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危机：认识马来社会的心态
沈观仰
华人社会是个保守的社会，大体上都希望保持现状，对任何改变皆抱着恐惧疑虑的心理，一生但求能“安居乐业”的生活。
面对新山补选结果引起的一系列动荡，华人一般上的反应是希望双方人马能够妥协和好，不要“再乱下去了”，或又希望国阵重视新山补选人民求变的讯息，好好检讨国家方案，那么旧巫统也不必再举行其他的补选了。
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或出自好意，或出自个人与社群的利益观点，都是幻想，没有事实根据。
因为巫统与马来社会的异化产生，绝对不仅是人为的人事因索，否则通过和谈妥协，巫统的矛盾不至于今日爆发。
因为巫统内部矛盾不是全部人为造成者，即使今天旧巫统一派人士能被镇压下去，将来这个马来社会的矛盾还是尖锐化的。演员可能有更换，但是戏本仍然大致相同。
套句老话，就是“破镜难圆”。
因为我们看到的马来社会异化浪潮，是马来民族社会成长必经的过程，是他们政治文化蜕变的结果，而且也是巫统治国方案在马来社会撤下的种子萌芽，有“因”必有其“果”，这是历史客观的演变。一厢情愿的希望不会使它消失的。
我建议：在此马来社会掀起蜕变动荡之时，华人或该尝试认识马来社会的心态，把自己从种族隔离的枷锁解放出来，以建立更全面性的文化桥梁。
当然华人的文化包袱何其沉重，对友族的文化传统认识又受许多偏见与神话所歪曲，华人又凭什么来“认识马来社会的心态”?
无他--只凭华人与马来人及其他民族基本共同的“人性”，以及对人性良知的共同信仰。
在探讨马来社会心态之时，我们该以“动”的观点分析问题。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绝不是静止僵化的“东西”，而是一种不断受内右外左冲击而进化的历史“过程”。
在独立以前，马来人多务农为生，或从事小型手工艺家庭工业，至英殖民地统治开始，才进入行政、军警行列。总的来说，早期马来人大多数仍然依赖古老原始的生产方式生存。
在建国初期，虽由巫统酝酿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马来社会仍然是稳定的，基于乡村农业经济的保守社会。
一个华社鲜少研究的事实是，马来民族具有典型农村社会对乡土的热爱与归宿感，Tanah Melayu这个名词其实是马来民族热爱乡土的表现。
因此受高深教育者如敦沙列，在被撤除最高法院院长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要移民澳洲，而是要回到家乡退稳田园！
马来人是个建议信奉回教的民族，对许多回教徒来说，宗教不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也是生命的全部。回教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充实了马来民族的精神与感情世界。
虽然说，回教凝集了马来民族的社会观，但是若把回教视为马来社会团结的决定基础，可能不是正确的观点，一来回教教义不强调种族，而是强调信徒和谐为主，二来宗教可成为催化民族团结，但也可成为分化民族的力量。
理由是宗教信仰带来强烈的感应力，但是回教教义与天下其他博大精深的宗教教义一般，可引起许多不同的释义，尤其是加上互相冲突的政治因素存在，宗教反而促成社会性的矛盾导火线。
中东阿拉伯人全是回教徒，又何尝不是处在内乱阶段，伊朗与伊拉克两个回教国发动了一场大战死了100万人口，又如何解释？我们更甭谈国内马来社会巫统与回教党之间水火不相容的局面。
依我看来，马来社会的民族性，除了宗教血缘之外，最重要的是他们习俗（Adat）,鉴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成了他们社会结构的主要基石。
马来传统习俗（Adat）是经过数百年进化而成的不成文条规，作为马来社会调节内部矛盾的主要工具来达到马来社会内部和谐稳定和平的目标。
在马来习俗里面最原始的条规是礼让的精神。
根据首相马哈迪医生在其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中对马来民族性的描述，礼让是马来人有教养的表现。尤其是对马来统治者与马来领袖，礼让是约束自我、尊重对方、保持社会和谐的秘方，被礼让的一方则以礼还礼，任何矛盾的存在，也因为有了互相礼让而能通过妥协洽商来逐步和平解决。
马哈迪医生在书中也进一步分析，这种礼让的表现是不自然的，压迫个人欲望情绪的条规，当然只要这种礼让得到回报，个人的自尊重新受对方肯定，则结果是社会和谐。
但倘若表现有教养的礼让被错认为是马来人懦弱自卑的征象，马来人的礼让不但未受对方礼让的回报，反而自尊受到对方侵略与否定，那么马来人即会进入马来民族双重性格的第二境界—Amok。
要翻译Amok为其他语文是不可能的。我们且以马哈辿医生在《马来人的困境》书中所做的定义，来协助读者的了解：
“Amok是马来人生命中不断压制自我内部挣扎的外在表现。他从教养的枷锁爆开，从理智与律己之中逃脱。所有的约束消失无形。他自由了。责任感也消失了。他与过去切断；将来已不属重要。他仅存现在。一刹那间他不分青红皂白以暴力摧毁一切。”上述针对马来民族性的分析，是马哈迪医生当年以巫华种族关系的观点，来分析五一三暴乱事件的发生，但我们进一步推论,这种分析对马来民族内部的冲突及其后果，其实也是适合引用。
1987年巫统党选之中，AB两组剧烈竞选结果，马哈迪医生以43票微差击退拉沙里，嘉化则以40票差距击败拿督慕沙。
在改选过后，慕沙拉沙里一派也未以公开抗争方式来继续他们的斗争，希望通过党内对话与民主途径来解决权力分配与非法党代表的问题，这是“礼让”的马来习俗之作用。
结果B组人物礼让未被回报，他们的领袖一个个被排挤出内阁、政府及巫统的主流之外，妥协与洽商途径一一被断绝，最终被逼把问题交上法庭，而引爆了司法界一场大劫难。
一旦B组人物被逼上梁山，走投无路时，他们爆发了Amok的火焰，当然它不是以体质的暴力形式，而是以文化决裂的形式体现。礼让妥协不再有效地解决社会内部问题，马来社会习俗内调节和谐的不成文条规已告重写。
过去一年4个月来国内政治激变的种种事件，其实即与马来社会文化决裂的开端，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10年20年前若有人提到巫统会把党内纠纷带上法庭，定会被人家认为不可思议的看法，今日却成为事实。
一个民族习俗的不成文礼节，在解决民族内部纠纷方面，比起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能起更大的作用，就如华人的习俗一般，解决纠纷除了“合法”之外，也要求“合情”与“合理”。马来民族基本上是个东方民族，其思想与华人社会也有此相同之处。但是马来民族习俗不成文的条规一旦在重要的内部冲突上，被否定其传统的功能与地位，一旦礼让有教养的妥协不能再用来调节社会内部的平衡，它即如失去的伊甸园一去再不复返了。
因此，旧巫统与新巫统于两个月内在巴力拉惹州议席展开阵仗对垒之时，马来社会异化两方的文化性决裂已经尖锐化，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了，因此我说：“破镜难圆”。
换言之，巫统与马来社会现在的危机，不仅是人事与领导权的危机，同时也是其民族性格蜕变之中一个历史性的文化危机。
传统的民族团结基石不管用了，因此马来民族在酝酿求变，寻求新的团结方案与目标。
单单从文化观点来探测一个民族社会的变动根源是不足够的，我们也该进一步考虑这个民族的经济生命与生产方式的变迁。
在建国初期，马来社会是个保守、稳定、礼让、基于农村经济结构的社会，它有浩逸的世界观、和谐的社会观。
随着国家独立，马来社会开始受华印社会的经济力量冲击，对其民族社经方面相对的落后酝酿新的政治觉醒，于是巫统应运而生，成为马来群众政治运动的工具，要提高马来民族的社经地位。
新经济政策即是马来民族主义崛起之后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产物。
新经济政策不仅是个经济性质的政策，它是巫统要实践的全面性建国政策，包括国家在教育、语文、文化、工商企业、人力、人口各方面的发展方向。
但是新经济政策双重策略，即重组社会、消灭贫穷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要改革马来社会的生产方式来提高马来人的社经地位。
于是传统马来甘榜简单、小型落后的农村生产方式渐渐地被复杂、中大型、先进的农村企业所取代，整个政府策略其实即是在改造农村传统的经济结构，要把马来社会带入20世纪现代化Macroeconomics的经济主流。
联邦土地发展局到今日迁移了100万个马来农民，到新开发的土地，进行大型园丘种植棕油、树胶的计划便是一个例子。
人民的生产方式一改变了，古老传统的马来甘榜文明与其价值观，受到了外来冲击的威胁。
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便是政府近20年来推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之中积极鼓励“乡村涌入城市”的潮流，到城市进军工商企业界。
在这个过程之中，教育是催化社会改变的最重要因素。国家教育政策强调教育普及乡村，作为马来人民人力训练的主要干柱。
于是20年来一大批马来年轻人受了教育涌入城市寻求更美好的生活，在各大城市里提供了工商企业半熟练与熟练的劳工、文员、或各政府机构的行政人员，产生了新的马来社会的中产阶级。
所以新经济政策推行18年后，马来农村社会面貌改变了，但受过教育的马来青年涌入城市，也改变了城市的文化与经济面貌。
教育不但使马来社会年轻一辈更能分享国家的财富，也提高了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与想望，更扩大了他们的文化视野，使到马来社会传统甘榜文明的崩溃升级。
当然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相冲突的过程中，马来社会一部份人士也求返璞归真，追求精神净化的生活方式，于是回教党也应运而生。巫统与回教党之间的斗争，象征着马来文明另一层次的异化。
话虽如此，马来社会主流仍然是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尤其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年轻一代，对其政治与社会也起了新的要求与想望。
我们不要忘了，我国的政治体系是起源于英国的君主立宪、议会民主的制度。它讲究的是以个人为决策国家命运的单位，通过民主选举、三权分割、以法治国的制度，来体现国家的政治生命。
但传统的马来文明着重的却是以群体（如甘榜或民族）通过礼让洽商、“长老式”领导、以人治国的生活方式！
于是以现代化民主决策方式，改革马来人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改变了马来人的文化前提，进一步地腐蚀了传统甘榜文明的影响力！目前我们观察着的马来民族之政治文化危机，于1970年施行新经济政策之时，早已播下了种子！
“变”是民族生命成长的韵律，保守不变的民族是腐化僵化的民族，有变即有成长的机会！
（16-17/09/1988《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