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华公会75周年纪念史料专辑
双龙讲古
曹盛干、龚秀琴、
林楚莲、林晓萍。
(编按：本文摘录自《南洋商报》1994年4月25日~10月31日柔佛版之“双龙讲古”系列文章。当时《南洋商报》记者访问了
新山华社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拿督郭鹤尧和拿督叶金福，谈古说今，娓娓道出 新山的蜕变。部份内容因己在其他文章中提及，编者就加以删除并稍加整理之。)
帮派观念强界线分明
拿督郭鹤尧原籍中国福建福州，1919年当他四岁时，与其姐随从南洋返乡的父亲乘船南渡。
他表示，刚抵新山时，市中心并没有水电供。全新山只有二百五十间店，每间店和家家户户屋内都有一口井，喝的是井水，夜晚则点煤油灯照明。
当时他们的家族是开杂货店，店名是东升号，专卖米粮杂货生意。那个时候，新山是潮州人的天下，福建人经营杂货生意的，除了他的家族外，另一间是在目前崇侨银行对面交通岛旁的卓合兴号，还有当时最大规模的至川号等。
那时候，帮派观念强，阵线分明，纱玉河左边，即从三环咖啡店到警察局一带，包括兆南街、兆真街和明里南街，是广府人的地盘，另一边的纱玉街、陈旭年街等，是潮州人的天下，界线分明，大家河水不犯井水，更何况人数较少的福建人。
在会党结社根深蒂固的时期，福建人多聚居在新加坡，福建人控制的海山派实力不小，新山则是义兴的地盘，所以，新加坡的福建人多不敢越过海峡，来
新山谋生。
他说，当时他们的杂货店是位于直律街，即现址庄新培大厦处。
他指着前方，继续说，直律街的店屋从“广泰隆”开始，郭家的杂货店是第二间，再到怡泰隆栈房，大约有七间店屋。
目前的郭氏机构建筑物大约建于1919年，一排八间店面，而对街的“万泰”则约建于1921年。
他说，新山市中心惹兰巴剎约有一百一十年历史，而陈旭年街和亚福街到琼州会馆后面四间店屋全属前柔州苏丹依布拉欣所有。
在20年代， 新山码头便设在今日入境关卡处，也即是目前的水闸附近。当时的河水深，从新加坡进入的船都泊在两岸。当时海峡有船只相往来， 而新加坡的码头便设在当时的老山，也即是现今的兀兰新镇。
他指出，新柔长堤未兴建之前，柔新两岸人民是靠渡轮交通，两岸人民乘船过海每趟五分钱，当时乘的是煤炭蒸气船，每趟可容纳一、二百人，船分两层，上层载人，下层载货。
他说，新柔长堤于1924年通车，这条长堤更拉近了两岸人民的距离。
元宵节游花车
揭开历史，将时间拨回20年代，约是1923年，当时 新山的人口不及三千人，市内只有数条道路，罕见车辆踪迹，市民最普通的交通工具便是牛车。
当时，人们都把坐汽车视为“大事”，最令人回味的便是华人农历新年时共乘合租的汽车，结伴环绕市区游车河，同时欣赏坐在开篷车内的美女。
拿督叶金福眉飞色舞地说，那时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少年郎，平日没机会坐汽车，待到农历新年，尤其是元宵节时，便与兄弟表亲等友人“筹资”，每人付一、两毛钱合租汽车，然后便乘车环游
新山市区半小时，他们称之为“游花车”。
他说，当年新山市区只有数条柏油路，即是直律街、黄亚福街、惹兰依布拉欣、明里南街再到惹兰哥达美拉。
教育情况
拿督郭表示，“宽柔”之所以发音为“Foon Yew”，是广东台山的发音。所以，后来有人提议更改“Foon Yew”的名称，但时至今日，他不敢擅自更改“Foon Yew”的名字，因为毕竟“Foon Yew”的来源，与其历史息息相关。
拿督郭回忆说，他在七岁的时候，在宽柔学校接受了两年的华文教育，那时是1922和1923年。当时，整个宽柔学校，学生还不及一百人，那是因为那时候读书风气不盛，而且多数人的生活条件差，孩子往往被迫帮忙家里，而没有送到学校受教育。
拿督郭鹤尧回忆说，在20年代， 新山除了宽柔学校外，还有两间属政府所有的英校，一间为义兴学校；另一间为武吉查拉(Bukit Zarah)学校，其学校建筑物目前仍存在，即在现在的县署后方的山上，皇宫花园范围内。
市区多数是华人
他指出，由于英国政府所施行的政策，将华人、印度人和马来人划分开来，所以，在市区里所见的，多数为华人，而马来人则集中在乡区。至于铁道局，几乎清一色为印度人，从铁道局站长到工人，放眼所见，都是印度人，
新山铁道局就是一个例子。
他说，战前，政府开办的英校仅为小学六年级程度，一直到战后，政府学校，即新山的英文书院，也就是现在的阿武峇卡学院，才有办到八号(初级剑桥文凭)和九号(即高级剑桥文凭)的程度。
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
在20年代， 新山已有一间电影院，那是一家放映无声电影的露天影院，又少新片子，但由于没有其他的娱乐，所以无声电影也一样能吸引到无数的观众。
拿督郭说，那时，在华美餐室对面，有一间“Empire Cinema”电影院，也是当时 新山唯一的一家电影院。说来有趣，那个时代看电影，票价是以布幕后面和前面来收价。如果从布幕后面看电影，收费为每人二分钱，如果从布幕前面观看正面影子的影片，收费为五分钱。
在四十年前，新山只有三间戏院，即纱玉街的百老汇戏院、明里南街的首都戏院和黄亚福街的丽士戏院。其中以百老汇戏院历史最久，还有国泰戏院，是在60年代加入本地的影院行列。不过后来随著录相带的崛起，加以电视节目丰富，电影业到70年代开始式微，上述影院先后成为过去。
时代巨轮“三迁”公市
当拿督郭和拿督叶在懂事时，已经有了老巴剎。
那个时候的老巴剎是在纱玉街，目前的马华大厦地段。当时，老巴剎是建在纱玉河河畔，是一座平房式的建筑物。
当时的纱玉河很热闹，每天都有一些来自新加坡林厝港、蔡厝港的居民，捕捉了鱼虾，用舢舨载来新山巴剎售卖。
纱玉河是新山发展的见证人，除载鱼的舢板外，还有比较大的舯舡从印度尼西亚载地基木或火炭到黄亚福街下货。当时沿河一带大约有五、六间火炭店。
叶金福说，在马华大厦原址的巴剎是卖菜和干粮为主，兴业银行原址处也有巴剎，是鸡巴剎，银行对面的小巴剎则卖猪肉，专卖牛羊巴剎是在目前的海侨餐馆原址。
在新山的不断建设与发展下，加以老巴剎地方狭窄，卫生条件又差，政府为了整顿市容，终于1958年计划拆除。
纱玉街的老巴剎终于搬迁到黄亚福街。黄亚福街的巴剎于1964年建成，并于当年5月14日开幕。
纱玉河的老巴剎从开埠到60年代可说是 新山的市场中心。
纱玉街是闹市中心
在巴剎搬迁之前，新山的巴士车站、德士车站都设于此，更增添了他的热闹气氛，尤其是老巴剎前的纱玉街、杂货店林立，是新山的闹市中心。
在纱玉街老巴剎搬迁后，旧巴剎的原址便出现几幢大厦，包括马华大厦，巫统大厦等。
目前已拆除的旧巴剎原址，在未建巴剎前是劳工局办事处。巴剎未建前，黄亚福街并不热闹。目前的火车站街路口处有一条小溪和纱玉河衔接着，每逢海潮高涨之际，三、五成群的小孩赤着身，在这里戏水或游水。
明里南街地势低，每到年尾高潮时，海潮淹没了明里南街，水深及膝。
到了60年代，当老巴剎和车站搬到黄亚福街以后，纱玉街的人潮开始转移到黄亚福街，不久州经济发展机构又在街尾兴建廿多层高的康大大厦，内有百货公司，从70年代开始，黄亚福街可谓已成为 新山的市中心。
从今年4月1日开始， 新山公市又搬迁至市郊的拉庆和柏龄花园公市。旧公市的原址，将兴建商业及办公大厦。
拿督郭鹤尧追忆说，当年初抵新山时，城内的福州人只有三户人家，且当年的福州人多经营咖啡店。
五百块钱开咖啡店
他说，当时的福州新客，从家乡来到新山，便寄宿在同乡的咖啡店里，平日在店内帮忙，“头家”每月都会发给三几块钱做零用钱，及四毛钱的理发费。每天的三餐都由“头家”提供，待几年后，储蓄了几百块钱，便离开在外自己开咖啡店创业。
当年，只需要有五百块钱就可以开设一间咖啡店(Kopi Tiam)，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因为咖啡、茶、美禄等饮料可以向商家赊账，而购买桌椅等家具只需三、四百块钱。
早期在南洋，不同籍贯的华人，都有其专有的传统行业，例如，海南人和福州人多经营咖啡店，开脚车店的以兴化人为主，其他的生意，如当店、金店多由广府人经营，潮州人开杂货店，客家人卖洋货。不仅是如此，各行业在聘请员工时，也多优先聘用同乡在店中协助或当店员。
新山咖啡店留不住“青春”
根据老前辈指出，从早期经营至今历史最悠久的咖啡店是纱玉街的新悦香、陈旭年街的溢盛和永乐园(前身是张万源)，此外，还有锦洲园(前身是榕南居)、怡芳园(阿海咖啡店)等。
叶金福说，在他的记忆中，最早的咖啡店几乎都是由琼州人所经营，后来福州人的咖啡店便普遍起来。
在4、50年代， 新山的咖啡店多分布在市区的纱玉街、依不拉欣街、陈旭年街，黄亚福街、明里南街、直律街、义兴路和火车站街等处。
洪细锑是咖啡王
有新山“咖啡王”之称的洪细锑是于1933年在十一岁时从中国南来在 新山定居，当时他的父亲洪茂栋在新山已打下巩固的基础。
他说，创立于1925年的榕南居的，其父亲便是店东之一。榕南居是在惹兰彭亨和惹兰依不拉欣交接处，即目前的锦洲园店址。所以，该店迄今至少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
以咖啡女为号召
他说，在4、50年代， 新山的咖啡行业还受到新加坡的影响，有些还以咖啡女来作为号召，以吸引顾客。除了每杯咖啡以较高的价格售卖外，还兼卖瓜子等，醉翁之意不在酒，顾客趋之若骛。
询及为什么目前的鲁马古打十五楼一带，过去是人们熟称的“咖啡园”，在5、60年代，人们一提及咖啡园便联想到红灯区。
他说，在港主时期，即在新山于1855年开埠时期，据说，这里是一片种植咖啡的咖啡园；也有人说，当时，这里的咖啡店都有咖啡女郎当招待，所以有咖啡园之称。咖啡园在两排单层矮屋，门口坐着环肥燕瘦的夜莺在等候顾客上门，不过后来政府禁娼后，这些妓女才转移阵地，到他处去活动。
咖啡屋应运而生
洪细锑从50年代开始便一直担任 新山咖啡商公会要职，他的家族在新山便曾经拥有超过十间咖啡店，所以，很多新山人都比喻他是新山的咖啡王。
在过去，新山咖啡店招牌上只要有个榕字，如榕南亭、榕南居、榕南洲，不但和福州人有关，而且也和洪姓息息相关。
新山的第一家咖啡屋也是洪细悌所创。洪先生所创的第一家咖啡屋就是华都咖啡屋。自华都咖啡屋在1963年启业后， 新山的咖啡屋便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洪先生说，咖啡座是收费比较昂贵，非一般市民的能力所及，所以未受到一般市民的欢迎。
“唐山新客”入境关重重
拿督郭鹤尧告诉我们，战前，即20年代， 新山根本没有现在所谓的移民厅，无论是已在本地居住的人，或从外国来的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我国。
他说，一直到了1920年代，才有华民事务所的设立。从那时候开始，已在我国居住的华人要返回中国，必须通过华民事务所向华民事务司申请黄色册子(贴有申请人照片)，费用为五元，以证明为马来亚住民；而来自中国的华人，则必须申请红色的登岸证，费用同样为五元。
他形容说，黄色证明书就如同居民证，有了黄色证明书证明自己为马来亚住民，在回返了中国后再倒回来马来亚，就方便了许多，不再被视为“新客”，而是本地居民。
凭固本申请登岸证
他说，那时，从中国南来的“唐山新客”，如果通由合法途径，必须先领取固本，然后凭固本申请登岸证，才能够进入我国。
他披露，当时，政府所发予“唐山新客”的固本有限，而且是委任某些客栈代为处理，为此，一些取得“新客”固本代理权的客栈，却以“唐山新客”固本作买卖趁机牟取高利。
提到身份证，许多人或许会误以为战前出生的人根本没有什么身份证；事实上，拿督叶金福告诉我们，于1916年在 新山出生的他，确确实实拥有身份证，即使到了今日，他也还保存着。
拿督叶说，他已经不记得身份证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只知道除了他本身之外，他于1914年出生的哥哥也拥有身份证，至于另外一名于1912年出世的哥哥则没有身份证。
本邦公民权法令至1950年才开始颁布施行，惟华人同胞少数思想陈旧，又不明了当前形势，因此，不愿申请公民权，如果没有公民权，他们的一切权益便没有了保障。当时，有资格申请为公民的华人有廿万人，但是申请者还不到半数，为了未来的前途着想，柔佛州中华总会联合马华公会推动鼓励及协助华人申请联邦公民或州籍民。
拿督他说，到了30年代，当时的护照称为“Johor Passport”(柔佛护照)，处理申请的部门为州秘书处。至于旅新护照，当时根本没有。
居民证印有会馆图章
1948年，本邦暴乱突起， 新山中华公会是10月间受当局的邀请，遂组织华人辅助警察，实行保卫地方安全之任务；联邦政府为维持治安，乃于是年仲秋，颁布紧急法令，未几复施行公民证条例，人民为获得居民证，如排山倒海、争先恐后地每天排长龙前往政府机关办理居民证。
中华公会理事长为方便同胞起见，特向当局建议，由新山五帮会馆分别协助当局办理发给公民证之工作。这项建议终获得政府接受，给公众带来极大之便利。因此，
新山首期华人的居民证，多有附盖新山中华公会或五帮会馆，即广肇会馆、琼州会馆、福建会馆、客家公会和潮州会馆的图章。
潮州人垄断杂货行业
早期的新山，还有一个景象，那就是新山市区的杂货行业几乎是被潮州人所垄断。
在新山经营杂货行业已有五十二年的怡园东主，也是新山京果公会的会长黄作秋在受询时对新山的杂货行业发表谈话时，娓娓地说：“在几十年前，
新山规模最大的杂货商计有广泰隆、郑至川、怡泰隆、广生、陈合兴等，都是由潮州人所经营。”
众所周知，黄泰有、洪松宽、陈合兴和郑至川是早期新山潮州人四大家族。
黄泰有和洪松宽皆来自潮州潮安。他们漂洋过海来到新山后结为知己，两人便在纱玉街老巴剎内合资创办怡泰隆号，经营干粮和杂货生意，生意日隆，是当时
新山最具规模的杂货商店。据说，他们在新山所拥有的店多达四十多间，几乎大多数的街道的角头店都有他们的份儿。
除公市的摊位外，怡泰隆在纱玉街有两间毗连式的店铺，即在目前的吴潮发万字票行处，作为货仓。第三和第四间毗连式的店铺为陈合兴号。
至1935年，他们决定拆股由下一代各自谋发展，而产生广泰隆和怡泰兴。他们都是从《怡泰隆》号的三个字中，取其中两个字，即《X泰隆》与《X泰兴》，以纪念他们创业之不易。
设在巴剎街的广泰隆乃由黄泰有的侄儿振杰所主持，除卖京杂货之外，也是香烟的代理商。振杰除了在新山经营广泰隆号外，也在新加坡和人合营集成号，专营“达玛”烟生意。达玛烟乃点火剂，在当时电流供应还不普遍时期，点火剂因此最受欢迎。
至于由洪松宽的公子祝三和育三所继承的怡泰兴，也分为怡泰兴和怡兴隆，怡泰兴是设在纱玉街和罗米街交界处的角头店，有两间店面，而怡兴隆则设在目前的纱玉街，目前的阿华棵条处。
怡兴隆经营不久便宣告结束，在分家后的怡泰兴规模则比广泰隆逊色，其在纱玉街的招牌还在。
他说，郑至川是由郑两叙所经营，初期生意平平，自从代理红猫牌香烟后，生意蒸蒸日上，每年单在红猫香烟上所赚取的佣金多达三数万元。在战前只要一角钱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所以数万元在当时来说，乃是一个天文数字。除红猫牌外，至川号还代理当时著名的电光牌香烟，广泰隆则代理双黑桃牌香烟，也大受欢迎。
据前新山京果商会负责人黄应雄说，广泰隆、怡泰兴和郑至川在当时的经营方针各有千秋，营业对象和顾客都不同。在早年，纱玉河把新山划分为二，纱玉街一带为潮州人的天下，另一边即黄亚福街和兆南街一带则为广府人的地盘。虽然郑至川也是潮州人，但他的顾客却以广府人为主。他善于用人，店内的伙计都能操流利的广府话，对广府籍的顾客能应付自如。
新山虽有“小汕头”的雅号，不论是旧公市生意和市区的杂货店生意几乎都由潮籍人士所垄断，不过自从港主制度直到战前期间，新山还没有潮籍大地主。
郭鹤尧说，广泰隆的生意在战前是由黄泰有主理，战后则交子侄儿振杰主持大局至退休时为止。到了第三代，其子孙们除部分继承祖业外，有些则在外各自发展；怡泰兴在战后，也随着人事的变迁而结束原来的生意，另谋发展。
老巴剎小商六成姓陈
陈氏在新山是大姓，在新山的老巴剎内陈姓人士最多，巴剎内的小商六成以上姓陈。
前宽柔中学董事长陈燕鸣(六十五岁)说，他的祖父庆祥和叔公迎祥南来后便在 新山创业，经营生意。他们在新山开三间店，分别为春利，春利在黄亚福街，目前的崇侨银行附近；福利号经营京果杂货生意，在海侨茶室旁，最近已经拆除，而财利号则经营天秤生意，各地都有分号。
他说，其祖父等在早年开设的春利专做屠业生意，老巴剎猪肉都是该店所供应。在日治时期，柔佛州长官甚至发出运载猪只准证，准他们的罗里在戒严时间内运载猪只。
日本有预谋发动战争，妓女小贩充当间谍？
在20年代， 新山有四、五间合法的华人妓院，这些拥有当局发出执照的合法妓院位于新山明里南街和交接的兆南街一带。
郭老指出，新山的妓院事实上并不仅是这几家。除了明里南街和兆南街外，仁癸路的一排店屋(俗称咖啡园)也有“暗坑”(即娼寮)，另外，在直律街和翁固本一带也有一些由日本人经营的娼寮，不过，这些娼寮都是非法的。
拿督郭告诉我们，他从中国南来时，新山已有五、六家日本妓院，后来又陆续开了几家，多数是集中在直律街和翁固本一带，总数大约有整十家，每家妓院大概有二、三名娼妓。
他说，这些日本妓院多数设在楼上，而楼下则卖药，如日本膏药，杀虫剂之类的药物或日本玩具。
拿督郭告诉我们，其实除了妓院外，日本人也在本地经营其他生意，如小贩、锡矿、园丘等等，可以说得上是“深入民间”。
他指出，当年，柔佛州可以说得上是最多日本人园丘的州属，日本人不但在哥打丁宜拥有大规模的锡矿，在居銮也拥有二千多英亩的园丘，甚至在东南镇区的柔河、古来、士乃，也都拥有非常大土地面积的园丘，其中古来有四、五千英亩，士乃有三、四千英亩。而居銮由日本人所拥有的“热带”园丘，后来由马华收购了过去。
拿督叶也说，目前世界闻名的“三菱”，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也是在峇株巴辖开始起家，当年，他们在峇株拥有大片园丘。
怀疑做生意只是掩饰
他们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日本军队顺利入侵，甚至对于本地较偏僻的路线也显得非常熟悉，人们纷纷开始怀疑日本人早年在本地做生意，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暗地里是在进行间谍话动，收集本地情报，做生意只是一种掩饰的手法。
拿督郭说，在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入侵马来西亚之前，经有大批的日本人到新山经营小贩生意，这些日本小贩有经营红豆冰、豆沙糕和冰条者。
另外还有专卖日本产品的日常用品店，每件货品卖价一律五分钱，识货的人往往买到的都物有所值。
他说，当时，这些日本小贩都会一些基本的马来话，所以本地人在向他们购买东西时，并不会有太大的语言障碍。
他表示，一直到日本人入侵新山后，这些日本小贩一时之间突然全不见踪影，所以后来有人怀疑这些日本小贩是奸细，当小贩只为要掩护其真正身份，甚至连妓院内的鸨母也是有特别任务。
一名在新山出生，现在已有六十多岁的老新山黄君说，他记得1935年他念宽柔三年级的时候，宽柔小学就在直律街，当时他只有八岁。当时，这条街就有四、五间日本妓院。
他说这些日本青楼女子都受过高深教育，相信有不少都是大学生，战后他才恍然大悟，大家相信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前，便利用工人、妓女充当间谍获取情报。
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引发抵制日货行动
日本人南来东南亚，是从十四、十五世纪开始，一直到1914年为止，小商人的数目并不多，他们的经济基础也很薄弱。日本小商人在十九世纪进入马来亚的市场时，华人的经济活动范围已遍及许多大城市和乡区，不论是中小的买办或零售生意，都由华人所主持。所以日本人初来时，不得不依靠华商，来推销他们的商品。
到了1914年，当欧洲战乱时，欧美国家由于倾全力于欧洲战事，所以便削减输出商品到东南亚，这时日商便削价求销，此举不但可以改善本国的经济，而且扩大日本对马来亚的贸易。
在日本政府的协助下，日商在马来亚，不但加强了他们对华商竞争力，而且他们更向种植业和矿业进行投资。他们也更进一步地深入乡区，直接进行零售，与华商竞争。
当日本商人的生意越做越大时，华商开始感到已受到日本商人的经济威胁。在另一方面，日本商人受到他们国家政府的支持与协助，必然受到日本政府的控制，在经济上不得不配合到他们的国家政策。这种现象到了30年代当日本侵略中国时期更加显著。为了应付战争，日本国内大量生产军需品，东南亚各地的日本商人被要求供应日本所需的战略物资，来援助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
海外华人抵制日货
由于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开始萌芽；所以，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每一个事件后，海外华人都进行抵制日货，甚至示威，以声援中国国内的抗日运动。七七芦沟桥事变，使双方的对抗更趋白热化。
到了1938年马新爱国侨领组织南侨总会后，抗日援中的行动和抵制日货的力量更加强大，再加上世界不景气的影响，使日商受到双重的打击。
日本政府在这种情形下，开始利用它驻在东南亚的领事馆人员，间接或暗中指挥对抗华侨的活动。他们逐渐取消华侨的日货代理权，又雇用私会党进行破坏和造谣，如向示威游行的队伍掷石头，以图制造混乱，他们甚至利用亲日份子混入华人团体中，挑拨离间华人之间的关系，使华侨放弃支持蒋介石的立场。
谭显炎是著名女作家尤今的令尊，他说，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中日的对抗趋白热化，一名罗姓的朋友自中国返马，告知日本人如何的残暴杀害中国人，他同时也带回整百张图片，他于是在这一年参加秘密的抗敌后，中日的对抗趋白热化，一名罗姓的朋友自中国返马，告知日本人如何的残暴杀害中国人，他同时也带回整百张图片，他于是在这一年参加秘密的抗敌后拯会，并配合爱国侨领所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展开了抗日援中的行动。日货受重重打击
“由于抗敌后拯会是一个秘密组织，殖民地政府视为不合法的组织，所以他们不能让筹赈会那么地公开展开卖花、义踏、义剪地筹款与宣传工作和抵制日货等工作。不过，在这股反日的浪潮推动下，马来亚的这种经济制裁行动，使日货受到重重的打击。”
他说，两年后，即1940年初，他在家人的许可下，和多名热血青年，从新加坡乘船到越南，再从越南搭火车到云南，花了很多天的时间才抵达重庆。
他说，当时中国大部份地区都受到日本侵略，中央政府才迁都至重庆。当时新、马很多抗日领袖都到了重庆，为抗日工作参加义务的服务工作。还有不少青年返国则当卡车驾驶员。
他说，他在重庆获中央军校，参加了两年的军训，便加入了136部队，在联军的安排下，从印度潜回马来亚，进入森林，经历了两年三个月的敌后抗战生活。
136部队是在1943年1月开始，由设在印度的英国经济作战部马来亚支部和中国政府合作，并由中国精选谍报人员，在印度训练。这支部队于43年5月开始被分批派来马来亚。第一批队员抵达马来亚后，先在邦咯岛进行活动，并和抗日军联系，同时提供日军情报。联军本决定在45年9月9日反攻，可是由于日军在8月15日投降，所以这项军事行动便宣告取消。
柔佛州华侨总会是在1937年10月30日成立马来亚柔佛区华侨劝捐自由公债分会，后易名为柔佛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办事处设于
新山明里南街门牌35号楼上，而开会地点则轮流在各地举行。新山区筹赈会则设在树胶商会，各股份工合作，总务主任风雨不改，每日准时到办事处。该会除了在各地展开劝捐、献金、卖花卖物、宣传外，也展开抵制劣货运动。抵制是中国在数十年以来屡次受侵略之国耻事件中，为国人作为对抗的一种手段。所以，海外侨胞也无形中各自实行抵制，不买日本货。但各地民众鉴于漫无组织，抵制未能普遍，且防范丧生病狂投机取利之奸商从中作弊，欺骗大众，于是纷纷请由各分支会领导组织国货研究处，分研究与调查股。研究股份杂货、京果、装饰品、布疋、玩具等组。该股负责审核货品是否有鱼目混珠，以利华侨购采。
调查股则调查卖劣品的奸商，一有发现，便劝他捐款以示悔过。
在抵制之下，单柔佛州，敌国的商品已减少了廿入万名顾客，虽然缺乏准确之数据，但也可以从中看到抵制行动所产生之效。
妇女参与筹赈工作
妇女界也积极参与这项筹赈的工作，其工作也和支会相同，主要工作有月捐、宣传、卖花、义卖等。各地妇女部都定期举行义卖，一个月或一个星期举行一次，成绩宏伟。
新山的筹赈会下设廿一处，即新山市、陈厝港、古来、士乃、振林山、东山、吗西、郑厝港、水塘廿二碑、南益黄梨园、士姑来路六哩、水塘十六及十九碑，万孚、大山坡、士年纳、地南、新邦路、中林港和甘拔士等。
日军南侵‧新山沦陷
拿督郭鹤尧也是其中一位经历日本战争的老者，与郭老谈起日军南侵、新山沦陷、日军统治新山的历史，郭老并没有忘记这个跨越半个世纪时空的日战往事，他娓娓地说道：“我还记得，我是最后一个离开
新山的，那一天是1942年1月30日，那时候， 新山市区已经没有半个人影，就如一座死城，寂静一片。”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在欧洲爆发，而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发动南太平洋战争，当时血气方刚的拿督郭鹤尧便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由政府发起的医药救伤队，年轻有为的拿督郭当时还被选为第二救伤队的队长。
所以，在新山沦陷的前一天，身为救伤队队长的拿督郭就负责把五辆救伤车送往淡杯精神病院后，方自行疏散。
谈到新山沦陷的情况时，拿督郭数算着日子说：“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战争开始，至到1942年1月31日 新山沦陷的五十二天内，新山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剧烈的轰炸事件。”
谈到救伤车的工作时，郭老说，他所属的第二队救伤队共有廿四个华人队员，是当时的华侨公所会长黄树芬响应政府的号召，呼吁华裔青年成立的一支救伤队，是义务志愿性质的救伤队伍。
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发动南太平洋战争，日军便直叩马来亚的大门。在12月8日当天，日本军队首先向马来亚的吉兰丹海岸进攻，太平洋战争就这样开始爆发，向来安宁的马来半岛便第一次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中。日军以他们最精锐的军队，至少有十五万名大军进攻马来亚。而英军节节败退，日军于1942年1月11日攻入吉隆坡，英军在1月30日夜晚撤退到新加坡。
英军撤退炸长堤
1月30日，英军殿后部队于清晨五时全部从
新山撤退，经过柔新长堤，最后一人踏上新加坡后，便发出几声地雷巨响，长堤的吊桥被炸毁了，当时是1942年1月31日上午8时15分。
1月31日， 新山顿时变成了一个死城，街道死寂，市民躲到屋里或逃到郊外避难。
日军浩浩荡荡开到新山，在临海的一座高楼上升起日本国旗，从此新山市民就开始三年八个月暗无天日的日子。
英军撤退到新加坡的武吉知马，便从彼岸开炮射击日军，结果新山市区数处被炮弹击毁。华英戏院(华美茶餐室前)、东方茶室、华侨银行及阿福街一排店屋均受到英军炮弹击毁，政府大厦的天窗也被击毁。
日军攻占新山后，便设临时办事处在皇宫内，日本宪兵总部则设在前劳工部(目前 新山敦阿都拉萨大厦毗邻的停车场)。
日军占领新山之日，便砍了一个人头放在纱玉街一间电油站(现时国大党大厦处)示众，并进行大事屠杀。
日治时代的新山人口稀稀落落，不及七、八千人。郭老说，当时因为米粮缺乏，很多新山人都疏散搬迁到古来、士乃等所谓“山顶”的郊区生活， 以能靠务农糊口，力求自力更生。
他披露，在日军侵入新山之前，新山人口有三、四万人。
他说：“ 日治时代的生活，根本是不正常的生活，很多人都靠啃番薯过日子。”
谈到日治时代的米粮分配，郭老说：“日治时代，米可真宝贵，要吃米还要得到米粮证，一个月才准到米店买米一次。”
他指出，日治时代，首一年，成人一个月可以分到十二两米，小孩可分到六两米，到了日治时代的第二、三年，一个月还分不到四两米。
“那时候，一家人几口就共同用一个面粉袋到米店买米，一家人一个月还分配不到三分之一米袋的米。”
他说，其实在日治的时代，日军根本没有运来任何米粮，当时米粮非常缺乏，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子完全依靠英国政府留下的万多吨的米。
回忆起日治时代的凄惨往事，他说：“在那时候，除了米和地瓜外，还有一种由日军本身引进的粮食，叫“TAI”(取音)。形状类似芝麻，而且最易栽种，撒种种植，不及一个月就可以收成。
他说，日治时代，在日本机构打工的人，就能分配到一块红布；并可以戴在手臂上。
“别轻看这片小小的红布，它就如护身符，免被日军欺负。”
日治时代，日本政府也鼓励人民学习日文、日语，所以在当年就设在新山中华公会的华侨协会有开办日文班，并得到政府每个月补贴数十元的费用。
拿督郭指出，当时去上课的学生都有分到一张学生卡，这张学生卡又如“护身符”，当日军搜身时，又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免挨打。
拿督郭当时也有去参加日语班，不过，他说：“当时大家不是有心真正要学习日语，不及三个月，学生就一个接一个消失，最后也就关闭。”
郭老说，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通过广播电台宣布日本投降，虽然如此，本地的日本军却不愿意接受投降的事实，一直拖到8月尾，才无可奈何的接受现实。
20年代穷人坐不起马车，人力车是百姓交通
拿督郭鹤尧告诉我们，在20年代初期， 新山的交通普遍上还是以人力车为主，另外还有载客马车。
他说，那时候，人力车是一般老百姓的主要交通工具；至于载客马车由于收费较贵，只有那些家境较过得去的人才乘搭。
他形容说，那时载客马车的车箱已经有蓬盖，两边有矮门供人们上下车，车厢同时可容纳四名乘客。
他说，当时的载客马车全新山大约有七、八辆，全是马来人所经营。这些载客马车大多数是停在翁固本熟食小贩中心(现为德士站)等候载客。
他表示，那时的新山的街道，寥寥可数。市区范围仅是从现在的义兴路至中央医院，士姑来路一英哩再过去就没有路了，而载客马车所走的范围，就只是
新山市区。
马车是富人交通
拿督叶说，当时根本还没有火车站路和敦阿都拉萨路，即使是目前的美轮大厦和马婆金融现址也全都是沼泽地。
拿督郭表示，虽然当时载客马车的收费虽然不算高，几毛钱可坐上整英哩的路程，但与人力车相比较，就显得贵得多，譬如同样路程，人力车收费五分，载客马车的收费则要五角。大概到了30年代，载客马车渐渐被淘汰， 新山才出现了以人力发动引擎的汽车。
他指出，最初的人力发动引擎汽车，其轮子还是木制的哩！至于轮胎则为实心树胶轮胎，不必打气的那种。
他回忆说，在20年代，除了苏丹外， 新山第一位拥有私人汽车的人应该是大园主李嘉顺的一名娶日本太太的儿子。李氏当年在翁固本，即印度庙对面经营“德顺”罗里运输公司，拥有好几辆儿运输罗里。
蚊子巴士
他说，不久后，慢慢的又出现了当时俗称Mosquito Bus的公共载客巴士，这种巴士，就如同现在的客货车，乘客是由后门上下车，所以后门处有个小梯级。乘客位子在两边，互相面对面，一边可坐四人。乘客一坐下来，彼此几乎膝盖碰膝盖，如果面对面的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准是撞个正着。
他说，Mosquito Bus当时并没有一定的行走路线，好像蚊子那样随处飞，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有蚊子巴士的称号。一直到了1925年有了新柔长堤后，“蚊子巴士”的服务才延伸至新加坡。
他说，从新山乘坐“蚊子巴士”到新加坡梧槽路，虽然收费只是区区的一角五分，而德士则收费三角；但是乘坐“蚊子巴士”耗时长达两个小时，而德士只是四十五分钟左右。
他表示，由于“蚊子巴士”收费便宜，所以乘坐的人不乏其数。至于人力车，一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淘汰。