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
100 Years of Malaysian Chinese Culture
and Education: Review and Prognosis
何国忠编
Edited by Hou Kok Chung
出版/发行
华社研究中心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71806-T)
No. l,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603-22734035
传真：603-22734037
电邮：huayan@streamyx.com
网址:http://www.huayan.net.my
•封面电脑构成
陈维钏
•印刷
Pemiagaan Yakin
16 & 33, Jalan Mewah 3/5, Pandan Mewah,
Ampang 68000, Selangor Darul Ehsan.
•版次
2005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
马币35元(RM35)
本书之所以得呈现读者之前，我们必须感谢马华公会忌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对华人学术研究的重视，如果不是他全力支持，穿针引线，不管是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或是论文集的出版，都不可能那么快实现。当然，我们也要谢谢陈忠登教授及張燦泉先生所领导的华社研究中心在这几年对我们的鼓励。此外，李元瑾博士所领导的亚洲研究学会所给予的支持，我们也致以最高的谢意。
作者简介：
颜清湟·澳洲阿德雷德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
廖建裕·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陈志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何启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研究员
黄文斌·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讲师
何国忠·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
张晓威·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
廖文辉·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柯思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兼副主任
舛谷锐·日本立教大学社会系副教授
庄华兴·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
许文荣·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朱崇科·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杨松年·台湾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
谢川成·马来亚大学语文学院中文讲师
曹淑瑶·台湾中兴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班研究生
古鸿廷·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兼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林水檺·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郑良树·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目录
何国忠——导论
颜清湟——一百年来马来西亚华社所走过的道路
廖建裕——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回顾与前瞻
陈志明——关于被涵化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若干问题
何启良——萧萧行色：百年马华文化
黄文斌——论马华文化的承传与文化人才的培养
何国忠——回去中国的马来亚人：辜鸿铭融入“主流”的曲折
张晓威——商而优则仕：南洋客籍富商张弼士生命历程的初步考察
廖文辉——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史学的地位与局限
柯思仁——跨文化演练中的策略性误读：论郭宝崑于1966年对于一个澳洲现代剧作的翻译与改编
舛谷锐——论六十年代马华文学史的“创出期”
庄华兴——遗失的链结：海峡华人的峇峇马来文创作
许文荣——战前马华文学的南洋书写：最早的本土性建构与本土意识的萌发
朱崇科——建构马华文化/文学：写在本土迷思以外——试析马华文化/文学本土性的建构策略及其限度
杨松年——中国文学在新马的传播：回顾与前瞻
谢川成——论中学综合课程纲要里的文学教育
曹淑瑶——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困境
古鸿廷——马来亚地区华文高等教育发展之研究
林水檺——百年华教：从传统到现代
郑良树——从华教史，论大马中华文化的起承转合
导论
何国忠
近十年来中文书写的马来西亚华人出版物固然不算汗牛充栋，但也不至于让人忽略。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意义系统，我们利用它来理解和诠释周围的环境。检视今朝，思及历史，把脉百年，让人有因果之叹。大批华人在十九世纪南来马来西亚，几十年以后，这批人面对国家认同的抉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申请公民权的呼声响彻云霄，当1957年8月31日东姑阿都拉曼在独立广场大叫三声“默迪卡”(Merdeka)以后，这个直译为“独立”的马来词汇，从此深入华人心中，而中国，从政治的视角来说，就在当晚的欢呼声中变成他乡。
独立以后，从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开始，马来西亚人经历了从敬拉萨、敦胡先翁、教马哈迪到现在的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时代。而以华人为主的马华公会，其会长也由敦陈祯禄、敦林苍佑、敦陈修信、丹斯里李三春、陈群川、敦林良实相继担任，一直到现在由拿督斯里黄家定掌权，就从国家领导人及国内的政治氛围来说，马来西亚社会及人民的心态已和独立前不可同日而语。
“马来西亚华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固然有着相同的根源，但在区域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马来西亚华人”很早就已是一个专有名词，“马来西亚华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困境。面对问题，有人摇头叹息，有人积极乐观，不管替这些问题寻找药方的人是否已清楚地将问题梳理，但是过去却给我们这样的一幅图景，为了解决“马来西亚华人问题”，我们看到许多身处其中的人“造次必于是，類沛必于是”,从华人从中国南来以后，让人心情荡漾的事件层出不穷。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觉得在激情以外，还应该继续反省，过去华人做了什么？在未来还可以做什么？我们邀约了整40位学者组织一个讨论会，参与这次会议的人，除了现居住在马来西亚以及目前在外国教书的学者，还有和我们本是一家的新加坡学者，另外，也有来自中国、台湾、日本的学者，就年龄层来说，参与的学者有些是刚刚驰骋在学术领域，有一些则早已名扬国内外，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学者都关心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的发展，并且愿意继续以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作为他们探索的重点。
这一本书是一次学术讨论会后已修订的两本文集中的一本，一共收录了19篇论文。
一百年来，马华社会从一个殖民地的移民社会蜕变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保守和内向的移民社会蜕变为一个现代化速变的地球村。顔淸湟的〈一百年来马来西亚华社所走过的道路〉目的在告诉大家：马来西亚华社经历巨大的变革：从缓变到突变，从小变到巨变。这种变革是进步和惊人的。这篇论文认为华社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内在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包括马华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方言群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华语与英语群的分化与竞争、政治团体的冲突与组合，以及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冲突。外在因素则包括族群利益冲突、马来西亚及东南亚政治变动的冲击、中国政治的冲击、经济环球化的冲击，以及高科技发展和资讯革命的冲击。这篇论文在结论中明确指出：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在面向新世纪的挑战及朝向先进工业国的目标迈进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盛行的“种族同化论”已不合新的时代潮流。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文化论”。马来西亚华社可以看清自己所应该走的方向：那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框架下，加深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但保持华文教育及华族文化的特色，一种已经和中国及台湾的中华文化大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它已经参杂许多本地的产物，那就是中华文化马来西亚化的方向。
近廿年来，有关东南亚华族研究的书籍有显著增加，研究土生华人的著作也不少。廖建裕的〈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回顾与前瞻〉是在峇峇研究专家陈志明、何英成及鲁道弗著作的基础上，重新检讨从殖民时代到独立后围绕在新马土生华人身份的歧义与发展。作者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审视了峇峇的认同问题，这篇论文的结论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由于族群及宗教的两极化，土生华人面对新挑战。本区域的全球化以及华族文化的复兴，使许多土生华人的子女也大受冲击。有些甚至更加‘华化'而更少‘马来化’。”作者替峇峇的未来把脉感叹地说：“峇峇马来语在现阶段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作用，许多华人都会说与写正式的马来语，而不愿开倒车。只有峇峇及娘惹的食品至今仍有其市场。看来，在新马一带，土生华人的文化不可能恢复它的历史的光辉。”
中国人移居海外，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其文化很自然地出现“本土化”，陈志明在〈关于被涵化的马来西亚华人的若干问题〉指出，区域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等次的涵化。这篇论文认为在讨论崙岩课题时，应该谨慎，并批评许多学者对峇峇的历史和文化没有深入的观察即人云亦云，比如将槟城的峇峇与马六甲的峇峇相提并论，造成峇峇人的历史和民族志的混淆。这篇论文强调，尽管主流华人看不起峇峇，但峇峇彼此之间却不会为他们既有的身份感到不安。峇峇虽然经历浓厚的本土化，却始终没有被同化，作者在结论中一针见血地说：“其实海外华人在各国生根后，或多或少都在文化甚至意识上本土化。马六甲的峇峇的经验并非独一无二，只是他们涵化的程度较高，他们的意识较特别。如果把峇峇作为一种类型、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用以类比美籍华人。在美国讲英语不识汉语的美籍华人亦可视为峇峇类型，只是英语的地位比马来语受尊崇，一般人对美籍华人讲英语不比对峇峇人讲马来语感到惊奇或无法理解。”
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命运是一代又一代人魂萦梦系的课题。文化的承传、扎根、深耕以至发扬光大，让许多人衍生忧患，最后发展成锲而不舍的使命。何启良的〈萧萧行色：百年马华文化〉即是当代马华知识分子对文化建构深刻反思的写照。在马华社会百年变迁的时代背景下，这篇论文以“为什么文化传承比政治传承更强韧”、“新、马华社为何分歧”、“马华社会是否有想象成分”、“马华知识分子社群为什么仍然隔膜”四项议题展开论述。字里行间所关照的，是马华文化的百年沧桑以及马华文化的未来建设。
黄文斌的〈论马华文化的承传与文化人才的培养〉以相同的出发点，通过近百年的华文教育发展，讨论马华文化承传的问题，尤其着重“文化人才”的培养对提升华人文化承传的重要。这篇论文的关怀点主要在文化深化的问题上：“马华文化在深化方面，尚欠理想，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浮浅与生活习俗层面。其中的原因很多，然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与华社是劳动阶层的移民社会相关。此外，近四十年来大专华文教育曲折的发展，也是影响华社培养‘文化人才’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进而影响了马华文化承传与深化的问题。”回顾马华社会近百年的历史，作者总结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承传必须仰穀一批有‘学冋知识'、‘文化理想’或‘入世情怀'及‘道德修养’的‘士'或知识分子来承传。这一种精神，对马来西亚华人要‘纵承'与‘横跨'民族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中心与边缘的位置日渐模糊。回溯历史，主客的易位与错位不禁让我们深感历史的吊诡。何国忠的〈回去中国的马来亚人：辜鸿铭融入“主流”的曲折〉即是从辜鸿铭非中国背景的出身出发，探讨其走进中国社会，融入中国文化的曲折，分析辜鸿铭错位的悲剧性。辜鸿铭在成年之后才从马来亚回去中国寻梦，但回返中国后的他却寂寞不堪，虽然许多西洋学者或文人可以正襟危坐聆听其教诲，但其思想在中国却没有知音，更不用说在马来西亚了。辜鸿铭在东西方的地位差距之大，近代思想史大概仅此一家。人们评论辜的重点都在于它的“怪”，但如果只将辜鴻铭看成是只有表演性观赏价值的小丑，那不只是辜鸿铭的不幸，也是历史的不幸。
张弼士是另一位同时拥有中国和南洋经验的人物。张弼士原籍广东潮州，家道贫寒，未及弱冠之年只身南渡。其崛起成为富甲一方的著名华商、跻身华人领袖，进而出任槟榔屿副领事的事迹为人所津津乐道。强晓威以〈商而优則仕：南洋客籍富商张弼士生命历程的初步考察〉为题，详尽分析张羯士如何从一个清贫的移民，透过其经商致富的经验而进入中国官场，和传统上的“学而优则仕”有极大的出入，张弼士曾被中国视为“天朝弃民”者，最终却因财富优势而晋身为“朝廷命官”，张弼士的经历无疑是侨务政策转变的重要例证。本篇论文的重点在于重构张弼士与南洋华人社会的历史，并且检视“商而优则仕”的路线。财富与张弼士相若者不少，作者希望回答的另一不问题是：在众多富商之中，张弼士为何能够脱颖而出。
本地前辈史学家许云樵是著名的东南亚华人史专家，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勤于笔拼，写作不辍，其成就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如廖文辉所言，许云樵辞世迄今二十余年，关于许氏的文章以回忆文字和短篇论述居多，除了新加坡学者崔贵强曾针对其生平志趣、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做一评价之外，类似的学术著述并不多见。廖文辉的〈试论许云樵任马新史学的地位与局限〉透过史学发展的角度，宏观地探讨许云樵在马新史研究上的地位。这篇论文也通过对以华文书写的马来亚通史的分析和讨论，更具体地论证许云樵之所以受到敬重的原因及其在史学研究上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马新社会因其移民组成以及多元族群属性，具有高互动的文化特性。对于文化人的研究需置入文化多元碰撞的时空语境中，才能更见其真意。柯思仁的〈跨文化演练中的策略性误读：论郭宝崑于1966年对于一个澳洲现代剧作的翻译与改编>,以新加坡戏剧家郭宝崑在1966年的导演作品《考验》作为讨论对象，说明郭宝崑改编西方剧作的策略性考虑，及其于当时语境的特殊意义。这篇论文所讨论的不是一个翻译研究中的技术性课题，而是以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演练的中介，探讨郭宝崑在翻译与改写的过程中，如何更换了原著的意识形态、挪用了原著的戏剧材料，以达到他搬演剧作的创造性意图。他将这项文化生产置于一个超越华人社会范畴的位置，发现“这是一个有意识的误读过程，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意涵的跨文化演练。”
日本学者舛谷锐认为，马华文学在二十世纪初开始了其独自的发展路向，舛谷锐在〈论六十年代马华文学史的“创出期”〉中，从马华文学运动史的角度，整理新马学术界原有的研究成果，把从1919至1965年的文学史分为战前、战后二期，并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视为“文学史创出期”，也就是马华文学历史创造、确立的重要期冋，这篇论文认为，“创出期”对于七十年代初期两部马华文学大系，即方修编纂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以及苗秀、赵戎等编著的《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问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马来西亚华人也用马来文或英文写作，但是这些作品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海峡华人作为新马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一直是人类学乃至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然而就如庄华兴在〈遺失的链结：海峡华人的峇峇马来文创作〉所言，海峡华人的另一面，即他们的文学创作，虽然曽经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光辉，相关的研究却不多见。这篇论文以Baba马来韵文为中心，展示海峡华人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以及他们心中历程和客观限制，这篇论文也触及春容马来文创作成为一个文学系统所具备的条件及其没落的因由，以作为马华文学发展的借鉴和参考。
战前的马华文学如何经营南洋？最早的马华文学如何书写、再现与阐释重要的南洋社会现象与论题？有关的题材在文本内部又如何操作以建构所谓的南洋论述？它和文学本地化/本土化又有什么关联，中间又展了什么样的文化意涵？这些都是许文荣在〈战前马华文学的南洋书写：最早的本土性建构与本土意识的明发〉中尝试解答的提问。这篇论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马华作品开始论述，认为战前作家对南洋土地的“地方感性”，“冥冥中似乎预知本身未来或许‘以南洋为永远家园’”。
在本土的理念和操作上，朱崇科在〈建构马华文化/文学：写在本土迷思以外——试析马华文化/文学本土性的建构策略及其限度〉将它形容成“处处挑战与胳阱”，需要提高警惕；但又觉得这个课题潜力无限，需要认真开拓。这篇论文以吉尔兹的本土至上主义和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切入马华时空，提出了“本土的本土”概念。作者一方面声明非哗众取宠，也不刻意强调本土优先法则，面对众声喧哗的世界，作者自许不自暴自弃，不卑不亢，力困通过对本土性的建构策略与限度的讨论，希望为马华文化/文学的繁荣提供理论借鉴和警醒。
在马华文学研究众声喧哗的演进中，回溯历史，往往能收温故知新的效果。杨松年在〈中国文学在新马的传播：回顾与前唬〉即明言：“中国文学对新马文学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者固然曾加涉及，但我认为还是不够，还不足突显新马华文文学中复杂的中国属性。”早期马华文学的传播媒介，主要依赖报刊。这篇论文从多元的传播媒介及其操作方式入手，观察中国文学在马华文坛流传的现象，借以回顾过去中国文学和新马的关系。马华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学一直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作为一位资深的马华文学史专家，作者不忘提醒梳理这类课题所应持有的态度。“文学传播的管道是多元的，其传播不是顺利的，也不是一相情愿的，中间经过整合、辩论、甚至还有不接受的情况出现。”
从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转入文学教育的领域，我们发现，无论在文学还是在教育的相关研究中，文学教育都不引人注意。谢川成在〈论中学综合课程纲要里的文学教育〉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如果忽略了文学教育，语文教育必定有缺陷。”文学教育的研究对于语文的学习成效，乃至文学创作的培训都会构成重大影响。这篇论文花了许多篇幅探讨文学教育的价值，以2001年课程改革后推出的中学华文综合课程纲要切入作者的论旨，并以中国大陆最近几十年的文学教育来检视本国的情况。
往更全面的华文教育发展和实际的教育操作窥探，则有更多的问题让我们担忧。曹淑瑞以〈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困境〉为题，将焦点集中在几十年来这片土地的教育政策，透过华人社会对这些政策的回应，点出了在马来人的国族建构策略下华文教育发展的困境。诚如作者指出，这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的国家，唯有“在互谅互助及互补情况下”，“国族建构的思维才会渐渐淡出，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才可能在主政者容许下，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求马来（西）亚国家建构上的稳固，其主政者似应对多元文化与多元族群的概念有更多的了解，在政策上推动多元族群的团结，尊重每一族群文化的独特性，以激荡出为马来西亚的共同利益而奋斗。”这是作者的结论，也是全体热爱马来西亚的群众的共同希望。
古鴻廷的〈马来亚地区华文高等教育发展之研究〉则将华文教育发展的切入点集中在高等教育的领域上。华人在马来西亚地区建立“华文”高等教育机构的努力，相当曲折。这篇论文借“南洋大学之创立与关闭”、“独立大学”筹建的失败、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的创立等华社重大的高校课题，来论述华文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迁。华文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只在寻求政府的认可面对重重的负担，也面对中华文化传承在国内外局势如何拿捏的挑战。这篇论文特别点出三所靠华社捐献经费的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都努力设立“中国语言学系”，以维护华人文化传承，但在面对社会现实及迎合世界潮流的压力下，其他课程是否应以其他语文，特别是英语为教学媒介语，显然成了一大挑战，如何解决语文的问题当然见仁见智，作者在结论中道出了几许无奈：“在学术上重视英文，依需要而兼顾巫文，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使用华文似乎也将成为今后华族学子在马来西亚为求生存与发展所必须走的一条艰辛的道路。”
华教的路固然不好走，但是回顾二十世纪，华人办学的路却也无愧四方。林水檺的〈百年华教：从传统到现代〉梳理由传统走到现代的华教发展过程。这篇论文上溯孔子以后确立的官私并行的中国传统办学模式，继而一脉相传到马来亚境内的“传统形式的华教——私塾、义学和书院”，这类旧式华校在二十世纪初叶扮演了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任务，以后新式华校的发展固然使到华教发展更加蓬勃，却引来殖民地政府的诸多猜忌而严加管制。独立以后，华教的路一样崎岖，华社希望政府将华文教育纳入国家发展主流，唯理想和现实始终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篇论文的结论却也不那么悲观，作者冷静地指出，二十世纪中叶后的发展是“从猜忌到松绑”的过程。面对多变的世局，作者这么说：“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一定要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求进，才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在曲折艰辛、柳暗花明之中，华教仍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不变的主题，当中的起承转合令人玩味。本书最后一篇论文是郑良树的〈从华教史，论大马中华文化的起承转合〉，作者斩钉截铁地指出：“文化的体裁（文学及宗教等）必须依赖文化工具（语言文字）的记载和传播，才能显现其存在的生命，否则皮已不在，毛将焉附？教育及其单位是语言文字的传习所，所以，教育及其单位是文化的核心传播站；通过传习所对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教导，人类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基地，保存及传播自己的文化，世代罔替。”因此，这篇论文将华文中学的改制和南洋大学的失去，看作是“中华文化遭受到空前的挫折”。但是，通过华社的全体努力，“华族的文化不但没有因为教育的挫折而萎缩下去，反而不断地展现其活泼泼的生机。”
透过各种各样的研究，我们注意到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之所以持续的意义。这本论文集的作者从不同的视角尝试回答困扰马来西亚华人的许多问题，显而易见的，还有很多问题在等待着更多或者更好的答案。也只有这样不停的研究和探索，学术人员对华人社会及马来西亚发展的作用才能越来越显现出来。
要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教育、乃至整体文化发展三言两语地概括并不容易，但是马来西亚大体还能了解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并且在文化传承上一直都存在着自己本身的热度和能蛍，编者最后以郑良树在〈从华教史，论大马中华文化的起承转合〉的一段话，作为这篇导论的结语：“我们没有摩西，没有人会带领我们出海；我们也没有诺亚方舟，没有客观环境会作为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有的是前辈们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和人格感召，我们就凭着他们的精神和人格，要在这块土地上使中华文化成长，为着整个马来西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