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大马的繁荣：谁受惠最多?
陈志勤
陈志勤医生：
我们这里有一个由四位杰出经济和财务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今晚在这里参加座谈的有：第一位是丹斯里阿都拉阿育，他是前任国库总监，后来又担任民事服务首脑，也即是首席公务员。他不久前才退休，现在是公共服务仲裁庭主席。第二位是邱菲立先生，邱先生是位前公务员，后来他被聘任马来西亚制造厂商联合会的全职秘书，现在是和发公司的高级经理人员，接下来是莫达淡明教授，他是马来亚大学的农村经济教授。最后一位是迪莱那旦博士，他现任阿拉伯马来西亚发展银行的经济组主任。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
自从独立以来，马来西亚的经济搞得有声有色。这项成就有多少是由于好运气，像50年代初因南北韩战争而出现的树胶好市，又有多少成份是由于政府推行的政策所带来的？我国是否真的可算是成功的自由企业制度的模范？迪莱那旦博士，你愿答覆这个问题吗？
迪莱那旦博士：
我同意好运气在马来西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扮演了一个重大的角色，但是我也认为，马来西亚的经济管理得相当好。我们的物产丰富，有锡、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等，这是天赋的条件。此外，我国地理和气候环境对于发展树胶、油棕、可可也是很有利的条件。开发矿藏和木材等资源是直截了当的，需要很少或根本不需要有甚么特别才能。尽管如此，园丘业的发展和管理却是需要专业研究以及推行一套正确的政策，因为这些工业都需要相当长的孕育期，都有相当长的寿命，它们也要接受变化莫测的市场动力和企业周期循环的考验，况且又面对人造产品的激烈竞争。
我们的一些邻国或者浪掷了它们的天然资源，或者忽略了它们的原产品工业，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基本设施的建设、种植计划、土地垦殖计划等的良好政策，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甚至在工业化这个领域，我们也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我国20%的出口货是来自制造业的。但是，现有的成就还是相当微小的，需要做的事还很多。我们的资源这么丰富，而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的机会又是那么多，政府一方面也大力推行重组社会的各项计划，这包括改革税务政策、公家投资计划、选择性的签分执照安排、限制某些企业领域的投资，以及严格管制私人工商界。凡此种种都使马来西亚经济成为一种混合企业式经济，而不是单纯的自由企业经济。
世界经济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兼市况萧条情势，也引致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缓退了许多，而且很不利的影响到我国经济的短期展望。但是，1980年代的中期和长期展望却还是很好，就像1960年代一样，（那时期的常年经济增长率是6.5%）虽说，已不若1970年代那么光明了（那时期的常年经济增长率是8%。）1980年代开发国内的天然气的宏图虽然预料不会为我国经济带来像石油在1970年代下半期所带来的那种冲力，但是也能使我国经济良好发展的基础已经打稳了，况且我国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能源过剩国家，而国内的主要增长领域，也即是制造工业，也是颇有能力与人争一日之长短。但是，除非我们有更多石油和天然气蕴藏被发现，否则，在1980年代中我们能行差踏错的余地是很少的，而对于工作无效率的容忍程度也会很低，无论如何是比1970年代的情势较紧张。这种情形可能也就产生这样的一种需要：在制订和推行公共政策时，必须对经济发展的需求更为敏感，而且是可能使私人企业界不愿意自发创业、使私人储蓄和投资多所顾忌的那些政策就有需要放宽执行，或甚至加以废除。同时，在某些领域中公共企业机构得寸进尺的排挤掉民间私人企业的现象越来越多，而整个经济领域内并不令人满意的政府干预和控制的情形也日益增加，凡此这些都是必须减少或纠正的。否则的话，我国经济就要面对比以往较低的增长率。
陈志勤医生：
丹斯里阿都拉阿育，你对解除政府对私人企业界的控制这个问题有甚么意见吗？
丹斯里阿都拉阿育：
政府对私人企业界的控制，如果是有个限度的话，是需要的。我同意如果政府没有控制，经济增长可能会更快更大，但是我们应该反躬自问：单纯的增长本身是不是唯一的论事准则？我们必须要有经济增长，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设法消除我国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马来人必须获得机会来追上非马来人。我们必需重组社会，而私人企业界还有很多发展的机会。
陈志勤医生：
我同意如果没有政府控制，国内的土著将永远赶不上非土著。若是这样，他们虽然是占多数的种族，他们将永远在乡下汲水和打柴。政府当然不会容许这样的政策。经济增长不应该成为唯一的准则，消除不均衡现象、重组社会结构和建立一个团结的马来西亚国家，这些都是同样重要的。但是，随着情况的改善，各种限制也应该逐步解除。
陈志勤医生：
我国人口近半数是生活在贫穷水平线下，这个比数常常因原产品价格的升沉而起落，内部政策似乎无能为力。马来西亚繁荣进步，哪些人才是受惠者？莫达淡明教授，请你解答这个问题好吗？
莫达淡明教授：
我们对于国内贫穷情况的统计数字可能有分歧，但是我觉得贫穷现象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很需要我们去担忧的了，因为即使是在持续迅速的经济滋长期间，像过去的20年那样，尤其是70年代，贫穷始终是一项很令人烦恼的问题。政府在第四大马计划中声称，全面的贫穷现象已经从1970年的占全人口50%减少到1980年的30%。我不想涉入关于统计数字的争论，我只想指出，这一类的统计数字是存在着很多弊端的。至于贫穷现象的减少是否拜我国主要出口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之赐这个问题，我认为好运气所扮演的角色是很微小的。我们必须从整个经济的表现如何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大家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为使我国经济多样化而制订出来的政策，自从I960年代初期推动以来，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而到现在已经开花结果，这一点已经反映在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型上，即是从一个过份依赖外在滋长因素（外国对我国原产品的需求）的经济结构变型为一个让非原产品领域（尤其是制造业，商业和劳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作出更大贡献的经济结构。因此我们已经看到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成份已经在1965年到1980年这段时期内从32%下降到22%。以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来说，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趋势，农业在就业总人口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65年的52%削减到1980年的40%,反观制造业和劳务业，其比例在同一时期间则各别增加到26%和35%,如果不是政府推行的政策有成效的话，这么规模庞大的结构上的改变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国经济相当的具有回弹力，尤其是全世界都陷在逐渐加剧的衰退中的目前这个时候，我们自已也是功不可没的。
谈到普遍的“绝对”贫穷是必须加以铲除的。然而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是更为重要的，那就是平均分配入息的问题。一般人民即使能够摆脱“绝对”的贫穷，但是如果是处身在一个入息分配非常不均衡的社会环境里，这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至于说到哪些人从马来西亚的繁荣中受惠最多，无可否认的，国内的中产阶级正在欣欣向荣，声势日益壮大。主要原因是资本和教育所取回的收益最大。劳动所取回的收益却没有増加得那么快，因此贫富之间的鸿沟肯定的阔大了许多。我们可以在街头，在富裕的市郊住宅区和贫困的农乡地区目睹这种征象。贫富的鸿沟在农乡地区之内也存在着。
贫穷的问题在小园丘之间最为普遍，因此我要针对这个业界来谈论。在这个业界中，资源的分配是偏斜的。无可避免的，入息的分配也必然是偏斜的。资源赋予制的结构造成了入息分配非常不均衡。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政府的政策一路来是通过价格的畸变来增加入息，而绝少考虑到资源赋予制结构的重组，尤其是在小农户的土地拥有方面。因为，譬如说在慕达计划区，入息不是依个别农户的能力而增减，而是依他们所控制的土地大小而定。因此，他们所控制的土地越大，他们也就越富裕，他们也就越有储蓄，他们也就能购入更多的资源，最后，他们的事业运作也就能分配到更多的时间。事实上，自从I960年以来，小田地集中化的情况已越来越多，使到贫穷的问题更难克服。在农乡次业界中，我认为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推行资源赋予制的重组，尤其是土地问题。有些人说我国不可能通过立法来进行土地改革，因为这种措施太过剧烈，但是土地改革并不一定要采取一般人所想的那种剧烈的形式，有一些土地改革形式是比较温和的，而且主要是针对增加农地运作面积而发，而不是针对拥有权制度。因此设立一个特别的官署来处理这些事务，应该是行得通的。有些人认为一个适当的形式是成立“土地集散处”(Land Bank),这可能也行得通。总之，在小户佃农次业界，将来的问题重点是在土地和劳作方面。
因此，要减少农乡次业界里的贫穷，就必须采取结构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旁敲侧击式的方案，像价格畸变那样。我们太习惯于依赖价格畸变这种解决办法。譬如说，声称稻米价格补贴可以纠正某些贫穷问题的论点，是可以受到质疑的。我们必须了解，正是这类政策使到农乡次业界中的贫富不均衡现象愈加显著。农乡人民移进城市不无好处，但是也造成了其他问题。这些移居城市的人口原本是农乡人类资源中较富于生产力的分子，他们来到城市之后可以很快的找到职业，他们比较有办法、门路多，他们也较富于冒险精神，他们可能很成功，甚至于把原本的城市居民认为是自己的地盘抢夺过来。鉴于这种向外移民的倾向，就产生了城市居民贫穷的问题。
丹斯里阿都拉阿育：
政府有采取两项措施来解决土地使用期和土地拥有权的问题。第一项是“联邦土地综合和垦殖计划”(Felcra)。它的首要宗旨是统合和垦殖，但是目前他们彷佛已经忘记了“统合”这件事，因为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项计划原本的宗旨是把马来甘榜零零散散的农地合并起来，然后成立小组织或由政府当局接管，重新发展这些农地，但是这件工作却始终没有进行，那些执行这计划的人员后来且完全忘了这件事，他们只是推行“垦殖”的工作，他们在别的土地上种植树胶和油棕，就像“联邦土地发展局”一样。另外一项措施是吉打州的土地分配，它的本意是凡是为地主耕种的佃农，只须付收成的20%给地主，但是这项计划始终没有实施。原因很简单，很多有权势的人都要插上一手。我们又要怎样来纠正这个问题呢？
陈志勤医生：
莫达淡明教援，你刚才说到农乡人口移入城市，把农乡中较有生产力的分子带到城市里来。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它是刻意要把土著从贫穷的农乡领域带进现代行业里来，使他们成为在工业中占一席地的土著。我记得在513惨剧发生后的日子里，我觉得农业可能因此而受损；现在我想政府已经领悟到这种农乡人口移入城市的现象已经带来了种种问题，因此它现在正设法劝服各项工业到农乡地区去开厂。吉兰丹——我前不久访问过吉兰丹州务大臣，他说他将尽力而为；吉兰丹州已经为有意到该州设厂的投资者提供种种奖励办法。
莫达淡明教授：
我同意，但不幸的是，这只是很少数的情形。目前农业入息还是占了家庭平均入息的很大部份。我认为当前迫切的问题是，怎样使农乡工人和城市工人的生产价值差距保持平衡。目前我们面对的双重问题是，一方面很多农地荒废着，另一方面农业人力正在相对的衰落，这当然会使土地所承受的人口压力松弛许多。现在已经有可能推行某种形式的土地统合，以便充分利用全家农耕在比例上的经济条件。现在已经到了实行结构变革的时机。
陈志勤医生：
你是否可以想像到1990年以后，我们在处理经济问题时，不是以种族的分别为根据，而是以他们的需要和不幸为根据，平等的对待所有公民？丹斯里都拉阿育请你解答这个问题好吗？
丹斯里阿都拉阿育：
我试试回答这个问题：在8年之后，即1990年之后，我们是否仍然需要政府为扶助马来人而采取的措施？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政府的支持；从1957年独立以来的25年来，我们虽然一路来都是这么做，但是我觉得马来人的情况还是没有改善。我们还是需要政府的协助，来提高马来人的生活水准，俾同非马来人的生活水准相侔。这是我的看法。
陈志勤医生：
马来人之间也有不均衡的现象，那又如何呢？很多马来人觉得他们的情况并没有改善，他们比从前好不了多少。怎么有了这许多特权，他们却没有受惠？
丹斯里阿都拉阿育：
是怎么个不均衡法？我是相信在马来人之间，是没有真正的不均衡的。这是我国的教育制度有以致之，任何都有机会爬上最高峰。
陈志勤医生：
不幸的是，出身农乡的受过教育的马来人却不回老家去。
丹斯里阿都拉阿育：
我的意思是他们有同样的机会，这就是平等。每个人都受到相同的待遇；你会感到惊奇的是我们政府中大多数的高层人员都是来自农乡地区的。从这角度来说，我们有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所以我不认为马来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均衡现象存在。
莫达淡林教授：
我对这个说法强烈的表示异议。我们的经济一路来都有很高的增长率，我们在70年代相当繁荣兴旺；我认为这种旺市的最大受惠者，都是那些拥有各种资源的人，或是那些跟这些资源有关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个上层阶级马来人的社群出现，这是我还在学校里的时候看不到的现象。我想他们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阶层社群。我们还是不要自欺欺人的说，没有人分享到比别人更多的利益，因为事情很简单，这一套游戏根本就是看你控制多少资源或门路而定，所谓资源就是人的资源（社会门路）。如果你投对胎、天赋厚，你在社会门路方面也会更有办法，你能进较优良的学校或大学，你的一生开头就会很顺利。由於政府刻意推行某种政策的结果，国内的中产阶级正在日益壮大，欣欣向荣,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欣慰的事。当然，上层阶级是有了有目共睹的増加，但是中产阶级的增加也一样的有目共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经济繁荣“成功故事”的“乌云银边”--不幸中有幸的一面。事实上，现在人们要从“贫无立锥”进入中产阶级的边沿是比以前容易得多，如果你刻苦耐劳，你是不难晋入中产阶级的。如果我们看看我国的物质结构面，那些高楼大厦，那些道路和车辆，全都是这个中产阶级的实质体现；我们的出口贸易能力也都是来自这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些人埋怨说我们从海外输入太多的侈奢品，而这个现象正是由於中产阶级日益增加的结果，表现在增加的购买力上。所以我是相信受惠者有改变的。我们现在所听闻到的马来百万富翁远比我在求学时代所听闻到的多，而且无可否认的是，这些人所以能有今日，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使他们能有今日的种种资源和门路。
陈志勤医生：
现在让我们谈一个问题吧。财政部今年必然会动到私人公司和人民个人的荷包。你们认为政府应怎样才能增加岁收而同时削减开销？因为随着今年第三季和最后一季税收的减少，开销也遽然削减许多，并且听说明年也会削减同样多的开销。邱先生，你认为政府应不应该增抽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来增加岁收？
邱菲立：
我的看法是，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况里，提高公司税和所得税率将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事实上，我认为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是催发更大的企业界信心，因为提高税率并不一定意味着够征收到更多税款，这时的影响可能是如此，但是长期来说并不一定如此，因为政府能够取得的税收，简单来说是：税率乘国内的公司单位总数再乘这些公司的平均盈利水平。如果只是变动税率，我们只谈到整个方程式中的一项因素，这种措施有时甚至可能造成其他两项因素的缩减。因为我们必须时时检查“税务基底”，而这“税务基底”是依据经济如何滋长而改变的。另外一点必须注意的是，人们常常把企业公司的营利性质视为是“反社会”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把每家企业公司的生意视为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扮演某种特定的角色，也即是以更具活力的角度来对待这问题。在这种意味上，如果这家企业公司兴旺的话，它也能带动周遭的其他生意兴旺起来，因为，譬如说，为这家企业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的运输公司需要它的生意，供应原料给它的公司需要它的生意，处理它的法律事务的律师馆，绘测师等等全都需要它的生意。因此这是一种很具原动力的关系，因此必须确保所有经济单位兴旺，它们就会带动周遭制造更多财富。有些人总是只看到40%到45%这些税率，但他们没有看到，如果是2万元生意额扩展到3万，这都是你不能抓到的东西，你也不能想像盈利水平将如何。这种人的观念是缺乏原动力的，是不正确的。他们不应该以偏盖全，而必须统览全局。譬如说企业公司赚钱时，盈利的首个45%是给政府抽去。政府没有冒险。其余的盈利一部分被宣布为红利，其余的数目又被拨回公司去，使公司得以扩充，使公司能増雇员工。随着公司的进展，老板或资方就可以给职工更多的报酬。因此，假设你把所有的盈利都拨归政府，你能断言政府可以办理得更有效绩吗？政府有它本身的任务，而这些企业公司在整个社会的范筹里也各有本身的任务。我认为我们应该明确的申明，一家企业公司肯定不是单纯为了它本身的盈利而存在的。一切东西都是在整个体系中不断循环的。
（14-10-1982《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