路走的。
初期的“入口替代”主要目的是对原产品进行高度“附加价值”的加工。当时我国劳工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很小，即使增加工资，劳工也不会由于商家为了节省成本而被机器所取代，所以当时的工业发展策略是增加劳工的“附加价值”，采用“人力密集”的技术，而就业机会也就大幅度增加。
后来，政府发现以产品单位来计算，增加出口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工。当时解决失业问题是最急务的，所以政府改变了策略发展出口的制造业。当然出口的产品也是以“人力密集”的技术。这个时期的工业发展及贸易政策是入口“资本密集”而出口“人力密集”的货品，和充份就业的经济政策相配合。
近年来，世界经济不景气，工业国对我国出口的工业产品的需求减少了，因此第四个大马计划中期检讨报告书中，我们看到了工业化的新趋向。除了出口业外，我国的政策是一方面恢复“入口替代”的工业发展计划，另一方面也致力发展重、精工业。
既然世界经济景象萧条，我国出口货品价格大跌，“入口替代”的工业是必须的。另一方面若仍从外国输入大量消费品，则贸易收支赤字日増，外债高筑，前景实在无法乐观，而“入口替代”便是减少对外汇需求的办法之一。至于对重、精工业的发展则是为了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再说我国非常关注“技术转移”的重要性，在本国发展重、精工业，以引进精密科技仪器当然是较方便的。
五、六十年代，我国对工商管理的经验尚浅，缺乏熟练和有纪律性的工人，再加上工业基础也非常狭隘，所以“入口替代”的工业是非常合时，那时对人力的需求还是以增加就业为主要目标。
但至6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市场小，工业发展只集中在数个地区，初期性的“入口替代”工业已经充份发展了，因此在五一三事件过后，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公共企业负起了重新分配国家财富的任务，私人企业的地位被削弱而“入口替代”工业也就由促进出口的政策所取代了。
这个时期我国对工商管理、公共行政人员的需求日益増多。在政府有计划地（或通过政策促使私人界）培养下，马来人在专业技术和普通行政管理方面的人力大量增加，而华人却仍在摸索中。
70年代末期，世界经济发展衰退，各国实施保护主义，工业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减少了发展中国家的输入，我国的出口不论在数量上或价格上大受打击，贫穷现象有增无减，国内对货品的需求也就受了很大影响。这种需求方面的弱势使我国经济发展因而受挫。
另一方面，许多公共企业行政失效，管理不当，亏损很大而导致倒闭。讲求效率的政府只好效“壮士断臂”，计划实行私营化，贯彻公私合营概念。此外为了引进科技工艺，不惜在重、精工业方面的发展与外资合作，希望在促进出口之余也同时减少入口。但此时的“入口替代”工业情况和五、六十年代不同，现在需求的不单是熟练工人，而且还需高度技术知识的职工或专才。由于过去大企业公司只吸收工商管理人材成为高级行政人员，导致技术人材有无法出人头地之憾，为了增加精密工业的人材，大公司的擢升方针应该检讨。
此外，重工业和精工业采用“资本密集”的方法意味着今后对一般普通技术工人的需求数量减少。现时的情况是失业大军多由15-24岁的青年组成，他们大多是只受过小学或中等教育。工业发展趋向对工人或职员的学识要求越来越高，只有大专毕业的人材才能跟得上国家经济发展的潮流。华人社会不应对此掉以轻心。
由于公共服务的职位差不多已经填满，今后我国人民不应期望在政府部门找份安稳的工作了。政府强调检讨擢升方针的重要性，也许是为了鼓励更多马来人在专业科技的领域寻求突破。政府对马来人材的培养所采取的方针是量中求质；华团对华文教育的扶助的热诚应推广至对所有华人子弟大专教育的支持，在培养人才方面也要抱着“越多越好”的态度，否则有朝一日不但人口少数，也成了“经济少数”民族，那才是可悲的。
最后有一点值得我们考虑的是华人社会应设立资讯系统，收集商业及国家经济（或政治）活动的资料，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时局以免在国家新政策制订时束手无策。
（06/1984《工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