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独中启动“五一义卖会” 放眼筹25万教育基金

在北马城市亚罗士打，亚罗士打新民独中日前启动2026年度“五一义卖会”，放眼筹募25万令吉教育发展基金。这类新闻在华文报章上并不罕见，却值得放在更长的历史与制度脉络中，重新理解其意义。

首先，这是独中长期财政结构的一种常态呈现。不同于完全由政府承担经费的国民学校体系，独中经费来源多元，却也因此高度依赖社会筹募。义卖会并非偶发性的“补洞行动”，而是一种制度化、周期性的财务安排。每年设定明确目标，通过售卖固本、乐捐卡、设置募捐箱等方式动员社区资源，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本向教育资本的转换机制。

其次，29年的持续举办，说明义卖会早已超越单纯筹款功能，而成为地方社会的公共仪式。它把“支持华教”从抽象口号转化为具体行动：购买一张固本、投下一笔善款、在街头遇见穿校服的学生。这样的互动强化了学校与社区之间的情感连结，也维系了地方华人社会对教育自主性的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的参与角色。新闻强调，所有外出募捐的学生都会穿着整齐校服，佩戴校方识别信件。这不仅是出于透明与安全考量，更是一种象征性的社会化过程。学生在公共空间中代表学校与华教形象，学习如何与社会沟通、承担责任。对独中而言，这既是筹款策略，也是价值教育的一环。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看，这样的常态化筹款，也反映出独中制度仍处在“半公共、半民间”的夹层位置。教育发展基金需要通过年复一年的社会动员来填补，显示制度保障仍有边界。社会支持固然可贵，但当教育发展高度依赖义卖与募款，其可持续性与风险分担机制，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放眼25万”既是具体数字，也是象征性宣示。它提醒社会：教育从来不是抽象理念，而是需要资源投入与制度安排的现实工程。义卖会所呈现的，是一套由地方社会长期承托的教育模式；它既体现华社凝聚力，也揭示教育治理结构的现实处境。

在掌声与动员之外，或许更值得追问的是：当这种动员成为常态，我们是否也应同步讨论，如何在制度层面，为教育发展建立更稳定、可预测的支持机制？这或许才是“五一义卖”背后，更深层的公共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