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马来西亚华社所走过的道路
颜清湟
一、变革的动力与方向
这一百年来，马来西亚华社经历巨大的变革：从缓变到突变，从小变到巨变。这一百年来跨越两个重大世纪，即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马华社会从一个殖民地的移民社会蜕变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保守和内向的移民社会蜕变为一个现代化速变的地球村。这种变革是进步和惊人的。我们可以从历史角度来考察这变革的动力和方向。马来西亚华社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两方面：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马华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方言群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华语与英语群的分化与竞争；政治团体的冲突与组合，以及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冲突。外在因素显得更为复杂，这包括种族的利益冲突，马来西亚及东南亚政治变动的冲击，中国政治的冲击，经济环球化的冲击，以及高科技发展和信息革命的冲击。
34年前当马华社会受到513事件所震撼时，它的发展方向晦暗不明，许多华人抱着悲观的态度，确实对他们和他们子孙在马来西亚的前途失去信心。不少华人萌起再移民的念头，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够移民到西方国家，或者回归到华人较多的地区居住，这包括台湾和香港等地。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华社在新经济政策下感到压力重重，前途茫茫；但在困苦艰难的环境下，华社又显出巨大的生命力，力求团结和突破困境。除经济和政治的压力外，华文教育的处境也是四面楚歌。但顽强的生命力和自立更生的精神鼓励和鞭策着华社勇往直前。
在重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压力下，马华社会为了生存和前途而搏斗，终于挨过艰苦的岁月，云开日出找出新方向。这新方向的找得主要受到马来西亚政治的变动和亚洲的经济变革所影响。第一，八十年代末马来西亚政治力量的重组有利于华人社会，巫统的分裂缓和了政府对华社所施的压力。第二，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兴起以及80年代中国经济力量的勃兴给马来西亚华社带来新契机。作为四小龙之首的台湾70年代后经济力量的快速发展给马来西亚华人制造新的经济机会。台湾工商界人士在马投资设厂部分改变马政府对华社和华文的看法，解除它对华文的偏见。接着中国的开放和商业机会改变马政府对华社和华文的态度。之前，政府一向把华文和政治挂钩，认为华校是左派反政府份子的温床，那就是把华文当作一种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语文来看待。但80年代后，华文在亚洲的商业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所以对华文的恐惧渐为解除。同时，政府对华社的态度也改变了，认为华社的经济力量和专业智识是国家的重要财富，而那些受华文教育及熟悉中国和台湾情况的马来西亚人可以作为开拓这两地区市场的先锋。90年代马来西亚华社更受到环球化及科技信息革命的冲击迈步向前，这使到政府了解知识与科技对马来西亚的繁荣与建国的重要。因而对华社的态度与政策大有改变。这些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变化不断地冲击着华社，并决定华社以后应走的道路。
二、1903年的马来亚华人社会
1903年的马来亚华人社会基本上沿袭19世纪下半叶移民社会的特征，那就是极端的保守，尽量保存传统的文化与习俗。这特征的造成有三大原因。第一，华族移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受到经济活动所决定。他们从事商业，矿业和农业的活动，主要限于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通商口岸，主要矿区和重要农耕地。他们之间少有往来。虽然当时已有会馆和宗亲会的存在，但这些组织侧重照顾方言群与血缘群的利益，一个共存共荣的华社并不存在。第二，大部分华族移民深受传统风俗习惯所影响。除了沿袭中国传统节日外[1]，祭祀祖先和光宗耀祖的观念非常强烈。举个例子来说，1897年3月下旬的清明节，吉隆坡的陈氏宗祠就发动陈姓族人300余到陈氏坟山拜祭，一时车水马龙，道路为之阻塞，而这举止深受称赞[2]。这传统习俗除了受华社所认同外，也受到殖民地政府的认可。当时马来亚的殖民地政府采取对各族分治的政策，不仅不干涉他们的风俗习惯，同时在司法上也给于承认。如1892年吡叻的代理政务司指令吡境内的县长们，要他们承认有关华人的婚嫁，纳妾，收养子女和财产继承等传统习俗[3]。第三，马来亚华社作为英属马来亚的一部分也深受清政府所提倡的忠君爱国思想所影响。通过新加坡清总领事及槟城清副领事的努力，这传统思想笼罩着华族移民社会[4]。1903年的马华社会也保持移民社会的不稳定性。因为大部分的华人都属于移民，他们来马来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生活，希望多赚一些钱来维持在中国的父母和妻儿，很多人没有定居的打算。他们大多数是单身汉，在马来亚没有建立家庭。这种不稳定性影响马华社会的平稳发展。
三、战前马华社会的演变
从1904年到1942年初日军占领英属马来亚的38年间，马华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它已经从一个保守和散漫的社会蜕变为较团结和进步的社会，具有现代社会的雏形。这蜕变是由几个因子造成。首先，马华社会象其他海外华人社会一样，深受中国政治的影响。19世纪末兴起的改良和革命运动，已从中国搬到海外华人社会[5]；而英属马来亚的华人社会，由于人数比其他海外华社较多，所以成为康有为和孙中山寻求支持的对象。1904年到1912年之间，改良派和革命党人在新马地区建立许多基地，并创办许多华文报刊，鼓吹他们的主义，给华社带来极大的冲击[6]。改良和革命思想的宣传不仅使马华社会与祖国的关系更形密切，更重要的是灌输一个中国的思想，即一个新兴和进步国家的形象。这新兴国家作为他们效忠的对象，而超越传统地缘和血缘的界线。英属马来亚华人对这新兴中国的情怀表现在多次反日本侵略中国的运动上[7]。第二，这阶段的马华经济，表现出结构的多元化和现代化。这阶段见证了传统港口贸易的现代化，并由它衍伸出来的金融服务业如银行等的创办。华资银行突破了外资银行的垄断，纷纷在贸易港口，矿区和市镇设立[8]，使华族商业的进行更加方便快速。传统华人经营的商品农作物如胡椒甘密等渐被新兴的树胶业所取代。这树胶具有日渐扩大的国际市场，成为华社的一项重要的商品农作物。这阶段也见证了制造业的发展，树胶加工及日用品的制造给马华社会增添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
第三，教育与文化的进展。清朝末年的教育改革直接影响东南亚华文教育的进展。1904年5月，东南亚地区的首间新式华文学堂──中华学堂──在槟城建立，它开了现代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先河[9]。接着，多所新式的华文学堂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等地建立[10]。民国时期(1912-1949)由于马华社会与中国政治的密切关系，民国政府的教育政策更深深地影响现代马华教育的发展：从新式学堂改变为现代化的小学；从小学发展到初中和高中，使马华教育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教学系统[11]。这些现代化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保留许多中华文化的精华。同时，华文教育的发展直接提高华族人口的识字率，把马华社会从一个较落后和较愚昧的社会推向一个较文明和进步的社会。随着教育的普遍和识字率的提高，华文报刊在这时期也大量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出版，丰富了马华社会的精神生活[12]。
这个时期，马华文化也深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9年的著名五四运动改变了近代中国的面貌，它也间接引发和刺激马来亚华文文学的进展，而马华文学最终发展成为一股具有本地特色的中华文化支流[13]。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刺激马华文学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观念如自由平等，改善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14]。在这个时期，作为马华社会骨干的会馆和宗亲会，因为环境的变迁及新观念的影响，他们也在改变功能和方向。当然，照顾乡亲和宗亲的传统功能还是重要的，但在倡办学校和提倡文化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翻开1930年代雪兰莪福建会馆的议事记录，不难发现提倡教育是会馆的一项重要功能[15]。1939年7月，该会馆创办吉隆坡著名的中华中学[16]。这个时期，一个新式的社会组织出现，那就是校友会。自1912年民国创立以后，马来亚华校开始废除方言隔阂，这使到校友会可以突破方言群的藩离，间接促使方言群之间的团结。1930年代新加坡最少有10间校友会，而槟城有13间。因为校友会拥有新的和进步的形象并组织许多健康的文娱活动，所以能够吸引不少年青人参加。据统计1930年代新加坡的10个校友会大约有2000名会员[17]。
四、日治时期至独立前的马华社会(1942-1957)
这段时期马华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初，华社遭到日军的蹂躏，3年8个月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战后到独立前夕，东亚及东南亚政治激变给马华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从而促使华社随着时代而变革。自1942年初新加坡的沦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3年零8个月，马华社会遭到空前的浩劫。日军在占领马来亚的过程中，残杀许多抗日份子；那些被怀疑曾经参与筹款救亡中国的华社领袖大批被拣杀[18]。少部分领袖逃亡海外，如著名的抗日救亡领袖陈嘉庚逃亡荷属东印度，方得幸免[19]。日治时期，马来亚华人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呻吟，马华社会遭到空前的破坏。在经济上，华人被迫交纳“奉纳金”巨款以赎华人在战前支持抗日之罪。华社因而元气大伤。加之，战乱时工商业务萧条，许多生产事业停顿，华人失业者众多，生活痛苦不堪[20]。在文化教育方面，日军的占领使多数华校关闭，仅存的华校被迫取消校名，并以日语取代华语为主要之媒介语。同时，勒令师生每日上课前朝东深鞠躬向天皇致敬[21]。在这兵慌马乱时期，用于维系华社的传统价值也受到破坏。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出卖朋友亲戚，或出卖民族的利益。有些妇女也因生活压迫而出卖身体。
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57年7月独立前夕，马华社会受到巨大冲击而变革。这12年间，东南亚和东亚政治局势的激变对华社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可分成三个层面来分析。第一，战后东南亚政治风云变荡，民族主义抬头。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英法荷美等国受到局势的影响而进入一个“撤除殖民地”(Decolonization)的时代[22]，这对马来亚政治有很大的影响。第二，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及国民党迁移到台湾对马华社会有很大影响。第三，战后华人政治面貌的变化和本地政治意识的抬头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首先，第二次大战时日本南侵，占领了许多欧人的殖民地，这包括法属的中南半岛(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英属马来亚和缅甸，及荷属东印度等。日军大败法英荷军队，击破传统的所谓“白人优越感”的神话。这间接导致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勃兴。战后，东南亚的欧人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胡志明领导的越共和苏卡诺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更采取武装斗争向荷法殖民地政权挑战。在这新世界潮流的冲击下，英国殖民地政府逐步以和平协商手段让缅甸和马来亚独立[23]。马来亚的独立运动直接影响马华社会，给华人带来巨大的挑战。第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内战中击败国民党军队，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溃败的国民党军队随着蒋介石迁移到台湾，造成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促使东南亚政府限制由大陆来的华籍移民，切断马华社会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台湾和新中国对东南亚华人继续不断以招徕政策鼓励华侨投资台湾或大陆。这阻碍马华社会本地意识的发展。
第三，战后初期(1945-1949)，马华社会面对严峻的政治挑战。首先，英殖民地政府重新控制英属马来亚，并于1946年1月提出宪政改革以巩固其统治。英殖民地政府有鉴于战前英属马来亚行政区分混乱，不易收到臂掌之效，所以提出设立“马来亚联合邦”(Malayan
Union)[24]，即把以前的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马来属邦(Non
Federated Malay States)和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中的马六甲和槟城联合起来组成新的马来亚联邦。在这新的政体中，所有的成年居民都可以拥有公民权。这新慨念的提出遭到新兴的马来精英份子和马来统治者的反对而改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并于1948年1月宣布成立[25]。
在新的政体中，华人拥有公民权的权力受到限制，这对马来亚华社长远的利益有很大的损害。第二，以华人为主的马来亚抗日军与英殖民地政府原在日军占领时期衷诚合作，但战后政治势力安排的谈判破裂，抗日军于1948年重返森林与政府作战。英政府宣布该组织非法，并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26]。为获得对抗胜利，殖民地政府把大部分乡村地区的华人驱散，并把他们聚集在新设立的新村加以控制，以切断他们对抗日军的接济[27]。由于抗日军的反叛，英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的忠诚不加信任。第三，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它间接引发华社内部亲国民党人士及其亲共左派人士的对抗。这大大影响华社的团结，同时也蒙蔽华社的政治视线。
这些因素固然对华社不利，但华社中的一小部分子──即海峡侨生华人──开始推动本地政治意识的成长。这批海峡侨生华人，因为深受英国和本地文化的影响，少有与中国认同。在政治上他们一向效忠英国。战后东南亚和马来亚政治变化迅速，他们了解英国殖民地政府将渐渐退出东南亚的政治舞台。为了要保护自身以及华人在马来亚的权益，他们很快的组织起来，在陈祯禄的领导下积极争取华人的权利。在英国殖民地政府要改变英属马来亚的政体时，他们曾向当局提呈意见，但不被接受。1949年2月17日，一个代表本地华人利益的政党──马华公会──正式在吉隆坡宣告成立[28]，这标志着华社本地政治意识的抬头，而通过马华公会的组织和宣传，华社的本地意识也在逐渐提高[29]。同年10月，中国内乱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成立，而以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中国政治局势的激急变化弱化了马来亚华社对中国的向心力，使到更多的马来亚华人改变他们的国家认同，加强本地政治意识的成长。
1950年代，马来亚华社的本地政治意识更加强化。许多华人都愿意永久定居在马来亚，而把它当作第二故乡。这新浪潮的高涨是受到两个内在和外在因素所促成。第一，1950年9月，新加坡立法议会提出回境签证的新条例，规定持有居留证的外侨，离境后要重返新马必须要领取签证，而签证的有效日期只限三个月。该条例在10月起实施，而马来亚联合邦也实施同样条例[30]。新条例给新马华人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出外经商，游历或求学等。虽然，新马华社提出强烈抗议，但终归无效。在这新条例下，只有持有英籍民或当地公民权者方能免除申请回境签证的麻烦。这新条例大大刺激新马华人积极申请公民权[31]。第二，1950年代大陆共产党政府推行一连串激进的政治运动，如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及后期的农业集体化等[32]。这些运动直接影响广东和福建的侨乡，许多侨眷被牵连。这激进的农村革命使海外华人裹足不前，降低他们投资和发展侨乡的热忱。同时也消除他们的落叶归根回乡养老的传统观念。这种激变使许多华人改变他们对马来亚的看法，并愿意长久定居下来。除此而外，代表马华社会权益的马华公会，在1952年与代表马来精英份子的巫统携手合作组成联盟[33]，后来代表印度人的印度国大党也加入。这代表三大民族联合的政党可以协调种族的利益和冲突它。并积极参加选举，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联盟政党在东姑鸭都拉曼的领导下，更积极争取独立。这个新的政治局面给马华社会带来新方向，而许多华人也极力支持此独立运动。希望通过独立可以保障华社应得的利益。
五、独立后初期的马华社会(1957-1968)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宣告独立。大部分的马来亚华人，像其他民族人士一样，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他们都希望独立后的生活能过得更好，华人的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刚独立后，作为照顾三大民族利益的联盟政府，发奋图强，在经济制度方面作出改革，并采取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在开明的马来领袖东姑鸭都拉曼的领导下，华人的经济利益受到照顾。在联盟政府内阁中，重要的经济阁位如财政部长和工商部长都由华人担任。在这个时期，华人的工商业发展也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但这个时期内，马华社会却受到语文教育问题的激烈冲击。独立前为了表示马来亚各民族都团结一致支持独立，华社对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问题暂时让步，让联盟政府更有效地争取马来亚独立[34]。但独立后不久，联盟政府在最终要建立一个国家语文──马来文──的政策下，诱迫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中学，全面接受政府的津贴。大部分的华文中学(70间中的54间)接受改制，只有16间拒绝津贴而宣布为独立中学[35]。接着，联盟政府于1960年8月4日公布“达立报告书”取消原有政府主办的华文初中会考及升学考试，而中学所有的公共考试，只能以国语(马来文)或英语为媒介。同时又宣布独立中学虽不接受政府津贴，但须受政府教育条例的限制[36]。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引起华社的极端不满。因此，这语文教育问题成为尖锐的政治问题。这问题导致广大受华文教育者与马华公会的冲突，它也间接导致马华公会内部分裂及派系斗争。
这时期也见证了马华社会政治醒觉的提高，政治行动的分化。这时期的争取公民权运动大大提高华人的政治醒觉。华人开始了解做为民主国家的主人翁，有权力也有义务地参加政治活动，这样才可以维护公民应享的权利。由于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立，新加坡再度成为马来西亚组成的一部分。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有意要扩张它的势力到马来西亚各地。所以开始提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强调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种族。这个新慨念影响不少非马来人对国家的态度，也刺激华人的政治醒觉。人民行动党在马来半岛设立支部(后改名为民主行动党)以争取半岛华人的选票。与此同时，由于马华公会内部分裂，由林苍佑等退党人士另组民政党。该党虽标榜不分种族，但民政党的语文教育政策颇受一些华教人士的支持。这两个新政党的成立削弱了马华公会的力量。华社也因为马华公会的一些受英文教育的领袖对华文教育争取不力而感到失望，许多转而支持这两个新政党。
六、1969年至1990年的马华社会变革
这时期的马华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政治的边缘化，新经济政策的挑战以及文化教育所承受的沉重压力。政治边沿化是两股势力冲击的结果。513事件后，以东姑鸭都拉曼为首的马来温和派失势，而以敦鸭都拉剎为代表的马来激进派抬头。他们利用紧急时期所赋于的行政权力来巩固马来人的政权。另一方面，他们采取对华人政治分化政策，组织多党的联合阵线。1972年在首相鸭都拉剎的推动下，组成一个拥有11个政党的国民阵线以代替巫统，马华和印大组成的联盟政府。这11个政党中包括由马华分化出来的民政党[37]。很显然的这阵线的组成巩固和加强巫统的地位，而削弱马华公会的力量。这可以从内阁席位的分配看出端倪。在1973年以前，掌管经济和财政的两个内阁席位如财政部长和工商部长都由马华代表担任。但1973年后，这两个重要阁位则由巫统控制，而马华代表只能分任较次要阁位如交通和邮电部长等。政治边缘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华人政治力量的分化。由于许多华人对马华公会在政治上表现的软弱而感到不满，他们转向支持民政党和民主行动党。但这两党都是标榜代表多元种族的利益，当然不能仅为了争取华人的利益而斗争。华人政治力量的分化促使华人政治的边缘化。
这时期马来西亚华社最大的冲击就是政府在1971年颁布的新经济政策。
在分析1969年大规模的种族冲突时，激进派的马来精英领袖们认为种族冲突的根源乃源于马来民族的贫困，以及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均；而种族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均只有通过直接的政治干预来解决。他们要重组马来西亚的经济结构，使马来人和其他土著在20年内达到30%的经济拥有权。新颁布的新经济政策有两大目标:第一，通过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及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削减贫穷，最终使所有马来西亚人民脱离贫穷的深渊。第二，加速重整马来西亚社会的步伐，以纠正经济的不平衡，最终减低种族与经济的隔阂[38]。在纠正经济不平衡时，政府重组职业市场，规定政府所有的职位必须反映种族人口的比例，而私人公司也被命聘请马来人及其他土著职员。除了增加土著的就业机会外，政府也致力于扶持一个马来中产阶级。通过商业执照，投标，股权转移和教育优待等手段以达到这个目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作为主要非土著族群的华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华人在经济重组的浪潮下怎样维护本身的利益？华人怎样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华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在面对这严峻的经济挑战时，华社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团结一致共谋出路。在分析华人的经济结构时，不难发现许多华人工商业都属中小型，并以家庭单位为基础，普遍资本缺乏，经营和管理方式传统，无法与外资企业或政府所办的公共企业竞争。为了走出经济困境和为更好的发展前景铺路，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华人工商业应该现代化和企业化。那就是设立股份公司，广集华人资本，并以现代经营管理手法以谋求发展[39]。1970年代中由马华公会创办的马化控股公司及1980年代兴起的合作社运动都是华人工商业现代化的体现。1977年马化控股在陈群川的领导下掀起华社投资的热潮，它吸引了无数华裔投资者。马化采取新的管理方式，以多元化的投资策略获得斐然的成绩，给华社的经济前景增添信心。后因陈群川在新加坡被判入狱，马化控股也随之崩溃。1980年代兴起的合作社运动似乎也给华社带来希望。许多乡团和会馆也利用其传统地位吸引许多投资者。但因管理不善及贪污蒙蔽，使无数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这使到华社走向集体企业化的试验遭受沉重的打击[40]。
虽然华社的公共股份公司运动遭到挫折，但一些私人的企业公司却获得成功。这些私人企业公司大部分是以家庭为基础，他们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下获的发展。私人企业获得成功的因素有许多。第一，作为家庭的企业有它的灵活性。第二，它的内部比较团结，没有公共股份公司的复杂，内部纷争和盗用公款的事件较少。第三，私人企业较集中在商业方面的扩张，较少投资设厂。第四，私人企业采‘收购’的策略，不注重设立子公司。第五，私人企业能更自由地运用政治关系网络以谋求企业的发展[41]。
1970和1980年代，华社的文化和教育也承受了沉重的压力。1970年代初，随着马来西亚政治趋向单元化，国家的文化和教育政策也朝着这方向发展。1971年政府宣布“国家文化政策”，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国家文化应以土著文化为核心。第二，其他文化中适合及适当的项目，可被接受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第三，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一部分[42]。很明显的这是以马来文化和回教为核心，而边缘化其他文化，这也是马来精英份子解决种族纷争的办法。他们认为如非土著可以向马来文化认同，就不会有种族纠纷[43]。在国家文化大前提下，政府极力提倡土著文化，包括语言，文学，艺术，舞蹈和音乐等。而华族文化则受到排斥，并以表演准证为手段，限制传统文化的表演，包括华人传统的舞狮[44]。为了要贯彻一种语文和一个民族的政策，政府也极力提高马来语在整个教育制度的地位。除了把英文学校改为以马来语教学外，又在全国大学及高等院校推行马来语教学，取代英语的传统地位。在这重重的压力下，华社只能发挥“自强不息，自力更生”的精神，面对挑战。
首先，1973年由吡叻华校董联会点燃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的火炬[45]，大力整顿内部，使华文独中的学术水平提高，并努力争取和鼓励家长把子女送进独中。除了坚持以华文教学外，独中还加强语文的训练，除华文外，还兼教马来文和英文[46]。同时，独中极力为学生谋求升学和就业的出路。语文程度的提高和升学就业渠道的多元化提高独中的形象。于是，更多家长愿意把子女送进华校。同时，由于国民型英文小学和中学在70年代被改为马来文学校，使许多华人家长感到不满。他们愿意把子女送进华校，并在课外加强英文的学习。这也是给华文独中复兴运动增添机会。
在面对日益增强的外在力量时，华社发挥团结力量，推行一连串的文化复兴运动。1980年代，在华人社团和报刊的大力支持下，广泛推出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包括寻根系列展览会，春联，传统中国画，书法展览，象棋，民族舞蹈，武术，灯迷，地方戏，华乐，民歌和诗歌朗诵等。同时也大规模地庆祝华人传统佳节如农历新年，端午节和中秋节等[47]。除此之外，在全国的主要15个社团的领导下，自1984年起开始在各州推动主办“全国华人文化节”，邀请学者名人对马来西亚华人文化问题作专题演讲，以唤起华人对文化沿袭的注意[48]。为了更有效保存和发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1985年由15华团委托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设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虽然该中心在成立初期遇到种种的困难，但后来经改革，并聘请专业学术人才负责，展开收集和保存有关华社的资料[49]，并出版学术刊物和有关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的专著。同时也主办或协办有关华人问题的演讲会或座谈会，成绩斐然，值得肯定。
七、1990年代以后的马来西亚华社
经过70和80年代的大风暴雨后，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马来西亚华社似乎得到平稳的发展。但1997年中以后因金融风暴袭击亚洲，马来西亚华社也受到相当大的冲击。90年代上半期的平稳发展是由几个重要因素所造成。第一，马来西亚政治的变动对华社有利。80年代末代表马来人权益的巫统因内部权力斗争而分裂，首相马哈迪领导的新巫统获得胜利[50]。但这政治斗争分化了马来人的选票。为了要巩固它的政治地位，新巫统必须依赖非马来人的支持以达到这目的。因此对华人采取较开明和容忍的态度，并对华社的要求作出让步。第二，90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起了很大的变化。1991年苏联的解体结束了多年来的冷战。国际政治形势好转，从政治和军事的竞争与对抗到全球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加之，这个时期的“经济环球化”(Globalization)口号响彻云霄。马来西亚在这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势必要走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第三，亚洲四小龙的台湾和香港在70和80年代的兴起[51]，以及中国在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给马来西亚带来经济契机；因商业交往上的需要，华文和华语的商业用途变为重要。第四，首相马哈迪在1991年2月28日揭示了“2020年宏愿”的概念。政府将致力于30年内把马来西亚建成一个先进的现代化工业国。马哈迪医生又说要达到这目标，必须要先建立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并塑造一个政治效忠和为国家献身的“马来西亚族”[52]。
虽然，马哈迪医生没有详细解释这“马来西亚族”的内涵和步骤，但很明显的政府将采取较宽容态度，并且不把焦点放在政治上，而致力于经济建设。政府将把经济蛋糕扩大，这样可以消弥种族间因经济利益分配不均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这概念提出后，它受到华社的热烈反应和支持。许多华人认为这是国阵政府宽大容忍政策的表现。同时，巫统的一些新马来领袖人物如安华依不拉欣等自1993年后大谈“新马来人”，以更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各民族。这新政策得到无数华人的支持，这可从1995年大选中国阵因获得大量华人选票而大获全胜的结果来表明[53]。
当90年代的上半期华社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获得平稳发展时，但于1997年却受到金融风暴所冲击。1997年中，泰国首先发出金融风暴来临的信号[54]。接着，风暴席卷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受害最深的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韩。在金融风暴袭击下，马来西亚也大受打击。马来西亚零吉价值大大下滑，股市暴跌，公司倒闭，人民生活困难。当时华社的经济也遭受沉重打击。但这金融风暴并没有引起种族冲突。在马哈迪的严峻金融政策下，控制外资流动，同时把零吉和美元定值。并以政府的力量协助那些被风暴影响深重的企业，包括华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马哈迪的策略被证明有效，协助国家和华社渡过难关[55]。
八、展望
在人类历史上，一百年是一段很短的路程。马来西亚华社走完了一百年的道路，接下来还有更遥远的路途呈现在眼前。历史如果是一面镜子的话，那么从这一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出以后华社应走的道路。一百年前马华社会是英殖民地的一个附属社会，它演变为一个新兴独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演变的过程是坎坷和曲折的，但历史显示华社只有在团结一致并发挥华人固有文化的精神，方能克服种种困难，突出困境，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种族等因素交叉影响下找到自己的定位。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在她面向新世纪的挑战及朝向先进工业国的目标迈进时，1950年代盛行的“种族同化论”(Assimilation)已不合新的时代潮流。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在这大前提下，马来西亚华社可以看清自己所应该走的方向。那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框架下，加深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但自己还能保持华文教育及华族文化的特色。这文化已经和中国及台湾的中华文化大有不同，它已经参杂许多本地的产物，那就是中华文化马来西亚化的方向。
虽然当政者曾提出塑造“马来西亚族”的概念，但这概念在目前还是模糊的。种族的融合是在一种自然而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任何法律及条例不能把不同的种族硬加混合在一起。而这自然和循序渐进的方式必须建筑在互相了解，容忍及平等待遇的基础上。相同的语文和教育只是一种手段，而要达到种族融合的目的还须待客观环境的制造和主观的努力。（颜清湟博士现任澳洲阿特雷德(Adelaide)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1] 颜清湟着，粟明鲜，陆宇生等译：《 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16-18；也见英文原著，Yen
Ching-hwa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pp. 17-20。
[2] 见《广时务报(吉隆坡)》，1897年3月22日，页 3-4。
[3] 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Taiping, 1892), 1892,
5:4, p.94。
[4] 见《天南新报(新加坡)》，1898年8月12日，页2，1899年11月10日，页2，1902年7月29日，页1；《叻报(新加坡)》，1888年8月3日，页2，1899年2月11日，页2； Yen
Ching-hwang(颜清湟)， "Penang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Yen Ching-hwang, Community and Politics: The Chinese in
Colonial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5),p.289。
[5] Jung-pang Lo, "Sequel to the Chronological
Autobiography of K'ang Yu-wei", in Jung-pang Lo(ed.), K'ang Yu-s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pp.178-183;
L.Eve Armentrout Ma, Revolutionaries, Monarchists and Chinatowns: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n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40-51。
[6] 颜清湟着，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页103-162；也见英文原著，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88-144。
[7] 见Yoji
Akashi(明石阳至)，"The Nanyang Chinese Anti-Japanese and
Boycott Movement, 1908-1928"，《南洋学报》，第23 卷，第1和2 期合辑(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69)，页69-96；崔贵强，〈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运动的反响〉，《南洋学报》20卷1和2期(1965-1966年)，页13-18；Yen Ching-hwang(颜清湟)，"The
Response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to the Tsinan
Incident,1928"，《南洋学报》43卷1和2期(1988 年)，页1-22。
[8]Tan Ee-leong(陈维龙)，"The
Chinese Banks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Royal Asiatic Society, 26(1) (Singapore, 1953),
pp.124-138; Lee Sheng-yi, The Monetary and Banking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88-89。
[9]见《槟城新报(槟城)》，1904年7月1日；《叻报(新加坡)》1904年12月30日。
[10]颜清湟：〈战前新马闽人教育〉，颜清湟着，《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会，1992)，页288；也见Yen
Ching-hwang，"Hokkien
Immigrant Society and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in British Malaya,
1904-1941", in Michael W.Charney, Brenda S.A. Yeoh & Tong Chee
Kiong(eds.), Chinese Migrants Abroad: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03), p.116。
[11]郑良树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页161-370；许苏吾着：《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联枢印务有限公司，1949)，页29-31；郑良树，魏维贤编着：《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75)，页6-247。
[12]王慷鼎着：《新加坡华文日报社论研究，1945-195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心，1995)，页24-41。
[13]方修着：《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2)，页3-219。
[14]见《南洋商报(新加坡)》1934年6月至11月；颜清湟：〈华人历史变革(1403-1941)〉，林水豪，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页56-57； 也见Yen Ching-hwang，"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Shah A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p.27-28。
[15]见〈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议事记录〉，1932-1934年(手稿复印本，颜清湟藏)，页58-59，91-92，112，114-116，128-129，136-138，145，198-199。
[16]郭洙镇等编：《雪兰莪福建会馆百年纪念特刊，1885-1985》(吉隆坡，雪兰莪福建会馆，1986)，页70-72。
[17]杨建成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1984)，页99-100。
[18]葛馥生：〈检证(新加坡)之回忆〉，方念祖：〈槟城大检举及日寇毒刑〉，及杨岳：〈吉隆坡沦陷前后〉，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页435，509-512，559-560。
[19]陈嘉庚着：《南侨回忆录，下册》(River
Edge, USA.，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3)，页419-424；C.F.Yong(杨进发)，Tan
Kah-Kee: The Making of an Overseas Chinese Lege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86-289。
[20]陈松沾：〈日治时期的华人，1942-1945〉，林水豪，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页94-100。
[21]许云樵，蔡史君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页418。
[22]Mary Turnbull,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Nicholas Tarling(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ume 2: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588-591。
[23]同上注。
[24]有关“马来亚联邦”的研究，见 J. de
V. Allen, The Malayan Un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5]Lee Kam Hing and Heng Pek Koon, "The
Chinese in the Malaysian Political System", in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p.198。
[26]有关马来亚紧急状态的研究，详见
Richard Stubbs, Hearts and Minds in Guerrilla Warfare: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7]有关紧急法令时期新村的起源及实施，见 Kernial
Singh Sandhu, "Introduction: Emergency Resettlement in Malaya", in
Ray Nyce, edited by Shirle Gordon,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Ltd., 1973),
pp.xxix-lxv; Anthony Short,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1948-1960
(London, Frederick Muller Ltd., 1975), pp.231-253; Francis Loh Kok Wah, Beyond
the Tin Mines: Coolies, Squatters and New Villages in the Kinta Valley,
Malaysia,c.1880-1980(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06-156. 有关新村的个案研究，见 Cheng Lim Keak(钟临杰)，Mengkuang:
A Study of a Chinese New Village in West Malay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Graduate Studies, Nanyang University,
1976)。
[28]Heng Pek Koon,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A
History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54-55。
[29]同上注，页143-156；崔贵强着《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页231-232。
[30]崔贵强：同上书，页291。
[31]同上注，页291-292。
[32]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p.84-112,140-163; Audrey
Donnithorne, China's Economic Syste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67), pp.31-91。
[33]Heng Pek Koon,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A
History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p.59。
[34]林连玉着：《风雨十八年(上集)》(吉隆坡，林连玉基金委员会，1988)， 页108-111。
[35]郑良树：〈独立后华文教育〉，林水豪，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267-268。
[36]同上书，页264。
[37]Harold Crouch, Government & Society in
Malaysia (Sydney, NSW., Allen &Unwin Australia Pty.Ltd.,1966), pp.32-44。
[38]同上书，页24-25。
[39]曾任马华商联会会长的许平等在1975年12月对这问题作过分析。见许平等：〈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地位的探讨〉，许平等着：《平言集》(槟城，新大印务有限公司，1979)，页25-27。
[40]何启良：〈独立后西马华人政治演变〉，林水豪，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99。
[41]James V.Jesudason, Ethnicity and the
Economy:The State, Chinese Business, and Multinationals in Malaysia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51-152。
[42]同注[40]，页86-87。
[43]何国忠：〈独立后华人文化思想〉，林水豪，何启良，何国忠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页53。
[44]同上注，页54；《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2)，页104。
[45]胡万铎(吡叻华校董事会主席)：〈发展吡叻州华文独中展望〉，华文独立中学发展工作委员会编，《吡叻州华文独中复兴史》(怡保，上海印务书局，1976)，页4-6。
[46]周聿峨着：《东南亚华文教育》(广州，暨大学出版社，1995)，页168-169。
[47]见注[43]，何国忠文，页57。
[48]1983年，即15华团推动〈全国华人文化节〉的前一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和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曾联合主办一次大型的〈马来西亚文化问题〉讲座。该讲座于1983年3月13日在吉隆坡联邦大酒店3楼贵宾厅举行。参加者非常踊跃，据说人数超过1000人。本人有幸被邀为三位主讲人之一，其余两位是郭洙镇律师和游若金博士。当时我的讲题是〈从历史角度看大马华人文化的演变〉。有关大会的报导，见《星洲日报》1983年3月14日，第1及第3版；有关本人演讲的内容，见《星洲日报》1983年3月17日第10版。
[49]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边缘心态〉，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页177；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页126。
[50]有关新旧巫统的斗争和分裂，见
Harold Crouch, Government & Society in Malaysia, pp.114-129; Gordon P.
Means,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99-206。
[51]有关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和华人商业的兴起，见 Yen
Ching-hwang(颜清湟)，"The Rise of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Yen Ching-hwa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Business, Culture and Politic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2), pp.3-22。
[52]见何启良文，同注[40]，页108。
[53]同上注，页109-110。
[54]Peter G. Warr, "Thailand", in Ross H.
McLeord and Ross Garnaut(eds.), East Asia in Crisis: From Being a Miracle to
Needing O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49-65。
[55]Prema-chandra Athukorala,"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Crisis Management in Malaysia", in H.W. Arndt & Hal Hill (eds.),
Southeast Asia's Economic Crisis: Origins, Lessons, and the Way Forword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9), pp.28-40
资料来源：第十届全球新加坡南大校友联欢会纪念特刊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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