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大马华巫关系
陈祖排
绪言
种族关系，错综复杂，它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及文化等因素有密切的关联，讨论大马的华巫关系，必须从这角度出发，才够全面。
本文旨在从历史角度，探讨大马华巫关系的概况。由於大马多元种族社会的组成，及种族纠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英殖民地主义的产物，我们有必要从这个史实着手，先了解殖民地时代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结构。英殖民地主义的两个主要成分，是政治控制及经济剥削。
政治控制
英国在本邦的影响，始自1786年。当年，莱特在槟城登陆。33年后（1819年），莱佛士占领新加坡；1824年，马六甲被英国占领。这3个地区，於1826年开始成为海峡殖民地，也成为英国日后占领马来半岛的基地。
1874年的“邦咯岛条约”是英国正式侵占马来半岛的开始。1895年，雪兰莪、森美兰、彭亨及霹雳，组成马来诸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1914年，柔佛、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及丁加奴也联合组成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实际上，在20世纪初叶，英国就已牢牢控制了马来亚。当时在政治上出现3个集团或组别。即直接由英殖民地公署控制的海峡殖民地及由英国间接统治的马来诸邦与马来属邦。上述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日本占领马来亚为止。战后3个政治集团(新加坡除外)於1948年联合组成马来亚联合邦。
英国在马来亚所建立的政治体系，是直接统治与非直接统治的结合，他们尽量不干预马来各州原有的苏丹制度。马来统治者及地方酋长被纳入成为英国行政系统的一部分。在名称上，这种制度是非直接统治，实质上，政治权力仍操在英国人手中。马来统治者有名无实。
英殖民政府的政策可说一开始就偏袒马来人。马来贵族可参与政府行政工作，而非马来人却被排拒於行政门外，当局还特别设立江沙马来学院，以造就一批马来行政精英。
殖民地政府偏袒马来人，主要原因如下：
(1)它认为在道义上有责任保护马来统治阶级。
(2) 虽然到了1931年有迹象显示华人已定居下来，但一般上他们仍然被视为暂时性的社群。
(3) 英殖民官员对华人持有偏见，认为后者不能被同化，对於政治汉不关心及只憧得赚钱而已，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采取步骤融合各民族人民。
(4) 殖民地政府为了有效地扮演多元种族社会中间人或仲裁人角色，有意无意间保持各族间的歧异及隔离。
简单说，在殖民地制度下，马来亚的政治结构，与其他殖民地情况大同小异：政治大权操在殖民地政府官员手中，传统的统治阶段及贵族虽然参与政府行政工作，但只扮演次要的角色，没有实权，移民社群却被排拒於政治及民事服务领域外。
经济剥削
英殖民政府在马来亚开拓的两个重要经济领域是矿业及园丘业。这两个经济活动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工。由於马来人受传统自足经济的影响，他们对园丘及矿业就业机会，不感兴趣。
殖民地政府只好另想办法，靠移民劳工。中国与印度很自然地受到考虑。这两个地区不但劳工众多，同时输入这些劳工，也比雇用欧洲劳工来得便宜。结果大批的中国及印度劳工，陆续被输入马来亚当矿工及园丘工人。
上述大量输入华印劳工的经济政策，是大马多元社会形成的主因。我们也可这么说，今日的种族纠纷及冲突，上述的经济政策需负起很大的责任。
早期的华、印移民，通过不同的制度前来马来亚。做为劳工，他们也因种族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一般上华人劳工是通过“承包人”受雇於矿场或园丘。这些矿工通常寄宿於矿场的宿舍。华人胶工通常居住在离胶园附近的乡村。这种情况与印人胶工不同。后者通常直接被园主雇用，并住在园丘之宿舍里。马来人对矿业参与不积极。至於受雇於园丘的马来人，其工作通常属临时性质。马来人也很少居住在园丘里。
同工不同酬
总而言之，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劳工制度。单单在园丘业，就出现3种不同制度的劳工。不同种族的劳工，遭遇不同的待遇及享受不同的服务条件。这种情况难免促成种族间的隔离。
由於中国及印度劳工大量涌入马来亚，英殖民地政府能塑造一个以胶锡为主的出口经济。此外，外国人由於在科技及组织上占优势，及英殖民地政府的偏袒，他们很自然的控制重要的经济领域，包括大规模的锡矿业，树胶业及出入口贸易等，移民社群，尤其是华人，只控制一些中小型之工商业。印度人大部分受雇於园丘。至於马来人，一般上没有受到经济发展的骚扰。马来贵族参与行政，马来农民则因为土地保留法令而与土地相依为命。
1947年的人口调查，清楚的显示经济活动基於种族区别的现象，即不同种族活跃於不同之经济领域。大约四份之三的马来人从事农业及渔业活动。超过半数的华人则从事矿业，制造业及商业等活动。华人之中只有三份之一从事以胶业为主的农业活动。印度人方面，超过40%牵涉园丘业。在公共行政，交通及商业方面，印度人的巴仙率也相当可观。
这种劳工分离现象，或多或少限制各族人民直接交往的机会。
由於传统经济活动及现代经济制度相关而行，产生一种“双元性”的经济，即在同一经济中，出现两种不同取向及活动焦点。一种是现代化，大部分由外国公司控制，集中於贸易、矿业及胶业的经济，另一种是传统的农业，其主要活动於稻业、渔业及小园丘树胶业。
拥有这类经济制度的社会，其社会及经济阶级通常牵涉种族因素。其结果是，上层社会阶级，由欧洲人组成，中层为外来移民，而下层由土著组成。殖民地时代的马来亚，其社会阶级制度一般上与上述的模式大同小异，不同的是，虽然有不少中国与印度移民触中层阶级，他们之中也有很多社、经地位与马来农民大同小异。
以白人高高在上的社会阶级制度，有其一定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白人权力的存在，可以镇定各族群间的忧虑及缓和种族情绪高涨，正如Hunter所说的：
上层阶级（即白人）的存在，成为各种族寻求恩惠、庇护、甚至钦佩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存在，可以缓冲或压制各被支配种族间的互相仇视。因为后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或全面性的，而是通过第三者及间接性的。
西方企业在马来亚的主要机构，是商业及管理机构(Merchant and Managing-agency
firms),—般上称为“代理机构”(Agency House)。这些机构，规模宏大，活动多元化，包括出入口贸易，代理外国产品，管理胶园，船运及代理保险等。
在60年代，这些“代理机构”控制大约75%的胶园。连同其他的同公司，他们总共控制三份之二的出入口贸易，此外，大规模的锡矿，也是英国公司所拥有。这些数字显示马来亚的经济，操纵在外国人手中。不过，在经济的领域中，其他族群的角色及贡献也不容我们忽视。在胶业方面，几乎所有的小园主是华巫印三大民族所组成。在矿业方面，华人是锡矿业的先驱。小型贸易及零售活动几乎全操在华人及印度人手。此外，华人还扮演重要的中间人角色。
多元种族社会的形成
上面提过，英殖民政府的移民政策是造成马来亚种族多元化的主要因索。到了1911年，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已经形成。当年，在2,339,000的总人口中，马来人占58.6%,华人占29.6%,印度人占10.2%。此后，随着移民人数的増加，马来人的百份比渐渐降低。到了1947年，在4,908,000的总人口中，马来人占49.5%,华人占38.4%,印度人占10.8%。
由人口的分布概况，我们还可以看出，由殖民地时代开始，各族人民就在地理上有分隔的现象发生。马来人大部分集中在东海岸及北部。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集中於西海岸。另外一点，马来人大多集中於乡村地区，而华人则集中於城市。这种地理上的分隔现象，至少产生两个不良效果：
(1)限制种族间的交往或接触。
(2)华人集居的西海岸，生活水准高，各方面设备较齐全。这种现象难免会使一些马来人产生妒嫉心理。
除了政治控制及经济剥削外，殖民地时代的马来亚，还呈现另外3个特征：
1.种族及文化界线十分清楚。
肤色及文化区别成为社交障碍，把白种人与非白种人隔开。
2.缺乏社会接触。
这种现象不但发生於白人与非白人之间，同时也发生於土著与移民之间。
3.社会服务落后。
虽然在这方面，马来亚比其他殖民地来得较幸运，比方说，公共设备，尤其是那些与胶业发展有密切关系者，获得适度的照顾，可是在教育方面，殖民地政府完全不注重。理由很简单：教育普及，启发大众，提高他们的社会意识及政治觉醒，最终将威胁及摧毁整个殖民地政权的基础。
为了确保各族间的隔离，殖民地政府让4种不同环境的学校平行发展。华人自设私垫或现代化学校。马来人有他们的小学。印度人有淡米尔学校。至於英校，由政府或教会承办。
这些不同源流的学校,不但教学媒介语不同，课程内容、目标、及取向也有很大的歧异。华校向中国认同。印校向印度认同，马来学校著重马来社会与文化，英校的课程内容英国化。总而言之，当时的教育，旨在塑造不同的民族认同感及延续各族的文化特征，并非塑造一个团结的马来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教育成为一个分裂因素，倾向於维持及加强社会的多元性特征。当时英殖民政府根本没有诚意制订一个统一的教育制度。有些学者认为多种源流的教育制度，旨在贯彻分而治之的政策。
无可否认，在教育上采隔离政策，明显地对种族关系有消极作用。但如果说这是种族矛盾的主因，可能言过其实。原因是教育只是种族团结的一个因素而已。
另外一个可以使华巫隔离的因素是土地政策。殖民地政府的土地政策，一般上是为了要供应资本主义劝度的需求。殖民地政府在大量开发土地作为矿业及园丘发展用途之於，为了确保马来农民的传统生活形式不受太大的冲击或侵抗，於是在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叶在各州制订“马来保留地法令”。在这个法令下，政府拨出一些土地作为马来保留地。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马来人不准将土地售卖给非马来人。
从种族关系的角度看，在土地保留法令下，马来人停留在较落后及经济价值不高的土地，导致种族经济发展欠平衡，继而造成种族敌对的潜伏危机。
总的来说，英殖民政府的“间接统治”政策，导致马来人及移民社会在政治上的地位不同。输入大量中国及印度劳工的移民政策，不但使西方企业家顺利的进行他们的经济剥削，更重要的，是导致多元种族社会的形成。这个多元社会的特征，有下列几点：
1.种族隔离，社会交往不频繁。
2.在政治及经济领域里，各族地位不相同，而西方人高高在上，支配本地族群。
3.殖民地政府充中间人角色，缓冲或抑制种族冲突，使它潜伏没有表面化。
换句话说，殖民地主义，不但导致多元种族社会的形成，也奠下了种族关系及矛盾的基础。
战前的华巫关系
在第2次世界大战未爆发之前，华巫关系在表面上相当和谐o虽然种族间偶而有些磨擦，但种族仇视或歧视并不常见。这种现象，主要的由於：
1.英殖民地政府高高在上，各族共同屈服於它的权力下。
在很多领域中，各族所关注的，是其本身与殖英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为整个社会制度由后者操纵及协调。各族把彼此间的关系，放在次要的地位，各族间交往不频繁，关系也很淡薄。
（不过必须指出一点，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种族间没有矛盾，它只是潜伏着未曾明朗化而已。）
2.各族之间没有严重的利害冲突。
在经济的领域中，种族界线极为明显，华人从事商业及矿业活动：马来人务农而大部分的印度人为胶工。各族之间的利益不同，角色不同，彼此间互不侵犯，互利互惠。
3.各族的政治目标及理想不同。
当时华人在政治上毫无组织，他们对政治也漠不关心。一小部分对政治有兴趣者则倾向於中国政治。印度人与华人大同小异：政治意识不高。一部分关心政治者，则较倾向於印度之政治发展。只有马来人关心本地政治动荡。马来人之中也有很多深受中东及印尼等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在一定的程度上，各族各自为政，一方面没有把对方当作政治主角，另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於国外的政治发展。
日本占领马来亚，使战前潜伏的种族矛盾，渐渐表面化。原因是，日本当局釆分面治之的政策，一般上，日本人尽量讨好马来人，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日本人也拉拢印度人，并支持“印度国民军”及“印度独立同盟”解放印度。他们的支持者，这些人成为日本肃清的主要一目标。
当时，各种族对日本统治的反应也不同，华人痛恨日本人；印度人关注如何解放印度；而马来人则希望恢复他们的政治上的主权。各族没有共同的目标。华人抗日最积极，印度人及马来人则相反。
日本当局利用马来人武装部队对付大部分由华人组成的抗日军，结果使“抗日运动”及“反抗日运动”变成种族对抗，加深华巫两族之间的仇恨。
日本投降后，华巫间的关系恶化，一些孤立但颇严重的种族冲突在柔佛、森美兰及薛雳等州爆发。所幸在各项纠纷中各族中庸之领袖，不断奔走及干旋，使暴乱得以受到控制，不致蔓延。
马共叛乱及紧急状态，也是促成种族关系恶化的另一个因素。马共的成员大部分为华人，马共因此被视为华人的组织。剿共的武装部队则大部分由马来人组成。结果原本为反殖民地主义的马共斗争，染上种族色彩，形成华巫对抗局面。
其次，随着紧急状态的实施，政府於1950年宣布Briggs Plan。在这个军事计划下，为数大约50万散居乡村及森林边缘的华人被集中於“华人新村”。政府这种做法，主要目的是想防止华人给予马共物资上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华人新村的成立，加强华人与马来人的隔离。
另一方面，对马来人来说，当局提供华人各种基本设备如水电、医药卫生服务、学校等，是一种偏袒的做法，有点不公平。马来人之中难免产生"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之感觉。如此一来，原来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矛盾，渐渐演变为含有种族色彩的冲突。
独立后的华巫关系
马来亚独立后，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起了不少的变化。在政治上，马来人取代英国人而掌握政治及行政大权。在经济上，工业化及乡村发展如速，自由企业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不过国家经济也仍然操纵在外国人手中。另一方面，现代教育渐渐打破传统上的行业隔离现象。
尽管如此，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结构及多元社会特征，基本上还延续下来。华巫间的矛盾，也渐渐表面化，甚至变本加厉。这点可由几种种族冲突事件证明之。1959年邦咯岛纠纷，1964年大山脚与新加坡事件，1967年槟城暴动及1969年五一三事件，显示华巫间矛盾根深蒂固，只需一些微小之导火线，即可爆发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独立后导致华巫矛盾尖锐化的根源，主要的至少有下列几项：
1.政治及经济地位不平衡
2.行政偏差
3.语文、文化及价值差异
1.政治经济地位不平衡
政治及经济的不平衡，是殖民地政策的产物。由於英殖民地政府在政治上偏袒马来人，独立后政权很自然地落入马来人手中。一路来华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仅属附属性或配角地位而已。在联盟的组织里是如此，在国阵结构中也没有两样。在其他与政治相关联的领域里，如民事服务及武装部队等等，华人的附属性地位也显而易见。
在经济方面，独立后外国公司仍然稳稳控制本国经济。以本地居民而言，华人的地位又远超过马来人。
这种不平衡现象，不但导致各族人民不满之情绪，更重要的，政、经操纵在不同种族的手中，很容易引起误会及冲突。正如学者Benjamin Leigh所说的：
“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武力或舞弊暂时把权力及财富分开，但绝不可能把两者永久隔开。”
原因是当人们感到两者分离的痛苦时，……他们将以财富购买权力，或以权力控制财富。任何一种情况，都足以威胁自由政府的存在。
马来人的不满情绪，由来己久。独立后，政府虽然尝试推行各种发展计划以协助马来劳工及农民，结果受惠者只是马来中上阶级，而农民及劳工受惠不多。后者仍然不能摆脱无土地及贫穷的困扰。加上教育普及的影响，他们的期望渐渐高升，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可想而知。
城市的马来人，在工商领域中，必须面对来自华人方面激烈的竞争，结果在吃不消之余，感到失望及不满。
1969年大选中，华裔反对党的胜利，加剧了马来人的不满情绪及不安感，也直接引起华巫冲突事件。
五一三事件，反映了马来人各阶级的不满情绪，它是马来人对华人政治威胁的一种反应。这事件除了导致东姑时代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路线的没落外，也奠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o从此国家被利用为累积资本及塑造一个马来资产阶级的工具，新经济政策就在这种状况下出现。
政府虽然一方面谴责种族主义及宣扬国民团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强调“种族因素”作为解释不平衡的主因。这种做法，无疑在分裂各族人民；种族问题，无形中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
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迄今将近15年。虽然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我们仍未达到重组社会及消除贫穷的最终目标，但在一些经济领域里，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已通过各土著机构渐渐的改善。比如说马来人在银行业及保险业就已后来居上。
新经济政策中财富重新分配，最大的受惠者是马来中上层阶级。一般升斗小民，获益不多。因此马来人经济地位的改善，还不够普遍。在很多马来人的心目中，华人的经济地位仍然遥遥领先。反之，在华人的心目中，新经济政策的推行，或多或少影响华人经济的发展。更令华人不满的，是政府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乖离一些既定的原则。比如说，新经济政策所强调的财富重组，往往没有遵照扩大经济蛋糕的原则使华人感到他们的既有权益受到剥夺。
2.行政偏差
任何政策的推行，都难免产生偏差。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华人对於“偏差”一词，特别敏感。
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可是非巫人贫穷居民（包括10万户的城市贫民，6万户园地工人及100万的新村华人），有被忽略的迹象。
1970年以来3个大马计划所拨予华人新村的款项一共有5千万元。平均起来，过去10多年来华人新村每人每年只获区区64元而已。而马来稻农每户每年所得的稻米津贴平均高达600多元。这数字显示消减贫穷计划的推行，已乖离“不分种族”的原则。
行政偏差，也经常发生在其他领域中。最近几年来，一系列的行政或执行偏差事件，使华社大受困扰，继而加重华人的偏见及不满情绪。
3.语文、文化及价值观念差异
华巫间除了在经济领域及地理上有隔离现象外，语文、文化、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念的差异也加强了双方的隔离及偏见。更車要的，对他族文化缺乏了解及容忍，往往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最近几年来，因为语文及文化问题而引起的争辩及不满情绪，可说层出不穷。这种现象，对於促进种族和谐及团结，有害无益。
结语
种族矛盾的根源，当然不止上述所列各项。其他因素，如种族性的政治宣传，各族的“我族中心主义”，教育普及所带来的“高升的期望”，种族间对立性的要求及“相对剥夺”感等等，都可能导致种族情绪高涨，使种族关系恶化。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得到下列的结论：
1.英殖民地主义导致各种族在政治及经济领域的不平衡现象。及奠下了种族矛盾的基础。
2.独立后，政府没有釆取有效的步骤来消除种族矛盾。相反的，一些政策的推行及行政偏差加深种族间的矛盾。
回顾历史，展望将来，我们无法对华巫矛盾的趋势做任何准确的预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目前的种族政策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没有基本上的改变的话，在可预见的将来，种族区别，将仍然有其社会意义；种族差异，将依旧影响一个人的机会及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种族间的偏见及不满情绪将会恶化。
（04-05-1985《马来亚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