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分家与政经合一
曾九洲
经济并不就等于金钱，金钱只是经济的一部份。富商、政治家不一定理解国家经济。
政、经分家，应该是职务上的分别掌握，而绝不是知识的分隔，因为经济的兴衰与进展的趋势，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至深且巨，而掌握经济政策的，正是由政治工作者所组成的政府。
不容否认的事实
假如大多数的政治工作者对经济问题缺乏深入、广泛的知识和理解，误导了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必然是滥病丛生，民穷国弱。最好的例子，物质丰富，占尽天时地利的东南亚国家如印尼、泰国、缅甸、菲律宾等，独立数10年后，始终无法摆脱贫乏的处境，人民生活痛苦，国家经济落后；反观被誉为四条起飞中的小龙，工业进展，紧追日本后，而冠于全亚洲。南韩经世界第二次大战和空前浩劫的南北韩内战再演变为中美战场，地无完土，但它的复兴建设，震惊世界；台湾土地面积，仅近我国的砂劳越一州，但人口却相等于我国，经济发展从农产品输出，进至轻工业产品输出，到技术输出，整间工厂机械及设备输出；到现在，更要输出资金（连同机械），因为台湾目前拥有的外汇储备基金高达460亿美元（约等于马币1千亿元），继西德、日本后，成为世界外汇基金排列第3的地区；香港、新加坡均属弹丸小岛，香港利用中国与世界贸易的咽喉通道，由中国进入的工业家及优秀技术工人，创造了提供500多万人生活的奇迹，还在1997年归还中国的大限影响下，依然保存它东方之珠的繁荣好景象；新加坡完全没有地下资源，独立后却能迅速的建立轻工业，在1985、1986年受到严重的世界性不景气威胁下，经济成长率由最高峰的8%,下降到负数1%,但到现在已压止颓势、克服困难，本年度估计可回复不少过2%的成长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向东学习声中，应能理解日本在世界第二次大战惨败后，在融目荒凉的颓垣败瓦废墟中，跃登世界经济王国，与美国并驾齐驱，决非幸致。
日本军阀迷信于大日本帝国统治世界的美梦，几遭灭种惨祸，幸而在最后关头能接受现实的教训，无条件投降，改向经济进展，而称雄世界，天助自助，最主要的成败因素还是人为的。
中国要强硬施行社会主义，到现在，还得承认台湾和香港的优越成就。而宣布将容许在一个国内同时存在两种经济政策下的社会制度。
英国工党战后初期曾强力推行国营政策，导致大亏耗后才接受现实，发回私营。
这均是不容认的事实，尽管许多政治工作者都有着过大的抱负与崇高的理想，但经济是最现实的，几许伟大的政治家在面临理想与现实的抉择时，还必须接受经济的规律性。
控股运动是废新保旧
马华公会在和华社因政见不同而分手，而且距离愈远，以搞经济活动，领导华族经济向现代化经营为手段，以经济辅助政治，力挽马华每下愈况的政治颓势为目的，以“汇合小资金、经营大企业”，“民族经济自强自救”为号召。
在马华发动的空前凌厉宣传攻势下，合作社、控股公司，仿佛春到人间，百花齐放，纵有真知灼见的逆耳忠言，亦为一唱百和，百鸟争鸣的噪声所掩盖。
陈志勤批评马华公会是一群由殖民地政府蓄意培育出来的牛津剑桥份子和百万富翁的综合体。也许，他们不是“二毛子”，也念过几年华文，但他们对华族的社会特质、文化、历史背景，还不够称是一知半解，只是感于华社所处的困境，企图将一招半式的现代化经营方法取代华人商业的古老方式。
时代永远不停进步，破旧立新是好的，不过，控股运动绝对不是破旧立新，反而是废新保旧，是汇集华社资金，投注于不创业而守成，抱残守缺，不进反退的牛角尖里。
控股，顾名思义是通过收购，以达致控制股权的目的，着重守成，而不是创业，这恰与华族的长于创业，拙于守成的特性背道而驰。
有海水的地方便有华人，华人从贱卖廉价血汗的奴隶式劳工，到小型洗衣店、餐馆、手工业，到半机械、半手工的雏型轻工业，到全部机械化的现代化轻工业，在困厄处境下，在风雨飘摇中，富冲劲、克万难，直到现在，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的几个弹丸小岛，台湾、香港、新加坡均以轻工业的成就雄傲当世，而合作社、控股机构已全面崩溃。当我国原产品价格直线下降时，工业产品却仍能保持6%的成长率，特别是华裔经营的轻工业，虽在世界不景、经济大衰退的狂潮中逆流进。
这是误导，是对经济学识肤浅得可怜的所谓政经两栖的政客，把华社误导进入自毁根基的必然失败道路去。
在职务，在工作方面不反对政经分家，可是在知识，在更广泛，更深入的学识上，必须强调政经合一的要求，最低限度，绝对反对那些对经济学识一无所知，而只凭主观的愿望，甚至媚俗争宠的投机政客，去决定国家经济政策，把人民生活和国家命运作赌注。
独立后初期，我国政府即以扶助土著经济发展为当急要务，方法是通过贷款去鼓励及协助土著从商，却忽视了从商除了需要资金外，更需要更多的商业知识及经验。只有资金而没有知识及经验，失败是无可避免的命运，结果是贷款有如石沉大海，一去不回。亏空了！
假如当时有邀请对经济、尤其对本邦经济问题学有专长的专家详加研讨，才制订经济政策，则一切非必要的损耗当可减至最低限度。
消灭贫穷的工作
70年代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吸收了过去失败经验的教训，踏入务实的工作，且以1990年为限，期能在这20年内，完成消灭贫穷、重组社会的崇高目标。
到现在，距离1990年还有3年多的期间，新经济政策的得失成败，已表现于事实，不容再作争论，却应作出客观、理智的全面检讨，作为今后的借镜。
消灭贫穷的工作，主要的是根据乡区的土地发展计划。以下是正式统计所提供的数字：
1970至1983年间政府共开发了约242万依格的土地（原定计划是每年开发20万依格）。
这些土地被分割为每段由6至10余依格为一小园丘，约90%种植油棕或橡胶。
政府移殖了约9万户家庭进入垦殖区内，使他们成为橡胶或油棕的小园主（土著占96%,非土著占4%）。
平均移殖每户农民的费用，1980年前3万7千500元，随后增至5万I千200元。
由1970至1985年，政府为此而拨出191亿2千零36万马元。
（11-02-1987《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