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研究国际学报》第三卷第二期
2011年12月 页57-71
在地•跨域•身体移动•知识传播～马来亚共产党史的再思考
潘婉明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摘要
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自1930年成立至1989年其总书记陈平与马泰两国政府签订和平协议为止，共历时约59年。1930年代为马共草创期，因受殖民地政府牵制而进行地下活动。日据时期，马共动员组织人民抗日军，并与英军合作抗敌。战后，马共被承认为合法组织，公开活动，声势日隆，直到1948年6月中旬英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状态，才改采武装斗争从事游击战斗。但马共在各方面条件悬殊的情况下处于下风，其部队向北撤到泰南边境，个别人士流亡到印尼，主要领导人则前往中国。许多被政府逮捕的马共成员或马共同情者被判刑复驱逐出境，大部分被安置在中国南方各省的“华侨农场”，其中一些人在政策开放后又移居香港或澳门。换言之，马共的战斗虽为马来亚之独立而战，却也跨出了本土，跨越不同地域。当被研究的对象一直不断移动，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地”与“跨域”的意义。而当研究者本身的位置和身份加入讨论以后，“在地”与“跨域”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纠结了。另一方面，在地与否也可以与身体的移动无关。在战后意识形态大对决的20世纪40、50年代，知识通过刊物和书籍的翻译及传播，达到了惊人的效果。在新马，人民通过左翼阵营的读物来理解共产主义政治，憧憬延安，揣摩理想社会的图像，这是一种在地启蒙的境外想象。本文将尝试以马共的历史、田野调查和文献为例，讨论“在地”与“跨域”的相对性与不固定性。
关键词：马共、在地、跨域、移动、小延安
Local, the Trans-border, Relocation,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Phoon Yuen-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bstract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 was founded
in 1930 and dismantled in 1989 when it signed the Peace Agreement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Malaysia and Thailand. Its founding was done in secret and it
operated underground in a Malaya which was colonized or otherwise dominated by
the British.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MCP organized the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and co-operated with the British forces to counter
the Japanese encroachment. Hence, the MCP was recognized as a legal political
party after the war. However, before long the British government banned it and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in Malaya in June 1948. The MCP was unable to win
the war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In the early 1950s, the communist guerrillas
largely retreated to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peninsular Malaysia, while some
members fled to Indonesia and the leaders travelled to China. Many communist
members or sympathizers were arrested and deported to China. These people were
settled in “Overseas Chinese Farms” by the newly-established Communist
Government. Some managed to migrate to Hong Kong or Macau only during the
1970s. The history of the MCP and its anti-colonial movement was thus not
limited to Malaya although it struggled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a. Its
members crossed borders to various localities and countries. With the research
subjects in constant movement and in a state of uncertainty, the concept of
“local” as well as “trans-border" needs rethinking. The position of the
researcher becomes unstable as well, varying with the locality of research
subjects. Also, the concept of “local" migh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here
they were actually located. In the post-war era, knowledge could be translated
and disseminated very quickly via presses and books. People in Malaya could
learn the ideology of communism and the liberal zone of “Yan'an" from
local publications in Malaya but written by Chinese intellectuals from China.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llustrate how local knowledge could be
turned into a kind of trans-border imagination. It also tries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fluid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concept of “local" and
“trans-border" in Malayan Communist studies by using texts and data from
the field.
Keywords: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local, trans-border, relocation, Little Yan'an
在地•跨域•身体移动•知识传播
马来亚共产党史的再思考
潘婉明*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顾名思义，“在地”蕴含着根植土地、固定、不移的意义，而“跨域”则相反地指出其跨越、在不同区域移动的性质。两者的界线相当分明，但其中也不是没有可以逾越的缝隙。本文拟以马来亚共产党（以下简称“马共”）研究为例，从其历史的发展和研究者所进行的田野考察，指出受访者与研究者分别所处的位置及其相对性。马共的斗争史跨越区域，无论是整体或个体，都经历过身体的移动。马共的历史是一部移动的历史，为了因应形势而不断地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其中有远渡重洋，也有穿越边境或流亡海外。不过，镶嵌在有形身体之中的认知和认同，却不一定会随着移动而被挪去或消弛。
梳理相关文献时也发现，“在地”或“本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战后，马共势力声势日隆，中共延续其文化宣传策略，更积极参与南洋地区的出版活动，以传播进步思想为目的，教育及启蒙海外青年。当时，一些由本地出版、本地注资、以本地人为对象的书报刊物，其编辑室却充斥着大批中共派驻的报人及他们网罗的亲共人士。这些南来文人是一股庞大的知识力量，也是本地书报最直接的境外元素，他们在本地刊物传播境外知识，同时也启发本地读者对境外“祖国”的想象。
当本土和境外有所交集，并且不断地产生作用，本文也试图在马共的历史、研究者的田野调查，以及文献的分析这几个研究基础上，重新检讨“在地”与“跨域”的不固定性，及其移/流动的性质。
移动的身体：马共的历史现场
马共抗日反殖的斗争史不限于一时一地。马共自1930年成立至1989年其总书记陈平与马泰两国政府签订和平协议为止，共历时约59年，但马共历史的发端可能可以追溯到1919年《益群报》创刊以来的整个1920年代。这份报纸虽由国民党人创办，但历任编辑都具有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o-communism)的政治背景。学者杨进发(C. F. Yong)认为，这批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马来亚奠下了共产主义某些观点和理论基础，他们比第一波到此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共党员起码要早了三年。（注1）此说挑战了一般所认为的共产主义乃由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翼分子或印尼共产党引进马来亚。不过这同时也说明了马来亚的共产主义政治的发展从来都不能跟中共脱勾，时间甚至可以更往前推。
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是在1921年潜入马来亚活动，影响力可及报界、民间学校和工人群体。共产主义思想和组织在马来亚的拓展，跟中国的政局一直发生联动。1924年的联俄容共政策加速了在马来亚活动的共产党人渗入国民党的组织，而1927年的国共分裂也促使在马来亚的共产党人必需从当地的国民党组织中脱离出来，另觅容身之处。1928年初成立的南洋共产党临时委员会(The Nanyang Provisional Committee，简称“南洋临委”)是马共的前身，由中共派出五名代理人筹组而成，管辖除菲律宾以外的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活动。（注2）1930年4月，（注3）南洋临委在第三国际指示下宣布解散，并以马来亚共产党取而代之，这意味着东南亚的共产运动进入了去集权化和地方分立的发展阶段。（注4）
马共成立之初，活动主力在工人/工会斗争，影响面不广，普遍认为只及于海南籍群体，也经历过几次内部的派系冲突和分裂。但自1937年中国抗战以来，马共领袖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凝聚之下，积极发动抗日援华运动，并在1938年4月的中常委会议中，将“援助中国自卫战争，不替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搬运、开矿、割胶，抵制日货，募捐及组织慰劳队和国际义勇军，积极援助中华民族驱逐日本出中国”列为斗争纲领之一，且主张惩办法西斯侵略者的奸细，没收其财产充作反侵略的经费。（注5）
当时，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侨领已发动侨界，先后成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委员会”(简称“筹赈会”)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号召华侨踊跃捐输，救济伤兵难民，支持祖国抗战。由于殖民地政府要求捐款只能统筹统汇，交付给总督指定的对象，即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马共于是另外成立了“马来亚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抗援会”），以依附在“筹赈会”的半公开形式进行募捐，所得款项秘密汇到香港交廖承志办公室，以支持八路军、新四军、东江抗日游击队、琼崖抗日独立队等中共所领导的部队。此外，“抗援会”也配合“南侨总会”发动其会员参加回国服务的机工队。（注6）
“抗援会”的行动逻辑基本上延续了“南洋临委”及其后继者马共的尚武及激进精神。除了卖花、募捐、义演、义卖、献金、征召机工回国服务这类一般性工作，“抗援会”还暗中担负了其他任务，如惩戒汉奸、抵制日货、纠察会场等等，坚决和各种破坏抗日救国运动的势力进行斗争。“抗援会”下设的“各业华工抗敌后援会”（简称“工抗会”）还组织了特务队或锄奸团来对付贩卖日货的商人，先宣传后警告（如在招牌上涂沥青或掷臭鸡蛋），坚不悔改者，则割掉其耳作为惩戒。（注7）由于手段激烈，致使无数在此期间活动的共产党人被殖民政府逮捕驱逐。加上1939年欧战爆发后，马共一度采取更激进的反帝策略，鼓励劳资对立和发动罢工示威，无视殖民政府的强势镇压，直到中共在1940年中下旬出手干预方休。（注8）到这里，我们已经很清楚了解，马共和中共一直维系着非常紧密的、从属的、指导的关系。其党员以本地群众为对象，但领导层源于中共指派的知识分子。马共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有跨越和游走在不同地域的性质。
1941年杪，马来亚的天空战云密布，“抗战”已非“国内”之事。盛传日军将由新加坡登陆，殖民地政府遂将兵力集中在马来亚最南端的小岛上。其时英军对迎战日本还颇有信心。1941年12月8日，日军取道泰国南部进入英属马来亚境地的吉兰丹，接着挥军南下，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攻占北马各州直抵雪兰莪，英军兵败如山倒，失去了马来亚的半壁江山。12月20日，政府才释放全马各地被关押的约200名马共党员和抗日分子，并同意让共产党派员到101特别训练学校（101 Special Training School）接受游击战训练，开始跟过去的宿敌联手对抗新的侵略者。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全马失守，但马共早在1942年1月1日就已作出反应，在雪兰莪州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alayan People
Anti Japanese Army,简称“抗日军”）的第一独立队。马共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抗日卫马，其他独立队也在各州相继成立。（注9）
战后，殖民政府因马共“抗日有功”而承认其合法地位，允其公开活动，但这段表面和谐共存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很久。1947年，马共因揭露其总书记赖特（Lai Teck）为法、英、日三面间谍而经历了一场内部风暴，年仅23岁的陈平继任为总书记，并于1948年3月召开的第九次扩大的中央会议通过改以武装斗争为“最主要和最高的斗争形式”。（注10）1948年6月中旬，英国殖民政府在全马颁布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正式展开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恶斗。英国殖民者集合帝国的资源强势剿共，马共在各方面条件悬殊的情况下处于下风。1953年始，马共所组成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Malayan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陆续向北撤到马泰边境，驻扎在泰国南部的勿洞（Betong）地区，主要领导人则前往中国，由中共安排落户在河南省，开设“马来亚革命之声”（Voice of Malayan Revolution）电台。一些来不及北撤而遗留下来的部队，则困守在槟城、柔佛和马六甲地区的山林里。这些成了孤军的队伍，有者奋战到底，有者出去投敌，个别战士则偷渡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和其他外海的岛屿，另谋出路。
在新加坡，由于政治和地理条件的限制，马共的活动采取地下路线，通过“星洲人民抗英同盟”（Singapore
People's Anti British League，简称“抗英同盟”）和其他组织渗入工会、学校和农村。1954年，李光耀与一批左翼精英共同筹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简称“行动党”），以反对党之姿崛起，并于1959年赢得自治邦议会大选。1961年行动党发生内部分裂，党内的左翼人士脱党后另行成立“社会主义阵线”（Barisan Sosialis
Singapura，简称“社阵”）。1963年2月2日，行动党政府大肆逮捕110名左翼人士，包括社阵成员、工会领袖、地下组织成员及共产党员，是为“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注11）事实上，在大逮捕行动之前，马共考虑到保全干部之必要，已分批撤走地下成员，这些人从此在印尼展开多年的流亡生涯。（注12）
马新两地，无论是殖民政府时期或后来的独立/自治时期的执政者，其反共立场都非常坚定，对共产党人绝不宽宥。在紧急法令之下，不少马共党员、被俘的游击战士、输送物资的民运人员或疑是共产党同情者的一般群众都被收押在监，若被捕时持有武器将可被判死刑。这些人被判刑后关押在全马各地的扣留营，有的人不久后就被驱逐出境，但另一些人则在被拘禁数年至十余年后，甚至将近刑期届满时才被驱逐，其中有些人的家属也因此陪同出境。除了个别自愿“回国”就学或建设者，据非正式统计，被政府驱逐出境的人数不下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1960年代中后期以客轮驱逐的人士。他们抵达中国后，大部分被中共政府安置在海南、广东、福建各省的“华侨农场”拓垦，从此入籍中国，其中也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1970年代中国宣布有条件的华侨可申请出国的政策后，陆续有人移居香港，取得港籍并持英国护照，小部分人则到了澳门。
前述偷渡或流亡在印尼的马共成员之中，部分人士通过不同的管道，最终也到达中国。有的人由组织安排前往中国，或潜伏在港澳接应陆续到来的同志；另一些人在印尼因故被捕，而遭到当局遣回中国。有人在潜返新加坡或马来（西）亚执行任务时被捕，也有人一直滞留在印尼终老。成功到达中国者，可能留下来为马共电台服务，也有人被遣回马泰边区工作。一些在中国出生长大的马共第二代成员，学成后也会被派往边区贡献他们的力量。
1989年马共解除武装后，大约有400名边区的战士申请重返马来西亚定居。在这20年期间，他们在生活上的适应和发展可自成一个历史阶段。在新加坡出生的马共成员，则必需签署一份政治声明才能入境。大多数来自新加坡的马共不愿为此否定自己一生的信念，拒绝回归而入籍泰国，并选择定居在泰国政府为安置他们而建设的几个和平新村里。
总而言之，马共的斗争虽为马来亚之独立建国而战，却跨出了本土的疆界，并且跨越了多个不同的地域。马共成员的身体不断地移动，最后只有小部分人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其余大多数人都置身境外。既然马共历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一地，那么那些有疆域的“在地”框架自然不适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跨境”的离散群体就没有“在地”的依归。“在地”对马共历史而言，是不固定地存在，特别是当研究者本身的位置和身份加入讨论后，“在地”与“跨域”的问题就变得更复杂纠结了。
研究者的田野追踪：在地的跨境身份VS跨境的在地身份
一旦跨越界线，必然有所不同。受访者每跨入不同的地域，观照他者时便得以感知差异，进而产生自我认同的意识。而研究者的背景会让这种趋同或去异的行动更为彰显。下文以研究者的基本背景和经验为例，说明此种情况。
研究者的性别为女性，对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长者来说，我是女儿乃至孙女辈的后生，也是无害的、可降低警觉的、可亲近的外来者。国籍马来西亚，出生在左派/抗日势力鼎盛的怡保市（Ipoh），和许多受访者来自同一个地区。（注13）祖籍广东，因此可操“白话”。（注14）曾在台湾留学/工作多年，在老左派的眼中，我是受国民党教育的可疑对象，也深受台独意识的“污染”。而我目前学籍所在的新加坡，其政府在左派的感受里反共态度强硬。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兼备了“在地”身份的优势和作为“他者”的难处。“在地”者，我是马来西亚人，家族中有人曾参加马来亚抗日军，于是我有研究马共历史的正当性，也有充分的理由充当某种程度上的“局内人”（insider）。怡保是抗日/反殖时期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因此在受访者心目中，我是经过了一甲子的岁月后为了关心他们的历史和替众人表达谢意而远道而来的小同乡。我能说“白话”，而且是掺杂着许多本地词汇的新马式广东话，让他们备感亲切。不过，由于留台背景和目前的新加坡学籍，我必需先费唇舌来澄清和说明以换取理解或“同情”。
一般来说，我的优势很容易化解我的难处，但优势和难处也有所交集，并彼此交错作用。在马来西亚，虽处于“在地”位置，我却因有“跨境”身份，如留台生或“新加坡来的学生”而面对阻滞。有受访者直言他对留台生没有好感，对留华学生日增表示安慰。另外，有人对我在人民行动党政府执政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马共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感到怀疑，经澄清后还是不免困惑，频问：“没有问题吗”？有人率直地指出“你要有一点财产”，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样才不怕被控告。
但在“境外”，我却可以利用和受访者同国籍的马来（西）亚人的“在地”身份，把彼此连接在一起。在新加坡，我被受访者视为“联邦人”。（注15）就特定的脉络或情感，“联邦”严格来说不是境外，因为两地的历史相连、斗争一致；但在其他情境，“联邦”也是最好的保护伞：当“危险”发生，“你是联邦人没有关系”，“联邦”顿成现实意义上的境外。在泰南、香港和广东省这几处田野考察地，对已是泰国籍/中国籍/居港而持英国护照的受访者而言，我可能不算“境外”，×注16）但对研究者而言，我确实需得“跨境”而来觅寻他们。人在域外，则必需强调共同性来拉近双方的关系，于是我们以确认国籍（尽管他们已不再与我有相同的国籍）、祖籍、方/语言的方式来加强彼此的联系，并且以食物（注17）7来巩固这些联结。
文献检索：进步思想的传播
马共的历史起源和演进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牵引，而政治宣传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自清末以来，无论是维新派或革命党都热衷于在海外宣传国内政治，以办报鼓吹侨民支持革命。这样的办报传统在新马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下文将以《风下》、《新妇女》和《南侨日报》为例，说明“境外知识”如何以静态的文本形式，通过人的移动和思想的转译达成一个动态的传播过程。
本地刊物的境外元素
战后社会百废待兴，但左翼书报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运行。1945年9月底，胡愈之一行南来文人方结束流亡印尼的岁月回到新加坡，12月1日《风下》杂志的创刊号便出版了。胡愈之在1940年奉周恩来之命前来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一职，日据时期同郁达夫、张楚琨等左翼报人撤退到苏门答腊避难，惟战后复返时，独缺郁达夫。胡愈之回到新加坡后，在上海书店老板陈岳书的支持下创办新南洋出版社，出版名为《风下》的时事周刊，胡愈之以“沙平”为笔名担任主编。该杂志内容丰富，分析性强，兼具国际、“国内”和本地的资讯，且旗帜鲜明，非常关心“祖国”的局势发展，谴责国共内战，替共产党宣传解放区政治，对国民党政府则大加挞伐。《风下》非常吸引求知若渴的年轻读者，十分针对他们的需求和期待，除了成立“青年自学辅导社”，招收学员开办函授课程，还开设信箱回覆读者来函，在杂志里为他们解答人生的困境和疑惑，并引导他们朝“进步”的方向思考。
1946年3月8日，新南洋出版社又另外创办了《新妇女》月刊，由沈兹九主编。沈兹九早年留学日本，抗战时期在中国从事教育、编辑、妇女解放运动等工作，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后奉派到新加坡协助胡愈之，负责主编《南洋商报》副刊〈妇女周刊〉。沈兹九抵新不久就遭逢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当时她与胡愈之新婚，一行人避难于苏门答腊，战后才重回新加坡。《新妇女》的发刊，正好抓着了南洋妇女刚体验到社会发生松动的时机，于是扮演着某种启蒙的角色。它分期介绍全马各地妇女联合会的运作和发展，探讨马华妇运的理论与实践，及其所遇到的困难；它鼓励进步的妇女继续参与活动，同时也争取尚未参加的姐妹们加入妇运的行列，以文本作为统一战线的媒介。（注18）
同是左翼刊物，但当性别的元素加入后，《新妇女》反而不像《风下》纯粹作为时事杂志那么容易定位和区隔。除了本土妇运概况的介绍，《新妇女》也报导国际妇女界的消息、发表小说创作、刊载科学性的育婴常识和妇女疾病资讯，内容丰富却不失知性。然而混乱也就杂挟其中：在赞颂女战士的同时，也质疑她们的条件；在鼓励妇女走出家庭的同时，也指导她们如何担任称职的母亲；在塑造新女性形象的同时，也探讨爱情、婚姻、生育和家庭之间的平衡，仿佛其中不存在丝毫捍格。
在新加坡出刊的本土刊物，却由中共委派的文人主持编辑业务的例子还有《南侨日报》。该报在1946年11月21日开始发行，由陈嘉庚出任董事主席、胡愈之任社长、张楚琨任总经理、李铁民督印。比起周刊和月刊，天天发行的《南侨日报》，其姿态和立场就更加鲜明了，每每释出更多宣传中共贬抑国民党的讯息，使国共内战的战火公然延烧到南洋的媒体。
左翼书报的存在，盛平时期犹可，局势丕变则难逃查禁的命运。《风下》在1948年6月26日出版了第132期后停刊，距紧急状态的颁布仅一周；《新妇女》也是在当月出版了第28期后停刊，但两刊随即于8月1日后继续出版《风下•新妇女临时联合刊》，坚持到1949年4月1日出版了第9期方休。《南侨日报》也在1950年的9月下旬停止发行。（注19）事实上，胡愈之与沈兹九已先后在1948年的4月和6月离开新加坡，但《南侨日报》为纪念胡愈之的功绩，给他保留了社长名义，（注20）而《风下•新妇女临时联合刊》也在名誉上仍以“沙平”为主编。
严格来说，《风下》、《新妇女》和《南侨日报》均非马共直接操控的党报，（注21）但它们的共同特色是：运用本地资金、在本地出版、以本地读者为对象，却由“境外人士”主持编务。这三份书报的主事者，多数是由中共所委派的、资历很深的报人或文人担任，而他们的主要任务，不外是对海外宣传中共的政治。在他们的旗帜下，网罗了一批抗日反殖的左翼本土青年，其中不少人在紧急状态时期成为重要的马共领导，如余柱业、方壮壁等人。因此，虽然三报从创办到被禁的时间不长，但对本地读者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当在地的革命者还处于启蒙阶段，且在合法时期，他们是不必移动的，反而是那些身负使命的境外人士需要移驾前来。这些南来报人正是本地刊物的境外元素，他们标明旗号地办报和出版书刊杂志，一边探测殖民地政府的容忍底线，一边向南洋群众推销“祖国”的美好前景，通过报纸和刊物把彼此联结成共同体。以下，将以想象“延安”为例作进一步讨论。
在地启蒙的境外想象：延安/解放区
不动的、在地的南洋青年乃通过左派刊物来认识境外。战后，“延安”或“解放区”对向往“进步”的青年男女有着不可思议的吸引力。他们阅读“延安”、想象“延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把“延安”理解为“解放区”的代称，它既是革命的圣地，也是“进步”之所在。在马来亚各地，有许多亲共/左倾色彩鲜明的城镇被称作“小延安”，其中包括以抗日或工运活动著称的加影(Kajang)、布先(Pusing)、石山脚(Batu Cave)、煤炭山(Batu Arang)、美湖(Gertak Sanggul)、天吉港(Tingki1)等地；战后，新加坡的小坡三马路(Queen Street，又称奎因街)也有“小延安”之称，因为马共的办事处就设在哪里。据说华侨中学也一度因为学运活动火红而被冠上这个称号。（注22）
“延安”虽在“祖国”的土地上，但对以闽粤人口为主的南洋华侨而言，无疑也是遥远的北方。不过在马共及左倾书报的引导下，许多人对“延安”并不陌生。早在1938年6月，在怡保一所小学任教的廖冰因为参加马共的外围组织“马来亚文化协会"，阅读了《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或译《红星照耀中国》）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书，深受革命激情的感召而决定投奔延安而去。（注23）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到访延安时，受到中共以5000人以上的阵仗热烈欢迎。（注24）原订三天的行程，因秘书李铁民撞伤头部需留院治疗，故而延长了几日，让他有更充裕的时间在延安进行考察。期间，陈嘉庚去看了延安的城垣、市街，也走到延河边，并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接见一批从南洋各地回国的青年学生，提出诸多问题，试从谈话中了解延安。他的心里也处处拿延安和重庆作比较，认为在延安，凡“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注25）日据时期，陈嘉庚到印尼避难时写成《南侨回忆录》，里面就记录了他在延安的观察和见闻。这些印象不但影响了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对整个战后的华侨社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深化了南洋青年对“延安”的理解。
抗战胜利后，中国随即陷入国共内战，《南侨日报》对此有非常及时的报导。相关新闻占据“祖国要闻”、“中外电讯”、“中外论坛”等版面，也经常出现在头版或成为社论的话题。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攻占延安，胡愈之在次日的《南侨日报》社论中指出：“攻下延安的捷报，也许竟是为独裁统治的丧钟。”（注26）当日的头版还以半版的篇幅刊载多帧照片，图文并茂，包括木刻毛主席像、解放军战士、可充作天然防空洞的洞、医学专门学校学生在看书的留影，题为〈烽火中的延安〉。此后连日一直到四月底，《南侨日报》还陆续刊登有关延安失守的追踪报导和评论，其中还翻译了外国记者的文章，指出中共没有顽抗反而从容撤退：“共产党并不死守延安，而且只在延安的四周山头上抵抗了二个钟头，就将他们建设了十三年的中枢毫不可惜地放弃了。”（注27）
《南侨日报》的相关报导让南洋读者对“延安”又多了一重认识：“延安”陷落，从“圣地”变成了失地，但失了并不可惜，因为国民党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南侨日报》在3月28日的社论中再指出：“攻占延安不是国民党的胜利，而正是内战主动权易手的标志”。（注28）换言之，“延安”是精神的堡垒，是不败的神话，攻破了也徒劳无功，因为有毛主席的地方就有春天：“在延安以外的山地里，现在是春天了，不管毛泽东在哪一座山里，我知道他仍旧在关心着：在春耕以前完成土地改革发展农民的生产运动。”（注29）
除了日报的报导和评论，我们也可以读到署名林赛的作者，连续在《风下》周刊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宣传“延安”或其他解放区的文章。他为南洋的读者介绍“延安”的教育、学校和知识分子，（注30）其中有一篇论及爱情。作者为了澄清共产党“共产公妻”和“婚姻配给”的讹传，撰文介绍了解放区的爱情，从恋爱、结婚到生儿育女等等整套共产党式的制度和实践。文中标榜解放区的男女关系自由但严肃，不存在肉麻的情形，也没有玩弄或欺骗的事。结婚时，组织不但代表父母，同时也负担所需的费用，因此解放区的婚姻没有缛节，也不铺张。（注31）由于夫妻各自有工作，每逢周末才能团聚，这种情况在解放区普遍被称作“礼拜六制”。妇女从怀孕到生产都能享有各种补给和福利，孩子出生后也有公家的关照，不影响母亲工作。（注32）
在另一篇介绍身在解放区的华侨子弟的文章中，作者首先替一名南洋青年捎来了口讯：“我们在这里，解放区，物质生活虽不如南洋，但精神上却从来未有过的快乐，因为我们生活得从来没有过的有意义。”这位来自马来亚的中学生是众多“因为在国民党区域感到失望才跑到延安去的华侨青年中的一个”。许多失望的年轻人选择投奔延安，发现延安是“让他们的热情能找到适当的地方”，经过磨练后都蜕变成有为的共产党员了。（注33）
“延安”也是南洋妇女向往的理想社会典范，《新妇女》居中扮演了重要的启蒙角色。其中一篇介绍延安女工生活的文章指出，解放区平等对待男女工人，因此延安女工的物质条件虽苦，却过着民主自由的生活，在经济上没有受到歧视，政治上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生活上也有保障，是“真正获得了自由解放”。（注34）沈兹九撰文呼应，并批判生活在殖民地的华侨妇女“根本就是被压者，没有一个够得上称已经解放了的”，因为“只有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全国妇女都有地位，才够得上讲真正获得解放。”（注35）《新妇女》刊登的另一篇文章开宗明义指出，解放区除了战胜了贫困卑屈的生活，还要战胜愚昧。欲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必需扫除文盲，在各地开办妇女识字班，领导妇女在文化上的翻身斗争。作者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妇女识字的好处，既不影响生产，也不会破坏家庭和睦，甚至可以改造悍妇。（注36）另一篇文章介绍解放区的妇运发展，也指出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环节在于结合生产、识字和卫生方面的工作。（注37）
这些文章所释出的讯息无不引导读者对美好的社会产生憧憬。外来的作/编者合力在本地出版的书报刊物中开启南洋读者对境外的想象，但他们所呈现的“延安”，却是一个编辑过的“节选版”：“延安”是精神召唤之所在，理想和热情的寄托之处；“延安”有一切国民党所没有的清明，即使失守也在运筹帷幄之中；“延安”的百姓备受眷顾，在共产党的关怀和安排下安居乐业，在经济生产上获得合理的对待，男女可自由恋爱，也有婚姻自主权，妇女怀孕和产后能得到良好的照护，并享有育婴的福利和教养的安排；更重要的是，“延安”有学习的机会，允许自我提升以迈向“进步”，有南洋青年渴望的文化生活，有翻身的承诺。在左翼书报杂志的灌输下，南洋青年所理解的“延安”可以说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知识”，而且是一种经过转译的二手“知识”。在这个转译的过程中，基于“译者”的政治立场、个人意识和认识的局限、受众的对象和文化程度不一等变项使然，或令“延安”的面貌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更确切来说，“延安”是由各种“资讯”堆砌起来的二手“知识”，其中大多数是指导性的方法和步骤。
其实，抗战时期在南洋传唱的爱国歌曲也是另一个在地想象境外的例子。当时，许多在新马传唱的爱国歌曲的曲名都跟中国各地的地名有关，如《嘉陵江上》、《松花江上》、《长城谣》、《永定河畔》、《延安颂》、《延水谣》、《在太行山上》等，其中跟黄河有关的更多，如《黄河颂》、《黄河之恋》、《保卫黄河》、《黄河大合唱》等等。从中国南来的侨民，主要来自闽粤的侨乡，跟华中以北各省无甚联系；对于在马来亚出生的、连祖籍地都算外地的华侨第二代而言，祖国的地理只能以一种知识而非经验存在。因此，侨民对祖国的认同乃系于脐带文化，出于虚拟，而缺乏身历其境或集体记忆的基础。（注38）
小结：当“祖国”在境外
当被研究的对象一直不断地移动，当境外人士不断地通过本地书报对南洋读者生产和移植域外知识，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地”与“跨域”的意义。就马共历史研究而言，无论是研究者本身或被研究的对象，“在地”不再是一种定着的状态，而“跨域”也未必是一种离散。虽然为马来亚展开斗争时，许多本土的革命者被迫流亡、散布在境外，失去他们的“在地”位置，但是这些置身域外的革命者却从未或忘他们的马来亚身世和认同，并且极尽可能地与马来亚联结起来，以维护其斗争的正当性。无论置身何地，马来亚都必需是斗争的终极标的，因为只有马来亚才是斗争的合法场域，脱离了这层意义的“在地”，就等于失去了革命的正当性。而研究者的“在地”身份便因此成了重要的指标，我必需跟被研究者确认彼此的“在地”身世，即使我们的身体都不“在地”，也要找出可以把双方联结起来的“在地”联系，因为这样才可以合法化他们“不在地”的发言位置和行动，化解“跨域”的处境。
就知识生产的部分，“在地”与“跨境”的界线也一直交错。中共派驻到南洋的党工，在境外卜“在地”生产完全以“国内”意识为基础的“本土知识”，令“跨境”变成了“在地”的起点。20世纪初当人们往还频仍，土生侨民社会也尚未大规模形成以前，祖国与南洋孰为“本土”的问题还不构成严重的争议，但在战后意识形态大对决的40年代与50年代，本土和境外已经明显有所区隔，境外人士通过书报刊物生产、转译及传播的知识，可以说是令南洋华人社会发生了一次小型的“内地化”过程。南洋青年大量吸收来自祖国的资讯，学习、模仿进而内化为自己的“本土知识”，但事实上，这些只是境外移植的二手知识，也是在地启蒙的境外想象。
总体而言，“在地”与“跨境”已不再是单纯的、在区域之间的身体停留或移动，而是一种相对的、不固定的、流动的概念。当在地革命者的祖国在境外，或当外来者纷纷跨境革命，马共历史研究只好一直在“在地”与“跨境”之间交错地存在。
注释：
潘婉明，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等，著有《一个新村，一种华人？——重建马来（西）亚华人新村的集体记忆》（2004）。
注1：杨进发〈五四运动与马来亚华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兴起(1919-1925)〉，杨进发《新马华族领导层的初探》(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页209-236。
注2：杨进发〈早期马来亚历史激进派运动领导层：南洋临时委员会(1928-1930)个案〉，杨进发《新马华族领导层的初探》，页260。
注3：一般指马共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地点在森美兰的瓜拉庇劳(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不过杨进发则主张它于4月中旬的某一天在柔佛的巫罗加什(Buloh Kasap, Johor)成立。参见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Singapore: South Sea Society,1997), pp.129-131.
注4：C. F. Yong, The
Origins of Malayan Communism, pp.131-134.
注5：〈马来亚共产党十大斗争纲领(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常委会通过，1938年4月)〉，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编《马共文集第二辑：战前地下斗争时期(二)》(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10)，页11
注6：相关资料见陈青山〈马来亚“抗援会”与华侨抗日运动〉，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香港：香港见证出版有限公司，1992），页321-325；马林〈“抗敌后援会”在马华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斗争史料选辑》，页325-341。
注7：马林〈“抗敌后援会”在马华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历史作用〉，页328—333。
注8：杨进发〈马来亚共产党领导层、思想与组织的研究（1936—1941）〉，杨进发《新马华族领导层的初探》，页318-319。
注9：罗武《马来亚的反抗（1942—1945）》（香港：海泉出版社，1982），页11—18、47。
注10：陈田〈马来亚共产党史料（1930—1962）〉，林雁等编《陈田纪念文集》（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8），页123-124。
注11：相关研究及逮捕名单详见Geoff
Wade, “Operation Cold Store: A Key Event in the Creation of Malaysia and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ingapore,” presented at 21st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IAHA）,22-25 June 2010, Singapore.
注12：其实，早在1950年代马共就已经部署了一条“秘密航线”，并且成功运送多名“抗英同盟”的成员到雅加达。相关资料见张泰永〈地下航线解密：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一条地下航线〉，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编《深埋心中的秘密：新加坡与槟榔屿的故事》（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2008），页16-106；陈剑主编《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06）；贺巾《流亡》（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2011）。
注13：我所遇到的受访者，其中有不少跟我一样家在怡保，但与我距离最相近的一位是现居广州高龄84岁的老奶奶，她家在国民街（Cockman Street）一家现在还存在的纸扎铺，我家则在国民街的一条横巷，两处只有一分钟的步行距离。
注14：“白话”即广府话。在广东做田野调查，每当受访者得悉我祖籍广东，都问我是否能说“白话”。
注15：老一辈新加坡人称独立前后的马来亚为“联邦”，因此来自马来（西）亚的人便是“联邦人”。
注16：现今分布在中国、香港、泰国的“新马人士”，到底认同为何，是另一个可以深究的问题，其复杂性的根源来自于这场斗争史的参与者、时间和地域的跨度很大，而左翼并不是一个整体。
注17：考虑到居住在香港和广东的受访者可能会怀念家乡食物，我每趟出发前必尽可能携带三合一白咖啡、肉骨茶包、榴槌糕、椰子糖、香饼、咖椰（kaya）等轻便的食品，分送给见面对象。
注18：〈创刊的话〉，《新妇女》第1期（1946年3月8日），页1。
注19：当时新马的气氛风声鹤唳，许多在左翼报刊服务且具有马共身份的报人，均在组织的指示下或转战游击或转入地下，其中也有人携任务回国。在田野里访问到一位当时在《南侨日报》担任外电翻译的老马共，原打算上队，因接应不上作罢，随后在报馆被查封时被捕，扣押四个月后因“证据不足”获释，1951年1月在《南侨日报》的动员下携眷回返中国。
注20：洪丝丝〈缅怀带路人〉，《洪丝丝纪念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页213。
注21：和平时期，马共在吉隆坡合法发行机关报《民声报》。该报在1945年8月26日率先发刊，初创时先后由林芳声、李少中、刘一帆等人出任社长；报纸平均四版，着重报导战后国际协定、本地社会与民生重建、抗日军复员、英军政府接收等新闻。1946年起，国共内战的消息日增，立场也明显偏向中共，不过由于它的主事者都具有马共身份，而非中共所委派的人士，故未纳入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注22：事实上，其他东南亚地区如印尼、婆罗洲、菲律宾的青年学生也在不同程度上向往着延安。印尼的先达(Pematang Siantar)、砂拉越古晋通往西连的晋连路某些路段(Kuching-SerianRoad17,21,24Mile)也都因为支持共产党活动而有“小延安”之称。
注23：廖冰〈奔向延安，奔向革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九卷华侨华人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页227-238。
注24：王唯真〈陈嘉庚访问延安〉，《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十九卷华侨华人篇》，页21。
注25：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1993），页199-200。
注26：〈攻下了延安又怎么样？〉，《南侨日报》（1947年3月20日），页2。
注27：惠［火］惠〈上海通讯：一位外国记者报导，胡宗南侵占下的延安〉，《南侨日报》（1947年4月30日），页7。
注28：〈政局与战局〉，《南侨日报》（1947年3月28日），页2。
注29：〈论延安的撤退〉，《南侨日报》（1947年3月20日），页2。美国记者史特朗女士报导，译自3月1日密勒士评论报。
注30：相关文章为林赛〈解放区的教育〉，《风下》第109期（1948年1月17日），页10-11;林赛〈东北解放区有些什么学校〉，《风下》第111期（1948年1月31日），页8-9;林赛〈知识分子到了解放区（上）〉，《风下》第120期（1948年4月3日），页8-9;林赛〈知识分子到了解放区（下）〉，《风下》第121期（1948年4月10日），页9-10。
注31：林赛〈解放区的爱情：从恋爱，结婚，到生孩子（上）〉，《风下》第115期（1948年2月28日），页2-4。
注32：林赛〈解放区的爱情：从恋爱，结婚，到生孩子（下）〉，《风下》第116期（1948年3月6日），页8-9。
注33：林赛〈华侨子弟在解放区〉，《风下》第126期（1948年5月15日），页4-7。
注34：燕明〈延安中央印刷厂女工的生活〉，《新妇女》第8期（1946年10月8日），页9-10。
注35：沈兹九〈马华妇女解放了没有？：为纪念三八节而写〉，《新妇女》第13期（1947年3月8日），页10—11。
注36：潜全〈中国解放区妇女的文化生活〉，《新妇女》第14期（1947年4月8日），页9-11。
注37：潜全〈解放区与妇女运动〉，《新妇女》第13期（1947年3月8日），页2-3。
注38：麦留芳〈虚拟认同：早期马来亚华人的爱国歌曲〉，发表于“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七届国际会议”，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0年5月7日至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