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日据——120位幸存者的泣血记忆
符广安——说安民却杀不停
符广安1930年在柔佛州武吉巴西古当镇(Pasir Gudang)的马赛城(Kota Masai)出生。他们一家原本住在一个名为“汉阳园”的橡胶园里，后来辗转搬到3英里外的乌鲁地南镇(Ulu Tiram)的“万孚园”。
乌鲁地南，过去被当地华人称为“德兴港十三碑”，是个华人聚居地，约有居民一千人。万孚园则是个以生产橡胶为主的小村镇，全镇只有七八间店。
符广安的父亲当年向英殖民政府申请了万孚园中的十亩地，主要种植橡胶树以及一些黄梨。符父除了打理橡胶园之外，还在乌鲁地南街场开了间咖啡店，做点小生意。
1941年，符父在日军入侵前两个月不幸病逝。家人已预见一家之主骤逝后的生活肯定会比较艰苦，但没想到日军竟在此时攻入马来亚，掀开历史上血腥的一页。
日军攻占乌鲁地南后，符广安一家便开始逃亡，当时有一•百多人跟他们一起躲进偏僻的森林里。他们先住在张景宽橡胶园的“公司屋”，之后才逃进连接橡胶园的森林里。
符广安回想当时的情况：“日军杀到这里，我们就逃到另一个地方，边逃边躲。其实，那时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
日军抵达时，乌鲁地南镇仿如一座空城，日本兵便开始往郊外搜索。避难者原以为日军不会进到森林来，岂料还是被两名日本兵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日军穿着背心，身上带了把刀，在看见他们的当下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望了对方几眼.然后比手划脚问他们有没有食物，村民那时已没有多余食物可以分给他们，日本兵逗留一会儿便离开了。大家误以为这两名日本兵不是刻意到森林搜索，只是误打误撞碰见了。
华侨学校校长庄中波当时也在逃亡队伍中。遇见日本兵的一星期后，市区传来日军安民的消息，庄校长便安排一些年轻人回去乌鲁地南街场探听情况。结果日军非但没有安民，还把回到市区的人抓了起来，带到大沟边（现乌鲁地南新村的无名大沟.当年橡胶园主为了排水而挖掘的大沟）和警察局后面的防空壕，用铁线将五六个人绑在一起，然后一一刺杀，据知，此次约有两百人被屠杀。
屠杀消息传到橡胶园，庄校长遂召集大家讨论对策。众人认为若同时被日军发现，将会有更多的人命伤亡，于是决定分开逃难。符广安一家与亲友约10人，结成小队另觅出路。然而，前路茫茫，他们最后又回到了万孚园。
而在这次大屠杀惨案中，约有5人成功负伤逃出，其中一人是抗日筹赈会委员罗万泰的儿子罗善策。罗万泰被带到大沟边杀害，11岁的罗善策被刺了五六刀，脸、手、胸口和肚子都有刀伤，但侥幸活了下来。
除了罗万泰，乌鲁地南抗日筹赈会的其他领袖也难逃日军毒手。据悉，被杀害的领袖共4人，包括抗日筹赈会主席游登玉（海南人）、杨清泉（福建人）、王应文（中医师，海南人）和罗万泰。他们都是新民小学与中山小学①的董事。日军假借问话之名把游登玉、杨清泉和王应文带到新山宪兵部，结果一去不回。
半年后，待局势较为稳定，符广安一家才回到市区去。他们发现咖啡店里的东西几乎被抢光了，只剩下太重搬不动的家具。
日据时期，日军强迫橡胶园园主缴交奉纳金，像符家这样的一个小橡胶园竟也须缴纳两百多助币。因为拿不出这笔钱来，他们的橡胶园被日军没收了。
为了尽早同化本地华人，塑造和平共荣的假象，日军叫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丁在乌鲁地南镇的交通圈建了一个牌楼，上面写着“支持日本建设东亚共荣圏”。 牌楼下有日军站岗,南上北下经过乌鲁地南的人都看得见这个牌楼，路经的人都必须下车向哨兵行礼。
战后，人们在大沟及防空壕挖出难以计数的骨骸，后移葬至新山哥文茶(Kebun Teh)，并树立殉难烈士纪念碑。
① 为了促进团结精神.当地华人于故前将这两所小学合并成华侨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