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十六章 华人：甚么样的少数民族？(1)
王赓武著
作者以前曾谈到南洋华人作为东南亚的一个“跨国”社会集团的告终。当时这股社会力量的强大表现，促使了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大学，这所大学在理论上是为该地区全体华人服务的。这所新大学表明，我们即将目睹一个可以称为跨国的少数民族的知识和文化中心成长起来。但是有其他迹象表明，这是一种类似帕金森定律(Parkinsonian Law)的现象－－全盛时期结束之后才修建起宏伟的建筑物。首先，在整个东南亚，甚至某种程度上在马来联邦，都有已被证明的本地民族主义力量。其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人政策的转变，这是周恩来在万隆宣布的，而且在宣布后不久就开始制度化了。值得一提的是兴起了一批本地出生的华商领袖，他们更加有组织地抵制“跨国主义”，而且正得到各个新的国家政府的鼓励，更加清楚地发表意见和更加不受老式的南洋“沙文主义”的控制。
然而对于华人继续“跨国”的担心依然存在。这主要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共产主义为建立国际主义提供了新的基础，而中国人很容易在与他们有关系的地方把国际主义变成跨国的社团主义。那些寄希望于中国并且钦佩毛式共产主义成就的人，不会放弃“南洋华人”的思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及六十年代南洋大学学生的激进思想证实了这种担心，其程度之大，以致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该大学学生中，来自新加坡及马来西亚以外者是何等之少，以及该大学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所马来－中国大学，而且后来变成了一所新加坡大学。
对于一个中国共产主义主导的跨国主义的担心并未在越战期间有所减退。如果说有甚么区别的话，这种担心是变本加厉了；这是由于这场战争日益迫近拥有大量“华人”人口的地区，如曼谷、槟榔屿、吉隆坡及新加坡等。但是人们注意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该地区多数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有着一些强烈的消极影响。这是多数“华人”第一次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疏远，特别是因为有些暴力和侵犯行为是直接针对归国的海外华人和仍在国外有亲属的华人。这种情况，加上1959-1961年农作物失收使人民陷于赤贫的情况大白于世，证明了中国并不是他们多数人的天地。1959年以来，中国未能保护在印度尼西亚的中国公民生命(及财产)－－到1965年政变引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这就使那些仍然持怀疑态度的人进一步确信他们应当同他们的国家政府言归于好，并且应当忘却他们和中国尚存的一点联系。
至少在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声明之前或者1971年联合国接纳中国之前乃至中国从1969年起的外交攻势成功之前，情况似乎一直如此。后来中国终于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间建立起公信性。这是否会影响华人的忠诚－－问题又一次提出来了。对于跨国华人的不尽忧虑再度萦迥脑际。但是在这项推测开始重新迸发之前，印支的战争却使人们得出了必然的结论。几个月之内就很清楚地表明共产党的胜利并没有导致中国的统治，也没有导致华人少数民族的跨国性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重现。与此相反，那些留下来并且经遇过渡时期活下来的“华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隐没在土著中了。
尽管如此，过去关于“海外华人”今后作用的一些担心再次出现了。五十年代对华人的恐惧心理迅速重现，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大多数集中于两个互相关联而且细节繁多的问题。第一个是，东南亚华人会成为颠覆的目标吗？第二个是，华人会被豉励去抵制同化并重新强调他们的华人属性吗？
在这两个问题上，意见有分歧。有许多人坚决认为，中国在外交上重新活跃必然意味着给有华人少数民族的东南亚国家带来麻烦；但是也有些人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美军撤出的后果，而不是集中于华人打算干甚么。另外一些人相信，这种担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多数华人已经定居下来，并且同1945年以来新兴的国家政府言归于好。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在经济上是富裕的，而且已经献身于该地区程度不同的自由经济制度，以致不会打算摧毁这种经济。真正的危险，反而是来自贫困上着的日益不满和年轻土著的政治觉醒。因此，一种意见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的意图，另一种意见则将注意力集中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有效管治。还有第三种意见，比较密切地察看当地华人的反应。虽然不一定料想会有来自当地华人的巨大威胁，但是－－比如说－－就曾为台湾中华民国国民的那些人的国籍而言，就将会有具体的变化，或者在忠诚及同化问题上会有新的看法。这些变化取决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取决于华人的数目，取决于每个国家已经达到的同化程度，以及－－颇值一提的－－取决于各个华人对其入籍国的态度。
到了1974年5月，中国本身对东南亚的政策变得更加明确了。这些政策强调了对现行国际制度的承认以及与迄今敌视中国的各国政府重新修好的愿望。以前承认台湾或拒不承认任何一个中国的四十多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内部的变化也证实了政府寻求稳定与发展的愿望。林彪于1971年9月垮台。中国共产党的各省机构改组。1973年8月，第十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虽然1974年继续进行了反对林彪和反孔的激烈政治运动，但是趋势是走向对内实行牢固的控制和对外实行稳健的政策。甚至在周恩来逝世之后，这种趋势也持续下去。特别是有关美国、日本和第三世界的对外政策声明，即使有时加上了激烈的反苏情绪，也有助东南亚各国政府消除疑虑。还有在接待到中国的访问者方面，对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人和持有中国证照的“华侨”二者之间的区分，得到了广泛的注意。加上在1972及1973年期间与马来西亚代表持续很久的谈判中中国政府所给予的保证，事态的发展确实减轻了过往的担心。1974年5月，当拉扎克(Tun Razak)同意访问北京时，他的决定表明，他认为相信中国方面保证的表面意义，其好处大于风险。一年以后，基于同样理由，菲律宾总统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和泰国总理克立(Kukrit)也都承认有必要改变态度。估计新加坡政府会采取同样的路线，在印度尼西亚表示愿与中国恢复邦交后尤为如此。
中国既已基本上实现其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和解的目的，还有待观察的就是：中国对定居于该地区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是否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并且开始敦促他们以某种方式代表中国行动，以及具有中国血统的本地公民本身是否可能重新发现他们的华人属性并且放慢－－如果不是完全停止的话－－同化的进程。自马来西亚承认中国以来，许多事态发展与“海外华人”问题有关，特别是与进一步澄清“海外华人”这个词语现在的真正意思的必要性有关。
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有三：(1)泰国这个关键性国家在政治上的变化；(2)印支的变化及其对美国、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政策的影响，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对华与对苏政策的影响；(3)全球性通货膨胀及经济衰退对该地区非共产党国家经济情况的影响。与这三者相联系的是若干其他事件，这些事件对那些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也是重要的，其中包括：泰国造反势力的力量和泰国防止其东邻老挝及柬埔寨支持这些造反势力的努力；作为抵御共产主义传播的新防钱，美国对泰国的残余支持；针对马来西亚华人、泰国人和泰国－马来人的联合造反势力的泰国－马来西亚边境战役。值得注意的还有在马来西亚国内出现的不满情绪和新加坡对非共产党颠覆活动的关注，两者对具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有长期影响，而如果泰国国内比较严重的事态发展得不到解决而且其安全问题危及整个马来半岛则尤为如此。
随着每个事态的发展，就更有必要考虑“海外华人”这个词语的用法是否得当。这个词语曾被按其最广泛的意义使用，适用于住在国外的一切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并大体为中国词语“华侨”(侨居的华人)的译文。就东南亚而言，更为专用的“南洋华侨”一直被广泛使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个词语寓有颇为团结的一个单一社会集团的含义。这个词依然使用，主要因为台湾政府在其官方出版物中仍予保留。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人民共和国使用这个词语比较谨慎，但并不总是始终如一的。人民共和国在“外籍华人”与“华侨”之间进行区分，前者指占绝大多数的那些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国民，后者指占少数的那些差不多永久居住国外的中国国民。两个政府按不同意义使用“华侨”这个词语，这一事实无助于东南亚各国政府澄清其含义。特别使人感到混乱的是台北政府曾助长这样一种观点：凡是具有中国血统的人，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外国公民。这往往使中国的处境十分困难。一方面，当中国宣称在国外的所有华人应成为其各自入籍国的忠诚公民时，各外国政府都怀疑中国的诚意。另一方面，有些具有中国血统的外国国民保留了这样的希望，即在紧要关头，中国纵使不向他们提供完全保护的话，也会提供庇护和帮助。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表明这个问题对于两个中国政府、对于东南亚各国政府、以及同样对于在国外的各种类型中国人而言，可能棘手到何等程度。过去二十年间，曾经有：(1)中国血统的印度尼西亚人；(2)属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华人；(3)属于中华民国(台湾)公民的华人，而印度尼西亚人则把他们当作“无国籍”看待；(4)等待获得印度尼西亚公民身分的无国籍华人，但在等待期间他们愿意得到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民国的保护；(5)等待获得公民身分的无国籍华人，他们不想和两个政府发生任何关系。
在东南亚范围之内，“海外华人”或“华侨”等词语现在用得不那么广泛了。在政府出版物中，在宣传媒介中，包括华文报刊中，趋势是避免提及华人，只在必要时使用诸如马华(马来西亚华人)、印华(印度尼西亚华人)、泰华(泰国华人)、菲华(菲律宾华人)等词。那些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有时自称为华人(中国人)或华裔(中国人的后裔)，他们自觉地略去“华侨”中的“侨”字，因为这个字的若重点在于他们仅仅是侨居的人，总是打算返回中国。仍然不能肯定的是，这是否只是表明那些具有中国血统的人的大部分正式而人为地避免使用“华侨”一词。同样不能肯定的是，各个政府已把这个术语上的变化看作真正表明它们的国民确实改变了对他们的新家园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打算减少混乱并促成对一个复杂局面的比较准确的理解，那么，一个重要的步骤是，除了属于中国或台湾的公民外，对其他所有人不再使用“华侨”这个词语。
再回到印度尼西亚的话题上来。把所有那五类人都称为华人或华侨显然是不科学的，而且是近乎种族主义的做法。在正常情况下，第(1)类和第(5)类应当叫做印度尼西亚人，除非因情况必要而可以把他们叫做印度尼西亚华人。第(4)类也应当叫做印度尼西亚华人，尽管也许有时候把他们叫做(海外)华人更为合适。第(2)类和第(3)类则无疑都是(海外)华人。在柬埔寨(到1975年4月为止)和老挝(到1975年7月为止)，曾存在不那么复杂的局面；这两国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种种变化。自从1955年以来，曾有类似印度尼西亚的五类人，但是到了1971年西哈努克(Sihanouk)亲王被推翻并由朗诺(Lon Nol)掌权之后，情况就简单得多。1975年年中之后，只剩下两类：(中国血统的)柬埔寨人及老挝人，和(海外)华人。这样一种事态发展在缅甸早已发生了。缅甸和中国的关系从1950年以来一直比较稳定。在那里有缅甸人(如果进一步追问当地身分，则包括中国－缅甸、中国－掸人等)，也有(海外)华人。而越南的情况则是相当奇怪而又异乎寻常的。在越北，长久以来，中国血统问题一直是毫无意义的，华人只适用于那些从中国来的或持有中国护照的人。越南南方自十九世纪以来，华人数字比北方大得多，而且直到1975年4月一直承认台湾政府为中国；在那里，吴庭艳(Ngo Dinh Diem)政府(1955-1963)迫使多数华人加入越南国籍。虽然这并未使华人顺从越南的愿望，但当新政府于1975年5月接管政权时，情况确实比较简单。如果能看到以下情况，那会是今人感兴趣的，即：那些没有逃离越南的具有中国血统的越南人能否有机会选择再次成为(海外)华人，抑或在各方面都被当作越南人看待。
显然，哪一个政府获得承认是决定谁是华人或谁不是华人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一个东南亚国家政府一贯只和中国来往，华人的范围就越来越小，只有属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那些人才是华侨。如果是和台湾的民国有外交关系，或者是中国和台湾都末获得正式承认，这就不那么清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1975年以前的泰国及菲律宾，又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个界定意义的新阶段即将到来。1974年5月31日，马来西亚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关闭马来西亚在台北的领事馆。1975年6月9日，菲律宾也跟着这样办了，并宣布菲律宾将从台湾撤回其全部官方代表，而且要求台湾在一个月内撤出其代表。1975年7月1日，泰国也同样照办。对所有这三个国家的具有中国血统的公民－－华人以及或许是无国籍的那些华人－－来说，影响都是巨大的。
官方的和法律上的地位是比较简单的。尽管所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有所不同，但都一致同意：那些具有中国血统的人，凡已加入三国中任何一国的国籍者，均以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论。因此，双重国籍是站不住脚的。同时还明确，中国不承认“无国籍”华人。通过这样做，中国希望促使三国政府为那些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获得当地公民身分提供便利。没有正式发表所涉及的确切人数，但是一般认为，马来西亚涉及约12万不具公民身分的人，泰国及菲律宾则分别有约30万及10万“台湾公民”被要求在当地公民身分与中国公民身分之间择其一。中国政府反复强调，选择中国公民身分者必须遵守所在国法律，尊重当地习俗，并且与三国人民友好地生活在一起。对于这样的华人，中国保证按照国际惯例保护他们的权益。
从东南亚这三个国家的政府观点来看，华人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泰国和菲律宾的“台湾华人”以前从来没有反抗过当地政府。这些人会很容易地默然同意他们身分的改变吗？至于马来西亚，它在历史上对那些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是否忠诚是怀疑的；那么，如果现在再给另外10万人以他们所要求的当地公民身分，而其中多数以前是不具备这种资格的，它怎么能确信这10万人的忠诚呢？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把马来亚共产党与华人及华裔人士相接纳的问题。这样，共产党的反抗活动总是与外国势力的干预相关联。如果在可能支持或可能不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那些人中，实际上并无华人而只有具有中国血统的马来西亚人，那么，这是否主要成为个内部问题而不能轻易归罪于外人呢？东南亚这三个国家各自的问题显然是不同的，但是这些政府都得到中国政府有力而明确的保证说：过去的“华侨”几乎已经绝迹；“外籍华人”和中国没有关系，也不是中国颠覆的目标；而且不鼓励华人抵制与当地同化，也不鼓励他们坚持他们所剩下的华人属性。为此，看来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不是模棱两可的。模棱两可主要来自已经在该地区安家的那些华人后裔的态度与经历。
16.1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华人社会
本文的其余部分将集中论述马华、泰华与菲华，也就是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华人或华裔。首先要注意的而且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是，“华人”在每个国家的解释不同。菲律宾的解释是最明确的：只有那些属于外国人的人才算是华人，而且当地的和外国的人口统计员都尊重这种计算方式。在泰国，解释就不那么一致了。从官方来讲，泰国的解释与菲律宾相同，但是人口统计员和政治评论员总是把情况弄得模糊不清；他们把具有中国血统的及部分为中国血统的所有泰国国民与属于外国人的华人放在一起进行粗略估计，所使用的华人数字从250万到400万不等。至于马来西亚，则官方解释的本身就是混淆不清的，除了少数部分具有中国血统者明白无误地是马来人，而且已被如此承认外，每个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不管是否马来西亚公民，都被算作华人。这种计算方法的历史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它保留在官方统计数字及其他出版物中，就很难去掉这样一种残留的观念，即：所有这样的华人，不管他们是否马来西亚公民，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华侨”。它所强调的是，他们在文化上没有同化，而这方面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他们向马来西亚公开宣布效忠。这助长了隔阂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使遭受歧视的想法继续存在，并且使一些马来西亚华人对该国采取消极态度。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对他们政治忠诚的怀疑。
要注意到的关键的另一点是，所有可以用某种方式算作华人的那些人－－不管他们是外国人，还是中国血统的或部分为中国血统的本国公民－－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的是，在这样的华人中，几乎没有人对返回中国居住感兴趣。这只是部分由于返回中国几乎总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行动。更重要的是，中国不欢迎他们回去。中国也许仍然想要他们汇款帮助他们在国内的亲戚，但中国也认识到在国外生活了一辈子或大半辈子的华人不会在国内舒适地定居。同等重要的是，在或多或少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定居的多数人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在一个事事讲求计划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所作为。他们也许相信或者也许不相信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制度对中国人民是最好的，但是他们知道，除非他们完全抛弃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并且献身于新中国的理想，否则他们是不可能适应的。再者，那些在意识形态上献身于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少数人很可能认为他们在入籍国－－更加迫切地需要革命的地方－－对社会不公正及经济剥削进行斗争，他们对历史进程的贡献可能会更大一些。他们可能受到马克思主义理想的鼓舞，但是如果他们同情当地的苦难，支持土著的运动，并且不强调他们自己的中国血统，他们所能产生的效果就会大得多。如果土著的革命本身获得成功，例如印支各国那种情况，那么，就可能更难作出选择。那些在1975年4月没有离开西贡一堤岸和金边的人可以选择生活于越南的人柬埔寨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作为中国人回国生活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说华人没有对“故国”的留恋，也不是说毫不同情中国革命的目标。重要的是要把这种情况和对共产主义扩散到他们入籍国的怀疑－－如果不是敌视的话－－这个普遍存在的情况摆在一起考虑。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因循守旧者、资本家及亲台分子中间，而且存在于小资产阶级商人及手工业者中间。除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外，小资产阶级商人及手工业者在该地区每个国家均构成华人或华裔的多数。这种情况不可能恒久不变，如果入籍国政府政策不能给他们以可靠的长远利益并嬴得他们的忠心，则情况就很容易发生急剧变化。然而几乎可以肯定，除非出于被迫，他们之中想与中国认同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如果当地共产党人有朝一日夺得政权并宣布他们属于土著人民的剥削者的话，他自揣前途也并不可喜。
更具体地说，自从马来西亚、泰国及菲律宾与中国建交以来马华、泰华及菲华分别对这三个国家的态度如何呢？虽然这三个国家都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他们的安全问题都大不相同，而安全问题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对共产主义以及对他们当前的和今后的华裔公民的看法。而这些华裔的态度也将取决于这些安全问题的性质以及相应政府如何把他们作为可靠公民对待的政策。如前所述，自1975年4月越南胜利及柬埔寨胜利以来，最关键的一些事态发展都关系到泰国的政治和泰国及马来西亚的叛乱势力。更为所有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普遍关注的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和日本与美国经济持续的不稳定及其对该地区的影响。
16.1.1 菲律宾
先从菲律宾谈起。菲律宾的问题最简单，而且其华人数字可与该地区的“外圈”即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老挝及越南的华人数字相比。这里，具有部分中国血统的人(混血儿)几乎已完全同化，而且几乎已与菲律宾人不可分割。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特别热心于与中国的密切贸易关系，但是根本不存在这批人的颠覆问题。至于那10万名属于外国人的华人，则有些感情上的疏远，因为他们之中生于菲律宾的多数人感到他们受歧视，并且感到只是法律运作阻止他们加入菲律宾籍。但在预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前总统马科斯的第270号指令放宽了公民身分的条件，并鼓励仍然希望成为菲律宾人的那些人填写所提供的新申请表。此项新申请的第一次截止日期为1975年5月31日。这个日期使外国人几乎没有时间作出反应。后来把这个日期延长到6月30日。到期前呈送了约19,500份申请，共涉及6万人左右(包括尚未成年的儿童)。这就是说，属于外国人的华人中，约有百分之六十谋求立即入籍，并愿接受国家调查局(Nation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和国家情报安全局(National l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Authority)的调查。在那个阶段，还有约4万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申请。有些人未能凑齐呈递申请所需的六千至一万比绍，有些人可能愿意成为中国公民，另一些人则可能希望保留他们的台湾护照，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居住在菲律宾期间将成为“无国籍者”，也在所不惜。
没有理由怀疑，那些谋求入籍的人最终会和较大的菲律宾社会打成一片，如果他们是基督教徒，讲菲律宾的国语或地方方言，并已开始活跃于当地的政治及文化事务中，则尤为如此。他们的同化将得到诸如Pagkakaisa Sa Pag-unlad等组织的协助，该组织若干年来一直在为这样一个局面准备条件。至于所剩下的4万人(包括儿童)，还不清楚最终将有多少人成为中国公民或者被中国政府及菲律宾政府当作中国公民看待。最初，看起来在今后数十年间，菲律宾的中国成年公民不会超过2万，这是两国政府都毫无严重困难地接受的数字。对每个人及其家庭的细致安排自然需要时间逐个解决，而且预计开始时会造成相当大的混乱。尽管如此，人们认为不会由于这个原因而危及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良好关系，而且估计经过一段动荡时期后，这方面的菲律宾华人问题会基本得到解决。只有一点依然今人担心。如果台湾真的成为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且菲律宾与中国的边界沿吕宋海峡(巴士海峡)划分，会发生争端吗？未来几年人们可以对此诸多猜测，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问题会涉及中国公民或具有中国血统的菲律宾公民。
16.1.2 泰国
泰国政府和在泰国的华人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法律上和社会上对华人的界说不像菲律宾那样明确地一致。第二，泰国曾深深卷入印支战争，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则始终支持反政府的一方。第三，叛乱问题很严重，而且叛乱分子一直得到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是政府本身－－的鼓励和支持。
上文已经提到泰国如何计算华人人数的问题。31万属于外国人的华人的境况与菲律宾相似。泰国政府愿意加速把泰国国籍给予那些想要入籍的人，但是该政府预计多数人会谋求中国国籍或者会设法在特殊安排下保留他们的台湾护照。和菲律宾不一样的是，谋求泰国国籍的人的比率很可能较小，因为泰国国籍过去总是比较容易得到的，那些想要入籍的人的多数在1975年之前必已得到。如果大量的人－－比如说，20万左右－－成为中国公民，则泰国政府或许会有点担心。但是真正的担心将来自另一方面。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已经获得泰国国籍的那些人，其中有大量可能尚未被泰国社会完全同化。泰国政府以前并未为此而烦恼，因为该政府从未重视入籍的人为“转变原则”(conversion principle)，而是依靠比较自然但耗费时间的“持续的文化同化方式”(continuum method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依靠这种方式，十九世纪被同化的中国－泰人(Sino-Thai)使其他泰国华人逐渐通过他们提供的渠道进入泰国社会。在充裕的时间和耐心等待之比这个政策非常成功。现在大多数泰国华人是中国－泰人，而且谁也不怀疑他们强烈地忠于与他们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社会结构。他们的数目，他们的团结一致，以及他们坚持同化政策的决心，可以克服任何关于这个进程可能受到阻挡的忧虑。但是这种持续文化同化的进程看来从未曾终结，而且始终存在这样的问题，即这种方式是否会起双向作用，以及是否会有把进程逆转的压力。对比的长久怀疑导致了所有作者在提及泰国的“华人”时都笼统地把祖先为华人的所有人士都计算在内，达到了250万至400万“华人”这个经常使用的惊人数字。这类计算反映出这样一种潜在的怀疑，即许多泰华在环境发生变化而且于己有利时，即使不真正认同于中国人，也会恢复他们对中国人的联系。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个为数众多又或多或少为“华人”的人口构成。如果具有中国血统或部分中国血统的泰国人确实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左右而且主要居住在城市中心，这就意味着他们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诸如在曼谷就肯定如此。这样的城市中心产生了活跃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自1973年10月以来曾动摇该国的政治结构，而他们之中肯定包括许多具有中国血统或部分中国血统的人。毫无疑问，这些泰华将主要作为泰国人而不是作为“华人”行动。但是泰国的东面和北面都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泰国与中国之间密切的贸易关系又已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泰华任何反对现状的政治活动都可能引起这样的猜疑，即：这些泰华中有多少人能经得起忠诚考验。但是如果这种猜疑竟导致泰国领导人忘记如下情况，那将是很可悲的。尽管许多泰华保持与中国南部城乡的亲属联系，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在泰国的传统主义、保守主义及资本主义制度下都曾有所作为，而且几乎没有人曾同情中国政府及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管它是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16.1.3 马来西亚
至于马来西亚，华人问题尤为显著。已故的拉札克甘冒他一生事业中最大的风险前往北京，使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表明了他不是反华的。这一大胆步骤的主要原因是他一心想使东南亚成为一个“和平、自由及中立的地区”。对华贸易－－如果可能，通过政府机构进行－－的考虑也属重要。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承认他的政府的合法性；中国正式保证不干涉马来西亚内部事务；中国确切说明中国血统的马来西亚人不要对中国有所指望，而愿意成为中国人的那些人必须遵守马来西亚法律－－所有这些确实提高了拉札克作为一位明智而目光锐利的国家领袖的地位。那次风险是值得一冒的，因为它终于去掉了马来西亚华人在国籍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如果华裔之中有许多人仍然对政府不满意，他们就得设法在马来西亚当地解决。他们对入籍国的态度很可能更加明确，而且他们更可能不管甚么种族出身，集结同样具有不满情绪的人，共同作为马来西亚人致力于纠正种种不公。因此，虽然独立以来的事态发展，已经表明马来西亚华人必须学会接受一个从属的政治地位；在一个受制于较大的全球体系的经济中，华人社会的经济力量有限；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的完全同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同一时期亦证实了具有中国血统的公民有能力对马来西亚承担政治义务，也有能力适应从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马来结构到今日公认的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变化。
1974年5月后，马来亚共产党的暴力行动确实又开始了，而且该党继续由具有中国血统的马来西亚人掌权，尽管许多原来的领导人从来也不是独立的马来亚或马来西亚公民，而且现在或者是外国人，或者是“无国籍”人。(1989年12月，陈平在泰国与马来西亚边境露面宣布马来亚共产党暴动结束时，他曾自称为马来西亚公民。)还有零星爆发的城市暴力行动，由不知名的团体发动，特别是在1975年独立日(国庆)前后，十分可能是具有中国血统的马来西亚人发动的。这里代表了可能威胁该国政治稳定的至少两个根源。但是这两者之中没有一个是如一些观察家及分析家一直主张的所谓正邪或华人对抗马来人这般简单。马来亚共产党的暴力行动渊源于一种历史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认为该国以至整个地区即将发生根本的变动。它曾受到中国的外交成就和印支的共产党人胜利的鼓舞，但它不再是特定起源于中国的。事实上，马来亚共产党取得政治收获更多地是依靠它与泰马边界两侧的泰国及马来叛乱分子的友好关系，而不是依靠马来西亚华人的公开支持。至于城市暴力行动，如果真像看起来那样是由一些具有中国血统的马来西亚人其日益不满引起的，那么，它必然主要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复杂产物。这个进程是把一个后殖民地时期的多元社会改造为一个建立在当地土著主权上的民族国家。必须认识到，不管进行经济再分配的努力是多么公正，也不管“种族熔炉”哲学对立国的事业是多么必要，这个进程总是痛苦并且充满纷争。如果处理不当，它对国家的破坏性可能远远超过对多数马来西亚人来说依然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的世界观。
总之，马来西亚政府有充分理由为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具有中国血统的城市无产阶级而忧心忡忡，但在这方面应当着重于起作用的“无产阶级”一词而不是“华人”。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和成功的商人，不管他们的血统是甚么，从来也不构成政治稳定的严重威胁。五十年代曾经出现过异常抽象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威胁已经失败，但其后取而代之的威胁源自机会减少、期望落空及实际社会地位下降等等。这里，必须考虑到新定居的移居者的背景性质。人所共知移民是好动不安的。他们渴望其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至少是有今后提高其社会地位的希望。在华裔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五的新兴民族国家，要提高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后，多数人不得不接受处于某种渐趋稳定的社会阶级的现实，而且所有定居下来的人都被迫承认这是准则。因此，对许多人而言，他们的无产阶级将扩大和继续存在，而且当他们为保卫他们的阶级而寻求保护时，在利用合法的地方组织以提高生活水平及减少社会不满方面，他们会越来越马来西亚化。一个牢牢确立的稳固的无产阶级很少是支持革命的，而且如果它确实做到了阶级的团结一致，也很少是主张种族主义的。种族出身的重要性和对无产阶级的恐惧大大降低－－这样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了。这不是说，农村再没有爆发革命的潜力。在东南亚，威胁着残存的传统政治结构的仍然是农民动乱。然而这并不是来自马来西亚华人的威胁，这不是对马来西亚华人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有益的一股力量。近来的事态发展表明，马来西亚华人从政治不稳定中得不到甚么好处，他们的领导人要使他们的支持者、使其他马来西亚人以及马来西亚政府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为时未晚。
16.2 结论
很难概括整个东南亚的华人少数民族问题。以下所列只在提供一个框架，用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些比较普遍的方面：
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角度来看：
1．仍存在这样的猜疑，即它们本国的一些具有中国血统的公民仍是华人第一、忠诚的公民第二。以华人倾向于代表中国行事这个假想为根据，对革命中国的不信任促成对所有华人的不信任，甚至对属于它们本国公民的那些人也不信任。
2.华人在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同化被认为只是表面上的，因而同化并非防止颠覆的保证。只有经过长时期的种族混合，才能消除“华人问题”。
3.海外华人和它们本国的华裔公民的经济实力构成长期的威胁。迄今为止，它受到以西方为主的“新殖民主义的”或跨国公司的贸易系统所抑制。如果西方大国撤出，就需要以更为严厉的措施来限制这一“华人”实力。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4.东南亚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处于独立、解放和革命的前夕。中国可以通过运用正确的策略进行帮助。战略的关键在于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功。东南亚地区的具有中国血统的那些人大部分是不革命的，决不容许他们妨碍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功。
5.不仅革命最终必将成功，而且中国在这一带的影响必将扩大。时间对中国有利。中国的实力足以使其不考虑这些华人少数民族，他们现在是可有可无的。无论如何，当中国的影响压倒一切时，那些仍愿与中国打成一片的人会再一次回到中国的怀抱。
从定居于东南亚的华人的角度来看：
6.多数人对中国并不负有效忠的义务，但是侨居的习惯依然保持了下来，这是由于不公平待遇，由于缺乏保障，由于文化上的骄傲自大，由于最终会受到中国保护的非理性愿望，以及由于“这山望看那山高”的错误观点。
7.凡是能识别为华人的人数足够多的地方，就有退守集中居住区的状况。这种现象在各主要城市已很显著，处于“外围”的诸如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以及印支各国的主要城市，尤为如此。
8.只有在泰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核心国家，中国血统的公民能发挥积极的、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作用。这在理论上可以是以世界革命为名，但更可能的是为了他们各自的民族国家－－如果他们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能更为明确界定下来的话。
因此，“华人”仍然不得不感到他们是一种身分独特的少数民族。他们的困难几乎一直是无法克服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一直被认为是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目前，初步确定一下“华人”不是哪些种少数民族和考虑他们可能仍然是哪些种少数民族，或许是有用的。他们肯定不是下列类型的少数民族：
1.他们不是具有完全的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
2.他们不是一个拥有以独占区域为主的少数民族，因而不是农村人。
3.他们不是那种会在两个接壤的国家中感到惕快自在的边疆少数民族；
4.他们不是一个以目前居留地作为唯一的家园的少数民族。
然而“华人”具有与其他少数民族相同的下列特征：
1.他们由许多相互竞争的群体构成，通常是处于分裂状态，很少能团结起来，只是在受到严重歧视时才暂时团结一致；
2.他们喜欢保留自己的文化，但在正确诱导的情况下，愿意逐步予以放弃；
3.他们在一定限度之内能够被同化和“异化”；他们本身可以再次成为移民，成为在某处地方的新的少数民族；
4.他们在国外可以成为“跨国的”少数民族(诸如印度人，各种各样的欧洲人，各种各样的阿拉伯人，一些越南人，日本人等等)。
但是“华人”有其完全不同于他人之处：
1.他们的“祖国”靠近东南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潜力强大，在传统上蔑视该地区内的民族及文化；
2.他们的“祖国”有一个共产党政府，并被视为旨在通过指挥与怂踊革命以主宰世界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
总之，海外华人“构成少数民族中的特殊种类，这主要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这个少数民族，由于靠近其发源地，由于过去动荡的经历，由于有一个重新崛起的革命中国，她声称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力量而令举世瞩目，老是提心吊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它具有一种悲剧性的特质，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的伟大远远超过了它今后实际所能达到的地步。
注释：
注(1)本文的较早文本曾于1976年发表，此次出版时略予修订并补充最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