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非华裔生成为“解方”：华小必须面对的制度现实

近年，华小非华裔学生比例逐年上升，常被解读为华小开放、多元与生命力的体现。在生源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这样的论述无疑令人宽慰。然而，若进一步审视教学与制度层面的变化，便会发现：非华裔生的增加，并非单纯的“希望叙事”，而是一道尚未被正视的结构性考题。

从现实出发，华小长期运作的前提十分明确——学生在入学前，已具备基本华语能力。课程设计、教学节奏与评量方式，皆围绕这一假设展开。如今，随着大量非华裔生，尤其来自乡区或弱势家庭的学生进入华小，这个前提正在快速瓦解。

问题不在学生，而在制度反应的迟缓。

不少非华裔学生在听、说、读、写方面全面落后，却直接进入常态课堂学习。学校层面虽尝试以补救教学或课后辅导应对，但整体而言，课程并未系统性调整，师资与助教编制亦未同步增加。结果是，教学压力被完整转移到一线教师身上，而这份额外负担，既未被制度承认，也缺乏长期支持。

在这样的条件下，“多元教育”很容易沦为一种道德期待，而非专业设计。教师被要求同时照顾母语程度差距极大的学生群体，课堂节奏被迫放缓，学习深度受到影响。长远而言，这不仅考验教师的专业极限，也可能改变华小原有的教学品质结构。

更复杂的，是文化层面的影响。华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国民型学校，不仅在于使用华文教学，更在于长期形成的华语使用环境与文化氛围。当校园内日常沟通语言逐渐转向非华语，华文作为“生活语言”的基础被削弱，华小的文化功能势必受到冲击。这并非价值判断，而是语言社会学的现实。

因此，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是否欢迎非华裔学生，而是：国家与制度是否为这一转变做好准备。

若华小被视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就不能在生源补位时给予赞美，却在资源配置与制度调整上保持原状。入学前语言过渡机制、额外语言师资、差异化课程设计，以及对教师专业与心理支持的制度化安排，都是不可回避的课题。

否则，所谓“华小成功转型”，只是一种数字上的暂时平衡；其代价，是教学质量的长期消耗与文化定位的逐步模糊。

非华裔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他们被当成解决结构危机的工具时，制度是否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