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华文新式教育的建立：体制、人物与认同的交织分析 何启良

 

 

马六甲华文新式教育的建立：体制、人物与认同的交织分析

何启良

 

本文深入分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六甲地区华文新式教育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表明，这一转型并非单一线性过程，而是多重历史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英国殖民体制、西方传教士的早期介入、清末中国的教育改革、保皇党与革命党的政治动员，以及本地华人社群的自主觉醒。

 

马六甲华文教育从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传统方言私塾，逐步过渡到融合西学的传教士义学，最终在20世纪初，以1913年培风学校的成立为标志，正式进入制度化、现代化的新式教育阶段。这一过程的关键推动者包括沈鸿柏、陈齐贤、何葆仁等地方法闻人与革命志士，他们将“教育救国”和“启蒙民智”作为核心实践信念。

中国近代的革命思潮，特别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及“侨务教育”政策，对马六甲华校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课程设置、教科书、师资构成乃至学校管理均与中国本土紧密接轨，将“三民主义”等政治意识形态融入教学，强化了学生的“侨民”身份和对中国的国族认同。这种教育模式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工具，更成为政治启蒙和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平台，深刻塑造了战前马六甲华侨社群的身份认同，其影响直至战后才随本土意识的兴起而逐渐转变。

 

一、 从传统到现代：马六甲华文教育的演变历程

马六甲华文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反映了从封闭的传统家塾体制向开放的现代化学校体制的深刻转型。

1.     传统私塾教育（19世纪以前）

19世纪以前，马六甲的华人教育以方言私塾为主，这些私塾通常设立在会馆、宗祠、神庙或富裕家庭的家邸中。

●      教学内容：以《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为核心。

●      教育目的：重在“修身齐家”，培养伦理道德，具有浓厚的宗族性与文化传承性质。

●      教育对象：主要局限于富裕家庭的男性子弟，教育机会极为有限。

●      体制特点：结构松散，缺乏系统化的课程与评量制度。典籍显示，马六甲的华人私塾最早在1815年就已存在。

 

2.     传教士义学与早期雏形（19世纪）

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确立和西方传教士的介入，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开始出现。

●      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由米怜（William Milne）于1818年创办，是马来亚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华人学校。该校融合了基督教义、中国经典与欧洲文学、科学，开创了东西文明对话的先河，打破了以儒学为唯一核心的传统。

●      义学（Free School）的特点：

2.1.宗旨：传播基督教义。

2.2.包容性：打破族群与阶级壁垒，接受贫寒子弟与女子入学。

2.3.课程：引入算术、地理、自然知识等“实用性”课程。

2.4.教学方式：采用班级制、分年级、定时授课的现代化教学模式。

2.5.语言：部分学校开始引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

●      影响：这些义学标志着华人社会教育从“家塾体制”向制度化、现代化的“学校体制”迈进，成为新式教育的雏形。

 

3.     新式教育的正式确立（20世纪初）

马六甲的华文新式教育直到1913年才正式迈出关键一步，进入制度化的发展新阶段。

●      标志性事件：1913年培风学校率先成立。

●      后续发展：随后，野新培新学校（1913年）、亚沙汉中华学校（1914年）及培德女校（1917年）等相继创办。

●      教学改革：“五四运动”之后，教学媒介语由方言改为普通话。

●      制度内涵：新式学校确立了明确的制度内涵，包括：

○      以学校为主体，设有董事会、校长、教师与学生间的明晰关系。

○      课程内容除传统经典外，加强白话文教育、自然科学、体操与音乐。

○      逐步形成与中国现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学制结构（小学、初中、高中）。

○      注重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的培养。

 

二、 外部影响与内部动力：新式教育兴起的推手

马六甲新式教育的兴起是多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清政府的改革、中国政治思潮的传入以及本地华人自主意识的觉醒是三大主要动力。

 

4.     清政府的推动

清末的教育改革对南洋华文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奠基作用。

●      《奏定学堂章程》：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清廷颁布此章程，全面规定了学堂的学制、课程、管理与师资规范。该章程提出仅一年，其影响即在南洋显露，成为新式教育制度化的基石。

●      外交官的贡献：驻新加坡清朝领事左秉隆（1850-1924）与黄遵宪（1848-1905）积极推动“劝兴义学”，为南洋华文教育的奠基发展作出了深远贡献。

 

5.     中国政治思潮的南传

20世纪初期，中国的保皇党与革命党将教育作为其在马来亚扩展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      保皇党：由康有为（1858-1927）领导，以“忠君爱国”为号召，主张维新政纲。其影响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吉隆坡等经济发达地区，但在马六甲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不过，其创办的《天南新报》于1899年鼓吹建立孔庙，马六甲孔庙的建立可能受此影响。

●      革命党：由孙中山（1866-1925）领导，通过书刊、书报社、演讲等方式深入民间基层宣传革命思想。其影响力在马六甲迅速超越保皇党，尤其在辛亥革命后，其民主革命思想更符合当地华人中下层的政治诉求，激发了侨社对现代教育的认知与实际行动。

 

6.     本地华人社群的自主觉醒

马六甲本地华人社群受“教育启民”思潮影响，开始主动设立华文新式学校，这是新式教育得以落地生根的根本原因。侨领与知识分子将兴办学校视为“救国”的延伸行动和培育“新国民”的手段。

 

三、 关键人物：新式教育的奠基者与推动者

马六甲新式教育的转型过程中，一批关键人物扮演了奠基与引领的角色。他们多为华侨商人或革命志士，将新式教育视为振兴民族、启迪民智的必要手段。

 

 

姓名	年代	身份/贡献	备注
米怜 (William Milne)	1785-1822	传教士，英华书院第一任校长	强调欧洲科学与语言教育，开创东西方文化互动教育模式。
汤寿潜 (Tang Shouqian)	1856-1917	清末维新派人物，主张教育救国	1912年访问马六甲，其理念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华社。
林文庆 (Lim Boon Keng)	1869-1957	新加坡华人领袖、教育家	陪同汤寿潜访问马六甲，积极推动南洋华人教育近代化。
沈鸿柏 (Shen Hongbai)	1873-1950	小商人，孙中山革命理念支持者	马六甲早期新式教育的先驱，被誉为“马六甲思想最新之人物”。培风、培德、平民学校的主要开创者，体现了“教育救国”的实践信念。
陈齐贤 (Tan Chay Yan)	1870-1916	商界实干家	培风学校创校初期董事会主席（四届总理），积极募款，是连接侨社与教育的关键桥梁。其理念强调“公益性”与“启蒙性”，主张实业与教育并举。
何葆仁 (He Baoren)	1895-1978	思想型倡导者与实践者	受五四新文化思想影响，强调“教育应为社会服务”，主张将科学、历史、地理、公民等课程纳入教学体系，为马六甲新式教育注入了更多现代性与社会关怀。
其他革命党支持者	-	曾江水、郑成快、郭巨川等	具备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以教育为实现社会改革与民族复兴的管道，在早期学校设立、校舍建设等方面贡献良多。

 

 

四、 中国革命思潮与“侨民教育”的深刻影响

20世纪20年代起，马六甲华校深受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以“侨民教育”为核心特征的教育体系，其目标是培育“革命国民”，效忠对象是中国。

7.     课程设置与教材

●      教材来源：课程和课本完全来自中国。曾任培风学校校长的匡光照回忆道，三十年代的华校是“依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所颁布的‘华侨中小学规程’办理的”，是“中国教育制度下的样品”。

●      核心内容：“三民主义”被强调为核心教材，课程中穿插大量“救国”、“革命”、“军国民主”等内容。

●      政治仪式：国民政府推动设立“武昌起义纪念日”、“总理逝世纪念会”等校内仪式，使教育过程带有高度政治象征性。例如，1930年10月，马六甲平民学校举行庆典纪念武昌起义。

8.     师资构成

●      师资来源：“绝大多数的校长及教员都是从中国延请过来”，他们是“完全是中国精神、文化及意识形态的”传播者。

●      政治导向：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通过函授学校和师训所推动教师的政治思想。在马六甲，一些华校的教师人事决策甚至须经地方党部或侨领协调。教师不仅是知识传授者，更成为政治理念的传播者。

9.     学校管理

●      党校合一：国民党力求将教育机构纳入政党体制。地方党部常在学校董事会中拥有影响力，甚至主导董事和校长人选，形成“党校合一”的体制雏形。

●      政治延伸：在1920至1940年代间，马六甲培风学校、中华学校等的董事会成员中不乏国民党骨干。学校的经费筹措、活动组织等方面，亦时常成为侨界各派政治斗争的延伸空间。

五、 新式教育与身份认同的塑造

战前马六甲的新式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的机制，更是中国革命思想传播与在地实践的重要平台，深刻地塑造了华侨社群的身份认同。

●      催生动机：革命思潮直接催生了新式学校的设立动机。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倡“教育启民”，马六甲侨社积极响应，创办学校以培育“新国民”。培风学校的校名即寓意“培植国风”，以教育弘扬民族精神。

●      思想传播网络：新式教育成为侨民教育的思想传播网络节点。许多参与中国革命的南洋志士在侨校任教，在课堂内外灌输新式思想。学校的纪念活动、演讲比赛、刊物出版等，都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具体形式。

●      “侨民意识”的巩固：这种与中国政治、文化紧密相连的教育政策，极大地巩固了华人对“祖籍国”的情感依附和浓厚的“侨民意识”，民族认同持续倾向于中国。

●      本土化认同的推迟：这种教育体系长期延续了海外华人的侨民意识，推迟了本土化身份认同的出现。直到战后，伴随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马六甲华人的民族认同观念才逐渐发生转变，这一转变大约在1950年前后方才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