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团与政治：解去政治化的前景
张景云
今日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对政治所持的态度，若是以华团领导人的表现作准。是倾向于凡事"解去政治化M(To Depoliticize),大致契合了以巫统为主宰的执政集团国阵将在90年代里大力推行的施政核心哲学；也就是以经济发展把社会冲突大而化之的消解掉。这是个环球性的大趋势，在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医生设计这个经济发展挂帅的策略，以富商巨贾居主宰地位的华团欢欣鼓舞的响应。华人社会是个重商社会，现在作历史的回顾，华社的政治积极心发展到今天的“解去政治化”阶段不过是40年的一段插曲，而华团领导人的路线基本上代表了华社广泛的态度。也即获得华社“缄默大多数”广泛的认同。华社中的自由精英分子可能对这个新现象感到沮丧，可能觉得华团在政治抗争场域实无必要“自我设限”，但是开明派的这种见解在内部愈来愈居于劣势，愈来愈不受欢迎。
华团领导人的“解去政治化”态度，一般都不是明目张胆式的显著。而是相当细微而含蓄，其核心组件就是时常被挂在口上而成了口头禅的“强调独立性和中立性，不排斥政治，唯不干预政党政治”，另一个核心组件则是“内部协调也好，外面施压也好，只要有效益就行”。许多华团领导人表面上态度是左右逢源，骨子里却是独沽一味，觉得还是只有内部协商有实效，像提着空篮上菜市场买到甚么鱼肉菜蔬历历在眼。这里且以全国华堂联合会一位主要负责人的话来概括：“说穿了很简单，就是这届雪隆华堂的领导层自上台后，把他们的压力集团和两线制的计划弄到告吹，胎死腹中（刘磐石《谈双重标准》南洋商报"言论版”1992年2月14日）三两句话就把中立、只要能捉鼠就是好猫的“迷思”也说穿了。
大胆试探失败后 士气不振
华团领导人力图淡化政治，由于有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背景，客观而言是用心良苦，值得以同情心去看待。在整个1980年代里，以董教总、雪华堂和十五华团领导机构为主的华团，都在进行大胆的试探，从民权、文化建设和民族大团结等角度通过三结合、打进国阵纠正国阵到建立两线制等号召；寻求在新经济政策后半时期突破华族的困境。结局却是可悲的。在体制内运作的政党/议会政治方面，华教人士打进国阵像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及至改弦更张鼓吹两线制，两届大选在华团所造成的裂痕进一步扩大，而发展到我们今天的局面。至于体制外的抗争施压，若说这是华团更适宜扮演的角色，在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中把朝野华人政党拉在同一阵线上应该是华团的政治高峰，不意却一下滑落深谷，政治士气从此一撅不振。华团领袖从“茅草行动”获得的教训；其实一般研究马来西亚政治的学者都早已见到，“马来西亚政治制度的一个特征是，唯有在马来人的政治主宰优势获得保障时，它才能够运作。这个主宰优势一旦动摇，极可能的演变是（政治）竞争就不会被容忍。……这就是游戏的规则。”（Norma Mahmood “Political Contestation in Malaysia”,1990）马华和民政犯了国阵家规，华团犯了策略大忌，大团结成了绝响。现在全国华堂联合会成立了，若是期望这个华社最高领导机构能领导全体华社突破种种困境，那是侈想，这若是不为其他缘故，至少是因为“十年怕井绳”的心理。
华团领导人“十年怕井绳”的心理严重到若何程度？把内部协商和外面施压看成是“非此即彼”(either/or)的抉择，是极不合乎理性的态度，其实即使在马来西亚特色的民主体制之下，协商和施压都是可并行不悖的体制内的政治运作。两者的殊异，是在他们的立足点，即是在政权界线的两边，因而产生效验上的差别，一显一隐。但若是一方自恃其效验显彰而以为可以取代另一方，那却是目光如豆。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种种社会集团在享受政治经济利益和权利上免不了会有种种不平的怨诉，合理的方案是将这种社会冲突纳入常规化的政治体制运作内。执政联盟成员党在政府内(包括内阁)就这些权益上的竞争进行磋商甚至讨价还价的交易，在野党在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特别是选举和民意空间，从事合乎本分职能的政治较量和竞争，都是体制内的正常政治行动。公众利益和民意团体提出政治诉求的途径，一是舆论建言，二是政治造势，终究还是正规的政治运作。其实翻查一下民主政治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世人今天所获享的基本公民权利的果实，当初还是民众通过体制外的政治抗争逐步争取得来，如本世纪的妇女投票权运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南非黑人命运今日出现的转机等都是。
华团领导人今日的忌讳施压手段，同当年反对修改社团法令以把社会团体区分为政治与联谊两类、成功捍卫公民议政权利时所取得的认识，是互相矛盾的。当年国内各种社团群起反对修改社团法令，主要华团也参与其事，因为各社团在职能上虽然可能各有专司，如保护环境与自然生态、如保障消费人或妇女权利，但是总不免会涉及评论政府的公共政策，政治的干涉即使不直接积极也还是间接消极，政治的天罗地网如何可以摆脱得了。
民权委员会突破单一课题囿限
一路来华团在政治上所表现的，是一种只能说是“单一课题”（single issue）的形象，尽管华团的诉求领域很广，举凡经济、社会、民生、文化、教育、宗教，无一不关注，然而这许多问题最终辐養于华人权益的焦点上。这一点与马华公会等华人执政党同出一辙，在马华公会这是自动放弃“执政”的权利，在华团这或许可说是名实相副。各个级次的华团民权委员会的成立是个重要的分水岭，华团能够破茧而出，突破“单一课题”的囿限，民权委员会是个重要工具，它们使华团跟超越种族界线的泛人类课题联系起来声应气求，跟更广阔的人类关切和民意空间搭起了桥梁。然而就在这个重要阶段，华团领导人似乎要“紧急煞车”了，不仅要检讨民权领域的活动，“单一课题”方面也要尽力“解去政治化”和讲求实效。华团来到了一个转披点。
民主政治是一种社会创造，因为创造涉及最微小的人本价值的浪费，然而种族政治却是一种社会病，它所造成的人本价值的浪费是多重的：不平等（种族之间的以及同一种族本身内部的）是浪费，纠正不平等的事功是更大的浪费。简言之，种族政治强制人民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马来西亚独立已经快要35年，“新经济政策”的20年实施期已经结束，华人社会近乎执迷似的笼罩在种族两极化的政治现实里，政治意识像钟摆似的摇荡在炽热与冷漠两大极端之间。种族政治对华人社会所造成的代价很多，心理的高度动员状态是最显彰的一项，这也就是马华公会的拿督陈广才所指的“围城心态”，早已有人论及。华团领导人新推出的淡化政治的路线，能否产生使华人广泛的心理复员也即是解除心理戒备的效果？这是华人社会今后的重要议题。这当然不仅是主观方面的问题，客观条件上可从人事和政策两方面来考察。
为首相勾勒心理轮廓
这里不妨先给马哈迪医生勾勒个心理轮廓（英文所谓psychological profile）,这第一步骤之所以重要，因为他上台十年而意犹未尽，尚见不到要退离的迹象；另一点是在他退离之后他的重大政策将会延续下去。在我国四位首相之中，独立之父东姑和敦胡申翁都是绅士政治家，由于是绅士，所以也就止于“玩票”，敦拉萨早年技术官僚的习气一以贯之，能称得上励精图治的只得马哈迪医生一人。马哈迪医生身上揉合著三个政治角色，第一个是马来民族主义者，第二个是现代化策动者，最后是务实派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务实派政治人物，马哈迪医生应该知道政治生存之道，是系于马来民族主义者的作为上，然而这个马来民族主义者并不以狭隘的传统马来民族主义为满足，他要推动马来民族的现代化，建立一个有独立人格和自尊的马来民族。马来族是他所说的马来西亚的“名义性民族”（definitive race）,要把马来民族带入21世纪，就是把整个国家民族（包括华族）带进21世纪。他身上的三个角色可能不时会有此消彼长变化，华人社会若能宽容他作为实务政客权宜方便以保政治生存的偏狭的一面，以小害换取大利，争取和鼓励他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现代化策动者的公平施政，华人的前途应该可望较少荆棘。
上述的心理轮廓，虽是马哈迪医生为主体，却也不妨以他为代表，一般化为巫统党要的描述。政治人物们不论是执政或在野，毕竟是在明亮处，但另一类直接涉及政府决策程序的人，以低姿态在幕后运作，华社对他们了解很少，那就是官僚群。华小优秀毕业生直升国中一年级事发生争论，其中一个教训是华人社会发现到官僚集团的重要性，警觉到有学习与他们交涉的必要。战后40余年里，西方政治学界消耗在研究政客（政党和立法机关）与官僚机构在决策过程所扮演的权力角色的矛盾与两难上的精力，较其他课题更多，大马华人在这方面却几乎交白卷。官僚集团自有本身的特殊利益，但与政客（在此处两者都作中性无贬义解）也常有利益一致之处，我国的官僚集团是马来精英的延伸，因此某种程度上可看成是马来政治精英的代表。尽管如此，官僚群与政客在权力运作上难免会产生抗衡现象，以伸张其自主权和集团利益；深入了解两者之间的一致与矛盾，有助于华团更顺利的与双方交涉。
国家意识形态阻碍进步
前面一开始就提到国阵在90年代里，将釆用经济快速发展来把社会冲突化解掉的策略，顺应世界大气候来营造国家小气候，这个新形势对华人社会提出了两大挑战。第一个是受欢迎的挑战，马哈迪医生的公元2020年晋身先进国的远景，是给全体马来西亚公民的任务，热衷于制造财富的大马华人必然热烈响应。第二个挑战是与自己竞赛，成败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马来西亚往后的经济环境，并不会完全摆脱巫统拟订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笼罩，“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精神将持续下去，它的主要手段“土著至上主义”将继续发挥作用。但这是20年的老手段，况且它的部分负面作用已逐渐被急遽扩大的“经济蛋糕”所抵销。大致上华裔还是接受这第二个挑战，如果只是因为没有限制也就没有机会可谈。美国国务院日裔研究员Francis Fukuyama 1988年发表一篇论文，题为“历史的终结？”用意识形态的兴起和式微来界定历史，冷战结束，共产主义衰亡，意识形态的斗争随着偃息，历史就垃下帷幕，如此这般解释历史自有可议之处，唯意识形态阻碍人类进步却是早有定论。我国像某些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一样，建国之初热切订立本身的国家意识形态(national ideology),这是少不更事的幼稚行为，现在是应该到了成熟的时候了。
马哈迪首相一月初在第三届土著经济大会上讲话时说，经济发展和华巫联营工商企业对政治也有益处，这是大义微言，其实正是他一路来所推行的侧重扩张和增长的经济政策的注脚。过去一段时期增长时还得考虑通货膨胀，失业率等社会问题，现在一连四年持续大幅度增长，有望跻身新兴工业国之林，于是发现到用制造财富去克服社会问题，化解政治抗争的好处。Peter Drucker在《the new Realities》里指出，世界各领导潮流的国家都纷纷放弃借助社会集体力量来拯救个人的政治哲学，认识到不能再寄望通过政府来建立完美的社会，在Drucker看来，“社会政策”是个脏字眼，务实的政治是处理短期的临时的问题，而不是政治课题”，棘手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当成经济问题，讲求有效性、效率以及成本/收益的比率，就可逐个攻克。
缓和贫富不均和精致化民主体制
要专心发展经济，就不能有后顾之忧，故此须解除各方面的高度政治动员状态，甚至把碍手碍脚的政治势力加以边缘化(marginalized)。华人普遍具有功利思想，国阵政府用扩大经济蛋糕来化解政治，引起许多华人共呜和响应，有人甚至用经济价值评估华文的前途，华团领导人的态度所反映的大致是这样的倾向。在环球性的场域，意识形态政治的完结是否意味著人类社会从此进人太平盛世？美国一名报人说，“共产主义的寿终将解放我们力争上游的精神，集中精力以克服其他种种挑战，诸如各国贫富之间日益严重的冲突，以及把自由民主政制进一步精致改善?(Strobe Talbott. TIME, Jan.27.1992)我们是否例外?
(07-03-1992《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