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小P的九百天生命教育
日本二OO八年出现引起瞩目与讨论的电影《和猪猪一起上课的日子》。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一个与生命教育息息目关的故事。
真实故事发生的场景，在大阪一所小学。导师黑田恭史把一只刚出生两个月的小猪带到三年级的班上，向全班宣布：『我们一起来养这只猪，三年后毕业，大家一起吃掉牠！」学生们觉得很有趣，把这只小猪取名为『小P』。
学生们排班负责搜集厨余喂食小猪、清扫猪圈、帮小猪洗澡。小猪的房子破了，有的捐出扑满，有的整理家里的废弃物拿去回收，把募集到的款项拿去购买木材，在大人的指导下帮小猪盖新家。
当小朋友升上六年级，小P已经成为超过三百公斤的大胖猪。学生们再一个月就要毕业，小P该怎么办？
老师提出几个方案：一、由三年级的学弟妹继续养，二、送到农场帮忙养，三、卖到肉品中心，四、全班一起吃掉牠。
学生们开始辩论。老师在一旁静静听，不介入，让学生尽情抒发：
『吃一般猪的话没有问题，但若是小P的肉，会吃不下去，毕竟牠是陪着我们度过了三年的朋友。』
『交给三年级学弟妹继续养，只是把现在的困扰丢给别人，将来他们一样会面临痛苦抉择。』
『人本来就是要吃掉其它生物才能维持生命，小P总有一天会死掉，让牠成为其它生命的养分，是纪念牠最好的方式。』
甚至有学生提出一项思考：『小P是活生生的生命，谁有权利决定牠的生命该何时终止？』
过程中，许多学生开始掉眼泪。既然学弟妹不可能帮忙养，自己又吃不下去，于是他们决定：『既然是我们自己开始养猪的，就要由我们自己决定如何让这件事结束。』
最后，老师将全体学生集合到小P的小屋前，告诉小P，他们决定将牠送到肉品中心。那天，肉品中心派车来载猪，全班同学来见小P最后一面，许多人泣不成声。车子开走时，学生们一边追着车，一边挥泪向小P告别。
这个事件被拍成纪录片，引起广泛的讨论与回响。有人认为这样做对孩子太残忍，有人认为这是一堂课本学不到的生命教育课程。
后来，这部纪录片真的成为教材，并且放映给未来将成为老师的师范学院学生看。他们怎么想？
这些未来的老师说：『我觉得当时那位老师似乎想透过小猪这件事，告诉孩子一些暗示。』、『老师陪着学生一起为猪的事烦恼，一起思考解决方法，而不只是高高在上教课本的东西，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
另外，当年饲养小P的学生：如今都已成年，有的已为人父母。回首往事，他们怎么看？会让自己的孩子也接受这样的生命教育吗？
二十五岁的昌田健二说，『当时的心情很复杂，这是一般教科书学不到的一堂课。』
已经当了妈妈的坂上郁子表示，如果有机会，她会让自己的孩子也体验这样的生命教育。『小P那件事，对于生命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当时年纪小，可能还不太了解；但随着年纪增长与教育过程，就会渐渐理解其中的意义。而且要亲身经历才能深刻体会。』
天下杂志2009年教育特刊2009.11.18 pg.60
延伸閱讀
电影《和猪猪一起上课的日子》剧情大纲：
故事描述大阪某间小学6年2班的菜鸟教师星老师(妻夫木聪 饰)，带了一只小猪进教室。以「养大后吃掉」为前提向学生们提议到毕业为止的一年时间，轮流照料这只小猪。
对星老师「让孩子们亲身体会食物和生命的关联性」这样的主旨，教务长仁科老师觉得过于残酷。可是，高原校长认可星老师的热情和用心，许可在学校养猪。
于是6年2班的26个学生，开始在操场建造小屋，饲养这只命名为「小P」的小猪。不少孩子们的妈妈们对养猪的脏污臭气表示反对，不过，孩子们在协力照料小P的每天过得很开心。暑假过去，在6年2班中，吃小P的反对意见逐渐增加着。
吃？还是不吃？一年半的饲养，在孩子们即将毕业之际，展开了如何处置小P的大辩论。到底，26个孩子们和星老师会作出怎样的决定呢？
其实我比任何人都还害怕「生命教育」之类的说教电影。不过，最后还是受不了海报上可爱小猪的「色」诱，走进了电影院。还没有长大前的小猪真是电影里最「萌」的角色呀！不过，长大后的小猪就实在……哼哼！还是要懂得「成熟」韵味所在的人，才懂得欣赏呀！
从维基百科得知，这部电影是真人真事改编。原主角是1990年7月开始到1992年3月，大阪一间小学的新任教师黑田恭史先生，开始了通过饲养来考虑生命的900日的实践教育。这个被称为「饮食教育」「生命的授课」的实践教育被全程拍摄，但节目播出后，也招来许多「残酷」、「那不是教育」的批判声音，也有一部分人受到教师的热情感动，本片导演前田哲就是其一。
拍摄现场同时存在着「孩子的剧本」与「大人的剧本」。幕后工作人员和成人演员的手里，是正常的剧本。参与拍摄的26个孩子手中拿到的剧本，是一张没有台词也没记录结局的白纸。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不能向儿童演员透露重要的情报。在拍摄过程中，孩子们一边饲养小猪一边考虑着，真心面对着「生命的意义」。
电影中如何处置小猪的大争论，导演要求孩子们不要依靠剧本，而是把在拍摄过程中思考到的作为台词说出来。「要引出孩子们衷心的言词，必须要缩短跟孩子们的距离。这是关于生命的授课，我希望不是靠着演技，而是作为自己真的授课来对待。」
这部电影有两个部分让我超出期待，一是导演成熟的剪接叙事风格，原本很可能会拍成流水帐式的「假纪录片」，却能将剧情的发展与议题的推展紧扣在一起，节奏的流畅度居然不输给85%以上的好莱坞电影。能把一部「教育片」拍得比娱乐片还要「入口即化」，这等功力叫人折服。二是，这部电影根本是伪装成「生命教育」的「政治教育读本」。电影里面所展现出来的程序正义、责任思索、面对争议……等等的政治成熟度，大概会让大部分的成年人觉得自己应该回去跪算盘。很难相信电影中所呈现出深刻的议题讨论，是出自孩子们自己认真思索后的结果。
民主政治领导者的责任
妻夫木聪扮演的老师，足以作为当今民主政治领导者的典范教材。在孩子们面前，老师并不避讳说出自己的偏好：「我们来养这只小猪，毕业前把牠吃掉，好不好呀？」。并且在辩论进行到白热化的中期，老师被询问到自己的决定时，也不会用「尊重大家选择」之类的政治语言来作为遁词，而是坦白地再次说明自己的偏好。
即使老师已经预先表达了自己的偏好(把猪吃掉)，但老师的意见却不主动介入孩子们讨论进行的过程(甚至连眼神暗示也不给，只有被孩子询问时，才被动表达意见)，任由孩子们对自己主张的决定提出理由辩护。
老师在这个民主团体里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传统的「意见领袖」，也不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另类的「对话促成者」。这是相当关键的一个角色转折，当领导者不再扮演「解决问题的人」的时候，并不代表他不负责「收拾残局」，而是对「该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问题」的选项保持最大的开放性。仅管老师是站在吃掉小猪的这一方，但仍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反对小猪吃掉的孩子，询问让小猪活下来的可能方法(一家一家询问愿意收容小猪的农场、拉下面子询问其它班级老师愿不愿意收养)。
对比台湾目前进行的政策公听会，程序上的粗糙暂且先不讨论(甚至已经恶劣到了作弊的地步)。台湾的政策公听会一向是执政者已经准备好一套方案，希望「说服」民众接受(那就干脆叫「说明会」好了)。台湾公听会的政策弹性极低，除了技术官僚的本位主义外，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已经预设好了「最佳」的解决途径，任何民众的表达意见都只是「额外」地增加他们作业的成本。「假装」听取民众意见，就只是为了「骗取」民众为其政策背书。
台湾政策公听会的执行盲点就在于，只思考「最好」的解决问题方式，而无视人们「如何决定」怎么去解决问题。常见的技俩就是，把另一端可能的成本与灾难(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无限制的放大，以牧羊犬式的恐吓将民众的意见驱赶到赞成政策的这一端。但在这个表面民主的程序中，往往急就章地让人们失去深刻思考自身责任的机会。
这里要先邀请大家作一个比较深层的思索，可能才有机会听懂我接下要表达的意思：
当人们可以找到更理想的解决问题方式时，也代表人们对接下来的灾难性后果，所承担的责任越小。
在「责任」的俗常理解里，往往直接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作连结。但这里出现一种逻辑上的吊诡：如果某人充份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时，那也代表他几乎不用为可能的灾难后果负责(因为发生的机率微乎其微)。需要某人为某件事负责的情境出现的时候，也往往就是灾难发生的时刻、无能为力的时刻。
这个思考转向的重要性在哪里？当我们切断「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责任」的必然性连结时，我们就可以倾向不去选举出「承诺」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政客。相反的，当一个依赖「承诺」问题得以解决的政客当选时，也意味着群众将自己承担灾难后果的责任转移给政客(问题解决了，人们就不用去承担责任了)。但这种责任转移却是表面性、心理安慰性的假像，因为政客本来就无力去承担后果。我们想想这整套逻辑诡计的设计：假设灾难没有发生，政客表面上是负责了，但其实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为任何事负责。假设灾难发生，政客引咎下台了，但灾难后果还是由全体民众共同承担。换句话说，民众「以为」把责任转嫁出去了，但其实灾难发生的风险一直是由民众在承担，政客只是在民众眼前玩了一手障眼法。
如果不倾向去选举出有能力的领导者，那么民主制度的设计能为我们作什么？是的，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定义「能力」这两个字。能力，不再是指作出更好决定，而是能够将我们所有担心、忧虑、偏好……考虑在内，引导我们去思考什么才是关于自身存在的深刻价值，帮助我们厘清潜在的冲突所在、寻找所有化解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评估行动或者不行动所带来的成本以及可能的灾难后果，公正地仲裁我们作出决定，最后才是有效率的执行。
从这个角度来看，才能明白民主政治是什么。诉诸为人民作出最理想决定的政府，往往演变成集权统治。民主政治的存续，就在于人们不再相信有最好的决定，了解不管多完美的解决方案必然有它内在的衡突，在价值取舍的同时，必然有牺牲，灾难只是暂时被遮敝，并不代表永远不发生，我们并不是天真地在选择「更好的未来」，更多更多时候只是在抉择我们有勇气承担的残忍与风险。
妻夫木聪扮演的老师，另一面的角色也是「提醒者」。提醒大家不管最终作出什么样决定的，我们都共同分享了刽子手的残忍、愚蠢招致的灾难。并且不忘提醒，领导者所能承担的，也其实只是我们共享责任的一部分。决定作出后，没人比任何人更聪明，也没有人比任何人更道德。正因为每个人都是凡人，所以我们只能共同把生命的缺憾刻在血肉里，继续活下去。
把牠吃掉才是对生命负责的方式？
凭记忆把小朋友的争论大致整理出来。
赞成吃掉的一方：
「一开始就说好养大后要把牠吃掉，吃掉牠是履行承诺！」
「如果只让小P活下来，去吃其它的猪，对其它的猪是不公平的！」
「人本来就是要吃掉其它生物才能维持生命的！」
「吃掉并不等于杀掉！」
「小p有一天也会死掉，把牠吃掉，让牠成为生命养分的一部分，就是纪念牠最好的方式！」
「小P现在长得这样大，个子小的三年级照顾牠太危险了！」
「如果让三年级的学弟继续照顾牠，未来他们也会面对和我们一样的痛苦抉择，我们只是把自己困扰丢给别人！」
反对吃掉的一方：
「小p是陪我们渡过了一年的朋友，我们可以把朋友吃掉吗？」
「即使要我现在起不再吃猪肉也可以！」
「为什么可以那么残忍地去杀掉小P」
「谁可以决定生命的长度？」
「如果把小p吃掉，就永远再也看不到牠了。但只要牠活着，就还有机会看到牠。」
「三年级的学弟已经愿意照顾牠了，就算他们现在连水桶都提不动，但我们一开始也不是笨手笨脚的？」
「只要能让小p多活一秒就好了！」
光从争论的表面来看，好像赞成吃掉的孩子们比较「冷血」。但其实不然，赞成吃掉的孩子中，也有许多已经与小p培养了深厚的情感，也有人为了保护小p，在台风天特地请爸爸开车到学校。好像反对吃掉小p的孩子比较「尊重」生命，那也是很糟糕的误读。其实赞成吃掉小p的孩子们，也深刻地理解到为了维持自身生命而牺牲其它生命的不得不残忍，懂得要更珍惜生命认真活下去的道理。
争执的岔路在哪里？我的观察是：赞成的孩子较重视程序上的正当性，避免自己个人的情感偏好为其它人造成额外的成本或困扰，重视「结束」问题的义务。反对的孩子诉求素朴的正义感，生命地位上的平等，情感上的连系，强调事情发展的可能性(但也可能为其它人带来更多困扰)。
争论到最后，已经不是简单谁对谁错、或者方法正不正确的问题，而是「逼」孩子自己去反思：为什么要这样去看待事情？在这事情当中，自己真正的关心什么？在乎什么？害怕什么？有什么东西是值得自己去坚持的？如何面对其它意见的质疑？一个决定，不只善恶对错、或者睿智愚昧的分别而已，而是殷切地询问这个决定，如何关切到自己看待生命的态度(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
在最深刻的他人质疑与自我质疑当中，在群体意见的众声喧哗当中，也正是成就自我的时刻：我为什么要如此独一无二地抱持着自己看待生命的方法？生命为何？我将如何持守着，在面临其它意见挑战的时刻？
我们很少将民主深刻地走到这一个地步，所以往往流于表面意见。因为是表面意见，所以可以让我们随时将自己的身份从被攻击的位置上抽掉。我们倾向回避掉与他人意见冲突的风险(不表达意见、含糊其词)，或者倾向把他人的意见挡在门外，以回避自己价值根基的动摇，但我们也往往错过了与自己面对面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轻易地把「民粹」污名化，因为我们害怕面对自己的愚蠢。真的民粹不是问题，自己作出什么愚蠢的决策就自己承受。问题在「假」的民粹，吵着什么都要，什么都好，最后发生问题了，都是别人的错。当「民粹」这个字被污名化后，政客更有正当性去帮民众去做决定了：「呀！你们都不懂，你们吵吵闹闹的都是在搞民粹呀！交给专业的我就好了！」
也许这些六年级的孩子们，政治智慧比我们成熟许多，许多，还要许多！
文章來源：http://blog.roodo.com/solibizi/archives/880638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