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迪应拨开云雾展月亮
顾兴光
贸工部长拉菲达最近在一家公司主办的〈90年代公司策略〉研讨会上的讲话，令人感到无比震惊。她说：“1990年后的经济政策，将不会有什么重大改变。如果有任何改变，也无非是新政策将比现行的政策更灵活和更实际地被执行。”这无异是在目前正在积极工作的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全体成员的脸上，重重掴了一巴掌！也证实了一些人对政府设立经询理事会之诚意的怀疑。
寻求合理解决方案
前些时候开始收集有关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资料，得到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早在去年初已经拟订1990年以后的经济政策，一俟内阅批准，到时就付诸实施。我对此说虽疑信参半，但总是往好处想，认为政府没有理由在这样重大的课题上愚弄关心国家前途的善良人民。
如今听了拉菲达在“愚人节”前夕发表的这番谈话，我的信心不免动摇了。
本来，较早时消息传出，在经询理事会举行几次会议之后，非土著代表发现遇到的阻力很大，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许多政策上的难题不容易协调。而且，有人感觉到，经询理事会所探讨的不仅是1990年后国家经济政策的走向，还概括了其他诸如文化教育和社会重组等课题。
我还觉得，这些消息如果属实，人们应该可以体会马华召集华裔经询委员共商大计的苦心。在经询理事会商讨过程中遭遇困难，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我们可以把问题提上会议桌争论，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只要彼此开诚布公，真正以国家和全民利益为依归，相信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尤其乐于见到，经询理事会这副机器能够有效地操作，并期待着优良产品的面世。
如今，身为内阁部长的拉菲达，竟然无视内阁对经询理事会的任命，以及询委员们孜孜不倦的埋头工作，一句闲话，就对1990年以后的国家经济政策作出草率的结论。也就难怪行动党代秘书长李霖泰会怀疑“政府早已心里有数，决定在1990年以后，继续实行与新经济政策大同小异的经济政策”。
信心动摇的结果，我的疑信参半也就失去平衡，对政府设立经询理事会的动机，疑多于信；对关于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早已拟订1990年以后的经济政策这项传言，却是信多于疑了！
不要忽略，经谘理事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具有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的法定权力，生杀大权还是操在内阁手中，经询理事会的建议，内阁有权搁置；不包括在经询理事会建议中的方案，若由执政党成员直接向内阁提出，也可以受理。当然，内阁不会任意搁置经询理事会的建议，也不会轻易接受个别内阁成员提出的方案。因此，双管齐下是非常重要的。”
这段话提及“法定权力”，并不等于质疑经谘理事会的有效性。我当时仍然坚信，政府设立经谘理事会是具有良好动机,希望通过协商方式，消除我国族群在经济课题上长期以来所存在的矛盾，并以经谘理事会的建议为基础，制订1990年以后的国家经济政策，使全民受惠。我也同时希望，内阁中的个别成员党，能够发挥其影响力，除了确保经谘理事会的建议顺利通过，同时在发现偏差时加以纠正，提出更好的可行方案，和经谘理事会的建议相辅相成。
“早有预谋”的决定
现在看起来，我的想法未免天真。话虽如此，我仍然认为政府应该不致于以本身的公信力作为赌注，投注在低级的政治赌博上，因为这绝对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赌博。
咨询机构是西方民主议会制度的副产品，它的积极功能具有正负两面性，正面是分工和下情上达仲介，负面是缓冲和达致某种不良目的的手段。在殖民地时代，各级议会中的“咨询委员会”多如牛毛，惟皆不具实权。不过，英国统治者的高明处，就在于它能尊重咨询委员会的决定，即使没有照单全收，也会酌情接受，并保留谘委会决定的基本精神。当然，在重大课题上，这些精神不得违背殖民统治者的既得利益。
我17岁就和已故敦陈修信共事于马六甲海峡殖民地的一个咨询委员会，我是以马来亚劳工党代表的身份受邀参加。谘委会主席是能操广东话和简单华语的英国人薛文（当时的华民政务司），他在会议中是左右大局的中心人物，能够巧妙地利用民主方式使每个委员确认“早有预谋”的决定，把你摆在民主橱窗当点缀品。所以，我对咨询制度的体认，十分深刻。
今天我们沿袭咨询制度，并将它使用在未来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方面，直接对内阁负责。我现在的疑虑是，它的负面功能会不会大过正面功能？这个开始的时候并不存在的疑虑，是“种种迹象”和贸工部长拉菲达的暖昧谈话引起的。首相马哈迪医生已销假返国视事，他有责任拨开云雾，让人民看一看月亮在那里。
（11-04-1989《名人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