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五章 宋、元、明与东南亚关系的对比
王赓武著
页119--页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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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台湾初版第一次印刷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二千年前左右。在这段长时期中，中国与该地区关系的性质很少变化，即使有些变化出现，也因为它们是逐渐发生的，难以引起人们重规。但是，有几个时期的变化是比较显着的，这就是南宋的最后几十年，终元一代和明代的最初几十年。下面试行说明这些变化，并对其重要性加以评迷。
从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五世纪前半期这二百年间的主要有关事件已为人们所熟知。回顾一下这些事件的梗概将有助于阐释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在上述两个世纪中的重大变化。首先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南宋、元代及明代初期的统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东南亚的？因为弄清看法问题十分重要。对比之下，南宋的首都杭州，元代的首都北京以及明代初期的首都南京对东南亚的看法很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可以称之为“帝国的观点”，因为人们可以设想这种观点是出自京师的，并且人们也可以设想当京师的位置迁移后，这种观点会改变。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看法，例如来自各个不同的主要贸易城市及口岸的看法，对东南亚的各种各样联系是在哪些地方进行的。也许其中的最佳例子是南宋和元代的泉州对东南亚的看法。
5.1 宋代与东南亚的关系
我们可以先从十三世纪初期(南宋)《诸蕃志》一书编者的观点开始。人们认为这部书的原文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内容没有过大的出人(原书佚，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译者注)，确实代表了赵汝适及其后二百年间所有使用这部重要著作的人士对于各个蕃邦及城市的看法。立即可以弄清的是，曾在泉州为官的编者是以海事和商业的观点着手撰述的。因此，他一开篇就简要叙述交趾(今天的越南北部)，并不是出于习惯的理由，即越南在历史上是与中国有着最紧密联系的南方王国，而是因为像他所说的：
交趾古交州，东南薄海……，岁有进贡，其国不通商，以此首题，言自近者始也。
引自赵汝适《诸蕃志‧交趾国》
接着，他笔锋一转，言及占婆，对它作了颇为详细的叙述。在占婆之后，这部书沿印支海岸而下，述及柬埔寨和马来半岛，并且还多少谈到了苏门答腊和爪哇一些主要区域的详情。可是，其间他也插入了一段对蒲甘(缅甸)的简单介绍，其所以把蒲甘包括在内，很可能是因为编者认为公元1004年(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蒲甘曾和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大食(阿拉伯)一道派遣了朝贡使团。这段介绍似乎是引自一部较早的书《岭外代答》(十二世纪)，该书的作者周去非很可能知道蒲甘并不靠近赵氏曾提到的那些海国，但是正像《岭外代答》中所明确记述的那样，可以从大理国(现代的云南)南行到达那里。赵汝适当已知道南宋与大理没有官方交往，对于该国的唯一贸易是经由陆路穿过广西西部进行的，与泉州毫无关系。
此处提起《诸蕃志》中对蒲甘的令人迷惑的介绍，并不是为了强调赵汝适本人末曾作过海上旅行，因此对东南亚地区知之甚少，而是要使人们注意到北宋残余的“帝国观点”仍然留存于赵汝适曾经引用过的《岭外代答》这类南宋著作之中，并也可在《诸蕃志》中其他处见之。一个有趣的对比是，赵汝适在书中回避了越南，因为它不是通商国冢；但却列入了蒲甘，然而书中并未提到它和中国之间任何可能的贸易联系。这个事实提醒我们，“帝国观点”与一个中国官员的思想从来相去不远，即便当时他明确宣称专注于贸易关系，并且确实用了他书中的一半篇幅来描述外国的商业产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出自泉州的看法显然将其重点放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在爪哇、苏门答腊之后，提到了印度、中东和东非的二十个左右国家及口岸。这反映了当时在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交往中，来自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回教徒商人所占的优势。赵汝适声称从泉州商人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外国的信息，显然他的主要信息是来自那些印度和西亚的商人。实际上，就连这种贸易向东扩展到渤泥和菲律宾的事，好像也是由上述商人对他讲述的。意味深长的是，东方的贸易没有直接与泉州挂钩，而是间接地取道占城；这又可证明，此条贸易路线是从东南亚西部(占城和爪哇－苏门答腊)经由西婆罗洲开辟的，不是由福建商人自己开拓的。
另一点饶有趣味的是，赵汝适在他所列诸国的最后加上了新罗(朝鲜)和倭国(日本)。按照惯例，这两个国家在中国人对于外国的叙述中本应首先出现。但他不仅把它们摆在最末，而且使用了略显过时的名字来称呼它们：新罗早在约三百年前就已被高丽(朝鲜)征服，日本成为倭国的通用名字甚至止那时还要早。这还表明赵汝适使用新罗和倭国的旧名是因为它们在阿拉伯语中仍然被用作朝鲜和日本的名称。
总而言之，我们似乎已经有了一幅从泉州的中国商人眼光中所看到的东南亚情况(那些中国商人依靠西亚商人为他们提供信息)，这是与宋代的“帝国观点”大不相同的。确实，我们有理由询问，在十三世纪杭州是否也另有其对东南亚的帝国观点。遗憾的是，我们简直没有原始资料可供综合归纳，从而看出在南宋末历朝帝王的帝国观点，即使在理宗(赵昀1224－1264)长期统治下也是如此。但可以肯定，那样的观点未必与赵汝适或泉州商人的观点一致。更有可能的是，南宋的观点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与蒙古族的关系方面，因为宋朝曾试图借助蒙古的力量摧毁女真族的金国。可是这些前度盟友不久就被证明是比女真更加凶险的敌人。此外，南宋大约要着重于与朝鲜、日本这类国家的贸易关系，因为它们的商人能够直接来到杭州，而且它们与中国北方比邻也有着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样，与北方中国人及位于四川西部、西北部的各个非汉族部落土邦，甚至那些毗邻的大理、安南(越南)王国的陆上贸易关系也曾是帝国观点的一部分。准确地说，那种观点如何把东南亚包括了进去则尚不清楚。合理的设想是，东南亚在南宋帝国的眼光中本无政冶意义，仅仅是个地区，通过它，回教徒商人来到中国，把当地的丰富自然产品带来并使中国的商品在那里找到了良好的市场。换句话说，这个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首是南宋政府岁入的富饶来源，因而促使杭州的官员对它产生了经济上的兴越，而非政治上的兴越。
那么在南宋的最后几十年中，对于东南亚的关系有甚么独特之处呢？因为，毕竟唐代、五代时期的闽和南汉等南方王国甚至北宋也都确认东南亚贸易的经济利益。在唐代和北宋的鼎盛时期，其主要差别有两个方面。第一，那时通过朝贡使团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许多使团大部分是出于商业的理由而派来的。而南宋似乎已经承认它没有权力命令任何朝贡使团前来杭州。第二，唐朝控制着越南的要害地区，把它作为“保护国”，并且力图在云南、四川边境保持积极的外交和军事作用，当公元九世纪时，它甚至为了控制越南而和南诏王国作战。但是唐代自八世纪中叶以后已经衰弱，所以到九世纪时它对南方的帝国观点变得日益外强中干。当唐朝覆灭，越南人为其独立而战获得成功后，中国与南方的关系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但是足足过了一个多世纪，北宋才接受这种变化(即越南的独立)不是一种暂时性现象。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变化是，中华帝国和西南地区的关系日益疏远，特别是和云南的关系，那里的大理国已经取代了南诏王国。到了十一世纪，这种关系也主要是商业关系。宋朝放弃了唐代对南方的外交和军事作用，因为它在中国北方(长城以内)面临着需要应付的更大问题。随着朝廷在中国北方的进一步挫败和汴京(开封)的陷落，南宋根本已无法支撑北宋那套已经减弱的帝国观点。从十二世纪中叶起，它只是采取守势寻求苟安，对东南亚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杭州政府所期望的贸易利润。这种情况可以比作十世纪时在中国南方的南汉和闽王国所面临的局势，但这两者都不能说是真正具有任何帝国的观点。南宋可谓具有帝国观点，所以对东南亚的着法表现了一种逐渐濒于绝境的帝国的独特观点，它仅仅是从经济利益着眼才认为东南亚是对它有用的。
蒙古人造成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第一次改变是与大理和越南有直接关系的。这甚至发生于蒙古人灭南宋之前。公元1253－1257年(元宪宗蒙哥三年－七年，即宋宝佑元年－五年)，蒙古大军穿过四川西面的东部西藏，跨越金沙江(长江上游)进入云南，征服了大理国，完成了迂回包围在四川和中国北部、中部其他各处作战的南宋军队的第一步行动。他们按着巩固了对各个土司的统治，把大部分云南合并于一个新设分置的行省府、县，这次行动也使得蒙古人逼近越南边境和南宋的潼州府路及广南西路边界。虽然这些征战并没有导致南宋的立即覆亡，因为它还幸存了二十年，但其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后果却是意义深远的。从此云南永远变成中华帝国的一部分，而直接控制云南就为中国发展它和现代东南亚陆上邻邦的新型政治及经济关系奠定了基础。
5.2 元代与东南亚的关系
从公元1276年(至元十三年)后，蒙古人统治中国南部九十年(统治云南一百三十余年)。在涉及东南亚关系方面，元代与之前中国历朝有几点明显的差别。控制云南即是其一。另一点差别是元朝重新力图征服越南(白十一世纪中叶后宋朝即未曾作过这样的尝试)。更为重要的是沿着整个云南和各个傣民族(在现代的老挝、缅甸及泰国)及缅甸人的陆上边界所进行的多次战争。蒙古人还特别企图征服占婆这个在中国与南中国海沿岸诸国的海上交往中占有关键地位的贸易国家。因为控制了宋朝的海军，使蒙古人得以考虑向海外征战，于是导致对占婆、日本和爪哇的远征。虽然这三次远征无一成功，但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对爪哇的那一次则把中华帝国海军引进了东南亚，这是自七世纪初以来该地区鲜有的事物。
但即使如此，这些明显变化对于元代中国的东南亚观又有其么影响呢？元代有三部直接论述东南亚的重要著作，其中两部的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十四世纪初期)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十四世纪中叶)。至于第三部，也是其中最早的著作，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十三世纪末期)则只留下断片残篇。但前两部书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可以作一些有趣的比较。
周达观的著作对于研究十三世纪的吴哥和高棉社会很有价值，同时也是一部卓越的人种论著作和游记。但对我们尤其有关的是，他是一个官方使团的成员。与此同时，已经有几个使团被派往占城，另一个使团被派往暹罗。他的著作对于一个被留在外国一年的使团能够做些甚么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再者，他的书还证实了元朝对东南亚地区确实有一种帝国观点，在这方面，仅有的官方记载尚没能表达出来。此种帝国观点包括对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面兴趣，远远超出了商业目的的需要。确实，在周达观所作的观察中，最低限度有一半具有政治、外交和军事的意义。此外，它也告诉我们，元朝的官方记载是何等粗略，因为公元1296－1297年(元成宗元贞二年－大德元年)的周达观使团，在元朝的档案中似乎没有记述；如果不是有他的书留传下来，我们将对这个使团全然一无所知。
上述的第二本书是基于个人的经历，汪大渊有五年之久利用泉州作为基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航海旅程，穿过东南亚到达印度洋各港口。几年之后，他又用了三年时间主要在东南亚旅行。这很可能是发生在十四世纪三十年代(约当元顺帝元统、至元年间)的事。该书其中一篇序言中，作着注释道，当1293年蒙古远征爪哇后，来往于东南亚的中国商旅受到了礼遇，因而能够知道许多有关该地区的情况。另一篇序言也强调汪氏所写的都是自身经历，亲眼所见。在这部私人游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一、它所记述的国家和政府情况大大少于对口岸、商业产品和当地风俗民情的观察。二、作着从东面的群岛(包括台湾和菲律宾)开始，以书中略多于一半的篇幅用来叙述东南亚，可是这部书完全缺乏在赵汝适书中可以发现的那份西亚情怀。另一方面，由于汪大渊心中记挂的只是他自己的商业利益，他对于所访问各地的观察是相当肤浅的。没有甚么证据可以表明他意识到了被记述的口岸和国家的相对重要性。但有两个显着的例外是关于柬埔寨和爪哇的。他显然对所见所闻的吴哥风情以及爪哇的满着伯夷(Majapahit)帝国的威势、财富、法律和秩序留有深刻印象。虽则他记载了元朝曾派遣一个使团去那里，教化爪哇人尊重中国，但没有叙述这次远征是一场失败。甚至还把这个使团的日期搞错了四年多。然而汪大渊享有的出入自由和他对一百多个地方的描述与记载，可以使人们联想到，当时在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回教徒及中国商旅可能享有一种类似在西亚北部和中部商旅那样的“蒙古人统治下的升平”。
上述的两本书都不属于官方记载，现存的官方史料表明，泉州的看法无论是通过西亚人的眼光(例如《诸蕃志》或是通过中国人的眼光(例如《岛夷志略》)，皆与十四世纪时潮州官方所接受的新出现的帝国观点不相一致。这在汪大渊著作的跋中，有一段很好的总结如下：
皇元统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中者，如东西州焉。
引自汪大渊《岛夷志略‧后序》
这种帝国观点是以大一统的言词表达的；但是这些言词也是每个伟大朝代在始建时所惯用的传统，就像唐代和北宋初期那样。南宋末期之所以缺乏帝国观点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被王朝存亡问题所困扰的南宋统治者已不能侈谈空洞无物的豪言壮语。所以在元朝忽必烈汗统治下重新出现的帝国观点，其意义并不在于观点本身，而就东南亚而言，其新义在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驻屯中国南方的蒙古大军巳无须像以往每个汉族中国朝代那样担心北方边患，因而他们能比前朝更自由地从军事上向东南亚推进。他们与西亚回教徒在亚洲北部、中部的联盟现在扩展到了联结泉州和整个亚洲海域的回教徒商人。此外，他们如有需要，还能利用南宋建立起来的海军力量。因此，将近一个世纪之久，蒙古人在中国南方各个港口集结了可用以实现对那个地区的帝国观点的庞大兵力，这是东南亚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再着，关于商人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帝国观点也不受儒家保守思想的限制。这种观点毫无困难地认可了商业的看法。换句话说，“泉州看法”已不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更为现实的观点，而是元朝新的帝国观点的必要组成部分。蒙古人深信凭借他们本身的强大，必能重新实现汉－唐－宋帝国的那些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这样一来便消除了中国人过去的顾虑，放手地向南方推进。从而使东南亚展现在一个露骨的大国武力之前，这种力量可利用以支持蒙古朝廷的友好所控制的和平贸易。
如果那个强权只是单单朝向海洋发展，从中国一直是个大陆国家而言，是缺乏说服力的。但是有一个陆上因素使得这种帝国观点对于东南亚更为实际。这便是蒙古人长驱通过西藏东部(他们对西藏人的影响又是另一回事)进入云南。征服大理国后开辟了那整个区域供中国人定居，蒙古军队驻防，还可在与东南亚内陆国家的交往中，从陆上采取新的外交和军事主动。这些收获是持久的并且完全改变了中国－东南亚之间经过云南的陆路关系性质，其影响医一直延续至今。此后，不仅有了一个在新的帝国观点可供强大王朝在初建时重申，而且有了一个经陆路到东南亚的“昆明观点”，历久不衰。这个观点比起任何从泉州、广州(后来还有上海和厦门)所形成的海上观点更为坚实稳定。
5.3 明代与东南亚的关系
待到元代末期，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总算达到了平衡。在十三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蒙古人在南方经过几次引人注目的成功与失败后终于定下心来在有利可图的贸易情况下接受那个地区的进贡。确实，这时的重点显然已从政治控制转向商业考虑，汪大渊的书大致准确地描述了当时存在于外国和中国商人的这种和谐、安定情况。
于是，经过几十年的内部叛乱和在中国中原的激烈战斗后，当南方的和平由于元亡而遭到破坏时，东南亚各国和商人必然想要知道是甚么样的帝国观点将要代替元朝的帝国观点。正如人们所料，一个新承天命而兴的朝代所用的主要有词与它的前朝并无多大差别。明代开国者洪武帝特别关心吸取元代的教训，迅速求教于汉、唐、宋的历史，找出必须恢复的中国统治楷模。毫无疑问，应该再次肯定这种帝国观点、主张和言词。但是蒙古人则曾毫不犹豫地对东南亚使用武力。他们征服了位于云南的大理国，入侵越南、缅甸、掸泰诸邦、占婆甚至爪哇，一切均是为了保证元朝的权威受到敬畏和尊重。后来，大事挞伐已不必要，因为它带去的信息得到了理解。其后，友好的外国商旅在中国沿海进行的海上贸易便能够受到保护。但是这种民间贸易带有的特色并不为洪武帝和他的一些正统的儒家谋臣所喜。他们赞成恢复朝贡关系，也担心把这种关系与不受控制的对外贸易混杂起来的后果。在不得不把许多进行海上贸易的商人集团从江苏和浙江沿海赶走之后，他们开始认为是自由放任的私人贸易导致了这个新帝国沿海边境的动乱和不安。
蒙古人对东南亚邻国的政策是以北方边境的安全为前提的，元朝有能力威胁这些南方的统治着，并且尽可能地扩展它的势力。明太祖所处的地位正好与此相反。和中国历朝一样，明朝要面对来自北方的威胁。明太祖需要确保南方和沿海边境的安宁，以便能集中全力对付强大的蒙古－突厥联盟并保卫满洲西部到西藏东部之间的漫长边境。正是这种战略形势决定了他对东南亚的帝国观点的基点。这是从研究汉、唐和宋代历史经验中得出的观点。他还特意恢复了过去那些朝代用以和来自藩国的朝贡使团打交道的宏丽言辞及古代礼仪。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因为他知道他所处时代的状况已显然与以前的朝代不同。不像汉、唐和宋代的开国着，他继承的南方中国已经是个人口稠密、以贸易为主导的地区，而且受到沿岸防务问题的严重威胁。他还继承了一个独立的邻国越南，这个邻国现在已变得比以前强盛，在它和蒙古人发生过危险的冲突之后，更有决心保卫自己的独立。此外，他也继续了新建行省云南所面临的问题，它拥有许多少数民族并有与各土司的复杂行政和政治关系。这个省对于他的帝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他不能忘记当蒙古人从西藏东部南下占领云南后，南宋曾变得多么易受攻击。同时，他也不能不着到与一个紧密联结东南亚大陆的地区，以及和明帝国具有一条漫长共同边界的聚邻国打交道的后果。
于是，在当时的明朝首都南京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帝国观点。这个观点力图强调，在元朝统治下经历一个世纪的脱离常轨后，它正在恢复传统和正常状态。这种正常状态的基本特点是对于固有传统言词的使用和正当礼仪的恢复。其中包括在外国君主朝贡的贡品和皇帝回赠的礼物之间标明君臣名分；以及对外国君王首领的册封和颁赐明朝的历书。这些仪式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但实际上并不需要外国像过去元朝坚持的那样，真正臣服于帝国的控制。各种象征性的臣服标准被详细周全地制订出来，然而这些标准既表达了明朝廷的意旨，也考虑到了派遣和接受使者的各国统治着是可以接受的。所有这些做法都远远超过汉、唐和宋代对东南亚的习惯做法。很可能最引人注目的做法是册定越南和占婆(还有朝鲜，的山川，并与中国国内的山川一道祭祀它们的神灵。这个做法后来进一步向南扩展列东南亚，甚至向西扩展到南亚。虽然这仅仅是象征性的，而且其所以推行也是出于希望保佑这些君王长寿、平安和他们的国家永远繁荣昌盛这种明显的恩惠之意，但册定各国山川和祭祀其神灵也是表示明皇帝对寰宇之内的这些国家所负责任的手段，而这种责任从来没有如此清楚地说明过。
这种对于东南亚的新的帝国观点和元代大不相同，它不炫耀武力，不要求归顺，甚至也不企图维护间接的控制。它对私人海上贸易也没有任何鼓励。反之，明太祖还想采取措施将其置于修订过的朝贡体制之下，由官方控制一切贸易。这样的帝国观点强调象征性地承认中国作为万邦中心的地位，以及明太祖继承中国历代盛世的权力的合法性。
然而，在这种观点后面的东南亚现实情况，都不是和谐、繁荣等浮夸言词所能掩盖的。越南和占婆之间仍然不断发生战争，毗邻云南边境的许多土邦相当动荡不安；爪哇海和马六甲海峡沿岸地区的国家间也存在着政治动乱。洪武皇帝不久就发现他不得不卷入以上的前两方面，而且他的帝国也将感受到第三方面的后果。确实，在明代的其余时期，东南亚提出了至少四个单独的问题，它影响着明朝对这个地区的帝国观点。这些是：
1.越南与占婆的关系，虽以越南征服占婆告终，但发展成对柬埔寨的敌对关系，后来又和泰国相争。虽然这些涉及的是越南本身的对外关系，但明代各朝皇帝如何看待这些发展，则是衡量他们对东南亚的帝国观点的一种尺度。
2.中国与越南陆上关系的特殊问题。这和上面一问题有关，但焦点在于两国之间的陆上边界，以及越南对它西面和中国南面的部族领地的政策。突出这个特殊问题的关键历史事实是，早在十五世纪初明朝没能把越南并入帝国版图，这是对于东南亚大陆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
3.中国和南中国海沿岸各国在航海与商业两方面的海路联系，从菲律宾的吕宋顺时针移向泰国及占城的各港口，有个短时期还越过马六甲海峡，包括印度洋甚至向西远远阿拉伯和东非沿岸的国家。这种联系可以回溯到南宋和元代的阿拉伯－波斯及印度商人，但是随着公元1405－1433年的郑和几度海上远征，中国人越来越在这种联系中占据优势。他们深深地卷入了与东南亚日益繁荣的各个王国的直接贸易，而对印度洋的贸易较少兴趣。直到十六世纪，欧洲人才开始把对印度洋商业的需要，再次带到中国沿海。
4.明朝向现代缅甸、老挝和云南省境内的西南土邦推行它的土司(地方使司或土邦)政策。这本来是元代遗留的政策，但是恰好在明朝开国前的一个新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除了向南方扩张的越南人和缅甸人外、一些现代泰人的祖先也已向南方迁移，公元1350年在湄南河流域下游建立了阿瑜陀耶王朝。并且把北部的逻(素可泰)和古邦罗解(华富里)联合起来，成为中国典籍中的逻罗。
上面谈到明朝对东南亚的帝国观点纲要，着重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洪武帝采取了积极的朝贡政策和他的儿子永乐帝派出了海军远征，所以几乎已无任何其他有关东南亚看法存在的余地。当然，人们可能期望来自广州或泉州的看法与此相异。但，不同于南宋有《诸蕃志》、元代有《岛夷志略》明代初期没有反映来自南方大港埠看法的著作。相反，在明初六十年中，所有关于东南亚的记载不是官方的，就是那些曾随同郑和进行过几次航海的人士的著作。其中最有价值的显然是档案里的数据，它包括在明初两朝皇帝的《实录》和其他国家文献中。但对于了解通商和航海情况更有兴趣的，则是起源于郑和远征而留存下来的著作：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搓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还可以加上十六世纪整理集辑的作品如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及郑若曾《筹海图编》(译按：《筹海圃编》：题胡宗宪辑，实出幕僚郑若曾之手。)等﹞。正如人们所预料的，这些著作与官方见解－－来自南京和长江三角洲(迄至公元1421年首都迁往北京)的帝国观点－－相比之下，没有一部著作表现了任何其他看法。直到十七世纪，我们才再次发现一部著作，明确反映了中国南部的一种地方看法，这便是张变的《东西洋考》，它反映了十六世纪后半期当私人海上贸易重新兴起时的种种政策变化。这事发生于葡萄牙人到达华南海上，和倭寇及中国海盗的骚乱使得以前禁止贸易的政策越发不得人心和完全脱离现实之后。于是，我们第一次在明代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对东南亚的新观点，这种观点没有单纯地重弹那种老调，即规定所有交往均需通过朝贡体制进行的官方路线。
5.4 结论
显然，在明初六十年间，涉及东南亚的一些仓促行动，与元代忽必烈汗去世后的六十年是个鲜明的对比。同样，从忽必烈汗侵入云南到他远征爪哇的四十年，也完全不同于南宋的前四十年。难道这些差别仅仅表现了朝代的兴衰吗？它们似乎已经超出此点，而且蒙古人和洪武帝对于中国－－东南亚关系分别作出了具有特色的贡献，这些贡献有着长远的影响。蒙古人和洪武帝都恢复了对东南亚的帝国观点，但是通过新颖的和不同的途径。蒙古人凭借着连续使用武力，在帝国言词中强调实力因素。他们把云南并入帝国版图，完全改变了东南亚在未来中国皇帝眼中的形态。但他们的帝国观点仍然是容忍商业独立发展的，甚至允许西亚的回教徒商人在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中占据控制地位。这是一种宏伟和更加多元化的帝国观点，这种观点的世界大同性质依靠的是其强大的军事基础。此外，蒙古人还激发了人民的信心，因为他们已征服半个世界。与此相反，中原农民出身的明皇朝却从如此宏伟的观点后退，仅仅寻求一种中国人的帝国观点。这样的观点不仅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出发点来说范围狭小，甚至比起唐宋的帝国观点也更加范围狭小，因为它敌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任何形式的民间往来，包括朝贡制度之外的海上贸易。因而，明朝对东南亚的帝国观点是一种寻求直接控制和限制国外交往的观点。这种观点还把海上关系和陆上关系分离开来，从而把东南亚基本上看成两个互不相关的地区，只是通过和越南的特殊关系才有了松散的连结。
现以元、明两代的帝国观点中最具有特色的差别来结束本章。此项差别在于明太祖的“不渡海进攻他国”的明确政策。(1)这种对于南方和东方国家彻底采取守势政策的新特征之引人注目，不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分。因为它不仅放弃了忽必烈汗的政策，而且实际上在明王朝的政策中提出了一项主导的原则。尤其意义深长的是这个原则初次阐明于1371年(洪武四年)，接着，被收入1373年(洪武六年)颁发的《祖训录》，经过修订后，在接近明太祖统治末期颁发的最后文本《皇明祖训》中又被详细地加以重申。它是洪武帝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少数基本国策之一，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的重要意义是很明显的。虽然它重复了唐、宋统治者关于不征服对中国无用的领土的类似观点，但就此而论它是明初的一项令人惊奇的政策宣言，是值得全文引用的。其关键性的一段在于1373年洪武皇帝的祖训之中(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左右的最后文本又增列了东南亚的七个国家：苏门答腊、西洋国、爪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和渤泥国)。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国西北世为边患，必选将练兵时设备之。
注释：
(1)另见本书第三章“明代对外关系：东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