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之后，我们仍在问：真相为何如此遥远？

 

九年之后，我们仍在问：真相为何如此遥远？

九年，是一段足以让孩子长大的时间；九年，也足以让一个家庭在等待中逐渐耗尽力气。

许景城（Pastor Raymond Koh）失踪案走到今天，家属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不是愤怒，而是——“我们很想他”。这句话的重量，远比任何控诉来得沉重。它既是情感的表达，也是制度困境的注脚。

2017年2月，许景城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掳走。闭路电视画面清晰，行动过程近乎军事化，车辆配合、路线精准。然而，九年过去，案件真相依旧悬而未决。公众所能看到的，是一次次调查启动、一次次结论模糊，以及一次次家属的奔走与追问。

失踪案件最令人不安之处，不只是“人不见了”，而是“答案不出现”。当时间越拉越长，司法程序越走越慢，社会信任就越被消耗。对一个法治国家而言，这种消耗是无形却深刻的。

家属在记者会上说，希望继续调查，不要让案件沉寂。这种坚持，本身已是一种对制度的提醒——真相不应依赖家属的意志力来维系，更不应成为舆论热度的附属品。若真相只能在聚光灯下前行，那么一旦灯光转暗，公义是否也随之退场？

此案牵涉的不仅是一名牧者的安危，也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伤。它关乎国家如何面对强制失踪的指控，如何回应公民对透明与问责的要求。若一个人在公共空间被带走，而多年后仍无法厘清责任归属，那么社会所面对的，不只是个案疑云，而是制度信心的裂痕。

在民主社会，调查并非施舍，而是义务；交代不是恩典，而是责任。无论案件最终指向何方，持续、独立、透明的调查过程，都是重建信任的唯一途径。否则，时间只会让疑问更深，让猜测更广。

九年，是一个家庭漫长的等待；对国家而言，却是一次关于法治承诺的长期考验。

当家属说“我们很想他”时，这不仅是一句私人情感的表达，也是一种公共呼声：一个人消失在我们的社会里，不能成为常态；一个案件悬而未决，不能成为习惯。

真相或许迟到，但不应被遗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决心，让它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