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园保存的意义和困境
杨善勇
1.坟墓情意结
古代的葬礼，极其简单。根据《易经·系辞》的说明，仅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但是，无标志的墓穴，产生种种辨认上的困难。《礼记•檀弓上》即有“孔子少孤，不知其墓”的记载。
孔子“不知其墓”，却不足以论证“慎终追远”的思想尚未成形。殷墟的发现，恰好是有力的反证。城市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t)的论点是，古人对灵魂的恐惧，掀动了守墓的习俗，进而形成部落的定居，而最终成为城市的雏形。
很明显的，坟墓原是城市的一部份，而且是组成城市的重要部份。城市和坟墓经常是毗邻而建。《史记·田单列传》里有一段经典的记述：
“……田单再一次施展反间计，说：我们深怕燕国人挖掘我们城外的坟墓，辱及祖先的灵骨，这可是我们想到都会胆战心惊的。燕国人便因此在外创坟焚尸。齐人从城头望见先人之坟毁于一旦，不禁痛哭，一致要求决一死战，三军士气因此倍增……”
坟墓情意结的效应，由此可见。实际上，坟墓基本上便是“整个都市形态、气质、历史、文化等的缩影”，可以丰硕城市的资料（李清志，1997）。
2.墓园的价值
具体的说，坟场反映当地的城市风格，更留下追踪人物、事件和年代的线索。依据墓园的人种和族群分布，我们也可从中推论个别时期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坟墓的建筑形式也显见不同时代的设计思潮。
许多考古的发现凭借，正是墓园。例如，具有6千余年历史的仰韶文化墓葬中用蚌壳堆砌的龙虎图案（石诗元，1998）；又如绵延110公里在海南三亚市藤桥番岭的伊斯兰教徒古墓（周伟民，1997）;都是其中的档案。
基于坟墓的研究价值所在，不少国家都对此给予深切的关注。日本的青山灵园，即为佼佼之作,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碍于一条高速公路的建筑，必须穿过皇族的古冢，日本政府乃致不惜动用巨资，“从地底深处经过坟冢，保全了古迹”。
纽约公墓密集如林，秩序井然，极是可观，不失为墓园规划的代表之作。
伦敦的市中心，正如很多人知道，拥有知名的海阁墓园，是众多游客向往的景点。
去年，柔佛州后嗣基金局决议将哥打丁宜沙哥打沙翁建筑四周约12平方公顷地段：申请为历史研究特区，理由是不少王族曾安葬于此。迄今，基金会已经寻获17世纪苏丹满末沙的墓碑，尚且发现200个其他王族和战士的陵墓，进一步反映了坟墓保护的重要。
3.保存墓地的基本理由
不仅如此，我们拥有至少5个理由，阐明保存墓园的重要性。
一、墓园的确立，见证族群远在17世纪即做好死于斯的准备。黄维弘墓(1622)的发现，是间中的引例。落叶归根的思潮，后来更是集体的掀起。全马各地的总墓，正是证明，诸如首都的广肇众先人总墓碑(1891)、吉打皇清陈钟赖氏总墓(1881)、马六甲琼崖十六属先故诸公总坟(1939)。
二、大量的地方领袖，也为先民拓荒的史实，留下石雕的记录。这包括盛明怀墓碑(1869)、陈睿智墓碑(1884)、郑明弘墓碑(1678)等等，无不展现先贤在建国的长征付出的血汗。张少宽(1997)即曾经论证，义冢碑记的捐助记录，也反映当日不同姓氏的社会地位及经济力量。
三、墓碑的铭刻补充了史料的不足，有时更是仅有的历史参考。通过墓碑，我们知道置于1774年的邱俊栽墓碑，比在1786年登陆槟城的莱特，还早了12年立于这个海岛。郑良树写作《青云传奇》，就曾参考了墓碑的文字，以此对照历史。傅吾康在《马来西亚华文铭刻文》里更指出，铭文可以用以确定“历届马六甲甲必丹的诞生、死亡和在位日期”。
四、墓碑的设立形成坟墓的主干以后，引动墓志铭的写作风气，甚至形成文学史上传诵的篇幅。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和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是广为人知的前例。在本邦，首都的福建公冢碑，即出自进士陈宝琛；亭内并于楹联一副志之：“远谪国昔所悲，更满目蓬嵩，述者可伤重自念；行有死人尚或在，况关情桑梓，魂兮何托盍归来”。由于墓碑的不可儿戏，也刻划文字的可信程度，恰好无心地使史家找到可靠的历史信息。
五、一座座抗日纪念碑，不只写出族人保卫家园的决心，也勾划出兄弟民族的合力。马六甲抗日义士纪念碑(1946)、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1951)及林烈士纪念碑文(1954),皆为一页页石铸的史书。
4.未解的困境
尽管这样，坟墓的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垂注。张少宽有意将毕生的心血付梓，竟因“历史的东西不重要”的理由而被退稿；辗转之下，《槟榔屿福建公冢及家冢碑铭集》竟由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
傅吾康的经验，则是墓碑资料不断的流失：“一些70年代初期被发现的材料，当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再访时已不复见了”。那么，90年代呢？
尤其是土地的有限，牵制了城市的发展，以至于坟墓地不断让位。前一些时候，还有搬迁义山的报道，甚至封山的手谕。
必须承认是，传统的义山，少有周详的规划，大小不一，通道不足，更无合理的公共措施，颇有杂乱无章之势，加以缺乏维修和整顿，使公众对义山有不必要的阴影。吴木炎主张美化义山的建议，应该立即执行，以改变义山的原有形象。
然而，及早为义山作出准备，以人口预测，推算坟穴的需求，更当同步进行。诚然，火葬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不过，宗教的理由，使公众偏向于相信“入土为安”。要是这样，开辟新的墓地与发展住宅，一样不可小视，以免出现生人与死人争地的局面。
另一个左右墓园存废的是《地方政府法令》。如法令第11单元第94章至第100章的条文，经已明确说明半岛各地地方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决定属下义山的去留。要是这样，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5.观念的改变
观念的改变，是下药的关键，现有的偏差想法，习惯把发展与坟墓对立地看待。所有的义山，因此变成阻碍城市发展的祸首。为什么墓园不可以是城市的一部份？发展为何不能涵盖坟地的处理？墓地可否贡献更积极的多重土地使用价值，诸如提供休憩、运动或者旅游用途？
墓地的形态或者会改变，不过，墓穴的需求是既存的事实。拒绝正视，而强行根除城市里的墓地，恰是事端源起的开始。佛经的提示是：“哪一个地方不死人？”
南宋罗女经在《鹤林玉露》里有一段意义深长的说话：“世人惑璞之说，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十数年不葬亲者，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三掘四掘者，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骨肉化为仇敌者动乱争议之始源自哪里，我们不妨用心思量，来大声发言，也还未退。但是，我们愿意改变定型了的“墓地让位论”吗？
6.不了了之的义山课题
我们拥有奇怪的处事方针，对待生死大事亦然。一个时期，义山是热门话题，后来不了了之。或者，因为“退两步”而自慰不已。到底现在是否有可行的保存方案？没有人知道，备忘录仍是“准备忘记”。谁来追踪事件发展？
如果继续延用这种手法处理义山的困境，其结果会如何？搬迁要是能够解决问题，一旦新义山邻近的地带承受起飞的无比压力，这般，会否出现一搬再搬的干扰？
坟墓情意结，是棘手的瓶颈，也是敏感的神经末梢，因此，“十分在意，万分小心”处之。即使撇开这些不谈，从土地应用的比重推敲，义山的流失，也间接促成空地的剧减，如何兼顾彼此以平衡城市生态，是另一个极待垂注的焦点。问题是，我们可否从整体的角度，去认真剖析墓园保存的意义和困境？
（28-03-1999《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