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劳蚕食天堂——这股暗流教国人寝食难安
庄迪澎
我国的园丘种植业及建筑业自70年代便开始面对人力短缺的问题，并在80年代愈发严重。新经济政策推行后，政府如火如荼发展工业化政策，进而带动建筑业的进展。这同时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我国对外招商后外资拥入设厂，造成乡区青年放弃传统的务农或园丘等劳务，转而到无须日晒雨淋的工厂谋生，乡区的园丘种植业自然首当其冲；其次，这时的建筑业却又因工业的起步发展而亟需大量工友，更加剧人力短缺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政策的成功导致现成的人力短缺时，夫妻双双受鼓励投入职场，直接对我国的增长率造成冲击，劳力人口的增长率自然大最缩减。根据世界报告书指出，我国在1965年至1995年间的劳力平均增长率是3。8%,但是从1995年至2005年间，预料劳力平均增长率将缩减至2.1%而已。如此一来，人力短缺的问题似乎注定是个无法克服的困境。
大马外劳现况
国内究竟有多少外劳呢？政府甚至无法提供一个确实的答案。首相兼内政部长马哈迪医生在1996年的元旦献词中指出，到了2000年我国的外劳人数可能增至230万人。马哈迪在去年12月16日在国会下议院书面回答问题时，公布的合法外劳共有44万9千565人，而自1992年7月1日至1996年10月300,被扣留的非法外劳则有23万1千606人。
将近45万名的合法外劳，主要来自印尼（24万9千603人）、孟加拉（16万零812人）、菲律宾（2万5千359人）、泰国（5千128人）、巴基斯坦（3千845人）及其他国籍人士（4千818人）。这些外劳分布的主要工作领域以工厂为主（20万4千614人），其次是园丘业（7万5千944人）、女佣（7万1千254人）、建筑业（6万9千841人）、服务业（1万零841人）及其他行业（1万7千零79人）。
全国各州外劳人数的分布则是玻璃市340人、吉打8千779人、槟城3万2千689人、霹雳1万零469人、雪兰莪2万2千109人、联邦直辖区20万9千零43人、森美兰9千205人、马六甲1万1千862人、柔佛6万零13人、彭亨1万2千零83人、丁加奴2千454人、吉兰丹1千239人、沙巴3万1千零57人、纳闽直辖区847人及砂劳越4万零376人。
令人担忧的是，在我国居留的非法外劳的人数，远比合法入境者还多。因此按官方的估计，外劳人数合计约有200万。然而，纵观沙巴州政府对管制非法移民入境的束手无策，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境内的非法外劳不只200万人。尽管外劳的“阵容”可能不只200万，但是在与我国的17万军警对比之下，这“200万大军”足以令国家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对外劳保持高度警惕。
我国经济建设对外劳的依赖就十分严重。由于外劳工资低廉，各行各业乐于聘用他们，早已加剧我国经济生产活动对外劳的依赖。大马建造行联合会会长任福成指出，外劳已占建筑业劳力市场的80%,而副内政部长美格朱聂也揭露，计划在1998年完工的雪邦吉隆坡国际机场竟聘用了7千500名非法外劳(相等于所聘用外劳的半数)。从二人的言论中，不难想像我国对外劳的依赖，究竟到了哪种程度。
劳工密集工业，如电子业及纺织业，一度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带来巨大贡献；然而，随着我国朝高科技工业进军后，这种劳工密集的工业已经沦为所谓的“夕阳工业”，并且正逐步将“基地”转移至较落后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国内的“夕阳工业”全面转移阵地后，妥善安顿“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外劳，届时将是个棘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必然为我国社会及治安增添极重压力。
外劳一方面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所需人力，但是政府对外劳的约束显然力有不逮。执法单位对非法入境的外劳及将他们引进来的不法集团束手无策，加剧政府管制外劳所面对的困难。
深思徙殖村问题
当印尼劳工霸占政府地建印尼徙殖村的课题白热化后，人们才惊觉，国人望屋兴叹，这些外劳竟轻易的霸地建屋，当中一些违章房屋的装璜甚至美轮美奂，国人甚至难望项背！去年9月9日，上百名本地居民与孟加拉外劳在新山地不佬街殴斗、一种源自非洲的传染病“黑热病”(Kala-Azar)由外劳带入我国、印裔妇女与孟加拉外劳共谱恋曲引起印裔社会恐慌……这一连串因各国外劳拥入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接二连三浮现，频频成为政治人物及传媒的关注焦点。
这群数以百万计由于无法在祖国谋生糊口而远赴我国“陶金”的“经济难民”，若任其在国内非法工作、定居，甚至繁衍后代，都将对大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形态构成沉重的冲击。国人应该正视之。然而，却也不应以一种单线的思考模式，一味将矛头指向到我国谋生的外劳，把所有的问题化约为外劳的伦理缺陷，而在有意或无意中漠视外劳问题所引伸，且更该为国人反躬自省的政治及社会意涵。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外劳引发的社会问题虽在近两年来接二连三浮现，却也不见得是新鲜事。在80年代，非法印尼移民在我国境内作奸犯科、谋财害命，早为国人所恐慌。时至今日，“阵容”仅次于印尼的孟加拉外劳又成为众矢之的对象，突显政府未认真检验国内劳工短缺的深层肇因再对症下药，反之一味引进人力弥补不足，是种短视的决策。更令人不解的是，副内政部长美格朱聂不久前竟然还宣称，政府有意在1997年之后，从香港引进“辜卡兵”到我国担任保安人员工作。政府应当三思呵！
公共行政机关及执法单位管制合法及非法外劳的效率也为人所诟病。以印尼徙殖村为例，这些非法的村落竟然能够“安然”在政府保留地上大兴土木，确该令我们深思，究竟是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执法无力，还是正如一些徙殖村村民所承认，有“政治力量”庇护他们？如果政府矢意肃清非法印尼村落及维护国家安全，应当落力侦办这些背后的“政治力量”究竟由哪些人主导，以及这些既得利益者和庇护外劳之间的利害关系，并加以治罪，才能正法纪、安民心。
国家安全理事会在去年10月18日宣布，决定对非法聘用外劳的雇主施以强制性监禁及依聘用人数罚款，以及对引入非法外劳的集团及重犯非法外劳施以强制性鞭刑，以防止非法外劳大量拥入我国的问题恶化。制订严峻法律固然是可行方法之一，然而单有严刑峻法是不足够的，再严厉的刑罚若无严格执行，只是一份毫无意义的文件，难以对潜在犯者产生阻吓作用。犯罪学研究早已证明了这点。
应合理对待外劳
至于外劳与本地居民起冲突，或与本地女子暗生情愫的现象，我们也不应一味将矛头指向这群流落异乡的落寞人，反之应该省思，我国雇主及居民究竟以什么态度对待外劳？甚至我们可曾将外劳视为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抑或只是为我们赚钱的机器？从“人性”的角度对外劳的处境进行“将心比心”的思考，或许我们将能对这群由我们引进来的外劳更为宽容些，进而消弭许多不必要的社会问题。
持平而论，即使是合法引入的外劳，也并未获得合理的对待，甚至面对无良雇主的各种形式的剥削，以致加剧这群因家乡贫困而被迫飘洋过海的劳动阶级的压迫感。许多聘用外劳的雇主并未为外劳提供良好的住宿环境，而这群领取低薪，却得省吃俭用汇款回乡的劳工，根本没有能力为自己安排较好的居住环境。八打灵再也市议会于去年II月13日在双溪威发现一间违章扩建的独立式双层房屋竟住着144人。在这之前，北海也发现类似案例。这类个案赤裸裸暴露了外劳在我国的凄凉处境，以及雇主的无情剥削。然而，这些已揭发的案例或许仅是沧海一粟而已。因此，当我们将一些传染病原已在我国绝迹，却在最近几年重现的现象归咎于外劳时，应该反躬自省的是，做为一个主张建设爱心社会的国度，我国雇主却未善待外劳的丑陋面！
我国连续9年取得8%以上的经济成长，一直是国人沾沾自喜的成就。似乎正是基于这个骄人的成就，国人往往对外劳抱着蔑视的眼光，甚至近乎一种“暴发户”的心态看待在我国谋生的外劳，但是忘记了到外国“跳飞机”的马来西亚人不也面对被迫害的厄运，或在他人的国土上招惹是非？
结语
槟州政府在去年10月21日宣布禁止外劳在特定时间外出,反之得留在居所内,一个称为“杜绝粗野孟加拉阵线”（Barisan Basmi Bangla Biadap）的组织的领导人Dr. E. Cleanse也主张，将外劳与本地人完全隔离，即把外劳安置在装有倒刺篱笆围着、设有搜寻灯塔及水泵的居所内。这两个主张，无非将外劳视为囚犯般，他们不仅到这里“出卖”劳力，还典当自由。如此一来，非但不能有效克服外劳问题，反而可能取得适得其反的负面影响。在异乡出卖劳力的外劳，其精神凭藉原本就极为脆弱，若再施于近乎“监禁”的措施，徒令外劳愈加无法纾解不断累积的重重精神压抑，一旦其压抑如山洪般爆发，那恐怕才真正叫人寝食难安呢！
（01-01-1997《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