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配与竞争——兼谈两难问题
缪进新
在我们的生活里，时常会遇到许多两难问题，也就是面对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局面。例如孩子要上中学了，打算送他进独立中学呢还是国民中学？这就是个两难问题。遇到这种局面，做父母的，无论如何都必须在错综复杂的各种考虑因素中权衡利害，作出决定。
另外一个例子，最近中央银行总裁在其常年经济报告书中谈及今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他认为重点分两方面，在国内是稳定物价，对国外是保持出口的竞争能力。从货币学的研究范围来看，这也是个两难问题。要促进出口竞争能力，一般上货币政策的措施是使汇率偏低，指示银行对出口生意要多给方便，降低利率、减轻有关交易费用；这样一来，舶来品会比较贵，货币供应量将会增加，同时由于利率低，人们普遍倾向将是少积蓄多开销，因而产生通货膨胀，物价稳定的局面不可得。这的确是件很难两全其美的问题。所以，中央银行已经先说了：“今年的消费价格指数将会上涨3.6%,经过调整后的通货膨胀率为4.5%,以国际水平来看，这个指数不是很高。”它的潜台词就是“通货膨胀是不可免了，我们将会尽量控制在一个大家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无疑的，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必须权衡利害关系，作出抉择，而作出这种决定以后，其利弊就只好交由实践判断。
从更宽大的尺度上来讨论，在治理国家的艰巨工作里头，也有许多令人争论不休的两难问题。其中一项就是“分配”与“竞争”。分配的目的是追求平等，平等能够消除社会不同组合之间的磨擦；竞争的条件是自由，竞争能够提高效率，推动社会进步。而“自由”和“平等”又是人类历史上以及社会生活中两项极为崇高的理想，有多少人已经为这理想而贡献了一生，甚而捐躯。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自由和平等也是两难的。由于竞争，强者必占优势，从社会中积累了较多财富，因而造成不平等的现象，即使在权利上平等，由于自由竞争，占优势的强者将会更强，必然加剧社会不平等的结构。于是，我们又说要分配了，然而，分配而得之物往往是不劳而获的，因而大大地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同时，分配必然要产生权力，所谓“发配权”是也，这样，又会产生一批不事生产的官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非常不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人类建设社会的实践中出现另一主流，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强调的是平等，因此，分配成为经济政策的重要手段，吃大锅饭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则强调竞争，鼓励市场自由化。今天的局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体上的生产力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等鸿沟。为了继续维持社会的安定性，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必须被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美国已故经济学家，亚瑟•奥肯之名言）的经济政策，而分配也进入社会操作系统，从分发失业金、免费教育、免费医药福利等等措施来调整和缓和因不平等而引起的磨擦。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认识到生产力落后的事实，也在开始鼓励竞争，然而，这个两难问题看来更难处理，因为取消分配制度必须面对官僚系统的既存阻力。也许，从“平等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必须被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为出发点，会比较安全。
在我国，为了制定1990年以后的经济政策而成立的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分配与竞争立刻成为最突出的两难问题。但是，在这里所谈的分配问题却是非经济性的，它是种族性的，因而将一个本来已经够复杂的经济问题变得更复杂。从长远来看，使一个经济问题发生变异，将之政治化、种族化，这将大大的打击国家经济效率。由70年代开始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初期见其利是因为由农村出来的马来同胞投入国家生产行列；中期见其弊是因为马来同胞之间开始出现不平等现象，使得分配更形紧张；末期得其害是个结果。到今天，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不认识清楚呢？
（02-04-1989《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