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十五章 “外华”的教育(注1)
王赓武著
本章所用“教育”一词，其意义为正规教育。这种正规教育通常是在特定的政治框架之内构筑成的，由经济上的盈余和某种社会大众的投资予以支持，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受一国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对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那些在海外的华人，香港、台湾的华人，和中国东南沿海一些地方的华人，那些在“外华”领域的华人)而言，教育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特别难于论述，本世纪尤为如此。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其一生中不得不面对一种以上的文化，不管是西方的(有时候是殖民地的)还是本地的，以及部分是他们自己的中国文化。而且即使在他们思考何谓中国文化时，他们也会发现，那些汇合在一起形成中国传统之基础的各种各样因素有许多层次。有称之为大道统(Great Tradition)的，常常与朝廷的儒家学说等同，受到文人学士的拥护和中国寻常百姓的敬畏。还有并不确切地称之为小道统(Little Traditions)的，把通常认为的儒家价值观念与流行的佛教、道教及其他风俗、信念和惯例的各极不同组合混在一起。对去海外谋生的华人来说，大道统并不总是占优势的，甚至并不相干。在生活于远离中国首都和其他主要文化重镇的华人中，更为常见的倒是那些小道统，它们是当地的非正统的变种。这些社会中的每一个，为了生存和成功，从这些传统中摘取甚么以与外邦文化相协调，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而我们对此尚知之不多。这里，为了作者本人的目的，将集中论述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文化经历。
15.1 历史背景
讲一点历史背景会有所帮助。去海外谋生的华人所形成的社会，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型。分散于诸如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各国的小社会(包括“唐人街”)是第一个类型的范例。生活于泰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地土著中间的以商人为主的社会是第二个类型的范例。而第三个类型的社会则分布于以中国人为主的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
就正规教育而言，三个类型的经历大不相同。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属于第一个类型的去海外谋生的华人，主要是在用英语或诸如法语或西班牙语等其他西方语言授课的学校接受教育。少数人到规模很小的私立华文学校去学一点基础汉语，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家庭以外，与中国文化的接触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受的是西方教育，而且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实质上是被培养成为加拿大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等等。但是最近数十年间，出现了中国人移居西方的热潮(有直接从中国、香港和台湾移居西方的，也有从一个非中国地区再移居到另一个非中国地区的)，国外的华人社会变得越来越大了。其结果是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比较显而易见了，也比较容易学习到汉语了。同时，华人种族特性的意识也使得许多华人以今人耳目一新的不同方式钻研中国文化传统。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变化，教育仍然是采用所在国的民族诸言，不管是笑话、西班牙语、法语还是一些其他欧语，而且所接触的文化传统主要是西方的。但是与早期不一样的是，当今华人之接受西方文化价值是出于喜爱而非出于强制。这导致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不同文化态度并存的状态。那些在欧洲人和北美人中间成长起来的儿童，其观点自然是西方的，而且他们的西方价值观念由于所受当地民族的学校教育而加强了。与此同时，就是这些儿童中的许多人，又受到华人社会种族认同的鼓励，去试图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中国传统。处于这样一个地位，这些年轻华人对西方文化感到轻松自如而安全无虞，同时又自愿正规中国传统，个中有好奇心，有一点敬畏，有一些感情色彩，但是没有形成紧张的心理状态。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亚洲，居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华人曾在本世纪初享受正规的华文教育。几乎在一切地方，他们都有强有力的经济实力足以开办自己的学校；这些学校用中文授课，而且多数是以中国国内学校为榜样，所用教科书往往是经中国国民政府批准编写的。凡是得到允许的地方，当地出生的华人都在他们的学校就读，他们接触的中国文化就像在中国接触的一样。当然，并不是所有上这种学校的华人，其生活与思维都和他们在中国的同辈人一样。本地的环境，特别是像日本和泰国的那种本上的文化价值，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生活和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年轻华人被送往当地的国立学校就读。现在，特别是在泰国，即使在中国血统的人们之间，泰语也已成为互相交流的语言。中国文化在凡是能幸存下来的地方，已经成为一个亚文化群。对中国及其文化产物仍然有好奇心和感情，但是又像在西方的华人一样，他们似乎安于成为泰人，而且并不感到有必要接受中国传统的教育。再者，通婚已属平常，以致多数华－泰家庭已经把他们残余的中国价值观念同化到泰国人的行为模式中去了。
但是在华人生活于殖民统治下的地方(不管是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还是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许多华人愿意把他们的子女送往殖民地办的学校。在这种学校里，他们受到的是一些淡化的甚至是扭曲的西方文化价值，而这些并不阻挡他们坚持他们的华人认同。但是他们对于中国价值观念的理解是间接的，并且往往是冲淡了的和经过高度选择的，而且他们常常由于不懂中文而被那些在华文学校受教育的人所看不起。在西方殖民地，使华人生活更为复杂化的是，他们对爪哇的、马来亚的、越南的或菲律宾的本土文化很少感觉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就成为一个主要的不利条件。当时西方大国陆续撤出，本土的民族主义政权创立了东南亚各个新独立的政府。为了继续生存，这些华人的大多数，不得不把他们的子女送往用当地民族语言授课的本地的国立学校。在这种环境下，华文学校几乎无法继续存在。现在除马来西亚外，各学校很少教汉语书面语。在各本地民族学校里，华人学龄儿童往往不得不在以下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成为文化上的土著，或者吸收足够的西方留下来的知识技能，以使他们自己能够去西方学习和接受教育，或许进而移居西方。几乎没投有人会有机会学习中国文化价值，而打算回中国去学习中国文化价值的人则更之又少。
本世纪初，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情况曾有所不同。香港和新加坡的教育曾一度与英属马来诸邦相似，但是华人社会规模之大，使得中国文化即使在一些英语学校也很突出。肯定地说，在英语学校学习并不妨碍年轻华人保留坚定的传统价值观念。至于日本人统治下的台湾，尽管实施日本的殖民地教育，那里的中国人从来也不曾背离他们自己的传统。实际上，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的倒是日本人，因为他们本身效仿中国者甚多，甚至采用了中国的书写方法并表示仰慕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传统，因而他们很难说中国文化应予摒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台湾回到了中国的怀抱。中国内战结束时，南京政府迁台，带去了看来是大传统的强烈意识和中国文士的残存价值观念。在二十年之内，民族正统观念似乎已经在全部正规教育中恢复了。但其中亦有不同之处。新的正规观念，其本身是这样两种东西的混合：一种是中国沿海地区通商口岸(如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广州)的现代与传统文化，另一种是十六世纪以来漂洋过海后栖息台湾的中国人的小传统。因此，新的正统观念与中国中原的文化截然不同。它确信本身是现代的，而且大传统似乎已经并入一个新的生气勃勃的中国文化。在这个文化中现已看不到中国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对立。三十多年来，台湾的华人一直需要与美国及日本密切联系；这种需要，只不过是加强了年轻一代从学校里学到的现代的和自我批评的性格。此外，台湾向来自“外华”其他部分的数以千计的学生提供了中国教育，并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和企业家派往美国。通过这样做法，这一新形式的中国文化已经让其他去海外谋生的华人－－特别是香港、新加坡和北美一些城市的华人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香港和新加坡也发生了变化，尽管方式颇不相同。新加坡有其自身的国家政府及其自身的公民认同，创办了以英语为教学语有的国立学校。但是，一些中国价值观念被保留下来了。因为对具有中国血统的新加坡人也讲授中文。迄今为止，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在心理上依然是矛盾的，而学校里所学的现代事物则主要是西方的。但是由于新加坡位于东南亚，与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相邻，新加坡华人－－尽管有学校所讲授的内容－－并不仅仅是处于中国的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之间。他们试图首先成为新加坡人，同时仍然努力用中国的、东南亚的和现代世界的各种因素的混合体建设一个新的民族文化。在这样一个文化出现之前，他们之中的多数人一想起文化传统就感到颇不舒服。
另一方面，香港由于就在中国近边而又靠英国法律、国际金融和西方技术维持其生存，不得不更为直接地面对中国文化传统。而且多数香港人是新近从中国来的或者是过去来到的中国人的子女，传统仍然被看作是实在的和有生命力的。尽管如此，这些传统已经被改革了，因为人们是在香港学校受教育。在香港的学校里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国的东西与非中国的东西的结合，传统的东西与非传统的东西的结合，在香港学校里都是独一无二的。作者的看法是，尽管香港的教育表面上与台湾及新加坡各方面相似，但是多数的香港人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豪感与对世界的现代性的实际需要之间，无计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正处于最剧烈和最公开的紧张状态。从这种紧张状态中得到的经验值得予以更多的注意。这个经验或许与所有其他去海外谋生的中国人的经验－－特别是台湾或新加坡的中国人的经验－－具有共同特征，但是试图明确表示这种共性，可能导致一个过于抽象而无大用处的表述。
15.2 教育与文化传统
到这里为止，作者避开了中心问题，那就是甚么是中国文化传统。对去海外谋生的华人来说，直到最近，它是那些被在中国的中国人看作是传统的任何事物。但是由于传统这个概念的本身在中国已经受到半个多世纪的劫难，现在更加不能肯定是否有人真正了解传统在中国是甚么意思。姑且不论那些完全不承认任何形式传统的极少数人，支配教育方针并互相争逐人们支持的大体上有两种态度。一种强调指出，中国文化遗产有一个不能化简的核心，必须予以研究并不惜任何代价予以保存。这种态度常常作为表明每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具有的华人属性的根本原则而被提出来，具有相当的感染力。在一个著名的公式中，这就是“中学”的“体”(如在“中学为体”这个短语中)。另一种态度比较注重实效；它教导年轻一代要以批判的眼光审查过去的各式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且帮助年轻一代选择哪些应当子以保存和继续发扬，有点像“批判地继承”。
在教育界，第一种态度被认为是非常可敬的。它是采取守势的态度，然而却是爱国的。上面引用的张之洞的名言，其原意是强调儒家遗产的优越性。这个原意曾多次受到抨击。文化革命的十年间(1966-76)达到了极点。但是它从来不曾被全部摈弃。有趣的是，把“中学为体”与“西学为用”相提并论的整个引语，在当前中国激烈的历史辩论中重又泛起了。看来，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如果中国不甘于为外国思想和制度所腐蚀，就必须有一套根本原则，供年轻的中国人遵循。困难在于这些根本原则应是甚么，并无一致意见。许多人所关心的是，在摈弃“中学”的旧的“体”之后，必须找到一套新的东西来取代它，不管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西方的自由主义。
第二种态度从一个不同的前提出发，不再考虑要有一个不能化简的传统核心(也就是拒不接受任何种“体”的想法)，而是代之以教导年轻人认识遗产中可能值得为现代世界而予以保存的那些部分。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试图批判而又同时使用中国遗产本身的语言、修辞和方法，这是不能鞭辟入里的。这方面最有趣的事例可以从文化大革命中对所有传统思想的抨击中看到。例如，那些激进的领导人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内争论，而是用不很正统但又主要是儒家的思想来抨击更加正统的观念。在其他情况下，则用通教的、佛教的和中国古代其他哲学家的思想批判儒家的一切东西。换言之，即使是这种批判态度，也受以下一种倾向之苦：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争论，而这个体系包含许多正是要予以批判的思想。
保存“中学”，甚或通过使之比较现代化的方法加以修改或改进，乃是代表着以结构的和比较抽象的方法研究文化传统。此外还有着其他的出发点。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指出传统中的根本伦理原则，这些原则对于做一个中国人至为重要而且显然必须教给所有中国人。实际上，很久以来的想法一直是：中国人没有这些原则就不知如何举止。为此，要求年轻人通过具体事例学习，使自己对极其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从而对如何以及何时采取必要的行动有比较强烈的意识。这种通过真实教训进行教育以指导社会行为的实例，来自古代知行合一观，而这种合一观至今仍有影响。
知与行相互联系是一个古老的想法，也是中国伦理学的主要支柱。它的形成历经几个世纪。对它的最好和最明确的陈述来自新儒学派的大哲学家朱熹。约八百年前，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二百五十年之后，新儒学思想中的反对派领袖王阳明则主张知行合一。此后又有其他精心的改进，但是直到现代这个问题都是一个生动的哲学和教育问题。孙中山和毛泽东在他们各自的革命活动中，都受知和行是必要的和互补的思想指导。孙中山主张知难行易，而年轻的毛泽东受朱熹的影响则明确地认为行更重要。有趣的是，当毛泽东用现代术语表达二者的关系为理论与实践时，世俗理论变得同等重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从伦理知识走向科学理论。他的论点是革命行动必须在革命理论指导下才能成功。
这是一个良好的范例，说明传统的表述在影响现代中国思潮方面所起的作用。它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仍然为人们感受得到。问题依然是，在鉴定一条伦理原则值得学习之前，是否有必要先鉴定它是中国的，或者，依此推理，在供年轻人学习之前，是否必须先得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就官方而言，中国教育对共产主义思想比对中国传统更加注意。然而上面所学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当前关于文化的辩论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一种见解上的传统态度。
这并不表明在中国的全体华人都同意这样一种抽象的概念，即“中学”必须构成全部知识的核心；也不表明他们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具体的伦理范例为继承中国遗产提供最佳的指南。但是，把当今仍然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思想方式与在“外华”领域的去海外谋生的中国人中间比较常见的另类思想方法进行对比，会是有益的。如前面所略述的那样，去海外谋生的多数中国人－－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生活着，既无权，又得不到中国的保护－－曾寻求实际而有用的本领，以应付外国的而且往往是敌意的环境。为学习而学习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而且他们很早就摈弃了那种针对少数人的“君子”教育－－也就是学习经书以成为文人学士－－而去学习科学的、专业的和商业的本领，以应付他们四周的迅速变迁。对那些离开得更远的人来说，生活在西方或生活在其他正在现代化的或民族主义抬头的亚洲人中间，几乎无求于文化传统，由此而形成的往往是对学习的相当粗浅的功利主义态度。这种学习只涉及有用的而且能迅速加以利用的东西。可是在华人看来，少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遗产的人，多少有点今人无法容忍。但是作者并不准备详细论述其所受教育完全不同于中国教育的那些人，而愿集中于离中国较近地方的教育，即香港和台湾的教育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新加坡的教育。这是在中国边缘的“四小龙”中的三个，近年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2)它们的实例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财富与文化的关系的问题，而且有助于理解文化的一个特别今人感兴趣的方面，即贸易文化(the culture of trade)；这个方面有助于阐明教育与文化传统这个题目。
15.3 贸易文化与三小龙的教育
很久以来，历史学家一直讨论财富与文化的关系，讨论这样一个看起来像是基本上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文化因素决定一个社会能生产多少财富，还是生产的财富决定所达到的文化水平－－在这方面是有不同意见的。为了我们这里论述的目的，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足够了，那就是与三“小龙”的人民生活水乎相比，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极低的，而且所有中国人都为此而感到烦恼。由此对这个问题上一系列观点生出了情绪化的反应；例如，一个富裕的、皇制统治的中国曾产生伟大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文化如果打算再度兴旺，中国就需要繁荣。或者说，古代的重要思想曾产生富足的中华帝国；如果能使这些思想适合现代用途，它们就不难使中国再度富足吧？或者，更加似是而非的说法是，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曾摈弃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而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价值观念，因而国家趋于衰落。这种说法几乎和其他一些人的另一种说法一样经常听得到，后者是：中国依然贫穷，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领导人从来也不曾把他们自己真正地从传统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而这种思想方式已经没有用处了。
这里不是审查这样一个复杂问题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与现代分析家的意见尚不一致。事实是，在中国的华人是贫穷的，而在外面的华人则当得多。而且中国的文化传统看来并没有妨碍台湾生产财富。在日本，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传统实际上有助于加速日本的经济发展。此外，在日本和“四小龙”，财富似乎不仅助长新的文化传统的产生，而且复兴具有生命力的古老传统。新的文化是否都那么合乎需要，以及从老的文化中保留下来的是否都是其各自遗产中最精华和最基本的部分－－在这些方面意见是否一致尽管还成问题，但事实是，财富可以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手段。教育已经从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利用中获益。教育已经成为更加开放和多元化，而这种情况必将有助于导致对文化传统的进一步理解和人民的文化本身的新发展。
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大部分财富是由成功的贸易及工业政策创造的，其中包括直接以促进贸易和工业为目标的教育及培养政策。因此，把对贸易及工业的态度的实例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方面子以考查是特别有益的。毫无问题，当今这三个地区的教育对商业及技术上的利益考虑甚多。但是人们往往忘记的是，虽然所获得的现代技能是新的，但对待获得这些技能的态度却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这些态度有正面的特点，也有负面的特点，说明了中国遗产本身－－特别是作者所谓的“贸易文化”－－的一些歧义。
作者所谓的“贸易文化”，是指从商人的价值观念中得到的文化，也就是说，商人为了利润而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以及他们准备把市场扩大到甚么程度。这还必须考虑商人从事经营所在的文化结构和社会普遍对待财富的态度，特别是对待通过贸易活动而致富的那些人的态度。例如，按照中国的大传统，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下；事实上，他们曾照例被置于社会等级的底层。帝国的士大夫不承认商人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而仅仅认为他们只是为商人自己创造财富。这在一个农业大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它确实意味着经商本领很少被用来使中国富裕，而只是不时用以辅助帝国的国库。当商人正在作出宝贵贡献时，他们受到土大夫的严密监督，并且使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在勉强容忍的情况下获准经商。少数经营成功的商人阶层总是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个人依赖于士大夫的保护。因此，贸易文化是卑躬屈席膝的，明哲保身的，而且一向是仿效土大夫文化的。
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个主要特征，在“外华”领域己经很大程度上被摈弃了。即使在保持强大传统的台湾，这部分传统在对年轻人的教育中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废止了。而且在香港和新加坡，照顾投资者及企业家的相反作法得到了在传统中国前所末见的尊敬和新地位。这种贸易文化之怎样得到承认，很可用以衡量一个社会可以怎样修正文化传统以适应其需要。
然而在中国，情况要复杂得多。本世纪初，商人的地位刚刚开始发生变化时，连续的两次革命阻挡了这个发展趋势。第一次是由民族主义的文人学士和军人领导的，第二次则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农民所控制。后一次革命继承了对贸易文化特别强烈的偏见，而且通过把贸易文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的剥削价值，在将近三十年期间肃清了这种文化。因此，当贸易文化在“外华”领域得到积极的理解并且实际上在教育中得到鼓励时，同样的特点在中国却受到谴责。即使现在，中国新的开放政策对于商人的作用，还是犹豫不决的。表面上，企业家的活动作为增加生产和国民财富的手段得到官方大力提倡。激进的意见甚至谈到“全民经商”以响应市场力量，但是这个激进“口号”的真实语调使我们联想起传统的态度。这个语调表明许多人按照传统方式对商业感到不安和喜恶交织，并且担心有权有势的人会像过去那样利用他们的地位剥削商人阶层。商人的地位仍在激烈辩论之中。实际上，他们仍然受到干部的严格监督，而且他们仍在保持传统上的可疑而低下的地位。可能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尊重贸易文化的教育才会在中国有立足之地。
在我们这里的实例中，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基本保持未变，却未能以合理而实际的方式看待这个传统，其结果是大大地破坏了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和这个经验同时并进的是迂回的理论解释，这多少是由于还未弄清楚中国是否当真相信其文化传统的某些部分应予保持，抑或它是否确是想要摈弃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传统，抑或它是否认为这种文化上的利害关系与当前问题并无关联。我们肯定不能从这个如何看待商人的实例中断定中国最终将如何对待其文化传统的所有其他部分。这里所强调的是与去海外谋生的华人如何对待对于商人阶层的传统态度作对比，特别是与把态度的转变应用于正规教育作对比。这些华人的经历说明，价值观念出于需要而转变适应，并根据新的形势改变教育方法及目的，他们就能创造出巨大的利益。这不需要应用于文化传统的每一个部分，但是必须就“教学法、学校课程及方针”(3)对文化传统的许多部分作出合理而实际的决定。看来，只有这样做，教育在协调文化遗产与当代世界追求实利方面，才能真正赶到有价值的作用。当前“外华”领域的教育是几十年来许多决策的成果。对在中国的华人来说，没有可以不费力气吸取的教训，因为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但是，如果说，中国与“外华”领域的广泛接触，特别是与香港的深入接触，竟然未对中国教育提供一些有益的教训，那倒是怪事了。
注释
注(1)本章原是1988年10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五周年校庆之际在该校“文化传统与当代教育”研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此次发表时，略作修改。
注(2)见第十四章。
注(3)“教学法、学校课程及方针”是包括在研讨会主题的副题之内的几个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