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笃生——一场腥风血雨落在文律
冯笃生出生于1934年。1940年，战火已蔓延整个中国，住在广东的冯笃生随妈妈乘船离开家乡到南洋。冯笃生说：“其实我是被日军赶来马来亚的。”
冯笃生的父亲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到马来亚谋生，起初在吉隆坡苏丹街帮亲戚打理杂货店，后来辗转来到文律街场的巴刹附近（现在的巴士站所在地）经营杂货店。
冯笃生刚到马来亚的那一年，生活安稳。街上有一间专做日本人生意的日本妓院；也随处可见日籍小贩，有的卖面包，有的卖针线，大家各过各的生活，不见任何异样。
1941年12月，新加坡遭日军空袭后，文律镇开始实行夜间灯火管制。为防灯光外泄，窗户都糊上黑纸，不点街灯（不开灯的意思），也不准露天抽烟，以免引来日军投弹。那段时间，一入夜，街上就漆黑一片。
英殖民政府当时并没有建防空壕，只交代人民在警报鸣响时，躲在树下或家里。而街上的日本人似乎在此之前就已收到消息，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由于冯笃生家里经营杂货批发生意，囤积很多货物，父亲用十多包米在店里搭了个防空壕，供家人避难。
大环境的动荡不安让大家惊慌不已，有人逃离文律,也有人从其他地方逃到文律。冯笃生一家三口连同杂货店的股东和伙计，一起逃往文律郊外的巴力吉打（Parit Getah）避难。冯笃生记得离开文律街场前，父亲还设法搬走一些货物。
为阻止日军南下，英军炸断了横跨文律与峇株巴辖的石灰桥以及距离文律约4英里的双兰河(Sungai Sanglang)上的桥,同时炸沉数艘渔船。
其实英军收到日军一路向南挺进的消息时，就已做好弃守的准备，因此日军入侵文律时，英军并没有正面迎战。
1942年1月29日,文律沦陷。日军脚踏车队和大批坐军车而至的士兵抵达文律，但只逗留一会儿就南下；攻陷新加坡后，日军才折返文律，进而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当时文律已成空城，居民大都往郊外避难。3月2日，日军在文律5英里外的二河东(Jelutong)出现，并没伤人。这让文律侨领误以为只要对日军示好即可幸免于难。
在那之前，日军已放出风声说两天后会抵达文律，要当地居民热烈欢迎。侨领为免惹怒日军，就召集了一些人去迎接日军的到来。
当天早上，日军比侨领所组织的迎军队伍更早来到文律街场，看见文律犹如空城，日本军官大为震怒。当日军在巴力吉打往文律街场的路上遇到这群前来迎接的村民时，立即将他们押往文律巴刹，并带走了侨领。有人见到日军凶神恶煞,害怕得想逃跑，却被日军枪杀。
早上八点多，这群人被带到文律巴刹，数名日本兵留下看守，其余则在奸细的引路下下乡搜捕。当时的巴刹四周都围上了尺余高的篱笆，要逃生虽不难，但大家以为日本兵只是调查、问话或要求帮忙干点活，之后就会释放他们，所以没人敢冒险逃走。
冯笃生的父亲当天也被邀请加入迎军队伍，但因忙于处理发霉的鱿鱼而来不及参与。迎军队伍离开巴力吉打不久，就传来枪声，父亲心觉不妙，就带着妻儿、同住的杂货店股东太太和另外三个由新加坡逃来的亲戚躲进橡胶园里。
日军到巴力士隆搜捕，与冯家一起在巴力吉打避难的杂货店股东和两个伙计，碰巧那天淸展到巴力士隆办事。他们收到消息后，迅速躲进橡胶园里，过了一段时间，没听见枪声，以为日军走了，一个姓许的伙计便出去查看，结果被日军发现并被带到巴刹。
报纸刊登了新文龙社团祭拜殉难者公墓的新闻
下午两点左右，日本军官开始在巴刹审问侨领和让奸细认人。大约五点，日军用麻绳捆绑所有人，带往屠杀地点。男人被分批带到乐育学校、文律码头及200米外的河边屠杀；而女人则被带往距离巴刹约半英里的马来女校，日军奸淫她们后就全数杀死。有些小孩被绑着手脚、蒙着眼睛丢进河里，还在襁褓中的婴孩就被抛向空中再举刀刺死。
这次大屠杀的遇害者达千人，除了迎军队伍，还有日军兵分几路到不同郊区所抓的人，只有少数生还者。杂货店许姓伙计虽然没被日军刺死，但他身负重伤，加上在局势混乱的文律根本找不到医生，只好用土方医治，最后还是身亡。
还有一个当年5岁的刘姓小孩，日军没刺杀他，却用布把他包着，丢进河里。河水将小孩冲到桥边，小孩抱住桥柱才得以保命。而他全家十几口人全遭杀害,仅他和两个没被刺死的家人幸存下来。
另外有个6岁的萧姓孩子，和父亲一起被抓到文律河边(Sungai Benut),被刺了几刀但没中要害，幸运地活了下来。战后乐育学校复校，他还成了冯笃生的同学。
大屠杀后，日军离开文律，南下新山。当地华人到郊外召集避难的华人回到文律收尸。马来女校遍地都是赤裸的女尸，码头、河边堆积成山的尸体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唯有将尸首拉上来就地埋葬。直到1947年，才为殉难者拾骨，移葬在新加兰的武吉峇株(Bukit Batu)。
日据期间，日军招募新兵，只有马来人入伍，大多数华人都不愿意入伍。日军为了实行分而治之的阴谋，于1945年5月放火烧了一座位于新加兰郊区的清真寺，并嫁祸给华人抗日军，煽动马来人排华，引发了排华事件。
6月11日，有几户华人因毫无防备而惨遭杀害，此次排华事件是情况最为严重的一次。冯笃生的父亲当天清晨就已出门，送粮食到马来人的椰园给在园里工作的股东。到了椰园以后，马来园主告知发生排华事件，要父亲在椰园等候,并答应会助他平安回去。无计可施之下，父亲只能相信园主。次日淸晨，父亲依园主指示穿上纱笼,戴上“宋谷”（songkok）,乔装成马来人，随园主乘脚踏车到安全的地方。
后来，许多来自新加兰和龙引（Rengit）的华人都逃到文律，寄住在乐育学校。郊外的华人则集中在市区，在华侨自卫团的守卫下，郊区的滋事分子才无法闯进市区。
文律有一个战前就嫁给英国人的日本女人.在日据时期救了很多人，当地人称之为“Puan U”（注1）。
注1：Puan U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与丈夫定居文律，拥有很多园地。其实在“二战”前，已有很多日本人住在文律，他们骑脚踏车到乡下卖面包，也在镇上开了很多日本茶艺馆。由于Puan U通晓日语，当有居民被抓，她就会上警局替对方求情。很多时候，日军看在她也是日本人的份上，会愿意释放被抓的居民。日军投降后，Puan U把园地送给之前替她打理园地的华裔义子，离开文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